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嘘！小点儿声！你是谁？不敢把孩子给我再吵醒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哄得让她睡着了，你要是再把她弄醒了，我就要疯了。对，别出声。注意，不要靠那扇门，它坏了，一靠就会掉下来，我还没顾得上修呢。什么？为什么我能够说话？这话说的，因为我是这个家里的人吗。哎，事情就是这样，我说话她就不醒，你要是一开口说话，她马上就醒了，她对外界的东西，对陌生的声音，尤其敏感。一听见声音不对，喳的一下，马上就醒了。别看是这么一个小东西，把我弄得可够呛，比千军万马也不差呢。好吧，不管有什么事，不管你是谁，你先到外面等我一会儿，桌子上有水，有烟，或许还有一点儿瓜子。等我把这半面的窗帘拉上，不然用不了一会儿，她就又会被晃醒了。
我就奇怪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怎么没有听到门口的警卫给我通报？啊，哦，他娘的，看我这记性，老喽，真的不中用了，我想起来了，我这里早就没有警卫了，怪不得你这么容易就进来了，轻车熟路地就进来了。不只是你，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谁想进来都能够随随便便地进来。还说什么呢，篱笆不牢野狗入么。前几天，竟然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一头闯了进来，栽倒在我的面前，说要让我保护他。真是没眼光哪，难怪能把自己弄成那副模样，我怎么能保护他，我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呢。住在一个无论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房子里，我怎么保护他？无产阶级要想解放全人类，首先得解放自己，以我目前的情况，我有什么能力为他提供保护？
你别误会，我不是在说你，我这么说，只是在说一个道理。同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说我害怕人民群众，不想让他们进来，不想与他们有接触，不想倾听他们的心声与需求。不，恰恰相反，我们是一分一秒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鱼儿离开了水，还能活下去吗？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这个汪洋大海，就不可能有中国的革命和胜利，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个胜不是小胜，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胜，大获全胜，是全面的胜利和最终的胜利。你说我说得对吗，小同志？什么，和报纸上说的一样，和歌子里唱的一样？哈哈，算你说对了，那说明我们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各种口径和标准也都是高度统一的，达到了空前的共识与和谐。世界上什么样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只有我们！让那些人人各怀心思，你说东他偏要往西，四分五裂的，有劲不往一处使的国家和人们羡慕去吧，哭鼻子抹泪去吧！他们所谓的总统，有时候说话还不如我们的一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顶事呢。
前几天，来了几个红卫兵，也不敲门，也不按门铃，踢开门就进来了。一进来就吹胡子瞪眼，就嚷嚷着说要革我的命，要我和他们去一趟工人体育场。我去工人体育场干什么？我又不踢球，也不跑步，我去那里干什么？他们说，就你这态度，倒霉的日子在后头呢，急需要给你来一场革命了。我对他们说，我本人就是革命者，职业革命者，革命革了一辈子，除了会革命，别的活计都不会。我把脑袋别在裤腰里闹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你们连浮游生物、连细胞都还不是呢。
小同志，你也是红卫兵吗？不是？哦，看着也不太像。
不是我说你，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如果不是红卫兵，那说明你的家庭背景一定有问题哩，是吗？想参加，人家不要，是不是？
被我言中了？一看就是嘛。不过你不要害怕，我不会去告发你。六亿人口，也不能人人都是红卫兵嘛。
小小年纪，你的脸上却有那么一种东西，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断肠人……断肠人，对，断肠人在天涯。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女儿？孙渡？孙渡？我早年的同学？孙……渡？啊，我想起来了，好久远的一个名字呀。是的，他是我早年间的一个同学，当时我们都在外面留学，我学戏剧，偶尔的时候也画两笔画。而孙渡，他的专业是哲学。小同志，小姑……娘，说实话，要不是你自己说，我都没认出你是个女孩子。我想对你说的是，是他的专业是哲学害了他，而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研究哲学，恰恰又是他最擅长或者是唯一能够做得很好的工作。我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有的人，一生只能做好那么一两件事情，也有的人却什么都能来两下，像是一种全才。而孙渡，显然是前一种人。
你是来找我打听他的消息的？怎么，他不见了？一点点音信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呢？唉，你可真会找，连你这个做女儿的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又怎么能知道呢。你也许不知道，我已经有几十年时间没有见过他了，更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全国解放以后，他到了哪里，做什么工作，这些我都完全不清楚。有时候我也想，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归宿，听上去应该是好事，可也不完全是好事。
不明白？比如一块砖，在它还没有用途，没有找到最后归宿的时候，就一直放在那里，只要是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可是你要是把它砌到一堵墙里，外面再抹上泥，甚至为了美观漂亮，再抹一层白灰或者水泥，它算是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了吧，可是你还能再看见它、再找到它吗？除了那个当年亲手把它砌进墙里的人，再没有人能够发现它、找到它，没有人能知道它的确切消息和下落，它到底到了哪里。如果有人想要找到它，恐怕翻遍整个世界也不会有结果。就算当年砌墙的那个人还活着，那也没用，而他要是死了，不在了，那就更永远没有可能了。
明白了吧？
所以，你怎么找到他呢？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个人要想找到另一个人，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是命运有意或者无意地把他们安排到一起。还有就是公安部门、情报部门，他们最善于找人，别说是活在地面上的活人，即使是早已死去几十年的人，只要需要，他们一样能够找到。
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爸爸是在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小同志呀，这可把我给问住了，这得让我好好想一想，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猛一下还真想不起来。一九四〇年？不对。一九四九年？好像也不是。一九二八年？更不对，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呢，比你现在还要小一点。啊，我想起来了，好像应该是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被赶走的那一年。
是的，就是那一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输了，怀着恨走了，穿着兜裆布，捂着脸离去。我们胜利了，每个人都笑了，都觉得万事大吉了。
是秋天，我现在想起来了，应该是深秋了，树叶差不多都已经落光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我带着部队路过晋察冀，部队休整了两天。我就是在临走的前一天碰到他的，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沙枣树下，完全是偶然遇到的，却又像是命运有意的安排，特别的眷顾，让我们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重逢。孙渡同志，你爸爸这个人……那时候应该还没有你。对，我就记得他还是单身么，我好像还专门问过他的婚姻情况，他却什么也没说。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一九五〇年？哦，那已经是和平年代了，战争的大幕基本上已经合上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地方还支棱着。
那年秋天，在晋察冀边区偶然遇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当了几年团政委了，而且很快又将要提升。可是孙渡同志，你爸爸这个人呢，我说是哲学害了他，一点儿也没有说错他。就在那棵掉光了叶子的沙枣树下，在我命令般的询问下，他才告诉我说，他现在的职务相当于副连级，也许是副营级。我当时听了，半天合不上嘴，任凭晋察冀的风沙不断地灌进我的心里。什么叫相当于？还副连级副营级？相当于副连级，那就说明他还不是一名真正的副连长，是一个具有同等级别的虚职。唉，让我说他什么好呢，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竟然还是个副连级，完全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一种倒退呢。说实话，在我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眼里，副连级简直就不算是个职务，虽然我们也都是从那样的位置上一步一步地上来的，可上来了，再回头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居高临下的往事越千年的感觉，觉得那一切是那么的遥远而陌生，觉得那只是别人的经历，而并非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人就是这样，当了部长，就不会知道下面的处长甚至司局长们每月拿多少薪水，一来是真的不知道，二来是即使知道，也会装作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也说不上来。还说孙渡的事。虽然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可职务也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甚至是唯一的体现方式，它能表明一个人为革命为人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我们这个阵营，不承认有官，不说官大官小，而只说职务高低，分工不同。一位司令员，纵队首长，那一定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而一名排长，一个班长，能与前者相提并论吗？他才打过几个仗，见识过几个死人？你是副连级，别人就会用副连级甚至低于副连级的心情和眼光去认识你，看待你，衡量你，知道你出道的年头不会很久，也没经历过什么，见识过什么。人家又不了解你，不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经历和能力，凭什么让人家高看你、仰望你、敬畏你？不可能么。所以，人家只能以你现有的情况去认识你，看待你，以你现有的职务去衡量你，去计算你为革命为人民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当然，我们根本不怕别人如何看待和衡量我们自己，我们提着脑袋干革命，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不是为了让别人给我们计算功劳的。谁想怎么看让他们看去，谁想怎么想就让他们想去。可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而实际的情形又往往总是和道理甚至真理相悖的。
