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吕不韦列传》曾载：“《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便是有名的“一字千金”之说。
此书的编纂者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早年通过经商成为大贾，“家累千金”。
庄襄王作了秦王后，拜吕不韦为相，以酬谢其奔走请托的拥立之功。
在秦执政期间，吕不韦不但学习信陵君、春申君的养士风气，还学习信陵君使用宾客着书立说的办法，命宾客综合各派学说之长，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三部分，即《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篇。至今有关它的成书年代，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作于秦八年说。在《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吕不韦说：“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习惯将序作于书作成后，那么，吕不韦自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当然可信。
第二，作于秦十年说。到了汉代，被誉为“良史之材”的着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吕氏春秋》作于秦八年之说提出了异议。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的《正义》说：“即《吕氏春秋》。”
也就是说《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
司马迁可以用其作《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的吕不韦迁蜀的那一段历史证明自己《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十年后的观点，“秦王（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吕不韦，出文信侯（吕不韦）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而死。”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迂蜀在秦十年之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这又与上所证吕氏之书成于秦始皇六年（即秦八年）之说不相符。
如此看来，《吕氏春秋》作于秦八年说当不该怀疑，因为作者吕不韦总不会像他的书中自嘲的“刻舟求剑”的人那样愚拙，搞错成书年代。而《吕氏春秋》作于秦十年说也有道理，因为地下发掘的史料总屡屡证实《史记》记载的正确性。
再细细看看陈奇猷提出的《吕氏春秋》初作于秦八年，《成于秦十年的（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确也说得不无道理，使人信服。究竟哪一个说法符合历史的真相，这还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