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们闻讯赶到，六娃大爷的尸体已经被人从水瓮边抬回到炕上了。大人们正在拆门板。还有人已经调好面糊，将白纸裁开，往一截柳木棒上一层一层地裹。六娃大大没时间去哭，正在翻箱倒柜，寻找六娃大爷的寿衣，她艰难地将上身从柜子里抽出来，手里便多了一个包袱。院里乱糟糟的，有人和泥，有人扎草，砌灶台用的石头已从外面的河沟里搬回来了。趁大人们忙碌，我们悄悄进了厨房。六娃大爷是自己寻死的，他临死前吃了四个炒鸡蛋，喝了几盅烧酒，吃了一袋烟，然后把平时坐的那个凳子放到水缸前，站上去，将头栽到水缸里。此时水缸边的那个凳子还在，但已被蹬翻，似乎能看到他挣扎过的痕迹。二林胆大，也把头伸到水缸里，水满满地晃荡，二林说，里面有金黄的炒鸡蛋。
六娃大爷已经穿戴整齐，被抬到门板上，麻缠住双手，合举在胸前，脸上盖了一张黄表纸，纸太小，他腮边巨大的肉瘤还在外面吊着，大人们试图将那个肉瘤掩进去，但总是没办法，每次将它藏到六娃大爷的衣领下，那个肉瘤还是会晃晃悠悠掉出来。
来妮大爷说，嫂子，都安顿好了，你哭吧。
六娃大大不答，却反问，给闺女们捎话了？
来妮大爷说，捎了。
六娃大大垂下眼神说，米面都在厨房瓮子里，白洋布和红只在炕上包袱里，都交给你了。
来妮大爷点点头，放心吧，嫂子。
六娃大大从小布衫的斜襟里抽出一块手巾，坐到炕沿边上，把腿盘起来，拖长声腔哭了起来。她平日里做针线靠着的柏木棺材此时已被抬到院子里，村里的海槐正拿笔在上面描画，六娃大大的背后显得空荡荡的。
六娃大爷虽然是寻短见死的，但他毕竟也六十好几了，算喜丧，来祭悼的人也不少。家里放了五天，热热闹闹送出村去，埋到干草坡的蒿草里了。他的两个闺女披麻戴孝，哭得比六娃大大痛，六娃大大脸色平寡，对闺女们说，你们该哭，他是为你们死的。两个闺女更卖力地哭起来。
据说六娃大爷死的那天，跟六娃大大说，趁现在还能动弹，想个法子死吧，要是不能动了，咱连个儿子也没有，谁伺候呀？六娃大大还对他翻白眼，说，我现在就伺候你呢，你怎不死？说完下炕到外面去了。
在外面她跟人说东家道西家瞎叨歇，等天渐暗下来，地里的人陆陆续续回村，才往家走。她不大愿意待在家里，人家都是人欢马叫的，只有她回了家面对一个咳嗽得惊天动地、面色通红艰难喘气的人。更多的时间里，六娃大爷都在埋怨六娃大大，说她上辈子没做好事，教自己这辈子绝后了。六娃大大心里虽然气得七窍生烟，但也不敢反驳。这话题从年轻时候就被六娃大爷反反复复念叨，像一个伤口，结了痂又撕开，流了一辈子血了，最后就缩成六娃大爷腮边的肉瘤，全村人都看到了。在外面跟人说话，六娃大大心里还好受些，一回家，她又觉得胸口堵了块石头。她叹口气，迈进厨房准备捅火做饭。邻家听到了她震耳欲聋的惊叫声，直戳上空，又四处扩散。
人们并不把死亡当作忌讳去遮掩和逃避，即便七八岁的孩子，都敢拿性命来打赌。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死亡就跟每日度过的白天黑夜般寻常，人生下，会长大；长大，会老；老了，会死；死了，会转世投胎。这种生生不息的循环，造就了人世的长久。当然，有些人并不老也会死。就像人活着，需要选择走路的姿势、端坐的姿势、待人接物的姿势一样，更多的人在漫长时光中挥霍自己的微笑和泪水，并用一次次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等待死亡到来，有人勇敢地选择设计好的、独特的姿势，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提前进入死的洞穴。