就在那棵沙枣树下，孙渡同志，你的爸爸，他对我说，哲学是一门真正的屠龙术，他与它，相忘于江湖已有多年。
屠龙术你懂吗？懂得？
我问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想了一会儿说，可能多半就出在他自己的身上。
好，我赞成这样的分析和总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应该光明磊落，具有这样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勇气和精神，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尽可能地从自身找原因，而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推给别人或者客观因素，不怨天怨地。他能这样想问题，我真是感到十分的欣慰和高兴。按说，一个人具有了这样的一种胸襟和精神，进步应该是很快的，应该不是个问题，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呢？我就又糊涂了。
不明白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多年未见，双方可能都有不小的变化，猛一见面，竟都有些生了。他一身单薄的军装，领子和袖口都是破的。
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孙渡同志，你的爸爸，哦，那时候他还不是你的爸爸，他的两个肩膀不时地动来动去，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有虱子正在他的身上流窜、奔走。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感同身受，因为我本人也正在遭受着与孙渡同样的侵扰。不能说出确切的数字，但我感觉至少应该有两只以上的虱子正在我的身上一前一后地运动着，慢腾腾地走着。那个时候，我多想靠在身后的那棵沙枣树上，借助于树干本身的力量，像狗熊或野猪一样，狠狠地摩擦它一阵，不能指望在摩擦的过程中把它们全部碾碎、挤死，血溅腰间和脊梁，但至少也不能让它们太好过了，不能让它们就那么安逸轻松地大摇大摆地像剥削阶级一样在我的身上走来走去，作威作福。可是，我没有动，我忍了又忍，终究没有那样去做。为什么？原因很多。首先，我的警卫员正牵着马在不远处看着我。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快就要升任师政委了，虽说只是个副的，可那也不能太随便了呀，对不对？哪有首长当众捉虱子的？而且，就在距离我们不远处，有两名女战士正在洗绷带，还有几件染血的衣裳。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行的。所以，我压根儿也没打算与它们做斗争，它们想怎样就怎样吧。我只是隔着衣服，装作捶背的样子，用拳头在自己的背上轻轻地砸了那么几下，算作一种抵抗吧。也没敢想就那么几下就能把它们砸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是敲山震虎，隔靴搔痒罢了。
哈哈，小同志，让我这么一说，你的身上也一定痒起来了吧？哈哈，没事，你那是条件反射，心理作用。不像我们，我和你爸爸，还有我们无数的战友，我们那是真有虱子，我们那才真叫个痒。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一点儿空闲，就想，抓紧时间赶快睡一会儿吧，新的命令说不定正在送达我们这里的途中呢，等命令真的一来了，就别想再合眼了。可是不行，你刚想闭上眼，它们就出动了，就又开始捣乱了。零星的，三五一伙的，小股的，甚至拖儿带女的，在你的身上窜来窜去，慢慢地行走，快速地奔跑，竭尽所能。那种情况下，谁又能睡着？睡是睡不成了，只能坐起来，耐心地与它们周旋，作战。它们捣乱，失败，失败了，再卷土重来，一有空就得专门腾出时间与它们进行斗争。有的战士抱怨说，不是我们不爱学习，很多时候实在是不能学，刚打开《论持久战》，刚想认真地看上几页，它们就又来了。不鸣锣开道，不摇旗呐喊，却也来得相当热闹，一上来就出手不凡，用它们的那种可能连显微镜都看不到的小牙齿，一点一点地咬你，一毫米一毫米地啃你，直到把你啃得心烦意乱，方寸全无还不罢休，真是看不到心上，谁能看进去？那些獐头鼠目的家伙们啊，今生今世，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们的模样，它们一个个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也好像是用某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呢。
虽然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同学、朋友，什么样的玩笑也都开得，但时隔多年之后，我们竟都有些拘束，时间这个东西真是不得了，太厉害了，无情地消灭了玩笑和随意。尽管身上都很痒，但我们相互竟都没有提到虱子的事，要是还搁在过去，那怎么能不说？说得少了都不行。就在那时候，就因为一个小小的虱子，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而是所有的人，就像在时光的河里洗澡，洗着洗着，彼此忽然就都发现对方变得陌生了，有的甚至变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奇怪吧？绝对奇怪，哪儿也没有去，就在同一条时光的河里洗澡，洗着洗着，就不对了，问题就出来了，彼此之间有了一种类似于半透明的隔膜，就像蝴蝶的翅膀，又像一个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建筑，出现了夹层，甚至暗道、机关。而最令人头疼和想不通的是，作为人，我们从来不曾也没有专门和刻意地去设计过那一切，它们怎么就会五脏俱全地形成并出现了呢？
这种事到现在我有时也还在琢磨。
是时光在作怪，应该怨时光吧？可是时光在这中间到底又做了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做呀？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还有，你觉得别人变了，殊不知别人也有着与你同样的感觉，甚至发现你的变化更大一些呢。人与人，相互之间好像就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连续不断的疑问和迷惑之中，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就是一道墙，甚至是一个幽深莫测的去处。一脚踏进去，会遭遇什么，没有人能知道，更没有人能预测出来。
时常想这种事情，会让人觉得人其实是很渺小的，所能做的，也就是人人都能看见的那些，所知道的，也就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那些，除此以外，很难再多出什么来。一个问题，有十种解法，我们只知道其中一种。世界可能有十层，我们以为只有一层。
姑娘，小同志，你想问什么？那么冷的天，到处都灰蒙蒙的，萧瑟，冷清，你爸爸他为什么一个人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沙枣树下徘徊？
小小年纪，问得好啊！胜利之年的那个深秋，当我意外地遇到他的时候，我也有着和你现在一样的疑问。
二
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说出在他本人的身上，那也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他谦虚、自律、自责、自省，其实并未真正指明什么。事隔多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我也只是关心他的近况以及他的职务一直上不去的原因，因为只有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更进一步地帮助他，使他的情况得以好转。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情才刚刚缠上他的身。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孙渡，你的爸爸，他在那棵光秃秃的没什么好看的树下转来转去，愁容满面，并不是在徘徊着简单地消遣愁绪，排解什么，而是在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是在酝酿一份有相当难度和深度的检查。那份检查，是要面对上级机关和首长的，必须深刻，言之有物，否则他就很难过关。不过，即使过了关，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类似的人类似的例子也并不算少。
小鬼，你相信运气吗？我觉得运气这个东西在你爸爸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很难绕过去不说的东西，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也许还是一个决定他一生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对人的作用，又何止是他一个人。
小同志，小鬼，虽然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破除各种封建的陈规陋习，否定一切有宿命色彩的东西，可是我过了四分之三的人生，经历了无数的事情，我私下里觉得，运气这种东西有时候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本身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具体到哪个人走运，哪个人不走运，这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呀。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承认它还真不行，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拼命否认它，说它不存在，说这个世上就没有那么个东西，那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是没用的。比如，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古往今来，全社会上上下下，人们一直都在想这件事，都在讨论、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一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讨论清楚，也没有想清楚。究竟有没有，谁也不知道。相信的就说有，不相信的就说没有，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是一桩悬着的公案了。类似这样的公案还有好多。为什么世界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命运会那么悬殊、不同？有的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天壤之别的悬殊就已经产生了，就已经存在了，那没办法。可是还有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一开始的时候也许都差不多，但随着各自的命运的展开和深入，相互之间的变化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令人不可思议，直至最后也形成一种另一种意义上的天壤之别。这中间，除去主客观的原因外，还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一直都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一切，决定着一切，决定着人生脉络的起伏和最终的走向。那是什么？那难道不是运气？那就是运气，一种很是关键的东西。什么叫命运？我理解它就是生命的运气。也许我理解得不对，但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一个人有没有那种东西，是正数还是负数，好运还是霉运，那太不一样了。一个一生中总是在走背运的人，各方面的努力也许并不比别人少，付出的甚至更厉害，却为什么总是不见好？原因何在？当然，这样的分析是不能拿到任何会上去讲的，那是不成立的，更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在一份检查中流露。
