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旧历龙年，这一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饱受了失去3位共和国领袖的巨大痛苦，也欣喜地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痛快，可以说，这是大悲大喜的一年，是历史巨变的一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一个多小时之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全部赶到中南海“游泳池”被称为“202”的会客厅。
会议接近尾声时，中途退出借口回去为主席净身穿衣的江青披头散发地奔了进来。她一进门就声嘶力竭地喊起来：“要追查，一定要追查！”
政治局委员们被这突然的叫声惊呆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江青要追查什么事。江青不顾一切地仍在又嚎又叫：“主席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那张死亡报告是假的！这是有人搞阴谋、搞暗害，主席死得不明不白呀！这事一定要查清！”
在场的人们顿时明白了，江青为何而闹。特别是汪东兴显得很激动，他从椅子上呼地站起来，伸手一指，大声说：“你，你讲这话有什么根据？”
江青依然是平时的傲慢：“我当然有根据，我刚才发现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胸前还有一块黑斑，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她扫了一眼在座的人，一甩头：“都去看嘛！”
汪东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一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和保卫，政治局成员中只有他能随便出入“游泳池”，随时接近毛泽东；只有他最了解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也只有他在毛泽东病危时一直守候在身边。江青的这些话一出口显然是对着他的，如果这其中有什么闪失，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也是罪孽深重的。闻听此言，他岂能不急？再说，他坚信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
汪东兴知道任凭自己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其他人也和他一样，都把目光转向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国的许多事件中，需要权威的裁定，而多数情况下职务决定权威。
华国锋似乎觉得这不是一句话能裁定的，有几分钟没有说话，他要看看事实。他缓缓起身，走进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内室，不一会儿，他走了回来，用他一贯沉稳的声音说：“我刚才仔细看过了，也问了医生同志，主席的死亡报告是准确的，你讲的那些情况，和主席的死因没有关系。”
江青顿时急了：“什么，没有关系？那主席为什么脸上发青？嘴发紫？身上有血痕？”
华国锋对江青的态度很不满意，于是提高声音说：“这是遗体的正常变化，这一点全部在场的医生都可以证明。如果真有甚差错，由我负责好了。”
汪东兴松了一口气，可江青不服气，还要争辩，被张春桥摆手制止：“算了算了，现在大家都很难过，也很紧张，你就不要再为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纠缠不休了，要相信中央，相信医疗小组的同志。”
在座的委员们也都点头称是。
关于华国锋，他的发展历程是这样的：
华国锋是1952年春天来到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主持县委工作的，这个任职对于他的以后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只有初中文化，17岁参加革命而且有了17年的农村工作经验的华国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领地委办公室秘书，到农村调查研究，并亲手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3篇文章。文章在指导思想上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向，同时又散发着湘潭的泥土气息和亲情，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与关注。华国锋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毛泽东记住的人一般都不会再忘掉，不管是与他有恩或有仇。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华国锋的介绍再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个老实人。”还开了句玩笑：“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七届六中全会后，华国锋调到湖南省委担任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
毛泽东亲自选编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了湖南6篇典型材料，其中5篇选自华国锋任职的湘潭地区，其中3篇由毛泽东亲自写了重要按语。
1959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的一年。6月下旬，毛泽东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湖南长沙。他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做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在毛泽东父母遗像前，毛泽东百感交集含着热泪对一直陪伴他的华国锋动情地说：“他们不应该死的。如果他们在今天得这样的病，他们不会死的。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他们尽管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毛泽东的父亲毛舜生52岁死于伤寒，母亲文氏52岁时死于肺结核。
是夜，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回韶山》。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问题”涉及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张平化接任周小舟的同时，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都要把华国锋召到身边，听取他的汇报，给予指导和培养。毛泽东是否那时就选定了华国锋不得而知，但多次说华是讲老实话的人。
毛泽东在北京亲自总结表彰并树立了“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华国锋则在湖南亲自总结推广了岳阳县毛田区“可贵的革命干劲”，把毛田区搞成了全国仅次于大寨的农业典型。后来毛泽东乘车途经岳阳，对前来迎候的华国锋说，他想去毛田看看。从岳阳去毛田，近100公里，还有几十公里不能坐汽车，华国锋十分遗憾地说明了这一情况，毛泽东风趣地说：“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后来还是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劝阻。
1965年，华国锋调集10万民工，亲自任工程总指挥，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修建了全干渠长达240公里的韶山灌区工程，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新造农田6800亩。1966年10月，华国锋离开长沙，到湖南欧阳海灌区，担任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长。
1967年7月21日，华国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上京参加由中央文革组织的湖南两派“谈判”。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1日，华国锋出席党的“九大”，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1967年7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飞机场1970年1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是自“文革”经过砸烂后成立的全国第一个新省委。因此，华国锋是“文革”期间中央任命的第一名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对4年里领导欧阳海灌区全面竣工的华国锋十分赞赏，在湖南视察时，特别向华国锋讲起了灌区拦腰截断的春陵江的典故。毛泽东说：“相传，春陵是古代的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这一带一直为人民做好事，后代人为了纪念他，把这条河改名为春陵江。”
1971年，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可以说是党政军大权都有。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斯诺时，专门谈到华国锋：“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的人。”
斯诺回去以后写了他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49岁的华国锋因此引起了国外的较多注意。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8月27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后的一周内，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尖锐地谈到了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而这一星期内，华国锋始终陪伴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在湖南省委大院一侧的“九所”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陪同人员心事重重地说了“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且，毛泽东还坚持要站起来，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9月2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做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这两首歌的决定。很快，这两首歌从湖南唱到了全国。
1972年，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继任了刚刚病逝的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3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十大的召开。
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会议上，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在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重新上台被认为是“刮翻案风”而失去权力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点名批判，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同时，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仅次于毛泽东主席的职位。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之后，在粉碎“四人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华国锋被推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是很自然的。尽管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他即将告别人生之际，在“四人帮”一伙权势极大、大有舍我其谁味道之时，毛泽东没有屈从他们的意愿，而是选择了在全国威望仍不很高的华国锋，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亲笔给华国锋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有感”了许久。在当时的环境中，从毛泽东身后走到前台来的华国锋，只能依靠那些久经考验的“老臣”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以及他认为比较可靠的汪东兴、张耀祠等毛泽东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