他们在冗长的时间里思忖确定自己死去的时间、地点、方法。来妮大爷他爹很早就跟来妮大爷说过，他要死在秋天，最好是八、九月里，庄稼也熟透了，人们也闲在，地刨起来是暄的，雨也少。来妮大爷三岁上没了娘，是爹将他带大的。他腿瘸，他爹从不让他担水。年轻时，他爹用五斗粮食给他说过个媳妇，后来那五斗粮食给退回来了，来妮大爷便一辈子没成家。他爹是瘦黑脸，山羊胡子，成天穿着油光光的黑衣黑裤，拄着拐杖跨过我家的门槛，站在地上叫我祖母嫂子。来妮大爷偶尔也会在祖母面前抱怨他爹，说那个老不死的，早先也不接济给我找个媳妇，等他死了，我可怎么办呀。祖母就安慰说不要急，你还年轻呢。
来妮大爷他爹先上了回洞顶，洞顶上的草长得高，他用拐杖拨开它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洞顶边上，探头看看自家的院子，安安静静的，平平展展的，角门里的果树上结满红的、青的果子，他看到扁担挂在角门旁边，看见砸炭锤子待在煤场边的石头上。那时我们一群小孩正好跳墙进到他家的院子里，他在洞顶上看到我们摘果子，哼也没哼。倒是禾苗偶尔抬头，吓得拉上我们就跑。他不知道我们看到他在洞顶上的样子是多么高大，多么遥远，寡蓝寡蓝的天幕下，一个凝固的黑身子，微风摇摆着他稀疏的毛发。他跟我祖母说起过这回事，说那时他看到自家院子舍不得跳了。祖母笑呵呵地说，跳什么呀，等着阎王爷来叫吧。他说，我现在老透了，做什么都力不从心了，再过一半年，就得让人伺候，嫂子你也看见了，来妮是个瘸子，他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还得照顾我。祖母说，你要死了，来妮谁管呀。他说，我也顾不上他了，不拖累他就得了。
后来他又拄着拐杖去过泉子沟，在泉边坐了好几个时辰才回来。他说他看到水那么清，他一跳下去，全村人的水就毁了，是要遭人骂的。他说他看见狼了，一只母狼带着一群小狼，那些小狼可亲嘞，毛突突的，肉嘟嘟的。他说这些的时候，祖母递给他一袋烟，他压了压火星。人老了，就不怕疼了。祖母说，你不要想这些了，到之处说之处吧。他说，到哪里也是祸害。
第二年秋天，来妮大爷在饲养处喂牲口，晚上就不回来住了。有一天早上回家，看到门框上打着个绳结，推门，门里似乎有个东西抵着呢，他就喊，爹，给我开门。没人应。他又喊，连喊了六七声，他觉得有些诡异，心跳得厉害，似乎要蹦出来了。用力推开门，先看到他爹的足和足下的凳子，然后，看见他爹吊在门框上，垂着头，舌头伸得老长，已经咽气多时了。炕上，摆放着他死后要穿的衣物，还有打发他需要的一切，白布，纸帛，香烛，棺木里的也干干净净的。来妮大爷就哭了。
打发完他爹，来妮大爷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说，我爹是念着家的。他把所有自己和爹的衣服都洗了，水淋淋地挂在树杈上，端着碗到我家，跟我祖母说，婶子，我爹怎么不把我生成个女的呢，那样，我也就不惧这做饭洗衣的罪了。
