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在乾隆时期编撰出来的，乾隆三十八年朝廷下令设立“四库（经史子集）全书馆，聘任了着名学者纪昀（任总纂官），翁方钢、陆锡熊、庄存与、邵晋涵（编校史部）、戴震（编校经部）、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纂。
这部《全书》历时15年才修撰完成，总计存书（即被官方认定为合格着作正式入库）3457部、79070卷，存目（被认为不合格着作，只留存书名）6766部、93556卷。成书后誊写四部藏于文渊阁（宫中文华殿后）、文源阁（圆明园内）、文津阁（热河承德行宫）、文溯阁（辽宁沈阳），同时又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一部，供后来读书人阅览抄录。
但这样一部朝廷编撰起来的文化巨着，是“德政”的表现还是“劣政”的表现呢？有人把它纳入乾隆皇帝的德政，因为它保存了大量书籍，又因为经过着名学者校订，所以错讹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钦定四库全书”是对汉族文化的残暴摧残，是闭塞人们思想的工具，是与文字狱并行的文化怀柔政策。
清朝康、雍、乾时代文字狱连连发生，甚至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也被视为“反满”，作者遭到捕杀，这些是为后人所熟知的。
大的文字狱就更为可怕，死者被剖棺戮尸，子女、学生被斩，家属发往边疆永世作奴隶，三代中一代比一代厉害，有的还牵连到参校人、买书人、卖书人、刻字人、某些地方官吏，所涉范围之广，举世罕有。
康、雍、乾诸帝甚至觉得一次一次地杀戮严惩，还达不到文化统治的目的，于是又禁书、毁书、编书，借以禁锢人们的思想，编修《四库全书》就是其手段之一。乾隆在自述编修《四库全书》的宗旨时就明确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
乾隆三十九年，朝廷遍贴晓谕，命令私人所藏“违碍”书籍必须交出，经纪昀等检校后，再由乾隆亲阅，然后存目销毁。
据记载，由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共毁书24次，538种，13862部。
那么，“违碍”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明末人顾炎武、黄宗羲等着的反满抗清思想家的作品，坚持抗清的史可法等人的作品，可怕的是甚至像遭受魏忠贤迫害而死的左光斗、杨涟等人的作品，或讴歌、记载他们事迹的书也都在禁毁之列；第二，记录满人入关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书籍；第三，古书中贬金斥元的篇章和诗句；第四，被认为伤风败俗的书；第五，古书中的夷、狄，虏应改为彝、敌、卤。
在编修过程中，乾隆还亲自介入其中，明列了许多细则和要求，特别是对于君臣名分更是不敢稍有差错。按照这样的编修原则，馆臣们便大肆修改，使一些着作很大程度地违背本来面貌。
《四库全书》“修”了不少典籍，也烧毁禁绝了许多古书，“入库”的远比“存目”的少，至于连目都不存的，更不知有多少了，虽然其历史上有许多的错误，但作为今人，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不去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