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褪去浮躁之心，呼唤踏实精神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版的时政类读物《七个怎么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浙江省杭州湾跨海大桥，长36公里，总投资约118亿元，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这是在中国。
云南省泸水县六库镇，当地村民只能通过滑索掠过怒江江面去对岸，在江上架一座桥，仅需四五十万元，但对于贫困地区来讲十分不易，这也是在中国。
重庆市解放碑商业区，高楼林立，商贾云集，夜幕下斑斓闪烁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折射出这里的繁华和活力，这是在中国。
而就在不到200公里外的重庆市武隆县大山深处一个贫困村，对这里大多数村民来说，每月几元钱的电费已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仍然是在中国。”
这段文字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我们国家发展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日渐突出。由此衍生出贫富差距扩大、股市过热、房价过高、教育功利化、暴利行业趋之若鹜。而冷门行业无人问津、GDP发展与居民幸福指数难以相称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作用下，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也越来越明显。
我们的周围，处处可以发现浮躁的人、浮躁的事、浮躁的风气，我们的学校、企业、媒体、文化一切都浮躁起来了。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浮躁的危害，它使学生不能安心读书，科技工作者不能躬身科研，公务人员不能真诚为民服务，工人无法敬业爱岗，投机行为和功利心态愈演愈烈……浮躁就像流感和瘟疫，越隐蔽越可怕。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团队和个人，一旦浮躁起来，就很难有好的发展。
浮躁为什么会出现？是浮躁的人组成了浮躁的社会，还是浮躁的社会造就了浮躁的人？不可否认，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都能促成浮躁的产生，然而这都是外因，归根到底还是个人修养出了问题。没有浮躁的个人，就不会有浮躁的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够反躬己身，踏实务实，社会就难以形成浮躁的风气。
浮躁是我们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大敌，对于国家和企业而言，浮躁更是务实发展的大忌。可以说，我们民族的复兴、企业的振兴、个人事业的成功，都存在一个去除浮躁的过程。
一个人的工作质量不仅决定自己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是衡量社会发展好坏的一把尺度。社会的发展就是由无数踏实做事、诚实劳动的人推动起来的。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做事，国家振兴就不是一句空话。基于此，本章着眼于全民职业素养的提升，结合在个人学习、工作中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浮躁现象，从价值观、使命感、职业理想、情绪管理、身心修炼等几方面入手，从一个人的内在观念到外在行动，从心灵深层和具体操作中寻求消除浮躁、践行踏实精神的方案。
一个好的问题，往往已经包含了答案。因此老师、同学们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能够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是不是开始浮躁了？为什么会浮躁？我们的心就可以踏实下来，浮躁之心也就能随之转化为踏实务实之心。
浮躁是精神的樊篱
近年多有人慨叹：为何今日之中国出不了大师？！
这种论调应和者多，也是各怀心事的。有的是借此讽刺中国今日的教育。有的是借此讽刺中国今日的学风。二者都有道理。问题是纵观世界各国，有哪个国家的教育是为着培养大师而设置的呢？
有人说这种教育五十年，大师罕见的现象正是说明了中国的浮躁。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说，这种对大师的渴盼，对培养不出大师的讥讽同样是一种浮躁呢？浮躁是个时代的事实。我等皆不可否认。我等也非化外之人。有几个人能不被浮躁浸泡？所以，不要自诩高雅。痛斥浮躁的也许恰是其中最为浮躁的。同样的现象，是否可以用来说，一些高调反腐的地方干部，也许是恰是其中最腐败的干部，这些干部是嘴上的革命派？
不要炒大师吧。大师不是炒出来的。正如大菜不是急火做出来的一样。
中国近代有没有大师？有，当然有。也许这就是一些人痛斥当今无大师的理由。但是，这恰是中国当今出不了大师的理由。大师的有无不能说与体制无关，但绝非仅与体制有关。大师来源于积累。过去讲五百年出圣人。如今虽然的确时代进步了，步伐加快了，也不至于发展到五十年，甚至五年，甚至五天就出圣人吧？大师不是日历牌上的节假日，固定那天就出一个。大师是一座山，是需要后人来爬的。不是正有一句话叫，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的更远吗？你怎样站在巨人的肩上呢？无外乎两个方法呀：一是从下面爬上去，一是从上面空投下来。不论何种方法不都是需要过程的吗？时至今日，文化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专著”、“名作”，对于这些前辈，我们这些即便有志于大师的后生是要有更多的山要翻，更长的路要走。所以，成大师是越来越难的。反过头去想，大师迭出的年代不是社会秩序在经历质的调整就是其前的文化是贫乏的。所以，试问各位大师论者，是认为我们这五十年生活贫乏呢，还是认为我们的制度需要质的变化呢？再者，试问各位大师论者，有几位去真正的阅读过了呢？