在村里，老者们精明而从容地应对着即将要到来的死。但大部分人不能提前知晓死亡时间——自己的和他人的。当他们不再选择突然死去的方式后，会用逐渐老着的、枯朽着的外形，和逐渐清明，逐渐觉知，逐渐开朗的心态来承认和接应死的光顾。我的祖母在她刚守寡时就做好了她的寿衣，那时她不过三十多岁。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随着祖父的去世而消失了，于是，用一夏天时间，预备好过世要穿的衣物和用品，然后用一块崭新的白布，将它们整齐地包在竖柜底部。那些渐渐褪色的花纹和布匹，宛如时间悄悄走过的痕迹。在村里，像祖母这样提前预备后世用品的人层出不穷。元和他妈的装裹衣从三十几岁开始做，到现在六十多岁，都做过七八身了，祖母瘪嘴说，那老婆不知足，烧钱哩。我问，那么多衣服她怎么穿呀？祖母说，能穿多少就穿多少吧，穿不下，放在棺材里也算穿走了。好多人，连木棺都备好了，没油刷的木棺就放在炕沿边上，他就睡在它旁边，做梦，打呼噜，偶尔想象自己将来睡在棺椁里的样子。更多的时候，木棺里装满金色的玉米粒，在暗淡的窑洞里，散发出带着光泽的暖意。这些人随时准备着走的姿势，却并不敷衍日子。这种庄重恳切的心愿，使村里人对死亡的恐惧减少，相反，更多的倒是对于仪式的向往。
肉体的截止，将所有的生命个体都划分在同一条线上，贫富、贵贱，你、我，都消弭殆尽。相似的庄重仪式，以及相似的直笔笔躺在门板上的姿势，都让死亡充满神圣。
我还记得来妮大爷他爹出殡的时候，作为村亲的禾苗头上戴着孝帽，腰里缠着孝带的情形。在灵棚下，她绷紧小脸，但一旦出了街门，就喜气洋洋。那样的装扮使她突然俏丽起来。白色，在我们幼小年龄里不可能注入穿着的颜色，在这里呈现出一种纯洁而庄严的意味。我们围着禾苗，试图在她的姿态中发现使她改变的那种微妙的东西。后来，田园羡慕得目光都要滴出水来了，拉着禾苗说，我戴戴你的帽子好不好？禾苗刚开始不愿意，后来田园说，我给你炒豆子吃。禾苗便应了。禾苗小心翼翼地摘下那顶不同寻常的、略微高一些的帽子，戴到田园头上，田园一下子变得挺拔而干净，像是从戏里走出来的人，有一股虚幻的仙气。
那天回到家里，我搂着祖母说，奶，你怎么死得这么慢呢？祖母愣了一下，我说，我想穿孝服了。祖母笑着说，挨刀鬼，你就这么盼我死啊，放心，有你穿孝的日子哩。
当然，也有人是用毫无防备的死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这种视死如归的死的姿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死的姿态，一般人并不能做到。禾苗家屋后的空地让蛋蛋爹给耕种了。这块地并不大，一直是禾苗家放柴火、煤和喂猪的地方。禾苗爹看着自家的地被人家犁锄，只是可劲地抽烟，烟锅磕在炕沿上叭叭地响，里面有气愤和无奈。禾苗妈恨恨地剜了禾苗爹一眼，拿了把铁锹，就把蛋蛋家刚栽下的秧苗铲了。蛋蛋爹看见，过来试图打禾苗妈，禾苗妈一头就往蛋蛋爹的怀里撞，蛋蛋爹拽着禾苗妈的头发往外推。禾苗爹在一边看着，也没吱声。后来禾苗妈扯襟袒怀狼狈不堪地回家了，进门劈头就骂禾苗爹。禾苗爹讷讷地说，种就种了吧，你生什么气。禾苗妈一口唾沫就唾到她爹脸上了。
禾苗妈觉得气不过，家人外人一起欺负自己，这过得什么光景，干脆，死一回给他们看看。哭了大半天，后来不哭了。把看笑话的人都打发出去了，把家里人也打发出去，拿起一瓶敌敌畏就喝下去了。一会儿她难受得开始呻吟，禾苗爹从外面回来，一看这架势，拿起脸盆就往禾苗妈嘴里灌水，有人说，喝大粪管用，又从茅厕里舀来灌她，她吐得昏天黑地的，直吐出金黄色的胆汁。人们都说她侥幸捡了一条命回来。蛋蛋爹一看，这女人真是拿命来换那块地的，不声不响把地里的秧苗起了个干净。那以后，村里再没有人敢惹禾苗家的人。禾苗妈的身体后来一直不好，再不能下地劳动了，她用死来捍卫的尊严到底还是管用的。
