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公制礼乐
周公，生卒年不详，是西周初年著名政治思想家、教育家，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姓姬名旦，又称叔旦，谥文公。因其采邑在周地（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又因其为太傅，系三公之一，故尊称为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其政绩，《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在武装镇压商纣王子武庚、周武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各国武装反叛以后，“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分封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之前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
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
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到春秋战国时代暴露了它的弱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为进步的机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还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2.第一次思想解放——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直至秦汉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乃至现在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发生着激烈而又复杂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由于代表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对于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各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愿望和要求，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一语道出百家争鸣之状态。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他们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互相批评，又互相影响，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百家争鸣的前期，主要是儒墨两家显学相互攻击和辩难。到中期，则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学派都非常活跃，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刘知几《史通·言语》）。各家的产生又有一定地域特征，如邹鲁乃儒、墨之邦，三晋多权变之士，南方为道家之乡，燕齐出阴阳家者流。到战国末期，则出现了百川归流的趋势，参与争鸣的主要是儒、法两家，并出现综合和杂取各种学派观点的杂家。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殃及各家各派。然而，秦享国之日短，仅二世而亡，百家争鸣的余韵存至西汉，黄老之学、杂家之学在西汉初期仍有重要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将春秋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十家，并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还对诸子的起源作了清楚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不难看出，这些学派的起源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上都起源于官。各家各派因主张和立场不同，也就各具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著录各家著作189家，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百家”的著作上升到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其著名的学派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杂家、名家、阴阳家、农家、小说家等，而诸子之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诸子百家中，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百家争鸣不仅把中国思想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学说、孟子的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名家的逻辑学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探寻到某种根源。总之，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