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享南面王之乐
房子是坐北朝南的。早晨起来，太阳就在阳台露了脸。午后，不光是阳台，连房间也洒满了阳光。坐在阳光里，闻着太阳的味道，懒懒的，温暖而幸福。
朋友送的好茶，特级铁观音，还未泡，热壶里就溢出茶香。涤过茶尘，养过茶杯，特有的清香就溢满了整间屋。和着阳光，飘荡着。喝着喝着就醉了。正所谓：莫道醉人唯美酒，茶香入心也醉人。
翻书，阳光下的书也变得迷离起来。时光，也就在书的似读非读中流逝。
手中的这本小书叫《嘻哈庄子》，绘图类中国幽默读本，图画多于文字。看见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夜行，一个骷髅向他扑过来，庄子挥马鞭把他击倒，说：“可怜的骷髅，你是因为战争而死的吗？你是因为丑事自杀的吗？你是冻饿而死的吗？还是寿终正寝的呢？”说完就将骷髅当枕头，在野地里睡下了。
庄子梦中见骷髅走来，对他说：“你说的话令我感动，特来告诉你死的乐趣。死，上无君王，下无臣民，无事务缠身，也再无怕死的烦恼，做君王也尝不到这番乐趣。”庄子不信，说：“我可以让阎王爷便给你复生，与你的妻、儿、朋友团聚，你愿意吗？”骷髅皱着眉头说：“别，千万别！我怎么能放弃王者的乐趣再去承担人间的劳碌？”
我们都知道，庄子是个主张“逍遥”的哲学家，他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在人的形体上，也试图用这个例子，来消灭形体的依赖，达到超越生死的自由自在境界。不能说庄子不爱惜生命，他只是希望人们解除一切的束缚，顺从自然的法则，达到生死皆自由的最高境界。
据说，庄子的妻子颜玉死的时候，他很随意地坐在地板上，两腿往前伸着，中间放一个瓦盆，左右两手各执一根木棍，有节奏地敲击着瓦盆，边敲边唱：吁嗟吾妻，已归天真。吁嗟庄周，犹然为人。别人问庄子为何，庄子说：人死了，是回到了大自然中去，是获得了新的生命。这种生命没有忧愁，不要操心，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我应该为她高兴，为她庆贺。
这个例子几乎是“庄子梦骷髅”一事的补充，再一次展示了庄子的生死观，生死皆逍遥。可惜，我们活着的人是不能体会死的乐趣的，死了的人也不能告诉我们死的乐趣，我们不能比较活着和死到底哪个乐趣多些，更不能选择。
朋友来的时候曾问我：“平时都做些什么？”我说：“没什么，就是看看书。”他问：“看什么？”我随口答道：“小说。”他叹息道：“我买了很多小说都没时间看，真羡慕你呀！”我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位置是他奋斗得来的，是别人倾慕的，他却羡慕我这无为的生活。想想，人是最矛盾无奈的物体。如果能，他会放弃奋斗之后来之不易的生活吗？不能。
文章中骷髅也只告诉了庄子死的乐趣，没有回答庄子到底遇上了什么灾难，是怎么死的。无论哪种情况，死一定不是骷髅生之所愿。所以，骷髅死的乐趣虽然很诱惑人，我们不妨还是学学庄周，把生死都看淡一些。不惧怕死，也不惧怕生，发现生的乐趣，好好地活着。就像现在，在温暖的日子里，坐在阳光下，喝茶、读书，也是王者的乐趣不能比的。如果有一天真的去了，再去享受死的乐趣也不迟。
2006-01-15
读《茶经》，品茶性
闲来无事，下载了陆羽的《茶经》，电子书。《茶经》字数不多，七千余字。细读慢研之际，突然想，何不干脆打印出来，读着方便呢？念头一出，自己先就笑了。因为我想到了我喜欢的线装书，就像突然邂逅久违的心上人，心情愉悦。
于是，整理字体，页面设置，A4纸，两栏排版，打印。
线装是我国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式，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在它之前还有绳串联、竹简、帛书、石经（石碑）、拓印（卷轴）、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包背装等等。
线装书的一般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我这个后人加业余操手，就只能简单为之了：折页、撞齐、打眼、穿线、重压（压实压平）。我装订的第一本线装书就这样完成了，《茶经》在茶文化发展史上的神圣地位也在我的操作中更显得庄重了。
《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是陆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陆羽，字鸿渐，号季迹，又名疾，别号桑苎翁，自号竟陵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陆羽对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常与朋友谈茶、品茶。陆羽的一生都在研究茶事，种植、栽培、烹煮，脚步遍及全国各大茶区。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考察、整理、著述、刻印，仅《茶经》一书，就用时二十七年。也因为此，中国茶事在一代茶圣的影响下，渐渐盛行，千年不衰。
《茶经》一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个部分，主要内容是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等。
饮茶思源，阅《茶经》，摘录，知之：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
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
茶叶，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饮茶，早取为茶，晚取为茗。
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
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茶之器）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茶之器）废。
知茶如此，茶之幸也。
非常简洁的一段文字，就告诉了我们这么多的茶知识。什么时间采茶，怎么造茶，什么茶好，什么水好，什么环境品茶，哪些可以简略，既让人们懂得了茶，又不拘泥于形式，真是一本好茶书。
鲁迅先生在《喝茶》中说，喝茶，喝好茶，要用盖碗，还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当他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说到碗，《茶经》告诉我们，首推越州，并与邢州比较详尽：
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我正静坐无为，该喝茶了。暑期浔阳之行，有一大收获，就是带回些好茶。一是庐山的云雾，二是杭州的龙井，三是四川的竹叶青，皆是没有经过发酵的绿茶，有着自然的山野气息。最难得的是大姐送的竹叶青。
竹叶青，产于四川峨眉山。外形扁条，两头尖细，形似竹叶。我面前的这筒竹叶青，装在黑白两色的纸制筒里，黑色部分如中国的水墨画，水印“竹叶青”三字，或大或小，水墨字遍布。两色交接，白色处写有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最有意思的是，在质量等级标示处除标有“特级”二字外，又在括弧处标有“静心”二字。这“静心”二字显然与特级无关，与喝茶人的心境有关。这茶，是要静心才能喝的。也或者说，这茶，喝了使人静心。茶性，人性，需性情相投。就像煮茶的水，也如陆羽说的，须挹山之清流，乳泉、石池漫流者，才能得出好茶。
茶，可以创造一个人的完整世界，就像现在，泡一杯竹叶青，看茶叶翻腾，然后平稳下来，一点点竖起来，悬浮着，又一点点沉于杯底。一切都静悄悄的。简单、自然、舒适，在《茶经》抒写的氛围中，只此就好！
2008-10-07
朱熹错了吗
旧历年，收到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傅佩荣先生的著作《朱熹错了》。一直想说说翻阅这本书的感觉，但却不知从何开始。最早知道朱熹，从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始。后来关注朱熹，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江西与生活地福建都与朱熹有着很深的渊源。
史料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二十二岁的朱熹出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任职期间，朱熹曾数次登临嘉禾里金榜山，临海远眺，还作诗《金榜山》，作文《金榜山记》，对金榜山情有独钟。现在去厦禾路的金榜山，都能读到镌刻于石头上的朱熹诗文。朱熹诗文中咏及的一人不能不提，就是曾隐居金榜山石室的陈黯。陈黯何许人也？据《陈氏宗谱》记载，陈黯乃婺源县令陈元通之子，而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婺源县）是朱熹的祖籍，可见朱熹是有故乡情结的人。
我还倾向于另一个原因，朱熹有志于学习陈黯，过著书立说的隐居生活。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就自同安弃官，致力于学术研究，历时二十余年。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才出任南康（今属江西省星子县）知军，淳熙八年（1181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因此，朱熹的一生，自举进士至死，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都过着讲学著书的生活。
朱熹的一生，不光学术上继承二程（指程颢、程颐），独立发挥，自成体系，还推动了书院教育走上正轨。淳熙十二年（1185年），朱熹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撰写了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了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可以说，书院在南宋的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读一读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东、谢泳所著《教育放言录》，就知道后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书院的消失，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不得不说，作为著名的国学研究者，傅佩荣先生选择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研究点。朱熹是什么人？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他错了？错了什么？光这一个“错”字，就让人好奇，就想一睹为快。
《朱熹错了》副题为“评朱注四书”。四书依朱熹的编排顺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六百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学习儒家，也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傅佩荣先生的《朱熹错了》，针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朱熹表面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
首先，作者没有否认朱注四书在推广及发扬儒家学说方面的贡献；其次，作者对朱注四书的排列顺序提出异议，认为《大学》《中庸》置于《论语》之前有违常理。所以，《朱熹错了》依作者的思量依次针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朱注，进行了省思与分辨，指出朱注哪一句不合理，哪一句没根据，哪一句弄错了。更是将重心放在了《论语》上，占用了百分之五十的书量，从五十二个方面指出朱注思想对《论语》注解的失误。比如第一辑第一篇《时机的重要》，对《论语》首篇《学而》首章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辨析，针对朱注中的“学”“时”“习”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讨论。
对于学术史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阐释经典，我是不太懂，但我知道世间的事本就不是简单的错与对，一部戏剧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何况学术思想的探讨与推广。我就不喜欢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孔子总是圣人吧，他不是也说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偏颇该打的话吗？朱熹对“四书”的解释阐发了他个人的学术观点。朱熹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活学活用，创立了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理学。
傅佩荣先生的《朱熹错了》对朱注四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辨明朱注与原文之间的歧义，帮助读者了解四书的原意，也是在阐述他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但他自己有没有局限呢，也很难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学习就是思考的过程，就是要有自己的辩证。不苛责，也不盲目崇拜。谁知道六百年后，后人又是如何释读《论语》的呢？陈寅恪说过这么一句话：“读书不肯为人忙。”那才是真正学者的生活。学术，说到底是学者自己的事。
2014-01-02
小票据，大历史
2009年3月初，参加《厦门晚报》的读书沙龙活动，由研究厦门地方史的黄绍坚老师主讲，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厦门的日常生活。曾经在《厦门晚报》读到过这部分的介绍，在厦门网搜索，果然有，刊登在2008年8月29日的“文化周刊”版面。讲座中，黄绍坚展示了许多报上没有刊登出的三四十年代的票据，还说起这些票据的来源，很有意思。
2006年，厦门华侨银行发现了一间密室，请清洁工去弄开密室的铁门。铁门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制造，非常牢固。几个清洁工弄了两个星期才弄开一个小洞，要求加价。华侨银行答应那个铁门归几个清洁工所有。本来以为密室会藏有珠宝之类的物品，后来打开一个人能钻进去的洞，才发现里面只有十个大麻袋，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票据。开始，华侨银行打电话给图书馆和博物馆，表示免费赠送，结果两家都表示：太脏了，不要。华侨银行就决定送给清洁工按垃圾称重卖。这个信息被一些研究厦门历史的收藏家知道了，厦门的陈亚元买了一袋，还有一些20世纪40年代的票据，其他的陆续流散到了全国各地。据说，最远的现在已经到了新疆。票据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内容涉及米、电、电话、捐款、工资、制衣、洗衣，生活的方方面面。票据上还印有当时的单位称号，对一些厦门有争议的地名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对研究厦门的历史也很有价值。
这让我想起正在阅读的岳南著作《南渡北归》，想起历史上另一次类似的故事，只是结局不太一样。