有人说，不对呀，那人家美国怎么那么多大师呢？呵呵。是吗？真的？哦，今天引进了一位，嗯，明天又引进了一位。挺多。但是其中有多少是洋垃圾呢？即便不是，又有多少能够最终被我们记住呢？静下心来想想，三十年了。我们译介了很多外国的所谓名著，但是被广泛讨论的，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也就那么几部，那么几个人。所以呢，也不要说外国就天天出大师的。难道外国的月亮就真的比中国的圆？那外国要是赶上初一呢？要是赶上阴天呢？月亮也圆？有几个真正的见过外国的月亮呢？有多少会两句半英语，就敢说自己是坦桑尼亚华侨呢？！
大师呢，不仅反映了一种知识的积淀，也反映了一种观念的系统。还有一种态度上的淡然。现如今，学两句半绕口令就敢说自己是相声大师的人也许还真有呢。如此则上述三者都不具备。这种大师怎么出的锅呢？不是急火就是汆汤。一瓢开水加上两片白肉就敢说自己是水煮肉片。这种人不是大师，而是大湿。身上最多的是水分，是给那些每天做着大师梦的人解渴用的。真正的大师不是炒出来的，不需要炒的。吕思勉先生正可由此堪称大师。他的可贵，正在于他甘于“埋头枯守、不求闻达”。我想这也是大师中的可贵之处，罕有之处吧？当然，我们是不能排除媒体型大师的，的确有借此名噪一时者，其中的确有大师。但是他们进入媒体之前就已经是大师了。媒体只是给了他一个名气。而今众多的则是在媒体出镜之后成为大师，可悲的是大家也认此辈为大师。
大师不是天生的。你的前世再好，要想重新挤进大师的行列，也得一步一步走，走上十万八千里。当年唐僧师徒四人有几个前世不是高级干部的？在大师的道路上，要踏踏实实，老老实实。有再大的本事，也要从头做起。本事不等于大师。孙悟空本事大，十万八千里，一个跟头就到。但，要成为大师，是不能以筋斗云算的。没有踏实的心态，再大的筋斗云，你也不是大师。
所以呢，唐僧师徒四个人可以说代表了大师的四个途径。唐僧可以说是一个挂职下放锻炼的干部。本身没有多少本事，但是树大根深，人脉广博。他是“被大师”的（“被什么”是最近流行的一个词，嗯，可以借来用用。）孙悟空呢，是个知识储量很大，在大师的道路上，要修的是心态。猪八戒呢，本事不大，心态浮躁，所以，在大师的道路上，任务是最重的。沙悟净，嗯，本事不大，心态很好。
其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大师不仅是这四个途径。第五种的话就是，知识储量很大，心态很好，也恰因如此，这些人是很少“被大师”的，个人认为，这也许可称作真正的大师，如吕先生。
不管你是何种大师，要想成为大师，首先要坐下来。如果能做到气定神闲、埋头枯守、不求闻达，那就具备了成为大师的第一步。或者说，要做大师，首先要排除自己身上的水分。湿海绵是装不进更多水分的，也是拿不起来的。
与这种大师论相对应的就是中国难出诺贝尔奖的论调。
其实，这个问题同样是复杂的。一有诺贝尔奖评价自身的特点决定。二有国人自身的素质——知识积累、创新等决定。三有国人自身的心态决定。
其实，“诺奖”无缘中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现象背后国民浮躁的心态。长年来，国人对于“诺奖”望眼欲穿，折射出好高骛远、重功名、轻价值的浮躁心态。这种心态对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科研人员必须创新，如果只是简单地储存知识，其价值可能只值5元钱一张的光盘！”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说。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创新决定一个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俞国良表示，浮躁心理会使一个人的创造力下降，“研究一个新课题需要花很大气力，有些人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势必去模仿或剽窃”。
在科技领域，我们的科研人员数量世界领先，专利在数量上堪称世界第一。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称：“中国高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自2004年以来，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然而，我们的专利有许多是无价值的专利，论文也存在着大量的东拼西凑或剽窃行为。”专心科研的人备受冷遇，这种不利于科研发展的社会大环境，让有潜质的科研人员难以专心进行研究。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最高奖空白，就说明了我们的差距。在这种浮躁心态下，“诺奖”角逐无果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我们眼前既不要追逐“大师”，也不要追逐“诺奖”。还是先把我们眼下的事做好。尤其是先把“浮躁”心态割除。打铁还需自身硬。
浮躁是幸福感的樊篱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期，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央视走基层的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幸福”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你幸福吗？”，这个简单的问句背后蕴含着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体会，引发当代中国人对幸福的深入思考。
下面给各位呈现一段“唐山版你幸福吗”中的一段（略有改动）：
记者问一位穿西装的小伙：你幸福吗？
小伙说：西服？
记者：幸福。
小伙：不幸福，不幸福。
记者：为啥？
小伙：买彩票又没中奖。你看，天天都是刮刮乐，一天刮十好几注，一次都没乐过。……都刮哭了。