我说你爸爸他运气不太好，你同意吗？同意？你也赞同？好，明白事理，又敢于面对现实，女人们能这样看问题，想问题，难能可贵，不容易啊。
你大概也知道，孙渡同志，你的爸爸，多年来一直做白区工作。那种事情，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和很大的不确定性，它与野战部队的作战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种方式。有时候，十几分钟前确定的一件事，十几分钟以后就已经又变得面目全非，得另起炉灶，另做打算。前后不超过一个时辰，甚至就在一眨眼之间，事情就已经完全翻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颠倒和变化，那是任何人力和意志都无法把握和决定的。碰到那样的事情，你只能干瞪眼，自认倒霉。所以，他的工作一直做得磕磕绊绊，这可能也是他政治上进步不快的一个原因。我早年是学戏剧的，也常听人们说，某某事情太具有戏剧性了。但是我后来终于明白，舞台上的那点儿表演，那点儿所谓的曲折和丰富，实在是太幼稚了，与真正的现实比起来，就像是小孩子在做游戏。你想，既没有真正的危险性，又那么一目了然，一眼看到底，那不是小孩子的游戏又能是什么呢？哭声是假的，笑声也是假的，仇恨如同道具，只是为了强化效果；有血，但没有血腥气，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红色。所以，当年一回来以后，我就决定彻底告别舞台上的那种游戏，把自己完全融入真正的人生剧情中去。
如果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涯，我第一个排除的仍然是戏剧。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看了几个希腊悲剧，读了一点儿莎士比亚，就决定要献身于戏剧了，幼稚啊。
这就快要说到你爸爸他为什么要写检查了。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再说这些，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孙渡他们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取一份重要的情报。小鬼，小同志，请注意这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我后面还要提到它，因为它太像是一条远去的鱼一样，本来已经走远了，却突然又从岁月的深水处游了回来，这一游回来就和先前完全不一样了，它喷着血，带着浪，并且长出了尖利的獠牙和花斑的翅膀。
上级对这次获取情报的工作极为重视，也许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件异常艰难棘手的事情，知道仅靠他们原有的人员是不可能完成此次任务的，所以才做了极为周密细致的又不能不说是强大的部署，从好几个地方抽调了十几名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几方力量齐聚一处，共同完成一个任务，那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从东北秘密出关来的，也有从南方敌人的心脏地带临时抽调过来的，当然更有从陕北来的，带来最直接的第一手的思路。他们或者像一根链条一样，一环紧扣着一环，保持着单一的唯一的联系，或者像树枝一样，三五枝组成一组，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都一样。
具体他们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局外人都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人人都清楚明白了，那他们还怎么开展工作？其间的复杂性、残酷性和戏剧性也不是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时光在按着它自己的速度和节奏有条不紊地流逝着，不管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日子都会一天天地过去，一页接一页地翻开，翻过，送走前一个黄昏，迎来又一个黎明。你紧紧张张地从早劳碌到晚，那是一天，你什么也不干，闭着眼睛躺到天黑，那也是一天。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愿不愿意，每个人都得跟着时间，被裹挟着往前走，没有人能置身于时光这道洪流之外。总之，经过一群人前后八九个月的秘密的甚至像是暗无天日的工作，等到第二年八月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和付出终于见到了成效。虽然在那期间，有十二名对敌斗争经验异常丰富的同志先后牺牲，从东北来的再也回不到关外，从南方来的也不再能够回到敌人的心脏地带，但大家为之奋斗的那个情报还是终于被我们拿到了，那十二位同志的血没有白流。
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情况来说，经过千难万险得来的情报终于到手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吧，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吧？想要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那还要怎样呢？可是，小鬼，小同志，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你要永远记住，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一件所谓的好事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那是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它的正面是好的、美丽的、漂亮的，那它的背面，一定是相反的、恐怖的，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逃脱出这样的规律，因为那是自然的规律和法则，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超然于自然之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自然的范围内搭积木，做游戏，所有的生命也都是在做这些小游戏的过程中快速地或者慢慢地耗尽的。为了听上去不难听，像那么回事，所有这些小游戏都被冠之以事业甚至伟业的名号。对不起，扯远了。还是继续说你爸爸他们那件事，说说那好事的背面。
我小时候看见人们照镜子，总是觉得有很深的东西不能理解，又想不明白，总是想知道镜子背后有什么，所有的小孩子可能都有过那种好奇心，对镜子背后的兴趣要远远超过镜子的正面。问家里的大人，他们总是说，背后没有什么，更没有什么好看的，那有什么好看的？当时总以为他们说的是假话，在故意藏匿着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后来长大了才终于明白，那背后的确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远远不如前面好看。有的人家的镜子后面可能还会夹着一张逝去的亲人的照片或画像，而那种头像，往往又是可怖的居多。在某一个阴天的午后，在家里没人的时候，猛然看见那么一张脸，不吓个半死，至少也会感到世间阴森可怖，从此就会对一切背后的东西心存余悸。
说你爸爸他们那件事。我想对你说的是，情报虽然到手了，可他们八九个月的努力是真的白费了，那十二位身经百战的南北兄弟的血也就真的等于是白流了，而且流得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无论任何时候说起来，想起来，都会觉得太过于窝心，都会叫人心里堵得慌。这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前，什么样的结果他们都想到了，都预料过了，但唯独没有预想过这样的一种结果，活下来的人都被这结果打败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在他们得到那情报的前一天，日本人突然宣布投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结束。一夜之间，那份原来无比重要的情报顿时变得一文不值，成了一张货真价实的废纸。这样的一个结果，难道不超出所有人的预计？使身在其中的人们哭不出来，更笑不出来，就算他们个个都是诸葛亮，也难算出是这样一个结果。虽然胜利的信念一直都是有的，我们一直都坚信我们必胜，敌人必败，但无论如何，谁都不会想到胜利的脚步声竟然就在一夜之间。天一亮，已逝的一切，以往的一切，顿时凝固，新一轮的计算正式开始。那些天，人人都在欢呼，到处都在庆祝，真不知道包括孙渡在内的那几个侥幸没有为那份情报付出性命的人，他们是怎样过来的。
小鬼，这样的事情，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不是吗？你冤屈吗？你能说为了成全你们的付出和运气，为了体现那份情报的价值，让日本人再晚投降几年吗？你能和日本人去商量，就让我们使用一下这个我们付出千辛万苦，付出了十几条性命的情报，等我们使用完了，让情报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以后，你们再宣布投降好吗？能这样吗？不能这样说吧，也不能这样想吧？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或者是国际反法西斯组织，谁都不会答应的。日本人更不会答应。日本人会说，你们以为我们想投降吗，你们以为我们就那么愿意投降吗？我们倒是宁愿让你们使用那份情报，也不想投降，只要不投降，你们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去。他们一定会这样说。至于我们这边，国共两党，更不会同意，试问，什么样的情报能比得上全面投降？
当然，这不是事实，这都是后来人们的一些玩笑话。胜利了的人们，会拿这样的一些玩笑话来娱乐，来放松自己，用以减轻或遗忘多年来的战争创伤。
人，只要不关乎自己，任何时候都是轻松的、快乐的、豪迈的，甚至是高风亮节的、大义凛然的、不拖泥带水的、不谨小慎微的。
