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是北京的金秋，是个收获的季节。1949年人民“收获”了共和国，并为此而每年礼庆。1976年的10月又将迎来什么，是凶是吉，人们都在暗中期盼。
自然，“四人帮”并不知道这是他们覆灭的月份，但政治势力的剑拔弩张他们无疑是感觉到了。他们正在加速夺取最高权力的步骤。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他要新华社记者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照、办公照，洗印114张，并从27张8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像，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改。摄影师问他过去为什么不照，而现在照？他说准备追悼会用。
10月3日，“四人帮”从9月底开始，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
这一天，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十分明显地影射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这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她站在几株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要摄影师给她拍照。这个一向穿着讲究颇有演员气质的女人，今天却甩掉围巾，换下洋装，穿上中山装，一本正经地连照了17张标准像。而后又兴致勃勃地到北海仿膳用餐，一面吃，一面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一天深夜，迟群等人催促清华大学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派上用场。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帮派文章，多次重复“‘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向篡夺最高领导权发出信号。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从9月16日起便在各报显著位置抛出了黑体字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大造舆论。从这一天开始，姚文元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或口头指示新华社，强调反复宣传，“不要怕重复”，规定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于是各种报刊像连珠炮似的发表文章，大吹大擂，至9月30日止，仅6种主要报刊就登载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种专文不下230多篇，占全部发表悼念毛主席的报道和文章的59%。许多报纸把“按既定方针办”用作通栏大标题，有的把它当作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有的为此登了大幅宣传画……为了让人明白其中含义，报刊特别用醒目标题解释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总之，“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文革”的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意愿办。
华国锋察觉了“四人帮”的这一阴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3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而，这一“删”，像刀剐在“四人帮”的心上。他们经过紧急筹划，由张春桥出面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张春桥在文件上批道：“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亲自出马找迟群、谢静宜，面授机宜，从经典里找根据，编造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说了外国的不过瘾，又编造出中国的，说刘邦死后，吕后如何坚持了刘邦的“既定方针”。这个意图说得太明白了：毛主席死后当然应该由他的夫人来办理一切了。
10月4日，“梁效”文痞们按照张春桥、江青的旨意，炮制出了上述《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长文。
这篇文章使华国锋震惊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文中说的“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要准备“20次、30次的路线斗争”，又是斗谁？从另一方面说，也是这篇文章坚定了华国锋收拾“四人帮”的决心。
在“四人帮”的老巢上海，他们控制下的武装力量正在聚集、涌动。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被拘留后书面交代：
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个市委常委。
到了1976年10月7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什么都感到很突然。
10月7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10月7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10月7日晚上，王秀珍到了北京以后和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10月7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10月8日的大清早，李文静（张春桥妻子）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当时肖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说法：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他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转引自叶永烈：《王洪文传》，人民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