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周总理“保护名单”的，毕竟只是少数极有影响的人士。其他的原国民党将领，特别是被俘后又被特赦的人员，在这种非正常时期，其处境可想而知。有幸的是，他们同样得到周恩来的特殊关照。
“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政协领导为了不使文史专员们卷入，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班，在家自行组织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文章。”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9时至11时学习半天，4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漆以仿宋字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这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四旧”。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这些红卫兵总算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于难。最使杜难过的是，那张与周恩来在颐和园的合影被拿走了。红卫兵临走，还在院子里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三条“勒令”：一、自动减少工资；二、不准请保姆；三、打扫胡同的清洁卫生。这些文史专员们觉得这些条件并不为过，马上写了一张表示接受的大字报。第二天中午，来了3个带照相机的红卫兵，把杜聿明等叫出来，要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从这天开始，每天天不亮，这几个老者就开始哗哗地扫街。
住在别处的文史专员们无事可干，便主动承担了政协机关的清洁卫生工作。每日除了打扫楼道和厕所以外，还给庭院里的果树浇水施肥，拔除花圃里的杂草。当时政协的大部分老干部，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就剩下一些文史专员，就给他们运送行李和家具。
虽然他们都自觉地组织起来劳动，但每月工资还是由原来的100元降至70元。
在这些日子里，杜聿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整天都蹲在家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很少发表议论，也不听外面传播的小道消息，只是看书学习，好像外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郑庭笈问他今后会怎么样时，杜总是说：“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周恩来知道了杜聿明等人的处境，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关于此事，在近20年后的《团结报》上，有文章专门做了披露，文中所说的北京前厂胡同×号，即杜、宋、郑、唐住的院子：
9月6日那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上午10点多，沈醉拎着黑塑料提包快手快脚跨进了前厂胡同×号院。他按顺序先进了郑庭笈家，然后到杜聿明、唐生明家，最后进宋希濂家。由于“文革”之火越烧越旺，政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对他们这些特赦人员（包括起义人士）也划清了“界限”，多数人是不接触、不说话，少数人是冷眼相待或怒目而视，敢打招呼的（大半在私下无第三者时）当然也是少数。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除了机关找他们劳动或有事，都不愿出门，也不愿意到机关找没趣，甚至领工资的差事也请沈醉代劳。沈醉在年岁上是他们的小老弟，身体好，胆子大，历来乐于跑腿、串门、帮助人。老大哥们还没张口，沈醉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他说，冷言冷语由他一个人去应承，何必每个人都去机关惹麻烦呢。老大哥们知道沈醉的脾性，便没有推辞，全拜托于他了。这一天他一进宋希濂的屋子，便同刚刚进郑、杜、唐三家一样，劈头就说：
“二位哥嫂，有新鲜事奉告。”
“什么事？看你的模样像是报喜，不像是报忧。”宋希濂笑着说。
“是报喜。”沈醉坐下，接过宋希濂递给他的香烟，继续说：“今天一上班，我在财务科领工资。打开工资袋一看，仍然是原数，一分也没有扣。我问为什么。答曰接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补发。这上级又是谁呢？财务科不说，我也不便问。我一直在想，如今政协和统战部的领导都自顾不暇，还能过问我们的事？再说就是过问了，‘革命群众’听不听也是问题。”
“你分析得有理。”宋希濂说，“现在这种情况，仍惦记着我们，说了话还算数的，不会是一般的上级。”
那么，谁在关心着他们呢？正当沈醉、宋希濂默默抽烟时，唐生明推门进来了，杜聿明和郑庭笈跟在唐的后边。他们都露出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唐生明十分激动而肯定地说：
“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都沉默了。他们的内心在翻滚，眼眶很快潮湿……
更使他们难忘的是，这年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1966年，给予这种待遇，的确不容易。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果然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了。1969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的确是周恩来亲自指示的。
顺便说一下，即使在那动乱的岁月，在周恩来指导下的特赦工作也没有停止。“文革”开始前夕的1966年4月16日，政府特赦了战犯57名；到周恩来去世前的1975年3月19日，政府特赦了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战犯293人（其中除3名伪满及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外，国民党战犯共290人），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在“文革”近十年的时间，周恩来，这位以最大能力保护受冲击者、抢救过无数人政治生命的共和国总理，已经耗尽了体力。就像一棵庇护人世的参天大树，抗击着风暴雷霆，而自己受伤了，倒下了。1976年1月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带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所有爱他甚至不理解他的人的眷恋和种种遗憾，悄然离去了。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半点个人奢望，世界反而永远地铭记他；他的无私使他不朽，他的博大，使他永生。
消息传到前厂胡同×号院，那些尚在人间的被保护对象们，多数已经不能像当年周总理那样去向死者告别了。他们只能看报，只能听广播，只能悄悄做朵白花，或者戴上黑纱，眼泪代替了一切语言。这个院里的人们，好像一下都老了。
杜聿明不出门，时常呆坐着。他回忆着当年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作为一位革命家，鼓吹革命，慷慨激昂，评论时事，剀切详明，学生无不钦佩；而作为一位政治教官，对学生又是循循善诱，有如春风化雨，令人感到无比温暖。自己在特赦后，多次亲承教诲。总理不计前愆，与人为善，一再谆谆训诲，感人肺腑。就在不远的1973年5月，周恩来还组织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宋希濂等到广州黄埔岛，省视母校旧址，启迪他们发扬黄埔时期的革命精神。杜聿明一生也算是饱览世间冷暖，交往者如云，而他觉得只有周恩来在他所有的师长中，坚持革命，奋斗终生，一尘不染，正直不阿。他是少数几个有资格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原国民党将领。当他站在静卧于苍松翠柏中的周恩来面前，看他再也不像从前，老远就笑吟吟地喊“光亭先生”或“杜将军”时，杜聿明心如刀割，不能自已，涕泪滂沱……
杨伯涛则在家含着热泪写哀悼周总理的长诗。他在回忆沧桑一生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十年浩劫中，是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保护了我们。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党，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我们决心和党同舟共济，建设国家。”
话语朴实无华，却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周恩来给我们和上一代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像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的：“时至今日，我仍为他而哭泣。其他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我都不曾哀悼得如此长久。”这是怎样一种感人的力量？我想，有幸与周恩来交往过的国民党将领，他们的感受自然更深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