当初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获取到那份情报，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打败敌人。现在敌人突然全面投降了，不用我们再打了，不用我们再费劲和牺牲了，目标已经完全实现。此前的各种努力都像是无数的小溪流一样，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渠道奔向胜利的大海，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小溪都能够流向大海，有相当一些是永远也到不了的，它们往往在流淌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有的因天旱或者本身过于微弱，被土地悉数吸收了，有的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改变了方向。
胜利了，但有一个问题却像一个难看的伤疤一样暴露了出来。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也没有问题，但问题突然就有了，而且是以伤疤的形式，成为一种无法遮掩又难以抹去的存在。世界的诡异，现实的魔术，由此可见一斑。
当初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并不是专门针对他们的，很多的命令都会有这样的一项要求。人在朝思暮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会不计后果的、不计得失的。事情成了还好说，但事情要是失败了，就又会从头计算得失，这一计算就会不得了。试想一下，如果日本人没有突然投降，如果那份情报还能够按照当初的预计和设想，顺利地实现了它的最终的价值，那一切就都好说，不会产生任何问题，所付出的一切代价也都是值得的。牺牲十几个人，再正常不过，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凡是参加革命的人，哪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项上人头拎在自己的手里，或者抵押在别人的手里，甚至长期寄放在一个自己恐怕永远都去不了的地方？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那份凝聚了众多人心血和生命的情报，确实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张真正的废纸，丝毫没有发挥出哪怕是一丁点作用。真正地让人窝心啊，真的是一点点用场也没有派上，完全就像一张白纸。不，连一张白纸都不如，因为它的上面写满了没用的东西，哪能与一张白纸相比呢。一张白纸，还可以在上面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而它能干什么？
更有一种让人不能接受的说法，说是日本人知道自己要投降了，要回去了，一切都没有用了，所以那份情报等于是他们拱手相送，白送的。既然是人家白送的，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牺牲？怎么还前后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那一定会把之前死去的那些人气得再重新活过来。我听了都气得吃不下饭。
当初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既然付出代价后得来的是一张真正的废纸，那就不能不重新计算一下所付出的代价了。责任当然不能由死去的人来负，只能靠活着的人来承担。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在做的过程中，别人不幸死了，而你还活着，这对你本身就已成为一种获得，而获得是需要付出的，不可能不劳而获，只进不出。否则，这个物质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将势必失衡，再难以为继。
世界上的事情，算账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无论清算什么，人都会是严肃的，不轻松的。你见过哪一个人是笑着算账的？
哎哟哟，不好了，又哭了，小家伙好像又醒了！奇怪，我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她怎么会被晃醒呢？什么，今天是阴天，没有太阳？哦，那就不应该是被晃醒的，也可能是我刚才说话有些激动，把她给吵醒了。其实我也不想激动，可是也没办法。说到这样的事情，不由得你不激动。不过，还有你，以后说话要注意了，什么今天是阴天，还没有太阳，我们有阴天吗？我们每天都是晴天。我们没有太阳么？我们有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关于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都知道呢。
哦，不哭，一颗革命的种子是不兴哭鼻子的。出生在这么伟大富强的国家，你有什么好哭的呢，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嗯？小心犯错误哦。
来，看看这个远道而来的姐姐。她呀，为了到处寻找她的爸爸妈妈，把自己装扮成男孩子的样子，也够勇敢的吧，也够不容易的吧？
来，看看这个勇敢的姐姐。
三
这个孩子是谁，我的孙女？嘿，就知道你也会犯大多数人同样都会犯的错误，很多人也都这么认为呢。不错，从我和她的年龄上来说，我们看上去的确像是祖孙，可事实是，她不是我的孙女，而是我的女儿，最小的女儿。对，就像你是孙渡同志的女儿一样，是的，完全一样，就是这么一回事。
小鬼呀，别看你没有开口问，可是我看出你的眼睛里有疑问呢：为什么这么老了，孩子才这么一点点，是不是？不只是你，很多人也都有和你一样的疑问呢。有疑问不怕，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还事物于真相，还事情于本来面目。其实呢，也没啥，原因也很简单，我的前妻去世了，在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在组织和老首长们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又再婚了。本来当初说好了的，不再要孩子了，坚决不再要了，因为我的前妻已为我生育了五个子女。五个，在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说不算多也不算少，无论是作为培养革命接班人，还是作为传统的传宗接代来说，都已经足够了。其实无论多少，关键还是要看质量，关键还是要看他对国家对社会有没有贡献，没有贡献，再多也没有用。老鼠一窝被猫吃，那说起来倒是不少，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一只猫就把它们全干掉了。
我说到哪儿了？
五个孩子？
对，我就是想说，五个孩子已经不算少了。可事情坏就坏在了女人们的身上，古往今来……唉，我现在的妻子，毛湘玲同志——她现在的名字叫李德琳——在我完全懵懂，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运用女人们的那点儿心机和伎俩，不经请示，也不做商量，擅自做主，暗中运作，悄然怀孕，让又一颗革命的种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终于破土而出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她已经嗷嗷待哺地来到了人世，来到了伟大的新中国，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难道还能再把她重新摁回去吗？不可能了，那我会犯下残害共和国少年儿童，扼杀祖国花朵的罪行。只能张开双臂接受她、欢迎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了一辈子，我是个冤大头呢。我这个冤大头，被精明的毛湘玲同志着实给暗算了一下，可她却全然不是这么看的。
唉，天底下的女人们啊，只要不是真傻，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呢。小鬼，小同志，你将来也会结婚，成家，到时候也会有你自己的小算盘呢。什么？你一辈子也不结婚？不想结？那怎么可能？谁能不结婚呢？连毛主席还结婚呢，那么伟大的领袖都是已婚的人，更何况我们普通的大众，不结婚又能干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是，结婚与干革命并不矛盾，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让我来告诉你吧，结婚与革命不仅不矛盾，甚至会更有利于革命，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一把革命的保护伞。不懂了吧？一个单独的男人或者女人，看上去多少总是有些奇怪的、可疑的、令人惊讶的。人家会想，这个人怎么没有老婆呢、没有孩子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吧？若再往深处想，再往远处想，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甚至越来越恐怖。女人也一样，这个女人怎么是一个人呢，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长得也还行，穿得也不错，可她要干什么呢？进一步推测，不是心理有问题，就是生理有问题，只能独处，不能与人共处，有人在身边，她的那些问题就会统统暴露，所以不结婚。宁可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宁可背上可疑的名声，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那些问题。
而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呢，那看上去就正常得多了，是不是？在战争年代，在敌人的心脏地带，一男一女常常会奉组织的命令组建一个家庭。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人以信任，让不寻常的事情变得寻常、普通，看上去不那么尖锐和令人起疑。要是再能有一个或者几个孩子，那就更像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了。为什么不让两个女人或者两个男人住在一起？因为那也不正常，一看就不对。其实很多关系都是假的，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比如我和毛湘玲同志，虽然她在外面忙于革命工作，我在家里又当爹又当娘，可看上去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什么？我和毛湘玲同志也是假扮夫妻？不对，小鬼，这我可要郑重地声明一下，我们不是假扮夫妻，而是真正的夫妻，老百姓所说的两口子，是正式领过结婚证的，同志们和首长见证过的。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谁还使用那种方式。过去那是没办法，是为了开展工作，迷惑敌人。现在如果谁还采用那种方式，那就只能是迷惑组织，迷惑广大的人民群众了，那性质就不一样了，要是人家说你是暗藏的特务或阶级敌人也不冤呢。所以，我也常对毛湘玲同志说，希望你是我的最后一任妻子，而不是中间的某一个，不要再换人了。是的，我是真正地希望她做我的人生的终点站，而不是途中的某一站。
小鬼，你是共青团员吗？什么，不是？哎呀，怎么不要求进步呢？
趁年轻，要赶快向组织靠拢，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前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如果你什么也不是，那是很难生存的。