岳南的《南渡北归》号称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分。全书一百二十万字，注释四十万字，还有五百多幅珍贵照片。2011年1月出版，到我的手上已经是2012年第9次印刷了。在2013年立春日的《厦门晚报》读书会上，我推荐书友们阅读这套书。这套书每一部的封面都写着这样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南渡北归》，不由得人不佩服抗战时期，冯友兰、梅贻琦、梁思成、金岳霖、闻一多、林徽因等大批知识分子跋涉西南、艰难办学的精神。且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硕果累累。
在《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第十三章《三千里地山河》“三百年来一大师”中，介绍了陈寅恪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出任第一组，即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1929年春末，清宫流出的八千麻袋，约六万公斤的内阁档案被当作废纸卖掉，被藏书家罗振玉、李盛铎先后获得。当时陈寅恪与李盛铎多次谈判，终于以史语所的名义买下这些“废纸”，运到北海静心斋供陈寅恪主持的一组整理研究。这些“废纸”成为史语所成立以来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从此史语所“声光顿起”，一鸣惊人。加上安阳殷墟发掘成果的扩大，到1948年，史语所虽然在研究院十三个研究所中排行第九，但人数已是其他所的一倍至九倍，被那些兄弟们称为“大所”。那一袋袋的“废纸”功不可没。
那段时间，傅斯年统率史语所，借北大授课之机发现读书种子和有希望的学术研究苗子加以培养，拉入史语所。放置在北海静心斋数量惊人的内阁档案，傅斯年认为非陈寅恪主持整理不可。于是，陈寅恪除了在清华授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的徐中舒、劳榦、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他们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要将珍贵的史料公之于世，取名为《明清史料》。
我在网上百度《明清史料》，得台湾百科关于《明清史料》的资料，正是由史语所、陈寅恪他们整理编辑的资料。资料显示如下：
《明清史料》由中国档案汇编，明清档案史料集刊之一。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编辑刊行。以干支为编号，甲、乙、丙、丁四编于1949年以前出版。戊、己、庚、辛、壬、癸六编于1959年—1975年陆续在台湾省编印出版。线装，每编10册，每册100页。该集刊公布了从明隆庆元年（1567年）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近二百年间形成的一万零三百余件官方档案史料，其中包括明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等朝的诏书、诰命、谕、题本、奏稿、塘报、揭帖、图、单，以及内阁各项档案、外交文书等。其内容大多是关于明末辽东战争、农民战争，清初社会各阶层的抗清斗争以及有关郑成功的史料。其中尤以明末辽东战争、农民战争两种资料为其他史书所讳避或载而不详，为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提供不少珍贵原始资料。
2013-03-02
张资平错页的书和错页的人生
当当网活动购得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张资平代表作——小说集《苔莉》。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红极一时的“恋爱小说家”，广东梅县人，早年曾官费留学日本。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发起筹建了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之一——创造社。上海人曾以手捧张资平的情爱小说和张爱玲的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周末，我泡杯玫瑰花茶，一口气读完了《苔莉》。可以肯定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读一本小说了。《苔莉》非常好读，不仅仅是因为小说描写的是多角情爱，更多的是小说中展示的人物矛盾的心理、多变的命运，才是这本书吸引我的根本原因。
读张资平的小说，其中的小说中的主角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纠结的情爱。对的时间遇不上对的人，错的时间却遇上对的人，或是错的时间遇上错的人，于是人物的命运变得多舛。不得不说，张资平很善于描写情爱中人物的纠结心理，能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展现人物真实的心理活动，打动读者。
小说《苔莉》中的苔莉，她的命运在整本书人物中算不上最糟糕的。苔莉和克欧的表兄白国淳结婚，育有一个孩子霞儿。但苔莉没想到，白国淳在乡下有妻妾，还有别的女人，她只能算他的第三姨太太。克欧在表兄和苔莉之间纠结，一方面不忍背叛表兄，将表兄的真实情况告诉苔莉，躲着苔莉；一方面又不忍苔莉受欺骗，可怜着苔莉，不知不觉爱上苔莉，想亲近苔莉。苔莉渐渐地猜到国淳的真实情况，把精力投到抚养霞儿身上，还受克欧的影响，开始读小说，还在克欧和几个友人组织、研究的纯文艺紫苏社月刊《紫苏》上发表小说，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认可。苔莉成了紫苏社的新进女作家，她在小胡和克欧间选择了克欧，托付终身。苔莉定了情，克欧却因为苔莉和国淳的关系处在矛盾中，认为社会的理通不过，加上同乡的说媒，悄悄地与家乡的刘小姐订婚，欲将苔莉母女送回乡下送还国淳。最后，因为小胡写信告密，他们的事情败露，国淳告诉了克欧一些他不知道的私密，让他放弃苔莉，不值得。第二天他们私奔了，在开往南洋的海上双双自杀。小说前面的描写中，似是因为他们半年多的纵欲，使他们失了健康，得了痨病，没有活下去的资本。现在看来，实在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是想给两个相爱但又被社会批评的两个人一个结局。这个结局虽然残酷，但终于他们是在一起了。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读之，让人潸然泪下。
张资平的小说，因多写三角四角恋爱，鲁迅曾讥讽性地概括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非常形象。张资平的小说看着似乎很热闹，其实都是人生，飞蛾扑火般的青春欲望，原来有这么多无奈的辛酸。
小说集《苔莉》中另一篇印象深刻的中篇小说是《最后的幸福》，这个恋爱角是大大超出了鲁迅的概括。主人公美瑛一生纠结的男人先后有阿根、黄广勋、表兄士雄、松卿，还不包括她从十六岁由害羞到二十三岁焦虑嫁不出去阶段，由媒婆提到的南洋商人、中学教员、农民等。她的一生在犹豫、徘徊中度过，总是找不对人。阿根是同村长大的，但比她小很多。黄广勋小她一岁，是个中学生，但成为大学生后成了她的妹夫。她在年长的表兄和心仪自己的松卿间比较来比较去，最后还是母亲做主，嫁了多金的表兄。结婚第一晚就受到了绝望的打击：洞房里加设了一个鸦片烟炕，士雄的朋友在烟炕上挤成一堆轮流烧鸦片烟膏，后来又玩起了麻雀，而美瑛只能寂寞地坐在室隅的暗影里望着他们，被有钱人取笑，从此再无幸福可言。最后，孩子死了，她也死了。美瑛唯一的欣慰是阿根一直爱着她，从没有改变。
《最后的幸福》看得我也跟着纠结，美瑛想要的似乎总在错过，或是所托非人，一误再误，就剩下悲惨的结局了。仿佛知道我的看法似的，我定购的这本小说集装订时竟然错了页，从第154页一下跳到了第187页，错开了美瑛和广勋缠绵的那一段。结局美瑛写信要广勋来接孩子，让我一头雾水。翻到前面也没找到因果。后来读小说《红雾》，读到丽君不听父母的话，偷偷和梅苓同居，突然又从第218页跳回到第155页，跳回到小说《最后的幸福》，补上美瑛和广勋的那些情爱故事，我才明白美瑛的孩子是怎么来的。一个女人要经历多少苦，才能遇上她的真爱？而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些性欲？怪不得我忽略了这本书的错页，因为中间的曲折是一而再再而三，一幕幕上演。最后，只有结局才是最主要的。《最后的幸福》结束了，插曲也结束了，《红雾》继续。丽君开始了她的寂寞生活，最后走向的也是她的结局。离了婚的丈夫死了，三个孩儿死了，最后她也死了，后悔得自杀的。
读张资平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追求着性解放，她们想恋爱自由，想婚姻自由，却又被陈腐的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所束缚。人物的悲剧，有着这样那样时代的烙印。张资平对他们倾注了关心与同情，甚至悲悯。可叹的是，张资平文学之路和他的一生，也像这本错页的书、书中的人物一样，是跌宕的，最后以悲剧收场。
查阅有关张资平的资料，也许是从1930年鲁迅著文《张资平的“小说学”》开始，张资平渐渐被左翼所鄙弃，到1933年《申报·自由谈》中止刊登张资平的连载小说，出现“腰斩张资平”事件，张资平才淡出文坛。当时，张资平已经出版有二十余部中长篇小说，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和翻译小说，是深有影响广有声誉的新小说家。
《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2日栏中，以编辑室的名义刊出中止连载启事：“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也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对此事，上海的多家报刊都有报道，也引发一些争议和猜测。尤其是5月9日出版的《社会新闻》，以《张资平挤出〈自由谈〉》为题发表的文章，颇有意味。文章以颇带情绪的口吻，涉及鲁迅、郁达夫、曹聚仁等作者：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不清一清。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与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原来文场也似战场，硝烟弥漫。如今，我们是理不清那个年代的纠结了，但张资平的人生还在坎坷错页中。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了张资平头上。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
关于日伪时期的任职，1948年3月张资平曾两次给胡适写信，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请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张资平的信和《我之辩明》的内容，归纳有四点：一是申辩未曾担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绑票式的挂名农矿部的技正；二是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是为了保存、整理岩矿标本；三是姚中仁蒙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以“汉奸”罪检举他，是图谋霸占他在上海江苏路的住房；四是请求胡适为他申辩，以解决多年失业的痛苦。
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更为审理。张资平不久出狱。1955年6月，张资平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张资平病死于劳改农场。张资平错页的人生有了结局。
关于张资平是不是“汉奸文人”，张资平有《我之辩明》，后学研究者也给予了一些较客观的评议，辨析他的命运。并且张资平的小说除了撰写大量的恋爱题材，还写有一些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是个有现实担当的作家。1930年出版的《天孙之女》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此书1930年7月出版，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还被翻译到日本。此后还有1933年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1936年，张资平还曾就《东方杂志》关于中日问题发表意见，张资平对“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的观点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会有三个阶段：第一步，先略取“满洲”以控制内蒙古；第二步，略取内蒙古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曾有人造访晚年落魄的张资平，询问他早年“创造社”的种种，他以“年来记忆力衰退”为由，不作回答。对于他自己早年风靡一时的小说，他则以漠然的表情表示“已过去了”，作为回答。
我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在阅读张资平的作品搜索他的资料的时候，感觉我们看人的角度总爱倾斜，向着一些设定的目标倾斜，然后打上想打的烙印。我只想说，当社会越来越进步，当历史的浓雾一点点拨开时，给那些躺下的人一点点尊严、一点点怜悯和同情，就足够了。张资平的小说对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才有后来的“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开山祖师”之称，这也算是给地下的张资平的一点点欣慰吧。
2013-12-17
更加真实的闻一多
2007年10月约见谢泳教授，他赠我一本书，是前两年出版的《血色闻一多》。对于我这样的多数中国人来说，闻一多是个革命者，是个民主“斗士”。我们最早知晓闻一多是在中学课本里，那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多么令人激动啊。阅读谢泳的《血色闻一多》，我感慨太多，试着从诗人、学者、才艺等几个方面还原本色的闻一多，生活中的闻一多，把他从“革命者”的形象中解放出来，讲述一个更加真实的闻一多。
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闻一多的一生都是为了争取民主的自由而奋斗。我们最早知道闻一多，是在中学课本里，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更是升华了闻一多的革命者形象。谢泳的《血色闻一多》运用大量的资料和图片较详尽地介绍了闻一多怎样从一个诗人、知识分子到介入政治的变化过程。两个方面的比较，层层解惑，是这本书的看点。第一是少年和青年清华时代的闻一多，第二是中年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掩书，我想，我们一直误读了闻一多，把他当作一个“斗士”来敬仰，但那只是后来的闻一多。早年的闻一多，是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的闻一多，大抵是平静安定的，过着诗人与学者的生活。
二
（一）早年的闻一多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乡绅人家。字友三，亦字友山，本名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闻一多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学生时代的闻一多学习非常刻苦。1918年5月12日闻一多写给驷弟的家书中汇报了在校学习的情况，可见他的刻苦程度：“父亲手谕问兄《汉书》已阅多少，兄自去腊起，实已改阅《史记》。札记亦随阅随做，并未拘前后，每次字数亦不拘定。近稍温阅《左传》，但札记仍用《史记》材料。此外自修功课，去岁寒假前已阅毕黎（莼斋）选《续古文辞类纂》，本学期正阅姚选本未毕。”
