第39章 论孔子

1.你提的，“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悌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之间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问题在于，在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要另起炉灶，弄出一个代替周天王的天王，或者像管仲那样，兴起一个把天王变成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或者干脆鲁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肸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当鲁司寇后杀少正卯，隳三都，无非是想削平三桓（鲁的公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先尊公室，然后强鲁称霸。周游列国，到处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2.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化了。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凄凄遑遑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比一下。

他有许多十分庸俗的话，“学而优则仕”，“耕馁，学禄”之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政体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辞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代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的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接物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

4.还有一个小问题。四书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

5.我还发一个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像样）。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地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6.“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历来的评论家，都把孔老二的“爱有差等”、“能近取比”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姑不说父亲揭发儿子的隐私，儿子揭发父亲的隐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这个前提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那儿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其实，唯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现在天天在嚷嚷的“集体主义”才算找到了根据。若以家庭为出发，向外推，推到天下国家，一旦忠孝不能两全，你取舍据何标准？而且，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现在的人，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然而评孔的人，却很少评到这一条，也许因为要痛斥“忠君”，又有点投鼠忌器之故。

7.你的两篇东西并非思想批判，而是人物评传的性质。孔子这个偶像应该打倒，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评传似乎也有点这种倾向。这两份评传，机智隽永，比“时论”深刻多了。但是我不免有点因其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这是难免的，因为你手头的书太少，比如“春秋三传”，是理解孔子思想体系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你手头并无此书，关于孔的身世言行，大体只能根据《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论语》之类的注解，所写只能是随笔。从随笔开头，当然会一步一步深入下去。

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对此我也有我的辩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曾经慷慨陈词，西方人打到东方去结果还是要滚蛋，这诚然是历史事实。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带领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国的西班牙边境，东面打到匈牙利的边境，到底这个第三世界还是在发源于“航海、商业、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前面比下去了。可不能忘掉“内因论”啊！

1974年4月14日16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