你还小，还没有经历过什么，感情对于一个人的磨难，有时候丝毫不逊于战争给予的洗礼。不过，好在我们这一代人不大注重那些情呀爱呀一类的东西，也主要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注重。革命可以冲淡一切，荡涤一切，革命之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微不足道的零碎，有些甚至连零碎都不是，简直就如同清风浮云一般。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作革命，革命，死了也要革命！有人不理解，说死了还怎么能革命？那是因为他不懂，他不懂得人虽然可以死，但是革命的精神却是永远都不会死的，万古……什么，你也不懂？那倒也是。一来你还小，二来是因为精神这种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要想把它一二三四地论述清楚，让人一听就明白是在说什么，是在指什么，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莎士比亚你知道吗？学过一点点？那也是好的，学过就和没学过完全不一样。那孙中山呢，孙中山应该不陌生吧？什么，是国民党最大的官？唉，好像不能这么说吧？虽然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可是经你这么一说，他好像顿时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这是谁告诉你的？谁让你这么说的？你们老师？
哦，不要哭，不要哭，有什么好哭的呢，你的妈妈干革命去了，顾不上回来看你，因为革命工作要比你更重要得多哟。不过，妈妈不在了，不是还有爸爸吗，嗯？你应该感到幸福和走运呢，如果哪一天上级一声召唤，一纸命令下来，爸爸也得扔下你，去奔赴新的革命事业，那时候谁来管你呢？所以，你要珍惜现在的对你来说是的大好时光，形势一旦有变，这一切都将失去。一颗革命的种子是不能动不动就咧开嘴哭的，应该是随便丢到哪里都成的，即使是被丢进石头缝里，也应该顽强地摸索着长大。你看看这个远道而来的姐姐，她的爸爸找不见了，妈妈也找不见了，可她不是还在顽强地一直都在四处找吗？你也是个女娃，你要向她学习才对呢。
来，让我想想办法。想个什么办法呢？啊，想起来了，悠一悠，晃一晃。
你说什么，怎么不请个保姆？啊呀，你这个小同志，你这个小鬼呀，年纪不大，思想倒有很严重的问题哩，满脑子封建思想，要不得啊。我先问你，保姆是干什么的？伺候人的，对吧？我们是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对吧？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凭什么你就要让别人来伺候你呢？你是地主老爷吗，啊？我们多少年流血牺牲干革命，为了什么？就为了让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大家都过上平等的日子。经过了几十年的流血奋斗，我们好不容易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资本家、地主，解放和消除了长工、短工、保姆、妓女，清理了各种封建残余。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样的时候，你却建议我给孩子和我找个保姆……小鬼呀，你的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你不知道，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你不知道，你却懂得雇保姆……啊，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承认，在一些首长的家里，确有用人存在，说实话，每当看到那种情景，我都不知道该让自己怎么办。大声抗议吧，不行，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掏枪吧，更不行，哪有用枪对着首长的？也好，我现在没有枪了，已经交回去了。
嘘！
小鬼，你看见了吧，小家伙又睡着了，我们不用雇保姆了。我这办法灵验吧？不过，还不能马上就把她放下，这个时候她尽管是闭上眼睛了，也不哭不闹了，但是基本还处于一个假寐的状态，一种迷惑人的表面现象，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也以为她睡着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睡着，只是暂时安静了。这个时候要是就这么把她放下，用不了一秒钟，她马上就又会醒了，大声地哭闹，那样一来，此前所有的努力和工夫就都白费了，功亏一篑。是的，还得再把她悠一悠，晃一晃，再继续巩固一阵，就像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一样，否则，刚到手的大好局面就又会丢失。对，就像这样，等她真正睡实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真正把她放下了。
真是个好办法？是的。
不过，办法再好，我也不敢抢功，这么灵验的行之有效的哄孩子睡觉的好办法，可不是我戴某人的发明，而是东北老乡们的聪明才智的具体表现。还是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群众在漫长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不知创造产生了多少类似的智慧之举。
一九四六年年底，我带着队伍在北满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办法了，不过，那时候想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本人竟然也会用那办法来亲自哄孩子睡觉。人啊，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太绝了，你敢放狠话、说绝话，命运就敢给你来真的，有朝一日，一项接一项地兑现你的那些狂言浪语，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脸。
当地的老乡们常说，小孩不睡——欠悠。什么，像个歇后语？不是像个歇后语，它就是个歇后语。再捣蛋的孩子，再难缠的孩子，再哭闹不休，再顽劣，只要狠狠地悠他，长时间地悠他，摇晃他，没有睡不着的，他一定会安静下来，最后睡着。早就被悠得晕菜了，他能睡不着吗？我们驻地的房东家里有好几个小孩，无论哪一个一哭闹，一不睡觉，他们的姥姥就在院子里大声地说，桂花，去悠他！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立即就跑进屋里去了。用不了一会儿工夫，先前的那个聒噪不休的乱哄哄的屋子里就突然没有声音了，整个院子里也很快随着安静下来了。我们在厢房里开会，研究事情，就不再受到干扰和影响。可惜的是，这么好的办法，却不能用在成年人的身上，如果能适用于所有的人，那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长期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人了。
能把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或者又高又胖的女人放进筐子里或者摇篮里使劲地悠吗？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消灭了阶级，也消灭不了失眠。
一九四六年年底，我们驻扎在北满地区，风雪之乡。你的爸爸，孙渡同志，他去了哪里，我就不清楚了。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动，他应该是还在晋察冀接受审查，也有可能是在等待有了更进一步的或者最终的结论后，再重新分配工作。抗战以后，大批的干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营连一级的干部多如牛毛，且又年轻，有的二十出头就当连长。你爸爸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副连级干部，混迹于一大群年轻的毛头连长指导员们中间，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和处境，局外人很难揣测和体会得到。当然，干革命是不能也不应该计较和在意职位的高低的，那么多有前途又有资历的人，最终连命都没有了，那又该怎么说怎么计较呢？人活着的时候，患得患失，什么都想要，什么又都不想失去，且又总是不满足、不满意的时候居多。人如果只进不出，获取得越多，背负得也就越重，最后背不动，就会把自己压死。当两眼一闭，那真是什么也不能再考虑，什么也不能再计较了。可是，反过来说，人之所以作为人，毕竟还是要顾及脸面的，而脸面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身上最大的软肋和命门，人几乎所有的不幸大都源于此。更何况，个人前途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脸面的问题，而一个不在意脸面的人，已不再寻常，在茫茫人海中属于绝对稀有者。人如果能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真是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按照我所熟悉和了解的孙渡，他就算是一个最不在意这些的人，他是真不在意，别说是一个副连级，比那更小，甚至什么职务也没有，他也是不会在意的。在别人那里是个天大的事，到了他那里以后，就不再算是个什么事。他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虽然我们曾经是同学，干的也都是革命工作，可是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认为参加革命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也难以推卸的责任，喜欢也得干，不喜欢也得干，需要无条件地执行，没有调和的余地。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有他所钟情并向往的东西。据我了解，那个隐伏在他内心深处的东西，或者说事物，那个像是怪兽，也可能如同一片芳草密林一样的，谁也没有真正见过的东西，并不是革命。
这就麻烦了，小鬼，你知道吗，你懂得吗？人就怕有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一个人也就有了永远的心事，等于背上了一个一生都无法卸掉的沉重的包袱。心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无论再去做什么，都难以做到全心全意，无论对人或是对事，会永远地隔着一层皮，也许是膜，或者是雾，其间的沉重和痛苦会无法倒出，无处安放，会伴随他一生一世。就算是噩梦也有做完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漫长，它只是某一个阶段里某一个时期内的事，再不走运的人，也不可能一生一世都在做噩梦。但是，一个人有了那个东西以后，就等于噩梦缠身，无论再去做什么，无论表现得多卖力，实际上都很难再做到全身心的投入。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怕死，不只是因为严酷的环境和形势在那里摆着，怕也没用，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很少考虑死的问题。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一个心里有那种东西的人，和一个心里没有那种东西的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直接导致人与人产生最根本的区别。
