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子创始道家
老子（约前604—约前531），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老子到底是谁，历来说法不一。最为大家所认可的是姓李名耳，字聃，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阳向老子问礼，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曾子问》有所记载。《庄子》也称其为老聃，书中的内篇《德充符》、外篇《天地》《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都视老子为前辈。
在先秦百家争鸣中，道家虽没有众多徒属和显学地位，但他们对宇宙和社会、人生的独特领悟，其他各家都难以企及。因此道家才能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西汉太史令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道家学派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本来是无名无形的，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家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由此衍化出“人天合一”“人天相应”“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等思想。
道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要求君主舍弃自己的意志欲望，听任百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使百姓处于自然状态。道家体系中，无为与自然是关系密切的概念，无为是对道或君主的要求，自然指道或君主无为下万物或百姓的自主状态。君主无为，百姓生活就自然。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生活方式来面对世界，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恃”。庄子在《逍遥游》中，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所待”的，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而人生乃至万物的最高境界是“无所恃”，这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道家及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影响深远。西汉初年，汉文帝、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而有“文景之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对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影响却经久不衰，许多有作为的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都曾专门给《道德经》作注，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及以周敦颐、朱熹等为代表的宋儒在构造宇宙论或本体论体系时，都明显吸取道家思想。
此外，道家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史上影响深远，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是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启发。道家思想更为道教所吸收，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顺应自然”“贵柔”等主张，对中医养生保健也有很大影响和促进。总之，道家对中国政治、宗教、医学、文学、哲学和美学等，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断从中汲取营养。
2.老子的“自然无为”
《道德经》，又称为《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传说是老子所撰写。这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一部用诗化语言阐述中国哲学的巨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被称为“万经之王”。《道德经》文约意丰、博大精深、玄奥无极、包容万物，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但皆有一条主线贯通其中，这就是自然无为的法则。
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其中包含着自然与无为两层内容。自然是一种观念、态度和价值，也是一种状态和效果；无为则是一种行为，是实现自然的手段和方法。
老子把“道法自然”的哲学观运用于天道观上，提出了“天道自然”的观念，认为天地的运行是自然而然，不假外力的；他又将其运用于人生论上，认为人也和万物一样是自然的，因此，人生也须消除外在的干涉，使其自然化育，自然发展，自然完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和规律运行，也就是说，道的本性是自然的，离开了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道。既然“道法自然”，那么，法“道”的天、地、人，也就必然应以自然为理法，并且其本性也同道一样，是自然的。
那么如何做到“道法自然”呢？那就是“无为”。老子认为，清静无为是人生自然之本，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故“清静无为天下正”。“人之道”就在于“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还具体指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不自我炫耀、不争名夺利，反而会名扬四方，会得到多数人的拥护。由此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也包含着“不争”，不争亦能“保全”自身之自然本性。“不争”要求不带个人偏见，以忘我与淡泊宁静的态度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努力做到清心寡欲，自足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怠”，避免患得患失的烦恼，从而融入自然与社会之中。
老子认为，人心应该向真朴的自然之性复归，婴儿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距离原有的“德”不远。他们的淳朴、天真和自然，是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又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因此“圣人皆孩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的自然纯朴的人性。老子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道家说的“愚”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大优点。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婴儿般的自然状态呢？老子认为要无知寡欲，他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同时，“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因此，“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上，老子建立了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论。无为与自然是关系密切的概念。无为是对道或君主的要求，自然指道或君主无为下万物或百姓的自主状态。统治者无为，百姓生活就自然。老子耳闻目睹当时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竞尚骄奢，对外尔虞我诈、互相攻伐，对内政令烦苛、剥削严重，认为这都是统治者背弃大道、恣意妄为所造成的恶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老子主张效法自然，以清静无为治理天下。
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认为当时社会的畸形病态是“有为”所致，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因此，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福；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并不是消极怠惰，无所作为，而是顺其事物之自然，即“辅万物之自然”，排除不必要的作为或妄为。顺其自然不妄为，实际上也是“为”，治理好一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这种顺其自然不妄为的方式。侯王如果能谨守大道，按规律办事，切实做到“无为无不为”，老百姓不受干扰侵犯，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社会自然就会走上正轨。