记者：那你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小伙：中五百万
记者：你考虑过中五百万之后的生活吗？
小伙：可劲花。
记者：可劲花也花不多长时间呀
小伙：然后接着刮……
这一段实际反映的不是个案，而是个共性问题，即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幸福绑缚在了““钱上。有钱就幸福，没钱就不幸。
这真的是一种误解。钱真的万能的？没钱真的是万万不能的？想当年，我们没钱，却走出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没钱，却打败了有钱的日本鬼子。我们没钱，却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我们没钱，却建起了大庆油田。可见，还真不是钱的事儿。而是人的事。是人的心态的事。钱就是一切，其实是一种浮躁。是一种货币拜物教。是将人异化成了钱的工具。真正的关系是钱是人的工具，人是钱的主任。而如今，多少人却成了钱的工具？他们的活着就是为了挣钱。他们的活着就是为了证明钱这个“主人”的威力。
浮躁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人们很容易变得浮躁，失去正确的方向。只会把自己推向不归之路，这是一种浮躁短视的发展观。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浮躁发展观的危害。在国内，除了经济GDP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幸福GDP”，这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从功利主义和过于重视物质建设的发展思路，转到重视人文精神和社会成员幸福感的发展思路上，从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建设并举的发展思路，代表着世界主流的发展趋势，也和我们国家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吻合。只有在这种稳健的社会发展观下才能孕育出踏实奋进的社会氛围。
从世界范围来看，浮躁的发展观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企业，都会滋长出浮躁的风气，埋下种种发展隐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认为，美国政府、美联储、会计、金融、税收等各种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为世界经济的繁荣推波助澜并种下恶果。政府管制的不充分，企业高层的过度财富激励、失控的利益冲突等多种因素，互为因果地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新千年的衰退。在西方的大多数观察家看来，整个社会的浮躁往往会导致一种经济或社会危机。2008年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些观点。这对于当今发展中的中国，更是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浮躁是企业发展的樊篱
为什么很多企业都做不大、做不久？为什么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明星企业”最后都变成了“流星企业”？仔细分析其中原因，都有浮躁的因素。
以IT行业为例：
在中国IT业有两家公司：巨人集团和联想集团。这两家公司都是20世纪90年代起步的，巨人的发展一度比联想的势头强劲，但不到8年，巨人就因为资金和管理不善等问题倒下了。联想集团则一直稳健发展。在2008年度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中，联想集团167.8亿美元的销售额排名第499位，并成为首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民营企业。
同样的经济环境，两家企业，一家成立不到8年迅速衰败，另一家一直稳健发展，最后成功晋级世界500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其根本原因是两个公司领导者发展观念上的差异。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的发展观念是：全面开花，多元化经营，靠大规模的营销广告战打通渠道；而联想集团领导者柳传志的发展观念是：一花独放，专一化经营，踏踏实实做产品，做服务。一个浮躁，一个专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两个领导人的心态和企业发展观念的不同，导致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
1993年，中国电脑业遇到惠普、AST、IBM等国外劲敌的合围，以电脑软件业务发家的巨人集团受到严重挑战。为了规避成长的风险，寻求新的支柱点，巨人集团走出了一步的险棋：投资兴建超出自己能力十几倍的巨人大厦。1994年初，巨人大厦动土。这座最初计划建18层的大厦，在众人热捧和领导鼓励中不断加高，从18层到38层、54层、64层，最后升为70层，号称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投资也从2亿增加到12亿。史玉柱基本上以集资和卖楼花的方式筹款，集资超过1亿元。同年，迫于软件市场的更新换代和盗版软件的压力，史玉柱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保健品，脑黄金项目起步。1995年，巨人集团发动“三大战役”，把12种保健品、10种药品、十几款软件一起推向市场，投放广告1个亿。