闻一多在清华升入高等科后，尽管功课繁重，他仍制定了一个两年的读诗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选》，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
学校每年放两个月暑假，他必回家度假，一到家就钻进书房闭门读书。放两个月假，就读两个月书。他的书房名“二月庐”。书房桌子上、凳子上、茶几上到处堆的都是书。
湖北的七八月，奇热无比，不做事都汗流浃背，闻一多仍看书不止，有时连吃饭睡觉都忘记了。一听说家里来了客人，吓得赶紧趿拉着鞋东躲西藏，嘴里还不断地埋怨怎么又来打搅人看书！傍晚，光线不足，他就跑到院子里看书。
有一次，闻一多站在天井里借黄昏时的微光看书，一条蜈蚣从他脚面往上爬，别人看见了向他喊叫，他像根本没听见一样。别人跑过来替他把蜈蚣掸到地上踩死，他反而责怪人家打搅他看书。后来，结婚时要举行婚礼，到处不见他的人影，原来他还在“二月庐”里看书。为此，家里人管他叫“书痴”“书呆子”。
闻一多留学美国，刚到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学尚有一个多月，他每天没事就拿出《十八家诗钞》等中国书来看，边看边做笔记，不过半个月左右，“蝇头细字，累纸盈寸矣。”第一学期结束前，七门功课除人体写生为“上”外，其余都是“超”。第二学期，功课虽然开始繁难，成绩却是“清一色的超了”。
1923年6月，因各门成绩均佳，闻一多获得了美国教育界给学生的最高褒奖——优等名誉奖。闻一多在给父母兄弟的家书中也多次提到留美的学习状况：“男每日早入学，晚回寓，尚有时间究文学。”
从闻一多早年的文章中，也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易于冲动的青年，而是一个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较多理性的人，是一个懂得改良和尊重秩序的人。梁实秋这样描述在清华的闻一多：“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的父母担心他留在学校的安全。1919年5月17日闻一多给父母的家书中这样安慰父母：“本年又拟稍有著作，校中图书馆可以参览，亦一便也。男每年辄有此意，非有他故，无非欲多读书，多做事，且得与朋友共处，稍得切磋之益也。”
1923年中秋前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写给驷弟的家书中说：“实秋已被邀入创造社。我意此时我辈不宜加入何派以自示褊狭也。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在闻一多早年的教授生涯中，他也是和大多数教授一样，都保持了很高的理性，在每一次的学潮中基本都是规劝学生，劝他们好好读书，主张学生不要罢课，且对学生的过激行为多有批评。闻一多也不同意学校开除闹学潮的学生，认为是“挥泪斩马谡”，不得已而为之。早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两年，学校就发生过三次学潮，三次闻一多都站在学校当局一边，因而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抗战初期，同学们有的上前线或者参加支前工作去了，留下的人心也不太安定。闻一多劝告他们救国可以有不同做法，直接参加抗战固然很必要，学习本领、积蓄力量，为将来的抗战和建国献身也很必要。
（二） 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的一生，其主要贡献应该说是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
闻一多十四岁（1912年）进入清华读书，也是因为数学不及格，一待就是十年。在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以美术和诗歌知名，是一个对校园文化活动非常热心的积极分子，是著名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像多数青年人一样，年轻的闻一多也很想出人头地。二十一岁时，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过这样的话：“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那时，闻一多最想成为的大概就是一名诗人了。
1920年9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几首，还编了一本自己的诗集《真我集》。
1922年3月28日闻一多给驷弟的家书中写道：“到校后，作诗、抄诗、阅同学所作诗，又同他们讲诗，忙得个不亦乐乎，所以也没有工夫写信给你。我的《红烛》（我的诗集）已满四五十首，计划暑假当可得六十首。同学多劝我付印问世者，我亦甚有此意。现拟于出洋之前将全稿托梁君治华编订，托时君昭瀛经理印刷。我于此道亦稍有把握，不致太落人后。我劝你亦多用功，我定能助你。相传李太白醉而见月于水中，因入水捉月，遂溺死。此事虽不甚可靠，然确为作诗好材料。我现在正作此诗名曰《李白之死》。”1922年8月1日闻一多去美国留学。虽然学的是美术专业，但闻一多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文学趣味，也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因此，留美的闻一多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出版自己的诗集。闻一多在给五哥、驷弟的家书中说：“《红烛》已寄与梁君，请经理付印。到美后增加新作七十首左右。全集屡经删削，尚余百零三首。以首数言，除汪静之底《蕙底风》，无有多于此者。……《红烛》中我本想多用几张插图。但目下因经济的关系一张也不能用了。连封面上亦不能用画了。只好等出第二本集子时，再好好地印出一本书来罢。”
在梁实秋父亲的帮助下，《红烛》终于印刷出版了，了却了闻一多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这样说：“我埋伏了许久，从来在校外的杂志上姓名没有见过一回，忽然就要独立地印出单行本来，这实在是有点离奇，也太大胆一点。但是幸而我的把握拿稳了。”又说，“我觉得名誉一天天地堆上我身来了，从此我更要努力。”
闻一多的更大希望也只是以后能在诗坛有大作为，因为他已经小有名声了。
闻一多不仅写诗，而且从一开始就很注意论诗评诗，注意研究、琢磨如何调辞遣句，如何运用韵律等等。他在《清华周刊》发表过《敬告落伍的诗家》《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还与梁实秋合作过《〈冬夜〉〈草儿〉评论》（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出版的）那样长篇评论文章，草拟出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两篇长文的初稿。梁实秋在《送一多游美》诗的序中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是：清华现在唯一之诗人。
1926年，北京西京畿道三十四号，闻一多的家成了诗人们的沙龙。经常来的有徐志摩、朱湘、刘梦苇、孙大雨等一批诗歌爱好者。他们谈诗、诵诗、评诗、论诗，一同切磋、交流、讨论。闻一多的《死水》《罪过》《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朱湘的《采莲曲》、刘梦苇的《轨道行》及徐志摩的许多诗，都曾在这里朗诵过、评论过。针对当时新诗创作的新观点、新的想法——格律诗论逐渐萌芽，这些人被朱自清称之为格律诗派。
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主持下出了一个新诗的专刊，名叫《诗镌》。创刊号刊头的飞马图案是闻一多画的，象征新诗将要腾飞。《诗镌》的发刊实际上等于是给了闻一多等一块宣传、倡导格律诗的阵地。《诗镌》一共出了十一期，不仅刊登了闻一多、朱湘、饶梦侃等人一批具有格律特点的诗，而且发表了饶梦侃的《新诗与音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两篇论述格律诗的文章。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从各个不同角度阐明了写诗为什么必须要有格律。
1928年1月闻一多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了。这一集所收的诗都是从《红烛》以后的诗作中精选出来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比《红烛》更上一层楼。调辞遣句，圆熟精练，堪称格律诗的代表作，内容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爱国主义思想更加鲜明。《死水》确立了闻一多在中国新诗界不可动摇的地位。其中的《洗衣歌》《死水》等许多首可谓传世佳作，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学者闻一多
闻一多在清华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却不喜欢美国，在美国留学只待了三年，他倾心于他的诗人生活和在中国所能感受到的东方艺术的妙处。他对梁实秋说：“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回国后，虽然生活时有变动，换了好几所学校，但在抗战爆发前的十几年的生活，闻一多一直过着学者和诗人的生活，基本是一个书斋型的知识分子。
1928年，故乡的武汉大学聘请闻一多任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是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的转折点。虽然早在清华读书的后期他就决定今生要做文学教师，讲授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但实际上留美回国以后并没有机会当文学教师，倒是在中国诗坛上的成就相当大，成了著名诗人。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之后，开始有机会全力以赴研究和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了。在武大两年，闻一多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庄子》和《杜少陵年谱会笺》，二者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庄子》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庄子的行踪和文学成就，郭沫若说该文是对庄子的“最高礼赞”。
1930年6月闻一多辞去武大的工作，然后接受聘请来到了刚刚筹建的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在青岛大学的两年，闻一多开了“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英诗入门”等课，同时对《楚辞》《诗经》等中国古代文学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除继承清代文人运用音韵训诂的治学方法外，又借鉴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来解剖、诠释《诗经》，对《诗经》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梁实秋说他“指示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并说他用这种方法研究《诗经》写出的文章，是“划时代的作品”。
1932年暑假后，闻一多最终回到热爱的清华，任教于中国文学系，住在新南院七十二号，别墅式高级教师宿舍区。
闻一多在清华待了五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闻一多是非中文本科毕业，在清华当教授期间教的是古典文学，教授过有《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每周除了几堂课外，全部精力都投进了书山学海之中。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多出自清华时代，可见这是最适合闻一多的生活道路。
1933年9月29日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说：“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走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
闻一多这里说的“向内”就是钻进书斋，埋头读书做学问。这段时间虽然不太长，但闻一多治学成果累累，发表了《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诗新台鸿字说》等多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此外《楚辞校补》也是这个时期开始下手的。其实，在学术研究方面，闻一多还拟订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要编一部诗经字典，注明每个字的古音古义古形体及其由来；还要搞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杜诗新注及杜甫传等等。
在清华，闻一多还是个名士气很重的人，给大家的印象很深。他非常注意营造一种特定的氛围，帮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和领会作品。有一次讲楚辞，他的一位学生形象地回忆说：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一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透过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地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功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安置在离长沙百余里的南岳衡山脚下，生活条件极差，但是闻一多依然把精力投入到教学和学术研究上。著名学者钱穆当时曾与闻一多同住一室，他在《师友杂忆》中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
闻一多完全沉浸在他的学术研究里，对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梁实秋和罗隆基去看他，他对罗隆基正颜厉色地说：“历来二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途，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为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闻一多是最早参加“新月”的活动人之一，“新月”谈政治，闻一多却没有“新月”同仁们对于社会的关注，非常低调。20世纪30年代初期新月社和《新月》杂志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达到了最大程度，新月时期的几次主要论战，闻一多都是一个旁观者。以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开始的一场保卫人权的斗争，许多朋友，甚至于他最好的朋友最理性的梁实秋也都写了文章参与论战，作为《新月》编辑的闻一多却也没有卷入，甚至没有写过什么关于政治问题的言论，潜心于他的学术，对于政治根本就没有兴趣，朋友们去战，去战好了。
（四）才艺闻一多