就是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那一次偶然的见面，在秋风萧瑟的晋察冀边区，在那棵灰褐色的沙枣树下，别的人一定会以为他见到我这个职务比他高得多，他完全应该喊我为首长的老同学，一定会把他心里的苦闷和委屈没完没了地向我倾诉、抱怨，并直接寻求帮助和支持，但是他没有。实际的情形反倒是有点儿像是我在求他，向他恳求什么，我问一点儿，他说一点儿，还尽可能地简单、潦草，就像老乡们在家里压饸饹一样，我要是不用力，他就不会主动出来，别指望他能主动说出来，绝不会。我所了解到的所有关于他的那些事情和问题，全都是靠我自己的辛苦一点一点地挤压出来的，而不是他自己主动陈述出来的。你看看他，有他这样的人吗？小鬼，你了解你的爸爸吗？这就是他，这就是那个名叫孙渡的人。这个人，你永远也别指望他会开口求你。
记得我临离开晋察冀边区的前一天晚上，我又一次对他说起，要不跟我一起去东北，去北满吧？他却摇着头说，那怎么能行？我这边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事情还没有最终的结论呢，我得继续等着。
我觉得他说得也对，就没有再说什么，这样，我也就再帮不上他什么了。事实上他也根本不可能跟我走，走了，他就是货真价实的逃兵，最终还得被解回来，等再解回来，问题就更大了。到那时候，我也会受到牵连，两个人都不会有好结果。关键时候，证明他的头脑还是很冷静的。此前，曾听到有人说他的精神有点儿异常，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人的嘴，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想说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好的时候，会不顾事实地颠倒黑白，而当想说一个人或一件事情不好的时候，还是那张嘴，还是那些嘴，又会同样不顾事实地黑白颠倒，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栽倒在那种颠倒上。
说了一阵他的事情后，他忽然问我，现在还有时间画画吗？画画？画什么画？谁画画？这是一个多么陌生而又遥远的词啊！说实话，要不是他突然提起，我恐怕是今生今世也不再能想起这个词了，更不会记起在那遥远的青年时代，我曾立志要做一名画家或者戏剧家……俱往矣，那一切距离今天的我是多么的久远，想起来更像是一段他人的历史或一个虚无缥缈、模糊不清的梦。我都早已忘记了，亏他还记得。于是，在短暂的惊讶和感慨之后，我对他说，我现在用枪炮和部队在大地上作画，画面中有民众、有敌人，血色是最主要的色调。他听了，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晋察冀，虽然不像北满地区那样冰天雪地，但很多时候，气温也并不比那里高多少。它还有一个不好的方面是满目灰色、干枯，用萧瑟这个词来形容它、概括它，再贴切不过，再准确不过，再换任何一个词恐怕都不行，都会言不及义。旷野是灰的，一切景物是灰的，人也是灰色的，一切都在萧瑟中，一切都萧瑟。我们的部队也是统一的灰色或灰黄色。有时候，要是偶尔眼前一亮，突然看见一个穿红衣服或者绿衣服的女子，不用问，十有八九是地主家的闺女或者儿媳。
什么？解放区的天都是晴朗的天？小鬼哟，你说的那是歌子，歌子里唱的你也当真？那个晴朗、明朗，是政治上的晴朗和明朗，与真正的天气和气候完全没有关系。天气是晴是阴，那是老天爷决定的，不由地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说了算，他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区，白区还是苏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党和军队，奉行的是什么主义，他只推行纯粹的自然的规律和法则。解放区也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和白昼呀，若没有黑夜，人马如何休息，如何恢复体力，如何养精蓄锐？同样，国统区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黑夜，始终暗无天日。真要是那样，国统区的人和植物、各种动物，又怎么能够正常地成活生长呢？白区的人们洗了衣服以后，如何晒干呢？总不能都穿着发霉的衣服出门，每天都盖着发霉的被子睡觉吧？国民党还号称青天白日呢，常以为自己那个党是世界上最先进最了不起的政党，也号称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呢，也口口声声为民众谋幸福呢，你要说他们是黑夜和黑暗的代表，他们也指定不认哪。不过，也由不得他们不认，他们说不是就不是吗？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只要我们这边认定他们是，那就行了，我们就说他们代表着黑暗。在我们这块国土上，他们不代表黑暗，又能让谁来代表黑暗呢。
小鬼，你刚才说你的母亲也没有消息，而且你怀疑她多半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两个这是怎么搞的？两个人都没有消息？至少有其中一个在，有一个是平安的，那也是好的呀，怎么就会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呢？这种事情还真不是太多。让我想想，好像谁家也是这种情况。是谁家呢？就是眼跟前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就想不起来了呢？算了，先不想他了，等什么时候想起来再说吧。
我没有见过你的母亲，从来都没有见过，包括她的一切情况，她和孙渡同志是什么时候相识并结婚，我也完全都不知道。我只记得一九四五年秋天在晋察冀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单身一人。想来他们也是聚少离多，不然也不会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要是一个正常的家庭，都至少会有三个以上的孩子呢，我说得对吗？
我前面说过，自从一九四五年秋天晋察冀一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从当年一同回来，一直到日本人投降，整整八年时间里，我和他仅仅也就见了那么一面，现在再想起来也真是够残酷的，仿佛阴阳相隔一般，可当时却没觉得。战争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每一个人只能顾眼前那点儿事，每天都要面对生死问题，谁都不可能多想别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的头发长了，我想剪剪头发，当天晚上天已经黑了，负责剪头发的一位同志说，天太黑了，看不大清楚，等明天天亮以后再给你剪吧。我说好，那就等明天再说。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待，就已经是一两个月以后的事了。为什么？因为就在当天的半夜，突然开始转移，接下来，再没有一天安宁过，所有的人都在动荡之中颠簸，挣扎。什么叫戎马倥偬？什么叫颠沛流离？那就是。不是就像，而是就是被卷进了一条身不由己的命运的洪流之中，在那条洪流之中，谁说了都不算，个人渺小之极，就是一粒沙子。剪头发？谁还能顾得上那个，谁还能想起那事？不仅答应给我剪头发的那位同志忘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那中间，谁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转战了多少个地方，每个人都脏得像叫花子一样，像饿死鬼一样。像叫花子不好吗？像叫花子好啊，那证明你还活着。肚子成天咕咕响，那证明你还有能力吃东西，有资格吃东西，也还能够吃东西。什么时候它完全不响了，那你也就再用不着吃什么了。
就这样转移，遭遇，突围，晓行夜宿，等后来好不容易能够安宁几天的时候，已经是一两个月以后了。在河边用河水照镜子，看见自己的头发像是用粗牛毛擀成的毡子，而且是那种肮脏的旧毡子。像一块肮脏的粗牛毛的旧毡子不好吗？好啊！要知道，当初答应给我剪头发的那位同志，已经在这次转移中永远地牺牲了，再也不能给我剪头发了。明天给你剪……这个明天可真够长的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到来了。除了那位答应给我剪头发的同志，还有好多同志，都再也不会跟上来了。无论再转移到哪里，宿营时，清点人数时，都再也不会有他们了。
小鬼啊，每当说起这些，我心里真是难过。现在，不让我管事，把原有的权力收走，让我在家里待着，做饭，看小孩，我不难过。军人嘛，就是为了打仗的，和平了，没有仗打了，战争结束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用了，这是好事啊。最起码，广大的老百姓不用再动荡了，不用再每天担心生死问题了。你出去买菜、买粮，或者去上班，一个人走在街上，正常情况下，至少不大容易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抓走，也不用担心会有流弹飞来，把你击中。除非你自己非要干坏事，那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处，那是另一回事。我说的是全社会的安宁。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结果吗？
当然，这中间最应该受到诅咒的就是战争本身，是战争改变了一切，造成了一切。
我们当初是怎么回来的？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战争，就是因为突然有了那场漫长的战争。国家有难了，连外国的女人、老太太，都替我们操心和着急，我们还有脸不回来吗？还有什么书好读呢？
一九四五年秋天，深秋时节，在晋察冀边区的那棵沙枣树下，你的爸爸，孙渡同志，他在全力地殚精竭虑地酝酿他的那份检查的时候，耳边突然听到了一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声音。他亲口告诉我的，那个声音对他说，孙，你还在埋头用功吗？我从广播里听到，你们的国家已燃起了战火，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也救不了你们的国家。
小鬼，小同志，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声音，来自八年前的异国他乡。
四
那是谁的声音？是我们的房东塔尼娅大婶的声音。
时隔八年之后，在寒意渐浓的晋察冀再一次无端地听到塔尼娅大婶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的爸爸，孙渡同志，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塔尼娅大婶说，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是要站出来的，尤其是年轻人。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听到的只有塔尼娅大婶的声音和一些乱哄哄的声音，却没有他本人的声音。看到萧瑟的秋风取代了金黄的夕照，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我对他说，人通常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的。他摇了摇头。
八年前，在塔尼娅大婶对你爸爸说过那番话以后的前一个晚上，在海员俱乐部的一张长餐桌前，我们这些出来还不到一年的人被叫到一起，大家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不少人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但是，一个叫贾道明的人却自动地担负起召集人和领导人的责任，向我们大家做动员报告，动员大家立即中止学业，回到故土，拿起武器，投身战场。贾道明那天说了很多，他的一张端正的面孔一会儿隐在烟雾中，一会儿又清晰地显现出来。