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搅，而要“以道莅天下”，这样才会“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就是说，用道治理天下，鬼怪起不了作用；不但鬼怪起不了作用，神祇也不侵越人；不但神祇不侵越人，圣人也不侵越人。鬼神和有道者都不侵越人，所以彼此能相安无事。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少私寡欲”，“以百姓心为心”，减少私心，降低欲望；政令不可烦苛琐碎，朝令夕改；薄赋敛，减轻人民的负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谨慎用兵，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删减法令，减轻刑罚，不玩弄权术，不用高压政策对付老百姓，而以质朴善良的政风感化人民。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3.《道德经》里的以柔克刚
《道德经》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一切事物，如美和丑、高和下、刚和柔、福和祸等，都是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的，体现着一种很强的“变”的精神。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系统而丰富的，但老子比较侧重于“柔”和“阴”的一面，这对我国民族心理有较大的影响。
老子认为，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对立的矛盾，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例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种对立的范畴，在《道德经》中处处可见，例如：
大小、多少、高下、远近、厚薄、轻重、静噪、生死、荣辱、强弱、利害、祸福、愚智、吉凶、黑白、寒热、光尘、壮老、实华、正反、同异、美丑、善恶、雌雄、母子、兴废、进退、是非、辩讷、难易、公私、真伪、贵贱、怨德、贫富……
这些对立的范畴，已经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道德、美学、数学、天文、生物、语言等方面，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
同时，老子又认识到，各种事物在矛盾中经常向它的反面运动转化，这是变化的自然规律，所以他说：“反者道之动”。如：“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又如：“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还如：“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再如为人熟知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等。对于转化的条件，老子也作了一定的探讨。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这里所说的“盈”“锐”“满”“骄”“遂”，就是导致转化的条件。
然而，老子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看作不是上升前进的，而是循环反复的过程。他把柔弱的、虚静的一面看作根本的一面，表现出贵柔尚弱的特色。老子认为，“弱者道之用”，原来刚强的到了饱和点就会转向衰弱，归于失败；而原来柔弱的可以坚持斗争，逐渐增强，反而能够取得胜利。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还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由此，老子提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指导思想。
《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老子认为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但攻坚的力量莫过于它，“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老子观察到，无论人类还是草木，在初生时都是柔弱幼嫩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刚强枯槁了反而会走向死亡，即“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由此，老子得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认为，这些现象说明，柔弱是新生事物的标志，柔弱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刚强的东西面临的却是死亡。
因此老子主张，人生在世应该守柔处弱，避用刚强，柔弱无争，“复归于朴”，这才符合大道的德性，也是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老子指出，要做到“柔弱胜刚强”，必须注意不与强大的敌人做斗争，而应用“以柔克刚”、迂回曲折的办法去争取胜利，“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这种欲收故放、欲弱故强、欲废故兴、欲取故与的策略称为“微明”（微妙而明智），可以助长敌人的骄气，从而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
具体到个人，老子认为，谦虚退让是人们应该注意的一种明哲保身之术。他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圣人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意思是说，事业成功了，不居功自傲，不借此去追名逐利，而要抽身隐退。
只有不求其功，才能功不可没；如若追名逐利，反而会引火烧身。这是一条自然规律，是天之大道。由此可知，老子所说的柔弱并不是懦弱和消极，而是一种居后不争的智慧与生活态度。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以居后不争的态度处世，反而可以处在前列；不大考虑自己的利益，反而可以获得利益。这是一种辩证的智慧，是通过无而实现有，通过表面的否定达到事实上的肯定。
4.自比尧舜的杨朱
杨朱，字子居，又称阳子居或阳生，魏国（今河南开封）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生平已不可考，大概生活在墨子（约前479—约前381）与孟子（约前371—约前289）之间，行踪多在鲁、宋、梁一带。在当时各家的著述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其名多次出现，可见其人其说在当时相当著名。杨朱自比尧舜，自称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贤人，“治天下如运诸掌然”。韩非评价杨朱与墨翟一样有治世之才。
杨朱曾和老子会面，所以曾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后来有感于动乱的环境，困恼于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于是扬弃老子学说中的部分内容，朝着“养生”“存性”的方向不断深化，发展成以“为我”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杨朱之学闻名当时，《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惜其作品早已散佚不存，其说散见于《孟子》《列子》及《淮南子》中。
杨朱学派，按其学说宗旨，属于道家，但又与老、庄有别，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杨朱是其代表人物。
一、“贵己”“重生”的人生理想。
“阳生贵己”“为我”意在“重生”，就是杨朱和杨朱一派思想的主旨。杨朱一派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利益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大和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别的利益只能服务于且不应有损于“生”。就是说，保全我的生命是我个人利益中之最大者。杨朱一派还用“所为”与“所以为”的道理来论证“轻物重生”的原则。他们认为，生命是“所为”者，是主体；“物”或“利”是“所以为”者，是服务于“生”的。
二、“重生”和“全生之道”。
杨朱一派固然以“全生”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我”之最大利益，但是，“所为”的“生”又离不开“所以为”的“物”。此，杨朱一派对人的物质欲望作了充分的肯定。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全生与物欲的关系，于是，为了实现“贵己”“重生”的人生理想，又提出了他们的“全生之道”。杨朱一派认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为人的实情。为欲望之求，必须以“贵生”为根据和目的。
总之，杨朱一派认为，为了“全生”，不能没有欲望的满足。不然的话，便是“与死无择”，（与死没有区别了）。但是，根据“轻物重生”原则，欲望的满足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全生”为限度，因而又提出了“制欲”或“适欲”的“全生之道”，也就是所谓“早啬”，要求及早地克制欲望，爱惜自己的生命，使“精不尽”，从而使“生以寿长”。