戏剧方面：闻一多多才多艺，在戏剧方面最早显示出其才华。学校里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专门演戏的组织，最初叫“游艺社”，后来改名“新剧社”。闻一多先是任副社长，后来任编演部总经理。据当年与闻一多同班的浦薛凤回忆：“伊又喜欢编写剧本，最初几年，高中两科八年，每年辄写演短剧比赛；吾级多次之短幕戏剧均由他一手创作，演出之后，总能名列前茅。”闻一多戏剧方面有文字记载正式获奖的就有两次：一是《革命军》，一是《蓬莱会》。
闻一多留学美国时，在纽约和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热心戏剧的朋友，排演用英语演出的中国戏。第一场演出《牛郎织女》，效果不错。第二场剧是《杨贵妃》，也引起轰动。
美术方面：闻一多在家乡时就特别爱好美术，到清华之后经过美籍图画教师的点化，炭画和水彩画都很有长进。中等科时，他的水彩画被人称赞为“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1915年6月，清华三育成绩评比，闻一多的图画被评为本级第一。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到巴拿马博览会去参展。
清华高等科没有美术课，闻一多就和几位爱好者于1919年9月组织起了“美术社”，其成员后来扩大到包括梁思成、高士其等几十人。毕业时，绘画这个课余爱好还成了闻一多留美时唯一的选项。
1922年10月15日闻一多在芝城写与五哥、驷弟的家书中说：“概言之，我进此专门学校后，益发对于自己的美术底天才有把握了，只要给我相当的时间，我定能对于此途有点成就。”
闻一多在美国留学第二学年就到了珂泉的科罗拉多大学，梁实秋入英语系，闻一多入艺术系。毕业时学校举行成绩展览，他的作品名列前茅。地方报纸赞扬说：“中国青年美术家占展览会中重要部分。”
闻一多的美术天才不是天生的，他绘画也和读书一样专心、投入。梁实秋说他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则全神贯注，不眠不食如中疯魔，不完成不罢休。还说：“他头发养得很长，披散在颈后，黑领结，那一件画室披衣，东一块红，西一块绿，水渍油痕，到处皆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御雨，全是它。一个十足的画家。”
篆刻方面：1927年政局不稳，闻一多“失业”了，闲居在潘光旦家，以写诗、绘画、刻印、游西湖消磨时间，后来出版的《死水》差不多一半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绘画，主要是为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等朋友的书画画封面和插图。篆刻是新练出来的手艺。留美时他上过雕刻课，干起来兴趣越来越浓。
1927年8月25日闻一多给老朋友饶梦侃写信说：“说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五）生活闻一多
生活上，闻一多是一个家庭观念极重的人，对家庭有非常强的责任感。
留美之前，闻一多遵父母之命完成了自己的婚姻，从此时时不忘肩负的家庭责任。在美国，他急于出版自己的诗集《红烛》，除了早日在文坛上立足，另一个原因就是想通过出版诗集能在经济上有所收益，对家中行应尽的义务。他对梁实秋说：“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
闻一多很爱自己的家人，常常写信询问父母妻子儿女情况。关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碰上家信稀少，他的心就沉沉的，带着失望。
给父母：“久未得乡音，家中近均吉否？念念。——久不尝中国茶，思念至极。此处虽可买，然绝无茶味也。——家信太难得见。此事有解决方法否？必需我自己多写信回来诱钓，那我写信亦不少矣，何报酬之稀哉？不多谈。”
给驷弟：“月余未接家信，八哥亦然，不知何故？念甚念甚。”
抗战之后，闻一多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他和清华同仁先后在长沙、南岳、昆明授课，一路之上，闻一多都惦记着家里，不忘给妻子汇报在外的生活状况，还有收入情况。
1937年冬天，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薪水本可以领到七成，合得实数二百八十元。但九、十两月扣救国公债四十元，所以只能得二百四十元。”同时也盼望知道家中的情况，对妻子说，“现在这样久了，自己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但是出门的人盼望家信，你能说是过分吗？”“到此（指蒙自），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
给鹤雕两儿：“今天上课回来，看见桌上一封家信，已经喜欢得很。拆开一看，文字比以前更通顺，字迹也整齐，我更高兴。今天非多吃一碗饭不可！你们的信稿究竟有人改过没有？像这样进步下去，如何是好！写信可以代替作文，以后每星期来一次信。信中少说空话，多报消息。家中或乡间任何琐事，都是写信的资料。这样写法，我每次接到你们一封信，不就等于回家一次吗？”
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物价暴涨，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闻一多全家的生活渐渐陷入困顿。八个孩子，加上妻子和佣人赵妈，都要靠闻一多的收入来养活，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节省开支，家中食用的面粉不得不靠买来小麦自磨自筛。闻一多还主动戒茶，纸烟也不得不改成自制的旱烟叶卷。就是这样还是月月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家中的东西也几乎全都分批寄卖，甚至连闻一多从北平带去的几部线装书也不得不忍痛卖给了清华大学的图书馆。
为了摆脱这样凄凉的处境，闻一多不得不一再增加劳动强度。兼课、写文章、做报告，昼夜不停，后来又从事篆刻养家糊口。对此，梁实秋这样感叹：“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上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
三
这样的闻一多实在可敬可佩可爱，真性情人也！
对于闻一多后期的转变，或许有许多原因，我们在谢泳的《血色闻一多》里也能找到一些较为详尽的解释。即便是在闻一多参加民主运动最积极的时候，他还对吴晗表示，一旦民主实现了，他就要回到书斋里去，做他的学问。闻一多始终是中国的一介书生，是一名真正的自由的知识分子，他的被杀我们除了愤怒，还有痛惜，这实在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2008-03-06
钱钟书和他的时代
读谢泳教授的毛边书《靠不住的历史》，有几篇谈到钱钟书先生，分别是：《钱钟书与拉斯基》《钱钟书与周氏兄弟》《〈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钱钟书文字中的“性”比喻》《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与〈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们更多知晓的是身为《围城》作者的钱钟书，其他的知之甚少，更不清楚他的学术巨作《管锥编》。钱钟书为什么避谈鲁迅？《宋诗选注》序言修改中为什么不顾时间差异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什么1949年之后钱钟书就没再出版一本新书？不得不说，这些研究很吸引读者的眼光。
近日，正好又读到谢泳主编的《钱钟书和他的时代》。此书没有前序也没有后记，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据谢泳介绍，这是厦门大学纪念“钱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的文集，从中可以看出当代“钱学”研究的大致方向。《靠不住的历史》有四篇在此合编在一起，出现在标题为《钱钟书研究四题》里，让读者有机会再一次集中阅读谢泳的研究成果。
对于钱钟书，柯灵有精辟的概括：“他博及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撇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是渊博与睿智的钱钟书也没能享受到自由与学术的旨趣。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在《读〈写在人生边上〉札记》（作者：高恒文）我们读到《〈钱钟书手稿集〉序》中的一段话：“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1952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
黄裳的《嗲馀集》第一篇为《掌上烟云》，里面也谈到他的日记遭遇：“几十本日记，在若干次抄家中已经被‘秘密检查’者通通抄去了。后来日记发还，日记里画满了红道道，还有大量的‘批注’，指示着追查的线索和应予摘要的处所。”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的背景也是那些“脱裤子、割尾巴”运动的年代，写出了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特殊经历，被洗脑，被思想改造到统一。
这样我们多少理解了些钱钟书，如果不能像黄裳那样“强颜欢笑”随意扮演被派定的角色，只有选择沉默，保持内在性灵和思维的完整性。
大隐隐于市。偏偏，钱钟书又是个名人，是个善于运用讽刺手法的作家，隐不了。不得已，他玩他的聪明，旧作《宋诗选注》重印的序言加写了毛泽东写给陈毅的一段话，出现了1957年的序言使用了1977年才出现的史料的现象。据谢泳分析，钱钟书的这种引用更多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普遍心理状态，是很有道理的。
在《钱钟书和他的时代》里，研究者们怀着对钱钟书的崇敬，从专业的不同角度阐述钱钟书及他的学术贡献，及对人生的态度。如《钱钟书与〈红楼梦〉》（作者：王人恩）、《钱钟书先生怎么看〈心史〉真伪问题》（作者：陈福康）、《〈围城〉中的学位制度考察》（作者：杨宁）等。特别是在《心史》的真伪问题上，钱钟书不以自己的喜好为据，小心翼翼地回避，不轻易定论而诱误后学，显示了一代大师谨慎的学术态度，实在让人敬佩。
掩书，抚摸着《钱钟书和他的时代》的奶白封面。封面上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钱瑗绘制的钱钟书画像。钱钟书两眼炯炯地透视着这个世界，慨叹：人生这本书真大！
钟叔河《书前书后》的一处误识
在转身前的定安路晓风书屋地下室，淘了十几本小书，其中一本是钟叔河先生的《书前书后》。《书前书后》的版本较多，我淘的这本是海南出版社1996年5月第2次印刷版，小三十二开，青色封面，简洁大方。
我非常喜欢《书前书后》，有段时间装在随身包里，有空就拿出来翻一翻。有一天翻到第31页《〈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十则》，其中第二则谈的是《立夏》：“新装杠秤好秤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
对健脚笋，原注是这样解释：……是日（立夏日）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名曰健脚笋。接着，在第32—33页的文中，钟叔河用“淡笋是生长药材‘淡竹叶’的淡竹所发出的笋。”作统领句，引出了约四百字的段落文介绍淡笋。先引《越谚》卷：“淡竹，春夏之间生淡笋……”又引壬寅年（1902年）4月20日记：“江南笋甚少，淡笋无大者，长只五六寸，百钱得六七枝，切片同咸菜炒食甚好……”接着引用1964年7月14日香港《新晚报》一文《闲话毛笋》，对毛笋之外的淡笋进行描述，再次强调了淡笋是淡竹的笋，单薄了一点，以至于南人请北人吃饭，北人误以为淡笋是竹，煮竹不烂，闹出笑话。
明代《食物本草》这样解释淡笋：“为禾本科植物淡竹的苗。”正应了钟叔河的详解。对于淡竹发出的淡笋，我是不陌生的，甚至是非常熟悉的。童年生活在江西，住在山里，春夏之交，常常去竹林拔竹笋。拔竹笋最好的时间，是一场雨后一两天，淡笋“蹭蹭”地就蹿出来了。书包，或是竹篮，很快就装满了。拔回家的竹笋，剥了皮，放开水里煮一下，去了涩味，炒肉炒辣椒，都非常可口。有时也像上文说的，同咸菜一起炒了吃，有些酸味更好。竹笋拔得多了，吃不完，通常煮熟后捞起，放簸箕里或水泥地上晒干，就成了笋干。只是淡笋太细了，一篮子新鲜的竹笋剥了皮，再晒干后也不过一两把。
淡笋干我非常爱吃，配上家乡的咸腊肉，更是美味得不得了。今年暑期带了一些母亲从庐山脚下拔来的淡笋晒成的笋干来厦门，送给同事尝尝。同事说，这么细呀，大概她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笋干。有时在超市，也能看到新鲜的淡笋，四五寸长，装在封闭的咸水袋里，常让我想起小时候蹲在竹林里拔竹笋的日子。
我比较陌生的是文中钟叔河统领句中提到的“生长药材‘淡竹叶’”，还有“淡竹叶”和“淡竹”的从属关系。在好奇心的促使下，我去搜索“淡竹叶”的资料，这才发现，钟叔河那句“淡笋是生长药材‘淡竹叶’的淡竹所发出的笋”完全是误识，“淡竹叶”和“淡竹”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淡竹叶出自《本草纲目》，曰：淡竹叶，处处原野有之。春生苗高数寸，细茎绿叶，俨如竹米落地所生细竹之茎叶，其根一窠数十须，须上结子，与麦门冬一样，但坚硬尔。随时采之。八九月抽茎，结小长惠。淡竹叶又名竹麦冬、长竹叶、山鸡米。
对于淡竹，百度资料显示：中型竹，主干高6～18米，直径约25毫米或更大。梢端微弯，中部节间长30～40厘米，新竿蓝绿色，密被白粉；老竿绿色或黄绿色，节下有白粉环。竿环及箨环均稍隆起，箨鞘淡红褐色或淡绿色，有紫褐色斑点，无箨耳及遂毛。箨舌紫色；箨叶带状披针形，绿色。每小枝2～3叶，叶片披针形，长8～16厘米，宽1.2～2.4厘米。叶背基部有细毛，叶舌紫色。笋期4月中旬至5月下旬。
苗高数寸的药材淡竹叶是怎么也不可能与数十米高的淡竹发生从属关系的，更不可能有笋发出了。
另外，在百度资料中，有人认为“淡竹叶是淡竹的叶”，这也属同一种误识。在《中医中药秘方网》，我查询到竹叶和淡竹叶的功效差异资料如下：竹叶和淡竹叶性味相近，都是味甘、淡，性寒，都有清热除烦、利尿的功效，但二者并非同种植物，功用略有差异。竹叶为禾本科植物淡竹的叶，随时采收，一般多用鲜品，以清心胃之热见长，并且有生津的功效，多用于热病烦热口渴，以及心火上炎引起的口舌生疮。淡竹叶为禾本科植物淡竹叶的叶，夏季采收，晾干应用，以清热利尿见长，多用于小便不利，灼热涩痛。现在一般药店中大都不备鲜竹叶，平时处方所写竹叶，大都配淡竹叶，如需用鲜竹叶，必须临时采摘。
淡竹叶不是淡竹的叶，淡竹不是淡竹叶的淡竹，淡笋当然也就不是“淡竹叶的淡竹”长出的笋了。如果将钟叔河先生的那句话改为“淡笋是淡竹所发出的笋”是绝对没问题的，偏偏钟叔河想告诉大家多一点知识，在淡竹前加上了定语“生长药材‘淡竹叶’”，将两种不同的植物牵连在一起，就有了《书前书后》这一处误识。
2011-12-30
钟叔河先生的风度
我一直相信缘分，和由此产生的美好。
2011年10月初，和厦大谢泳教授碰面，他送我一份第102期的《包商时报》，有读书随笔栏目，并嘱我以后有书评也可按上面的邮箱试试。平时阅读，我就爱读些书话文章，觉得那些与书有关的人和事极美。可惜我是个对自己要求不高的人，书读得不算多，书评也是偶尔写写，竟辜负了谢泳的期望。但我记住了《包商时报》的编辑冯传友，并开始关注冯传友名“阴山老饕”的新浪博客。这一看不打紧，喜欢得不得了。
冯传友的博客文字不多，晒的基本是他淘的书，买的书，还有朋友寄赠的书。有时浏览新浪博客，推荐博文，忍不住就去偷窥冯传友展示的书影，不说话，暗暗想：一个痴爱书的人编辑读书随笔栏目，这样的报纸就有书卷味，就一定会好看。比如第102期《包商书声》栏目，就有沈昌文的《有思想的出版家》、靳飞的《张中行私下的话》、桑农的《最近的几本枕边书》、张恒善的《不在茶边即酒边》、李启宇的《心有多远就能够走多远》，都是精彩的书话好文。
虽然不能和冯传友对书的迷恋相比，但平时我也淘一点书。正好那段时间定安路的晓风书屋要转身改行，书友们互相转告，我就抽空去地下室淘了十几本小书，其中一本是钟叔河的《书前书后》。钟叔河一直是我敬重且佩服的老师，他是国内最早主张编辑大型系列图书《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和曾国藩都是有争议的人物。