祖母有一次在跟我母亲的争执中，因探亲回来的我父亲未应和而大发雷霆。她先是拿了一把刀，放在门槛上，说要将我父亲千刀万剐，边骂边哭诉。她像村里那些女人一样，在号啕大哭的时候还有能明明白白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表述条理的能力，她们口齿伶俐，思维清晰，句句似针，直戳要害，每件事都因哀哭的背景而更加生动感人。这种情况下，我母亲首先瑟瑟发抖了，她央求父亲去求求祖母，让她停止这样的闹腾。但我的父亲不以为意，他觉得这不过祖母的一种发泄方式，她不会怎样的。或许祖母对父亲的心事是了如指掌的，当她等不来想要的哀求时，从瓮子后面拿出一根绳子，并熟练地将绳子挂在门框上，另一头打了个结，把头伸进去。吓得我哇哇直哭。这时候父亲才着了急。当然，我相信祖母的初衷并不是想死的，但她用死这种姿势要挟到的一种尊重还是令她感觉到了自己的胜利。
也有纯属意外的死亡，没有提前备好，预先设计，突然就定格在某种略带别扭的姿态上。哑巴小海并不傻，他的目光清澄澄的。看见小孩背上书包去学校，他也想去，在家里跟他爹闹腾，躺在地上不起来，滚得院里的土突突地向上翻，他爹用蒲扇大的手刮他，他也不起来，后来他爹跟他比画说去学校说说试试，他腾地一下站起来。当然，老师并没要他。他成天蹲在学校的老柏树下，等着下课。他最高兴的是学生们去劳动，去河边地里抬石头，或者去砖场搬砖，每次他都干得很卖力，老师朝他竖起大拇指，他会脸红。有次学生们去泉子沟抬水，他也担了个水桶跟上去了，他身体强壮，做事有巧头，所以老师就让他给学生们从井里吊水。井口是个长方形，宽里刚好扁担长短，有人起哄让哑巴把扁担放在井口上，从扁担上走过来。哑巴觉得自己受了器重，脸色通红，就答应了。他看了看周围，搓搓手，脱掉鞋，就侧着身子站到扁担上去了，他慢慢地往前蹭，蹭来蹭去就蹭到井里去了，扑通一声，吓坏了看着的这些小孩。从水里捞起来的哑巴依旧笑嘻嘻的，没有一丝惊恐。隔年南沟建了水库，全村人都去看。邻村的人胆大，跳进去就游泳。哑巴看见了，也脱衣服要下去，周围的人拉着他不让下，他脸一红就生气了，呜哇呜哇地叫唤，抗拒着拉他的人。人们就不管他了，他坐在水库边上，看着下面游泳的人，眼里满是羡慕。后来人们都回去了，就剩些小孩子踩着稀泥玩，他站在水库边上，脱得光溜溜的，奋力一跳就下去了。
哑巴并没有做好死的准备，他以为这样的经历会跟他生命中的某次相似，但他还是想错了。或许他还幻想着那天开口说话了呢。当然，没人再去猜测。村里曾经和正在死去的东西太多了，在四季到更替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灭。村里人说，他是水命，所以注定要归回到水里去的。来年河里灰色的小鱼欢快地游来游去时，我们都希望那是哑巴小海。比起有预谋的死亡，或许这种意外的结束生命的姿势，更令人悲痛。
但有弟又让死亡通向了另外的可能。有弟是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刚开始没人知道。后来那个人在五道庙说有弟私处有颗痣。按说，风言风语也传不回有弟耳朵里。虽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但有比墙还厚的时间挡着，大家也以为有弟暂时听不到。可是，有一天村里放电影，有弟跟一伙大闺女照例站在后面看，她们其实是在招惹身后觑觎她们的后生，那些目光，都带着贼心，像箭一样，要从她们的后背穿过前胸的。有弟那天照例等着那个人，可是后来身边的女伴都快走光了，那个人也没出现。这时，东头的文化蹭过来说，有弟，我们到大场里吧。有弟瞪了他一样，低声说一边去。文化说，去吧，他早跟人走了。有弟惊异地看着文化。文化又说，他说让我来找你的。黑天里看不见有弟的脸由红到青，由青到黑的变化，但有弟眼里的恨意却像小火苗。她甩甩手，说，不。文化说，别装了，现在村里谁不知道你，连你那里长着的那个痣都知道。有弟一愣，正好电影里炮火连天的，她就流出泪来。她也不敢大哭，边向着家门跑，边抽泣，差一点儿跌到河沟里。