“三大战役”看似轰轰烈烈，然而冷静的人都能够从这种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背后看出一种危险的浮躁心态。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巨人集团覆灭》指出，“如此前所未见的闪电战术，在一开始确实创造出奇迹：‘总攻令’发动后的15天内，汇总到史玉柱手中的来自全国各市场的订货量就突破了15亿元。然而，保健品是一种以功效诉求为主的消费品，广告只是起一个诱发购买的作用，要让消费者有持续的购买行为则必须依赖于产品本身的服用效果。巨人的保健品缺少真正的科学依据和切实的服用效果。依靠闪电式的广告轰炸而建立起的市场，无异于沙滩上的大楼，毫无基础可言。”
与巨人集团不同，联想集团走出了一条务实稳健的发展路子。联想集团成立之初，和如今中关村许多小公司一样，并不起眼，然而，柳传志在创业之初就避免浮躁和冒进的行为。柳传志认为，办企业，立意最重要。柳传志说：“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战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着做，做到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做公司等于撞大运……”
柳传志强调立意，是因为他明白：“首先，在公司发展进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只有立意高，才能牢牢记住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松懈，才能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其次，如果立意不高，就不能不停地提出新的、更高的目标，那么，稍有成功就会轻易满足，这样下来也很难走得远；第三，立意高了，自然会明白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会急功近利，不在乎个人眼前得失。”可以说，改革开放之中，很多企业倒下去，就是因为立意不高。立意不髙，所以才容易浮躁，浮躁就容易出现问题。
浮躁的企业很容易丧失自己的发展目标，据2013年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已有68710家，从业人员260万人。很多主营业务并非房地产的企业，其房地产利润也大大超过主营业务收入。这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什么行业赚钱就做什么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浮躁的发展观。
没有使命感的企业走不长远。使命是企业无法刻意去追求得到的，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带来的效果是能够影响整个行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淘宝、百度。
企业的长青之根要建立在磐石而非流沙上。研究那些世界顶级企业的文化共性，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它们都不把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的目标，即这些公司的立意都很高。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够基业长青，百年不倒。一心为赢利而创建的企业，就好像把根基建在了流沙上，很容易就会崩塌。
浮躁使造假势头难熄
（引自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的稿件）
不知从何时起，在中国造假有了新的名称：山寨。各种各样的山寨遍布大江南北、城乡各地。
主要有三个层面：
1.“山寨产品”：是其物质层面。如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展起来的产业。其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游戏机等不同领域。山寨产品包括山寨手机、山寨数码相机、山寨MP3等。这些产品如山寨手机多模仿一线品牌如Nokia、Samsung、Sony-Ericsson等一线品牌的功能以及外观，甚至有些将品牌名改为Nokir、Samsing、Suny-Ericcsun来求得与模仿原本的相似性。由于这些手机多抄袭手机生产厂家的正规产品从而节省了研发费用，其价格只有正规产品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加之其虽然材质和做工会稍逊一筹但其功能繁多、外观新潮，从而得到中低端消费者的青睐，行业规模不断扩大。而网络也出现打出“推介国产强机，交流山寨文化”口号的“山寨机网”。
2.“山寨文化”：是精神层面，即我们理解的狭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了山寨行为所折射出的主体行为者乃至当前大众的社会心理、审美取向以及社会思潮的涌现、价值体系的新建等。2008年末，由山寨机引发的山寨现象蔓延到整个网络，山寨明星、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等等都毫不掩饰对精英文化的挑战，随后山寨现象又意外的登上了CCTV新闻联播，这是官方首次对民间现象表述自己的意见，至此正式进入全民时代。
3.“山寨行为”：第三个层面乃行为层面，不仅包括各式具体更包括面对“山寨行为”主流文化的应对方式，以及面对山寨产品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管理机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避。社会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山寨产品”对当前消费市场的冲击，“山寨行为”对当前中国当代文化多元并存结构的重新洗牌，无疑都在点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