在以后的阅读中，我发现《书前书后》的一处失误，就斗胆作文《钟叔河〈书前书后〉的一处误识》，于12月初发给《包商时报》的编辑冯传友。当时我将“钟叔河”误写为“钟书河”。第二天即收到冯传友编辑的回复：采用与否待审读后告，暂勿寄往他处。三个月后不见冯传友的用稿告知，我也就不指望了，心安地想：《包商时报》的读书随笔已经做出了些名声，作者遍布天南地北，稿源丰富，且不乏大家，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怎可登大雅之堂？
时间移至2012年的4月初，文友们相聚，《厦门晚报》的读书版编辑萧春雷要去西藏一个月，需备用稿，问大家手头有现成的没有。我就将《误识》一文按要求删改了一些发过去。萧春雷很喜欢，做了一点改动，很快就以《淡笋、淡竹与淡竹叶》为题、原题为副标题刊发在4月6日的《厦门晚报》上。至此，我根本就不去想《误识》一文在《包商时报》发表的可能了，更没有想到去纠正被我笔误的“钟书河”了。
转眼就到了2013年的7月22日，我正在新浪博客后台管理浏览博文，意外收到冯传友编辑的纸条，嘱我速给手机号，寄快递要用。去冯传友的博客，看到7月6日贴出的六月号《包商时报·书声》版目录及节选，正有我的《钟叔河〈书前书后〉的一处误识》。24日下午即收到冯传友EMS快递来的第一百二十四期《包商时报》，《误识》全文刊出，只标题将我笔误的“钟书河”改为“钟叔河”。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冯传友的编者按，读之感动不已。原来因为我的拙文，冯传友和钟叔河老先生还有一番通信。我为冯传友的认真编辑、为钟老先生的风度感动，而我在纠错的同时却惭愧地将老先生的名字写错，老先生也不计较，指出来以明他的责任。
放假在家，研习古代文学的女儿Sherry得知我的事，笑着说：这下脸丢大发了。我回应她：向老先生学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知道，发现钟叔河先生这一处误识，源于我对淡笋、淡竹太熟悉了，而对药材淡竹叶太陌生了，是钟叔河给了我学习的机会。
冯传友的编者按如下，存档于此，并附上《包商时报·书声》刊载的图片，也是对我自己的鼓励。谢谢编辑冯传友，谢谢钟叔河老先生的厚爱。
收到雨云这篇《钟叔河〈书前书后〉的一处误识》时（原文误为“钟书河”），我正整理书房，寒斋所藏文中提到的钟叔河先生的两部书，均不在手边，无法查实，遂致函钟叔河先生，并把雨文复印一并寄去。我是15日寄信的，叔河先生在17日即复函，表示对作者的感谢。并明确提出“这文章盼能刊出”。这种闻过则喜的高尚精神，和某所谓的大师声言谁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谁就是盗版集团的相较，真乃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作为编者，同时作为一个习文者，我要在此向钟叔河先生致敬！
叔河先生在来信中说：“接十五日来信，见到雨云的文章，立刻查了植物学的书，证明了我所说的“淡笋是生长药材‘淡竹叶’的淡竹所发出的笋”的确有误，因为淡竹叶并不是淡竹的叶子，而是禾本科中的另一种植物。雨云的文章，纠正了我的错误，使我有可能在《笺释》再版时改正，免得再贻误读者，这是值得我感谢的。这文章盼能刊出，文中“钟书河”亦盼能是正为‘钟叔河’，以明我的责任。”叔河先生在复信时一并寄来的还有他在书中所做的批注复印件，注曰：“经查，‘淡竹叶’并非‘淡竹’之叶，而是另一种植物，我是见〈越谚〉说‘淡竹……叶堪疗疾’，便想当然地认为它就是我从小吃药吃过多次的‘淡竹叶’，粗心致误，当引以为训。”
2013-07-27
钟叔河小文大滋味
很早就开始关注清华出版社出版的“下午茶”系列，旧历年拿到钟叔河先生的《念楼小抄》，看着浅黄色雅致的封面，竟产生惊艳的感觉。这本书读了很久，从2013年读到2014年。不是内容不吸引我，是书的品质太好了，无论是装帧还是文字，都是极品。记得在当当网购这本书时，读一些评论，看到一句：“书中空白的地方太多了，遗憾！”当时即笑了，书不在厚薄，文不在长短，不知评者有没有阅读这本书？
《念楼小抄》分七个部分，收录了钟叔河十几年来发表在报纸专栏上的随笔，分别是《长沙晚报·橘洲》二十四则、《文汇报·笔会》十五则、《文汇读书周报·茶话》九则、《深圳商报·广场》十四则、《新京报·书友》五十三则、《深圳特区报·书香》十四则、《南方都市报·大家》十四则。每则少者不过几百字，多以一段史料白话文引发一番感慨、议论，但以小见大，平实、耐读，更精彩。
于是，有《念楼小抄》的日子里，随身包里就是它了。闲时读上一则两则，才觉得这是书，真正的书，静心养心。如果要精确地概括出阅读《念楼小抄》的感觉，我想，《念楼小抄》第209页《读〈冷庐杂识〉》的一段话正合适。这段话是钟叔河谈看古人笔记消闲的好处，他是这么说的：一则内容五花八门，尽管任意挑选；二则文字简短，看来不费功夫；三则随便翻开哪页都可看，不想看了又随时可以放下。
阅读中，和一位外地认识不久的书友联系，跟他说我正在阅读钟叔河的《念楼小抄》，并感叹道：真是小文大滋味！
读《念楼小抄》，爱极钟叔河那些读书的文字，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如在第54页《青灯》一文中，钟叔河先翻译了《东坡续集》卷五《与毛维瞻》一首，然后把东坡描绘的读书生活与宋濂、顾炎武、陆放翁的相比较，展露出一幅“夜深人静时”“竹屋纸窗下”“青荧灯光照着摊开的书卷”的美好画面，实在是亲切又温暖。
《念楼小抄》亦古亦今，或借古道今，也是深刻无比。如在第166页《那两年我靠谁》一文中，先介绍《古今谭概·专愚》中一个弱智“啃老”的人，因算命先生算出父亲寿高八十，他也会活到六十二岁，但父亲比他大二十岁，父亲死后还有两年无人养活自己，于是大哭：“还有两年，那两年我靠谁啊！”钟叔河说，这儿子虽弱却不蠢，懂得算计，如果及早训练他学会独立生活，也许就不会如此号啕了。由此谈到社会上的一些特权阶层，如果教子不当，娇惯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临终怕也是放心不下了。其实，就是普通的家庭，也有一些“啃老”的故事，养了一代，还要养着下一代，实在让人感慨。
而在《念楼小抄》第25页《庄子化蝴蝶》一文，钟叔河则先引用《庄子·齐物论》一节，说庄周梦蝶之事，猜测庄周如此时复活，肯定不会用手机和电脑，但其思想和写作的能力，肯定还是比我们强得多。然后话题一转，谈到台湾某人自认为白话文比文言文好，而自有白话文以来，某人又自认为写的文章是最好的。钟叔河笑问道：“庄子在梦中变为蝴蝶，此人当然也会做梦，不知他变成了什么？想必总会变成在进化树上比蝴蝶等级更高的某种哺乳动物吧。”钟叔河是个谦虚的人，看不得别人的张狂，忍不住时当然要诙谐幽默一把，读者也可会心一笑。
钟叔河的谦虚我是深有体会且敬佩的。2011年底我在定安路的晓风书屋地下室淘得钟叔河的《书前书后》，发现书中的一处失误，作文《钟叔河〈书前书后〉的一处误识》，投稿于《包商时报·书声》栏目。编辑冯传友将这一信息告知钟叔河，老先生随即查阅资料，并希望编辑发表拙作，以明他的责任。拙作刊发于2013年6月25日的《包商时报》。山东书友孙永庆阅读后，著文《与本身的状态颇有差异》，刊于《文学自由谈》杂志2013年第5期，为此我们还有了一些互动，也得以一睹孙永庆先生的佳作。孙永庆从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的贾平凹和李建军关于《秦腔》的论争谈起，说到钟叔河对季羡林《漫谈皇帝》的指错，季羡林的诚恳认错，然后谈到指错的钟叔河也被读者雨云逮着了，并引用了钟叔河对事件的回复：“雨云的文章，纠正了我的错误，使我有可能在《笺释》再版时改正，免得再贻误读者，这是值得我感谢的。这文章盼能刊出。”孙永庆总结道：“作家不仅听取评论家和读者的意见，还要解剖自我，超越自我，才能成为文学大家。”
我不是评论家，甚至连合格的读者也不是，仅仅因为喜欢读点闲书，仅仅因为钟叔河文中谈到的淡竹是我家乡的熟物，才发现“淡竹”与“淡竹叶”是两种植物，指出《书前书后》那一处小小的失误，却得到著作等身的出版家、作家钟叔河那么大的鼓励与支持，非常感动。我期待《书前书后》的又一次再版，这也是一位学者的风度给一个普通读者带来的深远影响。
2014-01-08
百年寻梦忆归人
阅读《家在清华》完全是一个偶然。
厦门很有一些读书人。《厦门晚报》有个读书沙龙，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每周日晚举办一次主题讲座，每月还有关于一本书的讨论。《家在清华》是6月29日晚厦大谢泳教授推荐并主讲的。因为谢泳是国内第一个系统地对清华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的研究挖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传统。很多国外的研究，包括台湾、香港的研究，甚至研究北大的人，都在引用谢泳对清华大学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又因为和谢泳偶尔有一点联系，就非常想去听听，学习学习。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厦门晚报》的读书沙龙活动，后来成为读书沙龙小组成员，就经常去了。又蒙编辑萧春雷老师的厚爱，成为《厦门晚报》读书版的作者之一，这是后话。
在听谢泳教授讲述前，我花了一周时间阅读《家在清华》。《家在清华》约三十万字，由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编著，是一本回忆录，描述了二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生活，这些教授早年都曾留学欧美。
说到留学，中国百年出国潮的序幕是由一个叫容闳的人拉开的。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抱着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留洋海外，并像容闳一样带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的强国梦回到祖国，为祖国服务。
阅读《家在清华》，始终能感受到早期的这些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热情，甚至是在遭受迫害、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也只有一个愿望：只要祖国强盛了，个人无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他们留学，他们选专业，想的是国家缺什么，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哪一行出来挣大钱，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
读完《家在清华》，对于这些清华教授，敬佩之余更有深深的唉叹同情。他们经历了1951年的“三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大鸣大放”、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在他们生命最黄金的年代，最能为国家贡献知识才华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被迫着进行思想改造。住牛棚、养鸡养猪、烧锅炉、种水稻、担粪，白天接受“批判”，晚上写“交代”“检查”，不“深刻”还过不了关，有的还被迫害致死。
在《家在清华》中，我注意到一个地名被反复提起，那就是江西鲤鱼洲。我查了下资料，鲤鱼洲在南昌远郊版塘跃龙桥下。洲形似鲤，多虬松怪石，古时此处建有文昌阁。据说每逢三月，有鲤鱼群来潮，故名鲤鱼洲。鲤鱼洲原本是一所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因为血吸虫泛滥，劳改农场迁出了。但在“文革”期间，清华和北大却相继在鲤鱼洲建立了五七干校，其实也是农场。选址的细节现在我们无从考查，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想想实在“恐惧”。“文革”后期，清华的教职工，几乎全部下放到鲤鱼洲，许多人因此患上了血吸虫病，甚至肝硬化等。
《家在清华》中第279页有一帧照片，是常放的父亲1970年在鲤鱼洲农场的照片。照片上的常教授因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体重一下减轻了四十多斤，骨瘦如柴。他站在栅栏里，看着栅栏里他养的猪微笑。那猪，倒是肥头大耳的。这样的一帧照片，看着让人心酸。虽然作者常放对常教授的乐观作了较详尽的描述，我还是感到命运的悲哀，一个时代的悲哀。
在谢泳一个来小时的讲述中，他没有借助任何纸质材料，很清晰地从作者眼里的旧清华新清华谈起，再谈到三代清华教授的国学比较、清华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最后谈到清华的院系调整、清华的文学成果。这样，谢泳系统地由一本书讲述了清华的一些源流，比如学校如何建立，为什么清华培养出的人会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实践者等等。
最后是沙龙讨论，有人首先表达了对书的失望，认为《家在清华》的文字功底太差了。也有人表达了对书中清华教授的失望，认为这不是他们希望的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有民主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人物。甚至怀疑，这些教授和西南联大时期的那些教授有联系吗？还有的人认为这些清华教授没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在运动中唯唯诺诺，把人民和自由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大家各抒己见，有看法，也有争论，谢泳也一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说到担负的责任，我个人认为这要看一个人所处的大环境，不能苛求。就像谢泳说的，在国家制度高度统一，外在压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屈从，包括刘文典、冯友兰，基本上都是沉默的。特别是刘文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敢和蒋介石拍桌子的人，也选择了沉默。这一点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前面说的，甚至是同情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人，何况有些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已经很自觉地把自己融入那个时代。有时，他们甚至怀疑的是自己，错在了哪里，比如说梁思成最后思考的问题。再一个，即使是后来社会问题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些教授意识到了，但是他们如何拯救呢？在那个年代，“噩梦”中的清华园遭受着抄家、审查、游街、批斗，自杀在清华园里也成了家常便饭。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电器、跟美国留学经历有关的普通文件，都有可能成为“里通外国”的罪证。
在读《家在清华》的时候，我对同事说，这些教授太可怜了，碰上了那样的年代。同事深有同感。她的外公曾就读于国民党时期的高校，是国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运动中洗脱不了“罪责”，最后跳河自杀。她曾问她的外婆：外公为什么要自杀，就忍着呗，活到现在不就好了？她的外婆说：哪个不想活呀，也要活得下去呀，你知道他们怎么整人吗？用两块铁板夹着人批斗，谁受得了呀！
那实在是一个倒退的年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它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信仰，而信仰的重建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像梁思成，大多数人了解的是他在中国建筑史上的风采，可在《家在清华》林洙写的《梁思成最后的岁月》里，我们感觉不到，确实无法想象这是一位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年代，梁思成关心的是猪肉的价钱，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最想解决的是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历史是割不断的，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能进步，而忘记了历史，必将遭受历史重演的惩罚。让我们一起来怀念这些清华教授吧，他们是马约翰、梁思成、施嘉炀、李酉山、陈士骅、王明贞、陶葆楷、章名涛、赵访熊、李丕济、史国衡、张维、夏震寰、孙绍先、陈樑生、华章、常迥、杨式德、高联佩、童诗白、王补宣。