贾道明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他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无耻的事情的话，那么，再没有比现在的我们更无耻的了！国家有难，而我们为躲在这里，追求什么所谓的学问、事业，真正可以说无耻之极。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切身感受。应该说，贾道明的那些话杀伤力不小，而且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刺激性，而听众恰恰又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毛头小子，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无事还要激动三分呢，更何况是真的有事。正是贾道明的那一番烈性酒一样的鼓动和演说，使得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此前精心描绘并构筑起的一个个缤纷宏大的世界，瞬间就都坍塌了。在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不受到震动的，不感到羞愧的。不管此前是学什么的，在那个烟雾腾腾的晚上过后，所有的专业，所有的努力的方向，在这些远离故国的年轻人的心中，统统都已变成一桩桩可耻的不可饶恕的罪恶。我记得当时有不少人是从实验室里直接来的，穿着蓝色或白色的实验服，来之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在听完贾道明的那番动员报告以后，就都明确表示不再回到实验室去了。
对此，贾道明高兴地说，对，国内的战场才是一个最大的真正的实验室。
你爸爸、我，我们当时的确都感到很羞耻。我就是在那一刻决定自己要永远告别戏剧和美术的。想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又学了些什么，没有一点是有用处的，完全就是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真是羞愧之极。
在场的都是年轻人，大家也都不客气。烟雾中，有人大声地质问贾道明，光说不干，你为什么不回去？
贾道明的头像一个船头一样从烟雾中伸出来，他无疑是想看看是谁在喊，谁在质问他，但弥漫的烟雾和嘈杂的人声使他什么也没有看到。那以后，只听见他用标准的国语，大声地回答说，谁说我不回去？你们怎么知道我不回去？我当然是要回去的。不过，在我回去之前，我要先把你们大家都动员、运送回去。
还是在烟雾中，又有人大声地说，我们不需要你动员！国家又不姓贾，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国家。
贾道明说，那最好，求之不得，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他说着话，头又往下歪了一下，其目的还是想看清刚才说话的人是谁，但烟雾还是让他无法看清。这以后，他又把头重新抬起来，摆端正，说，龙生九子，在你们的中间，难道就没有那种意志薄弱的软骨头的家伙吗？我动员的正是这些人。
有人说，谁是软骨头？请站出来。
贾道明听到喊声，冷笑了一下说，这样喊没用，软骨头的人敢站出来吗？谁要是站出来了，那不就是等于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软骨头了吗？软骨头的人意志薄弱、精神涣散，他能够站起来吗？恐怕想站也站不起来呢。
有人说，既然他连站都站不起来，那你还动员他干什么？把这样的人动员回去能干什么？能扛枪还是能打仗？
烟雾中响起一阵哄堂大笑，有人碰翻了桌子上的杯子和盘子。贾道明说，不能因为骨头软就什么责任也不负，必须得动员他们回去，就是让他们做个瑟瑟发抖的旁观者，甚至做个俘虏，也得让他回去，不能让他在这里逍遥。
又有人对贾道明说，那么你呢？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裁判，甚至上帝的位置上，怀疑这个，担心那个，你本人的骨头就足够硬吗？意志就足够坚强吗？怎么才能证明你的骨头就是最硬的？
贾道明说，你们可以质疑我，但我本人从不怀疑自己的意志和精神，我的这份爱国之心也不是今天的你们所能理解的。究竟怎么样，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见分晓吧。
说的也是，在那种时候，任何一种高调的表白也仅仅只是一种表白，关键还得看将来到底怎样。不过，即使是那样虚空的表白，在当时那种场合下也是需要一种勇气的，有的人就没有高声表白，比如我，比如你爸爸。按道理来说，我是最应该站出来表白一番吧，因为我是学戏剧的，对于表白最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本职，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竟没有说一句。孙渡呢，当时正在读叔本华的《意志论》，关于意志，他也应该有话说，但是他也没有说一句。那天晚上的集会结束后，孙渡有意地落在后面，等大部分的人都散去后，他找到贾道明，对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回去后能派上什么用场，希望贾能指示一条路给他。贾道明对他说，如果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最好最现实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扔掉你此前所学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回去以后，直接拿起枪，走上战场，朝着敌人冲过去，朝他们开枪，用刺刀刺他们。孙渡说，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一支真正的枪呢。贾道明说，所以，这不是正动员你们回去吗，回去以后马上就能见到了。要说真正的枪，谁见过？今天到场的人恐怕没有谁真正见过一支枪。不会可以学嘛，谁一生下来就会有一支枪放在他的面前让他看，让他见识？谁一生下来就会打枪，就会拼刺刀？
贾道明又说，抬伤员，搬箱子，这你总会吧？把受伤的人从前线抬下来，再把子弹送上去，这你干不了？
你的爸爸似乎被贾道明指示的那种情景给吓住了，他愣了好一会儿。好一会儿后，才想起一句话。他问贾道明，你会打枪吗？贾道明也愣了一下，说，暂时还不会，不过我早已抱定了要好好学习的态度和打算，只要你认真学，下决心学，没有学不会的。
贾道明说他还不会打枪，连我也有些吃惊呢，连我也没想到。因为看他的派头和他的种种表现，你会以为他很懂得军事呢，没想到竟然也和我们一样。忧愁爬上孙渡的脸。他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打枪、射击。他的这句话立即又为他惹来一通批评。贾道明对他说，你这种悲观软弱的情绪要不得。另外，我还想给你指出一点，以后说话的声音要尽可能地大一点，再洪亮一点，再豪迈一点，这才像个革命志士，别总像蚊子似的。真不知道你这个样子将来怎么上战场。要是让你朝敌人喊话，敦促他们投降，就你这蚊子声音，他们能听见吗？即使他们有投降的心，也达不到目的呀。
你爸爸说，我也担心呢，让他们投降，他们怎么会听我的？
听到你爸爸这样说，贾道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刚想说什么，却又摆了摆手。后来，他忽然说，噢，对了，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你爸爸说，我叫孙渡，渡河的渡，正在读西方哲学。
贾道明说，孙渡？好。不过，孙渡同学，我本来不想再说什么了，可还是忍不住要说说你。你是东方人、亚洲人、中国人，你为什么要选西方哲学呢？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中国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难道还不够你学的吗？为什么非得隔山过海，跑这么远来学别人的那点儿东西呢？我实在是不明白。
我在一旁有点儿看不过去了，所以我对贾道明说，别人的那点东西怎么了？孙中山不是还多次去日本和欧洲考察学习吗？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别人？列宁是不是别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不正是他们的那点东西吗？贾道明听了我的话以后，突然像是被噎住了，他的嘴张了好几次，甚至还翻了翻白眼，却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转身悻悻地走了。
人是走了，不过，他所说的那些话，却都如同一支又一支的楔子，那些楔子的尖头又都仿佛涂有剧毒，他们不断地揳入孙渡的心里，使他对自身产生了一种百无一用，又必死无疑的感觉。回驻地的路上，他对我说，世界枝枝杈杈，幽深莫测，一个人要想活下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这就是他说的。
一个月以后，他就是带着那种感觉回来的。
当然，我也回来了，我们都回来了。
我记得，回来的路上，他不止一次地小心翼翼地问我，战事到底是怎么爆发起来的？我说我也不清楚。是真的不清楚。
那个叫贾道明的人如今在哪里？嘿，你要不说，我还真把他给忘了。他是我们这一批人中第一个叛变投敌的，也是唯一的一个。那个喜欢唱高调的家伙，动员张三，说服李四，怀疑这个，担心那个，闹了半天，只有他的骨头才是最软的。一九四〇年，敌人委任他为招募专员，专门负责招募、网罗各种投敌变节分子，危害甚大。我方曾数次组织捕杀，但都因为各种因素，没有成功，几次都让他侥幸逃脱了。有人说他命不该绝，但我们共产党人偏不信那个邪，我们更愿意相信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后来，终于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杜鹃花开的时候，被我方成功捕获。被捕后，他像煮熟的鸭子，就剩下嘴硬，声称自己将赴西方极乐世界，而活着的人，留在大地上的人们，将要继续承受无休止的苦难和不幸。你看看，一派胡言嘛。负责处决他的我方人员对他说，要说别人还有可能，但你是不行了，你到不了极乐世界了，你是要下地狱的。
贾道明最终去了哪里？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去了地狱，那恐怕也是他唯一能够去的地方了。
什么，我们革命人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之说？那倒是，是不相信。可我们通常在说到一个坏人的时候，总是要那么比喻一下，不然又怎么能够表达我们的愤慨的心情呢？另外，不把他们打发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去，又能往哪里遣送、安置他们呢？人世间已没有他们的位置，只能让他们下地狱了。啊，你这个小鬼呀，真是涉世不深，总喜欢在字面上找我们的漏洞，抓我们的小辫子。抓吧，我们不怕，因为真理就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永远是正确的，无论是谁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也不怕，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不过，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还是想提醒你，你这张嘴啊，将来是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的。因为在人世间，有一半的祸是自己说出来的，另一半来自别人的嘴，你信吗？信？好，那就好。别人的嘴里要说什么，我们管不住，也管不了，可我们自己的嘴总应该能管住吧？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嘴也管不住，那还能办什么事呢？更别说能办什么大事。但愿你能经常记住我的这句话，这会对你将来的人生大有裨益。无论任何时候，当管不住自己的嘴的时候，就想想我今天对你说的这句话。