关于“山寨”兴起的原因，学者多有探讨，有学者曾从以下方面做过分析：1.市场需求为“山寨”产品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山寨”产品，作为一种市场上“性价比”高的科技产品，以其多功能、高品质和低价格的优势，打破品牌产品垄断市场的定势，在市场上不胫而走，适应了某种需要，究其合理性跟山寨产品的平民属性密不可分。我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平民消费群体，由于经济条件所限，高科技产品名牌产品可望而不可即。“山寨”产品拥有和名牌产品较高的相似度，性能差别也不大，价钱更是便宜，“山寨”产品针对我国平民消费者因而有了巨大市场，因而“山寨”产品是满足消费群体而生。
2.政府放松管制为“山寨”产品发展提供了温床。
“山寨”现象出现和产生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发展市场经济，提倡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提倡科技攻关热，培养“科技能手”等大政方略，为“山寨主”的产生和“山寨”产品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我国许多高科技、民营科技企业甚至一些乡镇企业都有“山寨”发展的痕迹。“山寨”产品极大的满足了我国的国民需求，“山寨”产品也得到我国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当今市场经济中，山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对“山寨”产品加强管制处于两难。
3.高科技门槛降低为“山寨”产品提供了便利的技术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研发和使用逐渐离，降低了生产的技术门槛，为“山寨”提供了便利的技术基础。加上近年来IT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大量涌现，大部分IT人才就业压力增大，使他们只有走自己的路，然而受发展资金的不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只能走短平快、加工、模仿和改良发展的轨道，山寨产品才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科技、网络的普及科技加快了山寨产品设计、研发、生产的速度，而且也为“山寨”产品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市场。
这些分析都有道理。而从根源上讲，山寨很大程度上是国人浮躁心态的结果。
与山寨有关的浮躁不仅存在于那些主持、运转“山寨”的“寨主”们，也存在于旁观者。
就那些制假贩假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就一个，即为了赢利。赢利本身并无过错。可是古人有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可以采取正当手段。在阳光下生产。只为图省事实力，就走捷径，这就是浮躁。就是不踏实。
就旁观者而言，一方面痛恨各色“山寨”，另方面却又因为“制假贩假至少解决了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等蝇头小利，而听之任之。再者他们认为“以为山寨‘假而不劣’，甚至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山寨的害处。
比如山寨损害了一个社会最蓬勃向上的力量，即人类的创新精神。以从事创新的企业来说，如果他们付出巨大投资和风险的新产品刚投入市场，就出现多个不同版本的山寨货，那么，这家企业的投资就不可能收回。这严重挫伤了创新的动机，其他厂商也不会贸然进行具有风险的创新活动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要鼓励创新，政府就必须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至少要确保他们能够收回投资。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如山寨损害了真正的创新。可以说，如果山寨产生的根源不根除，我们便无法建立一个创新型社会。
1994年，当时还年轻气盛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老牌杂志《外交》上发表了惊世骇俗的《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与多数唱赞歌的人不同，他犀利地认为亚洲奇迹根本就不存在，亚洲繁荣也是短命的，根本原因就一个，即亚洲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靠具有创新意义的技术进步所推动。当国际学术界正为这篇文章的论调打得不可开交时，亚洲出现了金融危机，因此，有人说这位保罗预测到了亚洲出现的经济麻烦。这为他赢得了声誉，前几年，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奖。
可以说，克鲁格曼18年前的思想一样适用于解释中国当今的经济表现，按照他的凌厉逻辑，如果我们迟迟建立不起来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我们目前的经济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奇迹不过是写在水上的一场骗局，如同海市蜃楼，坊间流传的神话般的“中国奇迹”其实并不存在，而难以复制和输出的“中国模式”更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说法。
所以，为使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强大，我们的民族真正的复兴，我们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做些事情，并以自己的行动拒绝山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