2008-07-06
读丁东、谢泳对话
立春日。一天两泡茶，安静自己，也养壶。
读《厦门晚报》，看到一篇文章，叫《养一把壶》，叙述了作者怎样将一把不起眼的壶，在一年多的时光里，养出温润，养出温馨，养出爱。我的这一把宜兴紫砂壶，来的时间也不长。渐渐地，习惯了一边品茗，一边抚摸着清水泥调砂的壶身。特别是这样的，有些冷的日子，温热的壶身传递着温暖，从手心到身体，再到心里，有种安稳的感觉。方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最美好的祝愿。
这两日阅读谢泳教授相赠的两本书，《文化十日谈》和《教育放言录》。收到书已经有段时间了，一直没认真读，因为安静不下来。越是好书，越不想草草地翻阅了事。就像品茗，要等着好时间，好心情，慢慢地来，才不辜负茶的好品质。说实话，对于浅陋的我来说，谢泳书里提到的许多人和事，我都是陌生的，因而也从中学到很多知识。两本书都是以丁东、谢泳两位学者的对话形式录入的，内容涉及教育、学术、历史、人物、读书、出版、文学、艺术乃至社会万象，对社会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来说，一定启发更多。
《文化十日谈》着重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历史研究的意义、出版阅读的现状、文学艺术的真谛的探讨。如在《士林风骨》里，两位学者介绍了一些我们不熟悉的甚至被现实遗忘的人物。如：科学界的“陈寅恪”—束星北，早期防疫国士伍连德，硬骨头章乃器，农学家董时进等等。
这些天才、奇才专业上无可挑剔，是学术的楷模，命运却多是不堪的。束星北的学术造诣在苏联物理学界之上，被打成右派，以至“千古文章未尽才”。伍连德在1910年东三省的鼠疫中临危受命，成功地阻止了鼠疫的流行，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被长期遗忘。董时进从专业出发，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因反对土地改革上书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遭到围攻。
《教育放言录》主要对往昔、今日的中国教育现象进行探讨，有梳理，也有批评。如对当前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教授们使用的教材，大学生的学历、学位，社会学术、学风等等都有所谈论。
丁东、谢泳两位学者近两百个话题吸引我一直读下去。两个人先引出一个话题，由此发散开来，通过现象思索根源，或由此及彼，甚至对现行的制度弊病提出可借鉴改良的历史经验。有时几个话题互为参照，有时看法一左一右，有时点而不攻，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去思索。
如在《教育放言录》中，对于目前教育中出现的英语“一刀切”现象进行了观察思索，《从陈丹青辞职说起》《从泄题事件说到英语考试》《外语能力与学术诚实》里都有涉及，这是绕不开的话题。确实，现在大学选拔人才外语是硬指标，专业反而成了软指标，陈丹青看中学生的专业才华，可是因为外语不过关就是招不进来，招进来了也拿不到学位。不仅如此，现在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要继续深造，想考研或考博，就必须一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外语上，甚至连专业课也放弃不顾。如果可以选择，学生用这一半的时间来阅读古汉语，提高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就不会出现博士、研究生中文不过关、文章写不通、错别字连篇的现象了。
记得初见谢泳的时候，跟他谈到我的情况。我说要补补中文底子，在进修中文，就是年龄大了，英语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实在可惜，本来可以把专业课读得更好些。谢泳一语惊人：还是俗气了，如果真的是因为爱好，你完全可以进修喜欢的课，英语放在一边。让我很是汗颜。后来我们也聊到了进修。谢泳至今还是大专文凭，以他的能力博士也早可以拿到了，可他为什么不呢？这就是谢泳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文凭不代表能力，何况现在很多进修都变了味道。就像两位学者在《选拔第一，培养第二》里谈到的，除了发放各级文凭的学校，还有考各种资格证书的培训班，每一种教育机构，背后都隐藏着利益机制。办学的一方着眼于营利，求学的一方着眼于文凭和证书。
有人说，读谢泳的书有一个好处：能有不断的思想和线索发现。现在读丁东与谢泳的这两本对话录，于浑浑然中也有了呐喊的冲动，有话想说。
这两本书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书中穿插了一些老村的绘画，如在《盛年退休与近亲繁殖》中谈到中国大学师生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现象，插了幅漫画：武大郎站在凳子上当教授，下面的学徒越来越低。在《善待民办大学》里谈到按现行的办学标准，孔子办学也不合格，插了幅这样的漫画：大学门口，悬挂着的招幡，上书“关于不许孔丘进大学讲学的决定，第一孔丘没文凭，第二孔丘没学术专著，第三私自授徒不是守法公民……”在言语精彩痛快之余，让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
2009-02-03
人在故乡为异客
我读谢泳始于谢泳来厦大任教之后，是比较晚的了。数一数，也读了十本以上。读谢泳的书就一个感觉：内容太丰富了。一篇小小的千字文就包含很多信息，比如《杂书过眼录》，百本书的分量也不夸张。难怪有朋友说，读谢泳，能在平实的文字里受到很多启发。我更赞叹他的著述方式，把史料摆在你面前，你去看，你去悟，史料说话。
我手上这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谢泳写于十多年前的书，再版。此书集中探索了20世纪30年代西南联大的创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与之相关人物后来的命运等等。初版时只有3000册，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我想，如果我早一点读谢泳的书，去年参加《厦门晚报》的读书沙龙，听谢泳主讲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编著的《家在清华》时，就能明白地厘清一些思路了。关于清华的源流，关于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传统，关于自由的精神，现在的我应该有了更多的理解。
时至今日，西南联大已成为“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的标志。它的成功，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价值体现。战争，也没有隔断。可惜，1949年之后，随着大学的改制，学院的调整，“反右”运动的到来，传统的教育文化被政治生生割断。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彻底衰落，或转型，或沉默，或被打倒。做研究的谢泳，心情一定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沉重，甚至更甚。他才会在《杂书过眼录》第56页《几本关于财政学的书》一文中写道：“有时候看这些前辈学者的回忆录，心中特别悲凉，中国后来的道路，可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谁说的对就不听谁的。”隔了十几年，我们再来读《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本书，会不会想得更多、看得更远、走得更好呢？不管怎样，它的再版总是一件好事。
想起不久前刚刚读完的刘保昌著《聂绀弩传》，读这本书是因为三月份《厦门晚报》的读书小组活动中，听文友们讲到聂绀弩被告密的事，后来网上也是传得沸沸扬扬。在那个年代，正常的人性被扭曲，有的人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变形中。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聂绀弩传》算是一种小组活动后的延伸阅读吧。
其实，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受苦的不仅仅是一代知识分子。上月读完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我才知道什么是饥饿。这本书花了我很长时间，读读停停，心里堵得慌。最后一篇《守望殷家沟》，更是读得我泪雨滂沱。
《守望殷家沟》里写到一个母亲，丈夫死了不到两个月，五个女儿就饿死了四个，剩下一个二女儿和一个儿子。二女儿因为饿得受不了，钻进糜子地里捋糜子吃，被队长发现了。队长让母亲管管皮包骨头、走路摇摆的二女儿，而且停了三口人的食堂饭（其实只是汤），一停就是四五天。眼看着一家三口都要饿死了。母亲为了保住家里的儿娃子、顶门人，把二女儿骗到窟泉底下挖柴，再没往上拉。这个母亲因此获罪十年，被反绑着，赤着脚，一个村一个村地被游斗。这真的是受苦人的绝境，人间地狱。
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谢泳还介绍了两个学术集团：魁阁和大普集，它们的存在说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集团是有过春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有过相遇即融合的境地。这让我想到了《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中谈到的中国文学团体新月派和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圈两个文学团体的交往。
帕特丽卡·劳伦斯著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是一位喜欢读书的朋友介绍的，这也是一本好书，我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阅读。
丽莉·布瑞斯珂是英国作家伍尔芙的小说《到灯塔去》中的人物，有一双中国眼睛，“总爱斜睨着双眼，白皙的脸上略带皱纹”。帕特丽卡·劳伦斯借这一双虚构的中国眼睛，带领我们回到1911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开始一番东方美学之旅。这段研究始于中国作家兼画家凌叔华与伍尔芙的外甥朱利安·贝尔的一箱情书，最后发展为一项关于文化与文学的探讨。
这是一本非常精美的书，也是我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外是紫红布烫银字封面，内有凌叔华的友谊画卷，大量的信札、书籍、相册插图等资料。在长达六百多页三十三万字的叙述中，以平行的角度，讲述了中国新月派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圈两个文学团体的交往与相互影响。真是一场世界性现代主义文艺的“邂逅”。而彼时的世界，到处都在革命，恨不得拔除一切旧的樊篱。两个团体不谈政治的艺术取向，都遭到了强烈批评。
徐志摩可以说是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圈的重要纽带，此书对他作了极高评价。他在他的文化之旅中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所以才有了徐志摩那首深情款款的《再别康桥》。凌叔华在朱利安去世后，开始了与伍尔芙姐妹俩的通信，并最终进入布鲁姆斯伯里圈，开始另一场中西文化的对话。
凌叔华对旧日中国无比怀念，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像整肃、红卫兵、党的路线和中国美景上的那些整人的大字报之类的东西，全都是用武力强行引进的，中国人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些东西。”这让我想起谢泳书中提到的杨振宁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初回国，对“文革”形势的失察判断，有一种人在故乡为异客的感觉。
2010-05-09
谢泳只是想说话而已
拿到谢泳教授的《厦门集》有些惊喜，因为这又是一本毛边书。还记得阅读谢泳的毛边书《靠不住的历史》时的感觉，一把小刀，看两页，轻轻地裁开另两页。这样的读法很有些书卷味，静静的，是我喜欢的。
说到读书，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没有耐心，浮躁了的，为了文化读书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难怪谢泳会在书里说：“我个人的趣味是向后的，对新东西很难发生兴趣，而对旧东西却极有感情。在文化上，我好像是凡旧的都好，就连过去一些企业比如上海永安公司编的杂志，我感觉都非常有文化。”
我们忘了根，把老祖宗的文化味道丢到哪里去了？
读谢泳的书，总能被他的一些细节感动。比如他搜集资料的时候，碰上朋友需要的资料，他也能热心收来并赠送给需要的人。有些资料甚至是非常难得的。他说老辈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他要学一学，这也是一个研究者的素质。
《厦门集》收纳了谢泳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算是对来厦三年的纪念。他谦虚地说：很薄。可我知道，书的价值不是以厚薄来衡量的。在这本书中谢泳对以前研究的疑点有一些补充，对当下的文化热点也有些时评。如对西南联大的进一步研究，对《文学杂志》的介绍和清华学派文学方面的肯定，对山西政治文化的探讨等等。而在《储安平死因小考》中从十年前余允中的一封信谈起，从多种说法中偏向了“江苏避难说”。
记得阅读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一书时，读到储安平被“红卫兵打死说”所披露的惨状，我心里是默认的。那个年代有多少人被批斗，被莫名其妙地“消失”掉呀！如果真是谢泳考证的“江苏避难说”，该为这位执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庆幸，他终于摆脱了阴暗潮湿的环境，摆脱了与菇菌同“炕”的命运，获得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
谢泳在《厦门集》最后一篇《自己的经历》中，用较大篇幅从他的出身、读书谈起，再谈到做编辑、做研究。中国高层“右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一直是谢泳比较关注的，他说：“我所做的这些研究工作，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经历让我走近他们。……我只是想说话而已。”
在《关于谢韬先生的一条史料》一文中，关于谢韬在胡风事件中的遭遇，如何受到牵连，言行如何被告密，谢泳则是通过1955年新华社主编的《内部参考》刊载的一则消息，来分析梳理谢韬的命运。
刚刚过去的8月25日，谢韬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近几年，谢韬发起和推动关于恢复历史真相的民间写作。研究历史的真相永远具有现实的意义，尤其是对那些历史转移之际给历史留下记忆的人，如储安平。这一点，谢泳他们不只是想说说话，而是一直走在最前面。
2010-09-10
做人和做学问同样重要