三、“贵己”“重生”的思想实质和历史意义。
诚然，杨朱和杨朱一派的“贵己”“重生”的思想，不是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而且，在“轻物重生”的范围内，由于他们轻视富贵利禄，当时的“世主”曾为之而“贵其智而高其行”。在当时，不乏赞誉之辞。但是，其想实质，不能不是一种独特的“自我主义”的人生哲学。杨朱一派在对待个人生命价值上的“自主义”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贵己”“重生”作为一种“自我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糟粕。但是作为这种人生论的某些论据，则包含着一些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杨朱一派的“重生”论充分肯定个人情欲的自然合理性。朱一派主张对欲望有节制，要“适欲”，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而是肯定了对感性欲望和个人利益追求的自觉的理性裁制，因而避免了纵欲主义。就此而言，也不无合理之处。
在以保全自己作为人生目的和意义这一点上来说，杨朱一派确与老、庄道家，尤其与庄子的思想有一致之处，可以说杨朱一派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但他们把“全生”实现于现实的感性欲望的适当满足，具有功利论的特点。
5.冲虚真人列子
列御寇，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道家著名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寓言家和文学家。著有《列子》。那时，由于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面加一个“子”字，表示尊敬，所以列御寇又称为“列子”。
列御寇，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40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今存《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书，均已失传。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篇篇珠玉，读来妙趣横生，都选自此书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后被道教尊奉为“冲虚真人”。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逸事至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1693）《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唐玄宗天宝元年（739）李隆基封其为冲虚真人，其书名为《冲虚真经》。
西汉刘向认为，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张湛认为《列子》之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着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贵虚”是列子的中心思想。《天瑞》篇解释“贵虚”就是“静也虚也，得其居矣”，即要自己修养到忘记自身的形骸，好像已经驾空乘风而行，列子把这样的境界叫作“履虚乘风”。列子认为，虚静符合自然的本性，可以心意凝聚专一，达到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与状态。这为庄子的“坐忘”“心斋”学说开了先河。
列子认为，道是生化万物的，但它自己却不生不化。在产生天地万物之前，宇宙已经经历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太易”相当于老子所说的“道”，“太初”相当于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中的“一”，“太始”为形之始，“太素”为质之始，此时“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这种宇宙生成论，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6.庄子逍遥游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蒙城，另一说河南商丘）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周身世如谜，据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庄子》记载，庄子住在贫民区，生活穷苦，靠打草鞋过活。他把自己比作落在荆棘丛中的猿猴，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史记》记载，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吏，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史记》上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函去！无污我。……我欲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的一生，正如他所言：“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淡然独与神明居。庄子者，古之博大真人哉！”作为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庄子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庄子被神化而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745）被封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被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在人类生存方式上，庄子看透了世俗不古的人心，崇尚自然，倡导“无为”，敝屣富贵，淡泊名利。庄子追求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一切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追求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斗，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
庄子追求绝对的、逍遥的精神自由。在庄子看来，只要“犹有所待”，即人为外物所累和受外力的牵绊，就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能够顺着自然的本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才是真正的自由。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以人生应当逍遥无为，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限制，超越物质世界的束缚，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不追求名誉，不追求成功，做到无名、无功、无己，也就是无恃、无为。这样就可以处于逍遥状态——一个内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至高境界。人之逍遥，抛弃了私心、功名与利禄，彻底置身于宇宙大化之中，一切皆无，顺性而行，“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真正的道德境界，超越了世俗道德的束缚，不为世俗的名誉所动，“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庄子·养生主》以“庖丁解牛”为喻，阐述人生之道，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即是说，人生苦短，不能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种种。做好事不要追求名誉，做坏事不要触犯刑律，最好是忘记善恶的界限，不好不坏，不去惹人注意，这样对自己才有利。
庄子主张用“心斋”“坐忘”的方法达到逍遥境界。《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就是排除一切杂念，使心境保持虚静纯一的状态。《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指内心虚寂，心神安静，涤除思虑，物我两忘，不仅忘掉一切客观事物，而且不记得自己形体的存在，达到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
在《大宗师》中，庄子对“坐忘”的方法作了详细介绍：“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修道之人经过“外天下”“外物”“外生”三个阶段，然后达到“朝彻”，即一下子豁然贯通，随之可以“见独”，即见别人所不见，至此，便可以不分古今生死，不计往来成败，内心宁静自如，静如止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