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文子如晋（文公十五年）齐人赦单伯归子叔姬（文公十五年）
“左传背景”
文公十四年，齐国爆发内乱，刚刚即位的舍被公子商人杀害了。舍的母亲子叔姬也就岌岌可危了。而子叔姬是鲁国嫁到齐国的女子，所以鲁国人很想保全子叔姬。鲁国人于是想借助周王的恩宠来劝说齐国人释放子叔姬。于是就有单伯去齐国求情，但是齐国不但不放子叔姬，还一并扣留了单伯。
文公十五年，鲁国的季文子前往晋国，请求晋国出面救助单伯和子叔姬。齐国人于是先后释放了单伯和子叔姬。
东莱先生是就《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关于这件事记载的异同展开辨析。按照《左传》的意思，单伯是为了救助子叔姬而被楚国扣留，单伯是周朝的卿大夫，特意帮助鲁国向齐国求情的。但按照《公羊传》、《谷梁传》的意思，单伯是因为在齐国和子叔姬有私情而被扣留了，而且单伯是鲁国人。东莱先生根据《春秋》经书的体例，认为单伯被称为“伯”，只能是指周朝的卿大夫，不可能是鲁国人。这样《公羊传》、《谷梁传》两家的论点就有漏洞了。
“原文”
前人未决之讼，后人之责也；前儒未判之疑，后儒之责也。吏职官府，儒职简牍。官府有枉，简牍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属之吏；辨异世之枉者，属之儒。人虽有去有来，然同一官府也；事虽有久有近，然同一简牍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时，而却其讼。儒者亦岂以非己之时，置其疑而不辨哉？
“译文”
以前的人没有断定的诉讼，就成了后人的责任；以前的学者没有判定的疑问，就成了后来学者的责任。官吏的职责是在官府，学者的职责是在书本。官府有冤枉，书本也有冤枉。辨别今世的冤枉，这是属于官吏的责任；辨别前世的冤枉，这是属于学者的责任。人虽然有去有来，但官府还是这个官府；事情虽然有久有近，但书本还是同样的书本。官吏不能认为不是自己任期里的事就推却诉讼。学者难道能因为不是自己时代的事就把疑惑放到一边而不辨别吗？
“原文”
单伯为鲁请子叔姬于齐，左氏无异辞。公羊、谷梁两家以为，单伯淫于叔姬，是以见执。从左氏耶？则单伯无毫发之愆。从公、谷耶？则单伯有邱山之恶。此千载未断之狱，待后儒之阅实[1]也。吾请以经为律，以传为案，以同时之人为左验，平反而昭雪之。今诉人之罪者，所诉之牒，其氏族爵位乡土犹不能知，则弗待讯鞫[2]而知其为诬。单伯，实周臣，而公、谷乃以为鲁之大夫。周、鲁之辨且复倒置，尚未辨其为何国人，则所言之罪岂足信乎？吾非据左氏而指单伯为周臣也。公、谷方与左氏讼，左氏之言虽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单伯而为周臣者，盖以经知之，非以左氏知之。
“注释”
[1]阅实：核实。
[2]讯鞫：审讯。
“译文”
单伯为鲁国请求齐国释放子叔姬，左丘明没有异议。公羊和谷梁这两家认为单伯和子叔姬通奸，所以被人扣留了。依从左丘明吗？那么单伯没有丝毫的过错。听从公羊和谷梁的吗？那么单伯就有山一样厚重的罪恶了。这是千秋都没有断案的诉讼，等待后世的学者来核实。请让我用《春秋》经作为准则，把经传作为案件，将同时代的人作为辅助的证据，来替它平反并使之大白于世。现在如果诉讼他的罪责，所诉讼的状子，对他的姓氏爵位和籍贯尚且不知道，那么不等审问就知道是诬告了。单伯实际上是周朝的臣子，但是公羊和谷梁却认为是鲁国的大夫。对于是周朝还是鲁国的辨别都颠倒了，还没有辨别出他是哪国人，那么所说的罪行可信吗？我不是依据左氏来认定单伯是周朝的臣子。当公羊、谷梁和左丘明争讼之时，左丘明的话即使有理，怎么能折服这两家的嘴呢？我之所以认为单伯是周朝的臣子，是从《春秋》经书里知道的，不是从左丘明那里知道的。
