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策发生了根本积极的变化。在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来了。这几年全国各地包括农村生产组织在内，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指出，不改革开发，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首先是人们观念的变化。政治成份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弱。人们逐渐不再是比较谁更穷，谁是贫农，而是开始比较谁家通过联产承包努力后生活条件更好，社会上开始敲锣打鼓地鼓励“万元户”。同时，国家层面开始倡导计划生育。全国各地的横幅，农村的墙上，写满了“只生一个好”、“发展是硬道理”等标语。人们开始关注生产和经济发展。
其次是计划生育的展开。虽然国家倡导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但在农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没有人只会生一个。刘天臣夫妇在女儿刘玲两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儿子刘鹏。同样，张天凤夫妇也在儿子张小军两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女儿张小叶。张小叶的出生，罚款人民币三百元。在当时，三百元可以买一头强壮的骡子。一头骡子是农民财产的半壁江山。
第三是人民开始想办法搞小商品经济挣钱了。张天凤的邻居、张木胜的同族哥哥张木祥，比张木胜大五岁，开始在村里收鸡蛋，一个鸡蛋八分钱，第一天收好，第二天凌晨两点半起来，就向蒲城县挑着一副扁担步行，步行四十里，早早到了小商贩聚集的地方，等待天亮，天亮后，一毛一个，现金交易。当时用票购买鸡蛋大概八九毛钱，但得到供销社。农民们自发的供应和县城人用票购买相比，稍微便宜一点点，一斤鸡蛋大概7个，从农民这买相当于七毛钱，比用票到供销社购买便宜差不多一两毛钱。一个鸡蛋两分钱利润，每天差不多近两百个鸡蛋，差不多三块多钱，一个月就九十块钱，当时我国城镇职工年度平均工资还不到八百块钱。城乡收入差别本身很大，但这每天近两百个鸡蛋，正在悄悄改变供求结构。同时期的安徽，有个人卖瓜子，就有人举报，商量要不要杀。总设计师说：不杀，允许群众致富。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个下午，刘天臣领着七岁的女儿刘玲和五岁的儿子刘鹏，从刘家村走到卤泊滩散步。刘天臣和孩子们边走边玩。
“玲玲，你长大想干什么？”刘天臣问刘玲。
“我想当老师。我们学校赵老师对我们可好了。”刘玲说的赵老师，是学前班的民办代课老师赵爱玲。赵爱玲的父亲是樊家村的书记，赵爱玲高中毕业后，就当民办教师教书了。
“鹏鹏，你长大想干什么？”刘天臣问刘鹏。
“当解放军。”刘鹏举着手里的玩具枪，嘴里“砰砰”的配音，对着茫茫的滩地划拉着。
同年同月的一周后，孝通初中举行“六一儿童节”表演比赛，代表孝东村小学学前班的张小军留着口水，在孝通初中的操场上背诵“啊喔呃易屋育……”，一边背诵，一边口水把借来穿的显得特别宽大不合身的白衬衫流湿了一条印子。张小军的表演连同口水，获得了掌声，大人们争相鼓掌，欢笑成快乐的海洋。
但是，大人们的世界随着条件变化发生着本质的变化。刘天臣本身就是能人，联产承包后，日子很快就过在了上风头，家庭关系相处和睦。王菊花也是勤俭持家的过日子人。家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其乐融融。张天凤家的情况就不同了。本来当时婚姻就是冲着政治身份去的，现在改革了，联产承包到户了，不讲贫农身份了，这时丈夫张木胜能力弱的缺点就上升为婚姻关系的主要矛盾了，三天两头有事没事地，张天凤都要表达她的不满。她曾经多次闹离婚。每次闹离婚到娘家，张仲成和王菊香都劝女儿张天凤，不要离婚。王菊香常常对张天凤说：
“好娃哩！妈是离乡人，在陕西没娘家，把你嫁人嫁到跟前，就希望将来对妈有个照顾。再说了，你不看到妈的情面上，你想想你的两个娃，小军娃和小叶娃，没妈的娃多可怜！”
张仲成不说话，但他态度鲜明反对离婚。他是在西安城干过大事的人，读过书。当时的婚姻是看重对方的政治成份，现在社会条件变了，不讲成份了，就离婚，不厚道。这就是张仲成内心的简单的诚信逻辑。做生意，做人，做事，道理是相通的。张仲成少年读书，中年发达，发达时期供他的六弟、七弟、八弟念书，还供自己的大老婆的长子读书。六弟、七弟念书没念成，后来娶媳妇，炕上的毛毯家私，都是张仲成购置的。八弟念书成功，后来到库尔勒市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张仲成和大老婆所生的长子张天顺，延安大学毕业后在陕北当过中学公办教师，文化革命开始后和父亲张仲成断绝了父子关系，后来到西北农林大学担任大学教师，退休后居住在杨凌。由于中年对家庭的贡献，六弟、七弟等都很尊敬张仲成。张仲成排行老三，是他们的三哥。他们见了三哥，如见父亲般尊敬。因为这个哥哥尽了许多父亲当尽的义务。
张天凤还是听从了娘家父母的建议，没有离婚。但是，她心里感觉张木胜没本事，经常破口大骂：
“看你怂本事没有！看人家黑娃、对娃、志娃多能行！跟你简直是眼瞎了！”
但骂人的时候，张天凤根本不提当年自己同意这婚姻的动机。当年就是看上贫农主任家的成份了，作为地主子女想在人面前抬起头了。现在情况变了，不说了。