五
小鬼，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吃完饭，我不再留你，你走，去继续寻找你的父母。
什么，不吃？那哪行呢？
我这就去给你做饭。小家伙又睡着了，一会儿她要是醒来哭闹，你帮我悠一悠，晃一晃她。在北满地区，东满地区，那时候，有很多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都在帮助她们的父母照看弟弟妹妹，看上几年，然后就都嫁人了。
我刚才焖了一点红米，就吃红米饭吧，好吗？
在你进来之前，我正在一边焖饭，一边哄孩子，给这个孩子唱歌。唱什么歌呢？唱“红米饭，南瓜汤，毛委员带我们打胜仗”。一边唱，一边我就在想，大自然好像也在和人们开玩笑呢，同时也像是在印证什么，红军吃的是红米饭，白军吃的是白米饭，如果唱成“白米饭，南瓜汤”，或者“白米饭，黄鱼汤”，那就不对了吧，那肯定不是我们的队伍。
一九四二年春，我们驻扎在一个叫海西的地方。说是驻扎，其实说隐藏或者躲藏更为恰当，因为根本就没有我们的活动范围，抽冷子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就又开始东躲西藏了。没有安全的地方，没有根据地，粮食还奇缺。我记得有整整一年多，从来没有吃饱过一次。我是教导员，连我都吃不饱，连我都尚且如此，就更别说下面的战士们了。晚上在野地里躺下，看着天上的星星，不觉得美，只觉得烦，越看越烦。看它们在高高的天上自由自在，想亮就亮，想暗就暗，想出来就出来，不想出来就不出来。而我们却苦难不断，一条命也不知押在哪里，今天睡着，明天能不能正常顺利地醒来，都是个问题，要是偶尔有几次这种事，那还怕什么，关键是每天都是个问题，每天都是个未知数。肚子里在不断地叫唤，提抗议，愤愤不平地要求填充东西给它们。哪有什么东西给它们？要是有，还能不给吗？睡不着，只好起来去查哨，本来临睡前已经查过了，就再查。到处走，看看有无可疑的情况。人是血肉之躯，再加上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在各方面都最为困难的时候，这具血肉之躯是会有各种各样想法的，比如开小差，比如变节。有时候某一个人变节了，其实并不是他真的想那么做，而是环境逼的，把他逼到那条路上去了。还是我前面说过的那句话，世界上很多事情之所以发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没办法。如果有办法，很多事情是不会发生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同意？
就在那个五月的夜晚，我在查哨的过程中，看见我们的一名战士死在他放哨的农神庙的附近，枪抱在怀里，脸上竟遗留着一种梦幻般的微笑。我当时被吓了一跳，眼前竟浮现出一幅千军万马拼死厮杀的残酷场景。一名坐在农神庙附近的战士，与一幅千军万马拼死厮杀的残酷场景，究竟有什么关联，我也不知道。可是眼前浮现出的就是后者。那位战士怎么死的？饿死的，并不是被敌人打死的。当然，间接地来说，这笔账也应该记在敌人的头上，当然也应该算是死于他们之手。不是吗？若没有他们的残酷的扫荡和绝杀般的围困，我们就不会没有粮食，形势就会是另外的一种形势。事后我猜测，那位战士，临死前一定是眼前幻想出了粮食，南方的水稻，北方的小麦、玉米、黑豆、小米，甚至还有可能是更为诱人的美味，肉包子、红烧肉、炒白菜，什么可能都有呢。
队伍里很多人都病倒了，原因也大多只有一个，都是饿的。负了伤的人，吃不上东西，更没有营养，伤口除了化脓就是溃烂。一个排，有十来个人还能走、还能动，就已经让人很高兴了，就绝对算得上是兵强马壮。看着那情景，我们都有些傻了。我们想，这不行呀，照这样下去，不用敌人来围剿收拾我们，我们自己首先就会从内部垮掉，溃不成军。再不能不想对策和办法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向上级申请支援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上级负责你们吃喝，那还要你们这支部队干什么？上面还是供给制呢，每人每天四两粮，首长们都还吃不饱呢。这一条路首先就行不通，想也别想。甚至会说，坚持不了就散了吧，取消你们的建制。另外，就算有能力给你们一点，也运不过来呀，层层封锁线犹如天罗地网，运送一袋米，可能得搭上几十条性命，最终能否运到你的手里还是个未知数。这样的事情，要是让兄弟部队知道了，受鄙视不说，能把你骂死，一辈子都别想抬起头来。那怎么办呢？向老百姓筹吧，老百姓还没有呢，总不能去抢他们吧，那和土匪、敌人，又有什么两样？同时也违背了我们革命的宗旨和目的，宁可饿死，也不能干。那些日子，快把我们几个当干部的愁死了，我们的白头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的。几百双眼睛每天都在眼巴巴地看着你，几百颗心时刻都在等待着、期盼着能有什么改变和出路。那种注视，那种期盼，比几百条鞭子抽在身上还要厉害得多，让你一刻也不敢耽搁，不敢偷闲。一个营的人成天东躲西藏，像耗子一样不敢见光，除了饥饿，脸上也无光哪。什么人带着这样的部队？
我们曾偷偷地开过荒，只可惜，刚种下，就又转移了，永远也看不到庄稼的长势，更享受不到丰收的成果。我们的一位副营长曾经绝望地说，老天爷一定是不想让我们再继续活下去了，一点点希望也不给，靠山山崩，靠水水枯。我劝他应该把账记在敌人的头上，而不是老天爷的头上。
其实，命运也并不是真的就那么想把我们赶尽杀绝，只是给我们以更多的机会磨炼我们自己，就看你能不能经受住磨炼，能不能挺过来。
人类的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事情，可能是以一种无奈的方式和结果了结的、过去的。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或许是应该赞同并拥护的，这是一条最宁静也最节省资源的路。可是，如果非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抓住不放，并不断地扩大、膨胀，穷追猛打，像张开的网，放更多的鱼进来，然后收口、扎紧，然后审查、流血、毙命，那也不是不可以，因为类似的一滴水酿成汪洋大海的例子也有很多。小鬼，你要记住，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什么事就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诡谲的奇迹也都有可能出现。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小鬼，你饿了吧？多吃点儿。又没有外人，小家伙还不会吃，只有你我咱们两个人。饭不好，但是你要吃饱，吃饱了才能继续上路寻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是一切的本钱，要是没有了这个本钱，那一切的一切也就都谈不上了。
别拘束，就像在你家里一样。
孙渡同志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真是没有想到。
前几年的报纸上报道说，毛主席一个月吃一次肉，有人不信，可我相信。不过，在相信的同时，我也在为他的健康担忧。他要是病倒了，那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该怎么办呢？国际共运事业该怎么办呢？世界谁主沉浮？真令人忧虑。
你运气不错，今天正好还有一盘豆腐，我平时连豆腐也不吃。一九四〇年在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连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供应五两豆腐，那是用来代替肉的。那种心情，不是你们现在所能理解的。那五两豆腐，我们真是既盼着它早一天发下来，可是又怕它真的发下来，因为一旦发下来，就意味着要赶快吃掉，而吃掉了就再也没有了，只能再寄希望于下一个月了。而下一个月是什么形势，谁都无法估计和想象，形势要是不好，更为恶劣，更加残酷，到时候不发豆腐还是小事，恐怕连性命都得让出一半去呢。有人曾说，这个月的豆腐我先不领了，因为要去平汉路以西执行任务，等任务完成回来后下个月一起领吧，一次能领一斤呢。想法不错，计划得也很好，可是等到了下一个月的时候，他却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别说是累计发给他一斤豆腐，就是发给他十斤，他也领不到了。
人，活着的时候，争这个，要那个。得到了，眉开眼笑，觉得自己厉害、有本事、有能力；得不到，就会不高兴、闹情绪，甚至心生怨恨，让仇恨和不快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心间，甚至每天还要给那种子浇水、施肥，生怕它长不大，生怕它长得慢。可是，某一天，一旦闭上眼睛以后，金山银山放在他的面前，对他来说也已经再没有任何意义了。
吃饱了？再吃一点。
我太知道人在路上的种种艰辛，吃完这一顿饭以后，下一顿饭在哪里，还不知道呢，完全是个未知数。不过，有一点让人放心的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一个人走在路上，起码不会有人在后面拿着枪追着你打，也不会有人在某一个隐蔽的有利位置上朝你瞄准、射击，这是最让人比较踏实的一点，这也是无数人为之奋斗和牺牲所换来的，没有前面的那种牺牲和铺垫，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什么？你觉得今天的社会很乱，一点儿也不好？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表面上看是有点儿乱，可乱也是我们自己人在乱，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骚动，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基本没有关系。不像过去，过去那才真叫个乱，真正的乱世。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乱了五十多年，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相互角力，一坨一坨的，一块一块的，今天碰到一起了，明天又分开了。不过也好，乱世出英雄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乱世中走出的英雄，没有民国时期那个乱劲，我们又怎么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取得最终的胜利呢？小鬼，你说是不是？毛主席说过，乱是好事，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无数的事实也都在证明，水至清则无鱼，只有在一潭浑水里才好做文章嘛。你看现在，从前的各种势力都灰飞烟灭了，军阀、买办、各个山头也都完蛋了，张作霖、孙传芳在哪里？阎锡山、吴佩孚在哪里？都不在了。只有我们存在了下来。
什么，孙中山也不在了？小鬼啊，不能这么说，这么说是要犯错误的。孙中山和他们还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你要搞清楚。
你笑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对吗？从你进门以来，这是你第一次露出笑脸。我还以为你不会笑呢，原来你也会笑。
你接下来还要去哪里？去找什么人？一个叫晏永贞的人？那是个什么人？哦，还要去一个叫向阳农场的地方？小鬼，小同志，我这里有二十块钱，你拿着，因为你路上用得着。不，不要跟我争，想多给你也没有。现在每个月只发给我几十块钱的生活费，还有这么一个吃奶的孩子。赶快收起来，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但愿他们都还在人世。但愿你能找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