“原文”
畿内诸侯[1]，见于经者多矣。祭伯之来[2]，凡伯之伐[3]，毛伯之锡命[4]，召伯之会葬[5]，考其书法，与单伯无少异。公、谷何所据而以彼为周，以此为鲁乎？自周之外，经未有书诸侯之臣为“伯”者。粗举内大夫以明之。翚、挟、柔、溺、豹、婼、意如[6]之类，不氏而名者也。叔孙得臣、仲孙何忌之类，兼氏而名者也。公子庆父、公弟叔肸之类，配亲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谊之类，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不书名者，独“季子来归[7]”一语而已。曷尝开内大夫不名，而书“伯”者乎？公、谷之诬瞭然矣。政使如公、谷之说，以单伯为鲁大夫，则圣经不名而书“伯”，亦当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讨乱之略，有托孤之忠，以身为一国之安危[8]，故《春秋》不名以贵之。
“注释”
[1]畿内诸侯：周朝直辖范围内及其附近的诸侯国。
[2]祭伯之来：见隐公元年。
[3]凡伯之伐：见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4]毛伯之锡命：见文公元年。
[5]召伯之会葬：见文公五年。
[6]翚、挟、柔、溺、豹、婼、意如：都是鲁国卿大夫的名。下面的叔孙得臣、仲孙何忌之类、公子庆父、公弟叔肸、仲遂、叔老、叔弓、叔谊等均是鲁国的卿大夫，他们在《春秋》的称名方式不一。
[7]季子来归：季子即季友，他由于庆父作乱出逃鲁国后又回到鲁国。见闵公元年。
[8]有讨乱之略，有托孤之忠，以身为一国之安危：指季友接受庄公临死时的托付，辅佐子般，后子般被庆父杀害，扶立闵公，闵公二年庆父又把闵公杀了。最后季友扶立僖公，把庆父除掉了。季友对鲁国有很大的功劳，《春秋》称他为“季子”，尊敬他才如此称呼。
“译文”
周朝邦畿内的诸侯，出现在经书上的很多。祭伯来鲁国，凡伯的被讨伐，毛伯赐命鲁公，召伯来鲁国会藏，考察其中书写的准则，和单伯没有什么差别。公羊和谷梁根据什么认为他们是周臣而单伯是鲁国臣子呢？周朝的臣子之外，经书上没有书写过诸侯的臣子是“伯”的。粗略地列举鲁国国内的大夫来说明。像翚、挟、柔、溺、豹、婼、意如等人，是没有书写姓氏而直接书写名字的。叔孙得臣、仲孙何忌等人，是兼姓氏和名字而书写的。公子庆父、公弟叔肸等人，是配合着亲属关系而写名字的。仲遂、叔老、叔弓、叔谊等人，是配合着“仲、叔”而写名字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不书写名字的，只有“季子来归”这一句话而已。何曾开启了鲁国国内的大夫不书写名字，而书写“伯”的先例呢？公羊和谷梁是诬蔑的，这是很明显的。如果真的按公羊、谷梁的说法，认为单伯是鲁国的大夫，那么神圣的《春秋》经书不书写名字而书写“伯”，也应当和季子之与季友这样，有讨伐祸乱的谋略，有接受托孤的忠诚，自身承担了国家的安危，所以《春秋》不称呼他的名字是为了尊敬他。
“原文”
若单伯果鲁大夫，圣经不名而书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负淫齐之罪乎？负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则何以为孔子？何以为《春秋》？孔子是则公、谷非，孔子非，则公、谷是，持二说以诘二家，虽秦、仪、代、厉[1]，亦未必能置对也。左公、谷[2]者曰：“单伯之列于经，自请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会鄄[3]，不绝于简。至请叔姬之后，则载于策者，有单子而无单伯，庸讵知书伯者非鲁，书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随其时。如滕前侯而后子，不闻其有两滕也；杞前伯而后子，不闻其有两杞也，是何足以病吾说执？