为了维持家庭，在新的环境下支撑门庭，张天凤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督促儿子张小军念书。二是督促丈夫张木胜不断外出打工，维持家用。
从儿子张小军六七岁开始，张天凤就经常的对儿子说：
“好娃哩！你看你达没怂球本事，家里光景过的不如人，周围人都看笑话哩。你得好好念书，要争口气，改变改变这面貌！”
同时张天凤不断督促丈夫张木胜外出揽工。张木胜人笨，学木匠学不会，学泥水匠学不会，只能当出力气的土工。夏天天热的时候，张天凤对丈夫说：
“木胜，你去到府华村的砖窑出砖去！娃九月开学要缴学费！”
木胜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着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从家里出发，去府华村砖窑。孝通街道到府华村就三里地，骑自行车很快就到。这是贫农主任的儿子，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后，已经失去了农业社时候的身份优势，变成为了养活家庭和子女的搬砖工。渭北高原的夏季七八月份，天气极为闷热，木胜赤裸着上身，脖子上搭着一条破烂的毛巾，穿着一条满是被热砖火星弄的都是破洞洞的短裤，一双破旧的布鞋，用架子车出砖。每天天黑，木胜骑着破自行车回家，全身都是砖窑渣滓。他是个笨到不会偷懒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可怜的父亲满身疲惫地回到家中，他的儿子张小军眼里都充满了泪水。他想：我太小了，我长大了，一定不要再让亲爱的父亲到砖窑这样搬砖了，太恓惶了，太让人心疼了！
张木胜中等偏矮，清瘦，一生只能做土工。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他老实干了一辈子！府华村承包砖窑的老板陈栓虎看到木胜老实卖力，每天都要多干，心里过不去，就改革了算账方式，从一天8块钱改成按出砖数量核算，一架子车装满一毛钱。陈栓虎对在秦家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妻子杨腊梅说：
“你看东街这木胜哥，干活太老实了，我心里都看不下去，我改了算工资方式，不想对不起这老哥人！”
杨腊梅说：
“对着哩。木胜哥就是老实，小时候他曾经被送到我娘家佛殿村隔壁的人家，几个月就又送回西街了，说是太笨了。”
每到冬天，张天凤就对丈夫说：
“木胜，过了寒假娃上学报名要钱哩！你到北滩里去出芒硝！”
渭北高原的冬天，刮风的时候寒冷异常。这风像乌鲁木齐的风，吹在脸上刺痛。张木胜和孝东村的王百锁一起，各骑上各自破旧的自行车，就往北滩里去。冬天天短，两人出去是个伴。所谓的北滩，就是孝通街道向北五公里的卤阳湖西段，就是卤泊滩。出芒硝，就是去当苦力，挣点辛苦钱。两人的娃大小差不多，王百锁的女儿王倩铃和木胜的儿子小军同岁。
木胜和王百锁两人说话，都有些口吃。王百锁一边出芒硝，一边给木胜说：
“木、木、木胜哥，你、你、你比我强哩！”
木胜一边出芒硝，一边说：
“咋哩？”木胜说两个字的时候，很少能表现出口吃。
“你、你有儿子，我没有！”王百锁边干边说。王百锁两个女儿，大女儿倩铃和小军同岁，小女儿倩丽和小叶同岁。
承包芒硝厂负责生产供应的，正是刘家村的能人刘天臣。刘天臣一般巡视工作，检查苦工们是否偷懒的时候，都戴个墨镜，穿个黄大军衣，还有新疆流行的大头窝窝（棉鞋），俨然一个芒硝厂的厂长和县里企业的领导派头。
有一次刘天臣检查完毕，没走多远，王百锁就跟张木胜说：
“就、就、就木胜哥！人家刘、刘、刘厂长和咱就、就、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
木胜一边劳动，一边跟百锁说：
“话多的很！”木胜有时说四个字，也不口吃，说多了就表现出来了。
“刘、刘、刘厂长的女子，都、都、都说念书念的好、好、好得很！”百锁继续说。
“得、得我军娃念、念书也好！”木胜边干活边说，显然对比较子女念书，他不服气。
张木胜一生都没叫过儿子张小军的全名，一生只叫小名军娃。直到多年后木胜咽气去世，一直如此。
其实生活也未必像王百锁想的那么糟糕。多年后女儿王倩铃招了一个女婿王海军，会开车，会修车，日子过的好着哩。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张天凤逐渐成了这个家庭的领导和主事者。是人生磨练了生活，还是生活锻炼了人生？随着两个娃的慢慢长大，和公公婆婆以及娘家父母的逐渐变老，张天凤逐渐放弃了离婚的念头，转为如何维持和撑起这样一个艰难的家庭。
这就是生活。它没有按我们预想的脚本，而是按它自身的发展，随机地前行着。木胜和百锁两个人干到太阳落山，就收工了。寒冷的冬天太阳下山后，芒硝滩地上发出逼人的寒意，仿佛带冰的弓箭从地底射出，让人感觉阵阵的恐惧。两人穿上破棉衣，带上厚厚而破旧的**帽，把下巴的帽盖系起来，带上棉手套，骑上他们各自那破败得摇摇欲坠的自行车，从寒冷逼人的白茫茫的卤泊滩，返回孝通街道。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是农民中没有手艺的苦力者。在常人看来，他们笨，以至于笨到都不会偷懒。但他们恰恰是最可爱的人的群体之一。他们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劳作在最艰苦、报酬最低的渭北高原各种苦力场上。他们没有偷抢，没有骗，走的端行的正，形成了社会稳定和整个社会阶层金字塔最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是伟岸的山，是家庭的支撑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