第二天她就去找那个人了，那个人刚开始信誓旦旦，后来有心甩掉有弟，就承认他把他们的事跟村里好多人都说了。有弟问，你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说说大伙高兴高兴呗。有弟又问，你把我当玩意儿了？那人说，倒不是玩意儿，但说说都高兴哩。有弟说，我将来是要做你老婆的，你就这样把你老婆跟人说了？那人嬉笑着说，你看你，咱也是玩玩，谁应许谁了？
有弟扭身便走。晚上回了家她又悄悄一个人去了杨树沟。杨树沟是野狼出没的地方，传说还有狐仙，她或许是想找仙人替自己报仇去的，她在杨树沟转悠了一夜，早上才找了棵歪脖子树，解下裤袋套上去。正好那天是阴天，双俊去杨树沟割草救下了她。她回家后不吃不喝，爹妈央告她，姊妹劝说她，她都沉默不语。两天后，她从炕上爬起来，对着镜子梳头，眼睛亮亮的，脸颊红红的，她妈高兴地端着碗进来，有弟，妈给你做好面了，吃点吧。有弟缓悠悠转过头，像看陌生人似的看了看她妈，问，你是谁呀？
打那天起，有弟就疯了。疯了的有弟谁也不认识，她只喜欢照镜子，然后跟镜子里的那个人说话。她没有死，却已经拥有了死亡的形态和姿态。她妈在夜里长长地叹息，让路过的人的心里，都不好受。
我的祖母后来穿上她准备了近四十年的衣服故去了。她临走的那年嗜睡，吃完早饭就瞌睡，午后要睡三四个钟头，而晚上七点多就困了。她跟我说，许多人来咱家闹腾，洞顶上都站满人。我说我们没有觉出也没看见呀。她说，我这是要走了，人来人往的，有接应的，有送别的。我说，不信。她说你看吧，也就这一半年的事了，小年上没走，寒节上走，寒节上没走，七月十五走。我问，你怎么知道。她笑笑，我看到她粉红的牙床上几颗歪斜的牙齿。她把该送人的东西都送了，耳环，冒花，银钩子，还有我的一箱小人书。身边除去几件衣服，再也没什么了。像她说的那样，七月十五她的魂灵走了，过了八月十五她那个空架子也塌了。她走得干净利落，清清爽爽。送她去干草坡的路上，繁多的酸枣树上结满稠蜜枣，红得发暗。很多人停下来摘一颗放到嘴里，咧开嘴笑，说酸里带甜哩。
与祖母远去的姿态相同的是，父母带着我们以及我们家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村庄，我们的姿势主动而积极，当然，也有忐忑和局促。从此，村里的事情像被密封了似的，竟然消散得无影无踪。近几年，村里又开始捎话来，都是请父亲回去参加某某葬礼的邀请。母亲说，奇怪怎么没有娶媳妇呀，生孩子的消息呢？想想，还真是。七十多岁的父亲说，年轻人都到城里住楼了，守着旧村子的人都老得离地近了。那些故去的人，都是比父亲更老的人。他们怀着庄重、虔诚而恳切的姿势，在日渐萎缩、日渐空旷的老村子里等待着走脱人世的时刻，生前有过怎样的预备或者经历？纠缠过哪样无奈的事件？得到过怎样绝望或者欣慰的结局？对于远离的人来说，这些都像从未有过一样，既真实存在，又荒诞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