“注释”
[1]秦、仪、代、厉：指苏秦和张仪、苏代、苏厉，他们都是战国时的纵横家，善于游说。
[2]左公、谷：帮助公羊和谷梁。左，通“佐”，帮助。
[3]如逆王姬，如伐宋，如会鄄：逆王姬，当是送王姬。以上是《春秋》经书中提到单伯的地方：“单伯送王姬”，见庄公元年。“单伯会伐宋”，见庄公十三年。“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见庄公十四年。
“译文”
如果单伯果真是鲁国的大夫，神圣的经书《春秋》不书写名字而书写“伯”的，必定是有大功大善，超过了季友的功劳，怎么反而会背负通奸的罪名呢？背负着很大罪名，却得到了很美的褒奖，那怎么称得上是孔子？怎么称得上是《春秋》？孔子是对的，那么公羊和谷梁就是错的；如果孔子是错的，那么公羊和谷梁就是对的，拿这两种说法来诘问这两家，即使是苏秦和张仪、苏代、苏厉，也未必能做出应对。帮助公羊和谷梁的人说：“单伯被列在经书上，是在请求释放叔姬之前，如单伯送王姬，如单伯伐宋国，如单伯会盟鄄地，不断出现在经书上。到了请求释放叔姬之后，那么记载在简策上的，有单子而没有单伯，怎么知道书写的‘伯’不是指鲁国人，书写的‘子’不是指周朝人呢？”回答是：爵位有升降，随着时间而变。如滕开始是侯爵后来是子爵，没有听说有两个滕国；杞开始是伯爵后来是子爵，没有听说有两个杞国，这怎么能够动摇我坚持的论点呢？
“原文”
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胜数？单伯之事，特牛一毛，仓一粟[1]耳。浩浩尘编[2]，子能尽发而细辨之乎？”曰：人无故负冤，更百世而莫能雪，后之人又以为琐屑而不足问，是终天地而无伸眉[3]之日矣。推是心以莅官临政，则揽山积之文书，对麇至之黎庶[4]，必将厌其丛脞[5]，漫不复经意。抑不知我视之甚微，彼视之甚重；我视之甚缓，彼视之甚急。亦何爱顷刻之劳，而使彼赍[6]没身之恨乎？肄于塾，听于府，执笔之际，皆不可不思。
“注释”
[1]牛一毛，仓一粟：同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2]浩浩尘编：指众多的古书。浩浩，多貌。尘编，古书。
[3]伸眉：同“扬眉”，这里指不平得到伸展。
[4]麇（qún）至之黎庶：指一群群地到来的老百姓。麇，同群。黎庶，百姓。
[5]丛脞：细碎，繁琐。
[6]赍（jī）：获得。
“译文”
有的人又说：“以前古代所没有分辨的冤枉和正直，怎么数得过来呢？单伯的事情，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而已。面对无尽的古书，你能全部都揭示出来而细细辨别吗？”回答是：人家无辜地受到冤枉，经历了一百代都不能洗刷，后人又认为很琐屑而不值得过问，这是永远都没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了。把这种心理转移到为官从政上，那么收到如山丘一样的文书，面对着一群群老百姓，必定会厌恶这些繁琐细碎，变得散漫而不再留意了。却不知道我认为很细微的，他们却看得很重；我认为不要紧的，他们却看得很紧急。为什么要吝惜片刻的劳累，而使他们获得终身的遗恨呢？在私塾里学习，在官府里听讼，拿笔的时候，都不能不想一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