谢泳教授在我的散文集《温暖的味道·序》中，讲到2007年南下教书与我认识的因缘，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帅好。记得当时帅好嘱托我去看望谢泳，还特意提醒我，去了跟谢泳要一本《逝去的年代》，保准喜欢。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逝去的年代》。
等我联系上谢泳，到和他见面，正好是帅好嘱托我后的两个月。见面前，我搜索谢泳的资料，网上阅读《逝去的年代》的部分内容。我震惊于谢泳的研究。等见了面，我说到《逝去的年代》，没想到谢泳非常谦和，说那本书早，比较粗糙。
时间一晃，谢泳南下厦大任教已经六年了。这六年里，谢泳的书一本本地出，我也陆陆续续地读。从他送我的第一本《血色闻一多》，到4月28日《逝去的年代》《独立评论文选》的读者签售会，我读了他的十几本书，也终于等到了《逝去的年代》的再版。
4月28日下午，华新路13号“不在”书店，是主题“士人何为”的谢泳新书签售会，由《厦门日报》记者南宋以对话的形式主持。在现场，谢泳首先表达了对厦门一如既往的好感，表扬厦门读书人多，氛围好，接着开始介绍他的出生地榆次，谈来厦的因缘。谢泳幽默地说，是因为厦门钱多才答应周宁院长的邀请。而且因为怕煮熟的鸭子飞了，5月份就早早地来厦大报到了，引发了读者阵阵笑声。
接下来谢泳开始谈他的自由知识分子研究，开始的不被认同，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大家不太谈民国时代，谈了也不能客观评价。《逝去的年代》并不是谢泳最早的书，第一本出版的书是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人旧事》。《旧人旧事》的命运不是很好，上架不久就下架了，就是因为里面谈到了民国时代的人和事。书虽下架了，影响还在。人们从《旧人旧事》中受到启发，觉得这样写人的散文是个办法，后来就有大量的写民国的书出来。
谈到1999年出版的《逝去的年代》，谢泳就谈到了主编贺雄飞，谈到了同在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系列的孔庆东、摩罗、余杰“三剑客”。现在“三剑客”比较激进的余杰去了美国，信了主。孔庆东还有摩罗，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只有谢泳还坚持自由主义的独立思想。
1999年的黑马文丛为了节省开支，印刷都是找比较便宜的厂子，设计在现在看来也有点怪，这可能就是初见谢泳时，他说得粗糙了。但那时，大家都不太出名，觉得书能够出来就是好事。再版后的《逝去的年代》有三个改变：一是比较注重史料；二是现在大家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判断更加准确，揭示真相也能得到认可；三是增加了些新的文章，删除了与《观察》有关的文章，因为有专门出书讨论，也算是本新书了。
关于《独立评论文选》，主持人南宋问谢泳选编时有什么讲究。谢泳回答考虑当然是有的，希望对当下有一些启发，有一些现实的意义。常见的少选，有启发的就多选。比如第一篇选胡适的《宪政问题》，最后一篇又是胡适的《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都是讲宪政，这当然是有想法的，不是巧合。
接下来的互动还谈到现代书店存在的形式，年轻人写作的方向，读哪些书的问题，谢泳都给了很好的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位女士提的，是关于“士人何为”的，谢泳反而谦虚地避开了，请南宋回答。南宋的回答是：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底线。当时我觉得这样的“士人”标准太低了，不仅仅是坚持底线，而且是要在思想上有所影响。果然有读者站起来发表看法，认为谢泳的坚持就很好地解释了士人何为。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影响一大批人，不仅仅是关注民国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更是在关注一种精神，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到那个年代某个群体的风采。
在《逝去的年代》第29页《过去的教授》中，谢泳就谈到他为什么放弃研究报告文学和当代文学，而开始选择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他说：“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
接下来，谢泳又选择了研究西南联大，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从故纸堆里重温他们的旧梦。
可是谢泳写人，又不仅仅是重温他们的旧梦，我们常常读到那些教授前后命运的改变，而且以一种非常悲凉的形式，让人欲哭无泪。比如《逝去的年代》第21页写到的《张东荪这个人》，1949年以前，张东荪是“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当许多人为将来忧虑时，张东荪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观察》时期，张东荪是写文章最勤的一个，六十岁的人冲劲十足。但1949年后，张东荪成了最固执的人，要保持他的“沉默的自由”，成了被遗忘的哲人。而且在他1973年离世前，由于他的“叛国”牵连，他的次子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颖也先后自杀。
有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转变，有着自身不可推卸的原因。在《逝去的年代》第57页写到的《陈垣的转变》就是一个代表，还有《晚年贺麟》《失望的王芸生》等等。同样是留下来的历史学家，书中陈垣与陈寅恪的对比，引人深思。陈垣是不断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达到政治上的进步。陈寅恪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可以肯定的是，重志节的陈寅恪，人们会永远记住。
其实我敬重谢泳做学问，更敬重他的做人。由敬重他的做人，又更敬重他的做学问。当初朋友帅好建议我去厦大探望谢泳，我是有怯意的。后来读到谢泳的文章，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梁宗岱婚变案，觉得能这样写文章的人，一定心底坦荡，是个好人。后来果然不错，厦门的朋友，只要跟谢泳有过接触的，都说他的好，如沐春风，绝对的正能量。谢泳教授的学生，也爱和他接近，说他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像“不在”书店签售会，这样面对着听谢泳谈话，也总是感动着，感动他的谦逊。他的书是小书，他的文是小文。3月18日孔夫子旧书网发售再版后的《逝去的年代》，一百五十本毛边书，不到一分钟抢光了。谢泳知道后，也只是淡淡地说：旧书重印。
关于梁宗岱婚变案，胡适在193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对这个官司有记录：“此案我于1932年10月17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
这个案件的一开始，梁宗岱是不承认他和何瑞琼女士有婚姻关系的，连他的同事后来都看不下去。没有办法了，梁宗岱才说结过婚而未同居。谢泳在文章中评论道：“一般来说，离婚案中对女性过于苛刻的男性，在个人私德方面较有可议处，虽然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从梁宗岱离婚案中，可以看出由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转变时所表现出的个人德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此类事甚多。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田汉、周扬等等，都曾遇过此事，我个人认为以胡适、闻一多处理得最好。”
研究一些人，研究一些事，说到底，也是研究怎么做人，做人的素质。这方面的文字在谢泳的书中随处可见，比如搜索资料时看到朋友需要的资料，他会像老辈学者一样收来并赠送给需要的人。比如《逝去的年代》第36页写到的《常风先生》。常风先生是谢泳敬重的前辈，同样我们也可看到谢泳的思考，他说，常风先生总是平静如水，他的修养极好，每次访他归来，我都在想，年轻的一辈，怎么才能像他们那些老人一样，一切都那么天然质朴，没有一点火气呢？
2013-05-06
没有标签的阅读
拿起一本书，习惯了翻翻前言，看看后记，在那些文字里寻找关于书的推荐或评价。就好像预先在脑子里打下预防针，让头脑对整本书有个准备。记得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我就是从阅读残雪的《解读博尔赫斯》开始的。博尔赫斯的小说，我比较喜欢的有《圆形废墟》《沙之书》《小圆盘》等，要说体会，谈不上。一位深迷博尔赫斯的朋友说：读博尔赫斯，我才知道自己无知得一塌糊涂。我也是。因此，我试着从残雪的解读中，进入博尔赫斯的心灵魔术花园。这种以别人的文字先入为主的阅读方式长时间占据了我的阅读史，有时看了相关的评论，甚至懒得再去阅读具体的作品了。
舒婷的《真水无香》打破了我的阅读习惯。我翻转了《真水无香》好几遍，才确信书中没有夹带任何关于这本书的文字，单刀直入，然后戛然而止。后来我又碰到了北岛的《青灯》，也是没有张贴任何绚丽的标签，直接掉进作者的文字漩涡，欢喜着。
奥斯卡·王尔德说：艺术并非生活的镜子，而是观者的镜子。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说：参观者必须独自站在一件孤独的艺术品前，自己感受触及灵魂的东西。
我不得不承认，我习惯的阅读形式是一种非常偷懒的阅读方式。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得了失忆症后，依然坚持孤独的阅读习惯。他甚至欣喜地重新发现自己的文章，快乐地叫道：啊呀，这些东西真好呀！
我想，我放弃了自己享用一本书的初夜权。把手中的书变成了别人记忆里的书，机械地在书中寻找别人的记忆轨迹。
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习惯了给每种事物贴上标签，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马贡多居民。我们的作者也习惯了找寻一张质地优良的标签推销自己的作品。闻一多1923年出版的诗集《红烛》，本来是想让梁实秋写序的。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想想我们很可怜，竟找不到一位有身价的人物替我们讲几句话，只好自己互相介绍了。最终，《红烛》的出版还是因为郭沫若的推荐。舒婷和北岛也是在有了足够的名气后，才能拒绝标签或者说不需要张贴了，终于把阅读的初夜权还给了读者。
我们不能否认标签一定的作用，我们也阻止不了社会对于标签的认同与狂热，但我们可以把自己和标签分离开来，独自享有文字带来的惊讶、认同、战栗与温暖。
现在，我推荐正在阅读的苏童著《香椿树街的故事》，不知道算不算剥夺了别人享有的初夜权，那就尽量少说。
《香椿树街的故事》也是一本没有任何标签的书，是苏童成为苏童的较早的系列小说之一。全书由二十篇独立的故事组成，又因20世纪70年代南方小镇香椿树街的背景联系在一起，写活了小镇的少年和各色人等。我每天晚上读两三篇，放下，第二天再读。不是不想读，是不敢多读。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骑兵》中的左林、《回力牌球鞋》中的陶，还是《西窗》中的红朵、《舒家兄弟》中的舒工舒农、《刺青时代》中的小拐，每一个人物都那么孤独或不正常，带着深深的寂寞或是被侮辱的痕迹，沉甸甸的让人叹息。有时，走出香椿树街那些少年压抑着的残酷青春，总算读到一些看似正常的生活场景故事，来不及温暖，平静的文字又抖出一个意外苍凉的包袱，刺得人疼痛不已。例如《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突遇车祸的李先生。
在《香椿树街的故事》里，人物的命运总是那么不可预测，又在情理其中。每个人都在文字里瞪着大眼瞅着你，似乎在说：真实的情况藏得更深！
2009-04-28
白纸黑字，留得下来的文字
十月初偶见谢泳教授，他送给我一本鄢烈山主编的书——《白纸黑字NO.1》。白色的封面，黑色的字体，唯一的红色是“NO.1”。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阅读这本二十二万字的书，没有漏掉任何一篇。可以说，到了不愿食不愿躺的地步。之后，一直想介绍《白纸黑字NO，1》，因为一些杂事，也或者是懒惰吧，一下就拖了两个来月。
记得当时读《白纸黑字NO.1》的第一感觉就是惊叹，不停地惊叹：真是一本好书！好文字！好记录！
首先是语言的朴素性。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叙述风格，不急不躁，娓娓道来，如亲人面对面拉家常，自然、亲切，却又一步步叩动心弦。仿佛岁月的一张网，平铺在我的面前，一格格的，过电影似的移动着。移着移着，前面的景物就老了色，成了一帧帧黑白照片，还透着黄渍。心，顿时苍凉一片。
比如杨渡的《祖母的时代》，里面这样介绍传统的祖母：祖母的婚姻是最为传统的指腹为婚。传统的祖母十七岁嫁到杨家，煮饭给三四十人吃，也一直保有传统的习惯，非得等到男人吃完饭，绝不上桌。以至在祖父去世后，成为一家之长的祖母还常是忙忙碌碌，吃些残剩的冷饭冷菜。儿孙辈极为难受，祖母才在三催四请之后，仿佛极害羞地红着脸说：“憨孙，快吃吧，菜都冷了。”便率先开饭，却一直低着头，或为孙子夹菜。但仅此一次，以后便以洗澡为推托而避开了。
一位传统的勤劳的老祖母形象跃然纸上，像这样地带着岁月回忆的好文章，《白纸黑字》里还有鄢烈山的《我的四个老妈妈》。
其次是叙述的真实性。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某一段，而不是遮遮掩掩、涂涂抹抹地歌唱。就如鄢烈山在开卷语中说的，“非虚构”是《白纸黑字》的文本要求之一，记录时代、抒写历史是它的旨趣。
如高致贤的《文革日记（摘选）》，以流水账的形式再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荒唐的人与荒唐的事。这里选摘几则：
1966.7.12.星期二 晴
今天《贵州日报》载文揭发了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蹇先艾的罪行的文章……他和汪小川勾勾搭搭，一唱一和，企图以老干部、老作家的名誉，千方百计来腐蚀青年一代……
1966.9.1.星期四 晴
上午召开近万人大会，斗争了前中共大方县委财办主任赵明英，会上有三十三个牛鬼蛇神被戴尖尖帽。会后有十九人被红卫兵牵着游街示众……
1968.7.26.星期五 晴
今天，县革委、县人武部的发行印制毛主席著作誓师大会在体育场召开，我多么渴望买到《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啊！今天我已开始通读“毛选”第四卷了。
1970.4.21.星期二 晴
……满城都在大清查，到处是高音喇叭声播送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革命群众忙忙碌碌，阶级敌人胆战心惊。
这不是我第一次读高致贤的《“文革”日记》，记得早在朋友帅好的“西部生活评论”博客圈就已经读过了，博主的博名是：贵州人老高。当时就觉得这种记录很有意义，再现了一个时代的影像。在《白纸黑字》中，此类文章还有易中天的《那时我们唱红歌》、陈祖芬的《1984年的中国》、金雁的《我的1960》等。
再次是写作的民间性。《白纸黑字》主张自由的个人抒写，“不隐恶”“不虚美”，对当代史立体化。正如笑蜀在《爱荷华，那忧郁的夕阳—聂华苓访问记》中的精确对话：聂华苓突然想起来前两年的大陆之行。“大陆人好像正在富起来？”她回过头问我（指笑蜀）。我点点头：“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是，好像人心也比以前乱多了。”我又点点头：“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还需要说什么吗？你懂的。
在周筱赟的《中国有个高耀洁》一文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老人是怎样成为“中国防艾第一人”，怎样成为敢说真话的“斗士”。她的足迹“踏遍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了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揭开了因大规模商业采供血行为而导致艾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那些因贫穷而卖血、因卖血而感染、因感染而更加贫穷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因为高耀洁受到关注。
但我们的社会对待高耀洁这样一位胸怀大爱，将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都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的老人的行为实在是残忍且可耻：电话打不通；采访她的记者被抓；无偿赠送的2万册《艾滋病与发病防治》被经办者当作废纸成吨卖了；骂她神经病，监视她的行踪，甚至到她家中赖着不走，偷《一万封信》书稿……
《中国有个高耀洁》最后引用了《伽利略传》第十三场的一段对话作为结束，也算是我此文的结束：
伽利略的学生安德烈亚感叹：“没有英雄的国家多么不幸啊！”
刚经宗教裁判所审讯的伽利略回答：“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
2011-12-10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青年中国说》期待得有些久了。从旧历年一直盼，盼到新历三月，然后又在快递公司待了将近一周时间，只好自己去取。但是拆开书的塑封，觉得这么多天的等待是值得的。这本书是凤凰名博校园行演讲精选集，选录了熊培云、葛剑雄、鄢烈山、章文、章立凡、杨佩昌、邱震海、李亚、马勇、秦晖、朱大可、张铁志、张乐天、邹振东、张羽等的演讲专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谈我们现在的社会，涉及方方面面，让我们对现在的社会状态有个全方位的考察与思量。
印象最深的演讲是张铁志、邹振东、张羽谈发现台湾的价值，尤其我生活在厦门，和台湾隔海相望，台湾更是我所关注的。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去过台湾，他们回来后，说得最多的就是台湾的好。什么好呢？不是高楼越建越多，而是原文化保存得好，这就包括的多了，比如对旧建筑的保护，就是很好的例子。不由得人不对台湾心生一些向往。
《发现台湾的价值》从下面几个方面谈论我所关注的台湾：一、议员打完架相约喝酒也是台湾的价值；二、台湾民众高素质是民主化的结果；三、在台湾看不到随时会爆炸的愤怒；四、民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五、台湾媒体迅速庸俗化、商业化、消费主义化；六、大陆学生与台湾学生的异同；七、大陆未来三十年最可怕的是群粹主义。当然，演讲谈得最多的还是台湾的民主与来之不易。演讲从1949年国民党的军事统治讲起，那时没有任何自由，有的敢说话的作家因此入狱。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增长，加上假奶粉、假酒的出现，诞生了中产阶级的运动。1979年发生的假油致人失明事件，更是使很多的中产阶级的律师、医生站出来，他们意识到不能只相信国家，要帮助弱势群体，要争取消费者权益保护，他们甚至自己对各种食品进行科学检查，向社会公布报告。
读完这些，不得不让人心生敬佩，为那些勇敢站出来担当的人鼓掌。台湾人终于等到了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长达三十年的戒严制度，真是了不起。紧接着是开放报禁党禁，再到1991年自由信仰的权力得到法律的保障。台湾终于迎来了言论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你不赞成他的观点。
台湾对都市化的排斥，尤其让我感动，书中列举了罗大佑的歌，反映了不同时代台湾的进程。《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等，表达了台湾人对乡土的怀念。
我们整天在网络上谈自由谈民主，说到底就是在争取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方面，与台湾相比，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
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让人期待的社会呢？《青年中国说》第79页章立凡的《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有这么一段话，概括得比较好，他说道：“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去关心政治，而不关心我们的经济，不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是不会有太多的人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搞不好，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
我喜欢的生活是喝一点茶，读一点书，写一点字，交一点朋友，看来以后我还是尽量少关心一些政治的好……
2014-03-23
1966年，不寻常的记忆
读王小妮的小说集《1966年》，正值多变的春季。本应春暖花开，却因气候的时冷时热，空气的时清时浊，连着衣都有些无所适从了。
《1966年》的封面是一大片的黑底，一小块的红写着白色的字体，是书名与作者。非常简洁的装帧，是我喜欢的风格。王小妮的文字风格也是我喜欢的，朴素的文风，不缓不急，叙述着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生活。
读完《1966年》，我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还有正在落叶的细叶榄仁，这是南方独有的春色，然后又洗牌似的快速地翻阅《1966年》，总觉得王小妮的故事还没完，1966年的故事还在继续。
196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度一下“1966年中国大事记”，再来读王小妮的《1966年》也许会有更深的体会。
1966年的中国大事确实有很多，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邢台地震、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等等，而不得不提的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那是地震的地震。许多人的生活一夜之间被改变，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连睡觉也要睁着眼，生怕不小心说了梦话，说出了不该说的事情，沦为“牛鬼蛇神”。
王小妮的《1966年》截取了十一个画面，再现了1966年的某些人的生活状态，有着一定的共性，也有着一些差异。瞧瞧这些不可想象的生活都是些什么：
说话做事都以语录本上的话为准则，别的书是毒草是看不得摸不得的（《普希金在锅炉里》）；组织的调查无时不在，即使是人没了还要查得细细的，要对每一个人的历史负责任，却不相信曾对组织做过贡献的任何革命人（《钻出白菜窖的人》）；“革命”运动在城市也在乡村，电影院变成批斗场，小姑娘进趟城铰了辫子变成了小媳妇，早晨还要去开会的书记天还没黑就成了批斗对象（《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收废品的也知道天要变了，跑了。他的老太婆无论怎么邋遢，二十年前用过的名字还是被人翻出来了，还要追查交代手上文的梅花是什么特务组织的暗号。男教师从没见过做伪官吏的叔叔，但校长认为这事永远没有完结（《新土豆进城了》）；铝制品厂不再造铝锅铝壶，整夜赶工“敬制像章”了。厂长仅仅因为用红糖给工人补血提神倒了霉，被推到台子上斗了好几天（《喇叭和像章》）……
多么荒唐的1966年，多么荒唐的一切。每个人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自己，这一刻是造反派，下一刻也许就是反动派了。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天为什么变成那样，书不能读，课不能上，话不能说，梦也不敢做。低头，低头，再低头，低到没有了尊严，不成为人。活着，竟然变得那么艰难，那么无奈。
我是紧挨着1966年出生的人，对王小妮描写的1966年的生活，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生活场景，收回一些温暖的记忆。比如《1966年》中第112页的男孩收集冰棍的小木棍搭房子和桥，玩渴了抱着水瓢喝水，我也做过。还有第152页结巴的两个妹妹在墙角练倒立，四只光溜溜的小脚搭在灰墙上，脸涨得跟胡萝卜一样。这个动作我也经常和同学们玩，我们是下课了在教室的墙角练习。
最让我感动的是第六个故事《在烟囱上》。男孩家的小人书都烧了，一本也没有了。五个小学生从后院翻墙过来，要求男孩给他们讲小人书上的故事。后来，男孩和五个小学生成了好朋友，他们分享各自的秘密。男孩的秘密是：他和他妈把小人书全烧了，但是，男孩偷偷留下了小人书皮，一共三百六十三张。这消息让五个小学生兴奋坏了，他们让男孩快交出来。他们簇拥着那些小人书封面，哎呀呀惊叹，忘了的故事全都想起来了，什么地主啊瓷像啊派别啊，都和他们没有关系了。
这是我读王小妮的《1966年》的另一个收获。幸亏有这些，才让我觉得生活在1966年的人们，还有那么一点点乐趣，孩子们还有那么一些扼杀不了的快乐与渴望。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刚刚阅读完的、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先生的《我的家庭回忆录》。这本书记录了钱理群生命中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在国家变迁中不同的道路和遭遇。钱理群在代前言《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中说，我们在各个场合谈论20世纪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理解这分分合合的历史对由于各种原因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
在国共两党分裂时，钱理群的父亲和三哥选择了国民党，到了海峡那一边。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和二姐夫还有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与地下党员。无论是身在国民党，还是身在共产党，钱理群的亲人都是在为各自的理想而奋斗。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公费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攻读植物育种，以农科作为自己攻读的方向，1948年到台湾，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去了台湾的亲人，在多次的中国政治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美蒋特务，是必须从思想上与行动上要与之彻底划清界限的。仅仅因为家里的墙上还摆着远在台湾的父亲画像，钱理群一直从事革命的四哥受到了严厉批评，钱理群的入团也遭到了拒绝。他的好友接收组织的任务天天去家里说服他，动员他和父亲划清界限。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成了钱理群永远洗不清的罪名。就是在流放的日子，他偷偷收藏的一张父亲的照片，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从箱底翻出来，促成了他“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
如果对父亲还有一丝不忍割裂的痛苦，那么对时任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的三哥，钱理群身边的亲人，甚至包括母亲，几乎是一致表现出冷漠与拒绝。就是到了中美关系解冻的1974年，三哥钱临三托人来看望母亲，全家依然一片惊慌，最后也不肯在带来的录音机里留下半句祝福的话。读之，心痛不已。是什么样的政治斗争、体制限制，可以置正常的人伦之情于不顾？
更让人心酸的是钱理群的母亲，她是杭州著名乡绅、维新派人物项兰生之长女，从小习读英语，是典型的书香门第闺秀。但从钱理群懂事起，母亲留给他的唯一印象就是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父亲去台湾后，开始家里过年的饭桌上还有他的碗筷，墙上还有他的相片。到后来压力越来越大，都取消了。从此，钱理群的母亲不再跟子女谈及他们的父亲及与父亲相关的任何历史，甚至忍心拒绝远在美国的三儿子的任何帮助，包括留言。她的沉默在她生命最后断断续续的咳喘中有了最后的答案，她说：“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读之，灵魂受到一击的岂止是钱理群，对那段历史有过经历或感触的人，哪个不潸然泪下？
《亲情永恒》是《我的家庭回忆录》中的第二辑的辑名，也是辑中的一篇文字，是《钱临三纪念集》的前言。“生不团圆，死各一方”，钱理群用这八个字概括他们钱氏家族的不幸。但又自豪与庆幸的是，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找回了彼此，找回了亲情。事隔半个世纪的隔绝，人为的隔离，《钱天鹤文集》的搜集与整理，使作为儿子的钱理群终于贴近了父亲拥有了父亲，一位被誉为“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的科技专家。
在《我的家庭回忆录》第168页中钱理群描写1980年三哥来北大看他，描写三哥微微前倾的身体、急促的步履，他说：“我发现了钱家兄弟姐妹特有的姿势与神态！真的，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了前面走着的这个小老头成了我们钱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我又有了自己的三哥！”感动，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当钱理群因所在学校不能解决住宿问题，又是三哥伸出了援助之手，真正的亲情是不会因曾经的隔绝而冷漠的。
《我的家庭回忆录》中还讲述了钱理群的大哥钱宁大嫂龚维瑶、二姐钱树榕二姐夫丁毅、大姐和四哥走过的道路和最后的命运。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的却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比如清华教授钱宁，国内外知名的泥沙专家，留学期间和同学们秘密串联，无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威逼利诱，坚持回到中国报效祖国。在1966年的政治风暴中，钱宁却成为水科院第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钱宁的真正原因，就是当年的积极回国是“别有用心”。而钱理群的四哥，一个坚定的传奇的革命者，晚年在20世纪初的住房事件中，面对某政府部门没有任何理由占据祖产的土地，强令拆迁，生平第一次动用私人关系求助，表现出的无奈和愤怒。当初他们可都是在“反集权专制，反独裁，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下召集来的、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突然想起在台湾享受“学而优则仕”，现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的龙应台，三十年前曾在她的作品《野火集》中，针对台北的现状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1966年，我们遮住的何止是阳光啊！
2014-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