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本篇论述了政治制度的得失问题。历朝历代都有制度，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运用。仁、礼、乐、法等都可当作治国的制度，但也要随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千篇一律，必会导致祸乱。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制度运用的得失关系到天下之治乱，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
国法必善 道不虚行
原文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
译文
我听说夏、商、周三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法规制度不合适的缘故，而是因为用了不合适的人去执法所导致的。法是先王遗留下来的陈规，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去贯彻实行，就很难真正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条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治世之法。”
行仁原本是为了博爱大众，但有时也会有偏私，产生与仁义相违背的行为。义，可以使人立节行，也可以使人违背公德，而行假仁假义。礼仪规矩，是为使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同时也会产生懒惰和散漫的习气，结果背离了“礼”字。音乐可以使人性情和平，但是也会让人情欲放浪。名位可以正人尊卑等级位置，也容易产生骄慢、篡夺的野心。法制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也会让人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恶事。刑罚的威严可以使人服从法令，严于律己，但也会使执法人滥用刑法或者欺辱犯人。奖赏可以勉励人忠心效力，但也会诱发人们争功夺利，发生矛盾纷争。
评析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一项规章制度或者是政策的颁布同样也是如此。法律的制定本来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但这也给了一些人通过钻法律的空子去获取不义之财的机会；礼仪的制定本来是为了提高人们的修养和素质，但这使一些人染上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恶习；行义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舍大义而取小义，就未免得不偿失了……虽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但我们在颁布规章制度时可以从大局着眼，只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就可以大胆地贯彻执行。
实事求是 量力而为
原文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
译文
《文子》中说：“圣人创造文字，留下著述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但事与愿违，有些人学到知识后却变得更坏了，他们以所学知识为非作歹，甚至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
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祀。先贤开辟苑囿，是为了提供军队训练、供奉宗庙用的，以防意外变故。遇到昏庸的君主就大兴土木，广建园林，作为驰骋狩猎的场所，这不仅劳民伤财，还会贻误农时。
推举贤才，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使人从善如流，公正司法，使贤者有其位，能者有其职，广施恩德于万民，使百姓感恩戴德，对国君忠心耿耿。到了政治败落后，大小官员就会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各自为政，从而使恶人掌权，贤人被疏远。
《韩诗外传》说：“古代士有五反：有权势、地位，受人尊贵，却没有仁爱之心，不行道义之事，反而飞扬跋扈，残暴不仁。家中富裕后，本应周济贫困，帮助穷人，反而骄淫奢侈，挥霍无度，使家道败落。勇猛剽悍，却不去保家卫国，而是争强好胜，以强凌弱，结群聚斗。聪明多智，却不将才能用于治国安邦，反而使奸耍诈，颠倒是非。相貌靓丽本是好事，但不将潇洒的风度施展于讲究礼仪的场合，却以此来蛊惑女性，行淫纵欲。”
原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译文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就会使人心惊胆战，整天处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出乱子。什么事都明察秋毫，就使人躁乱不安，从而迁移躲避，不安居于原地，这样容易发生动乱。”齐国的名相晏子说：“臣子独揽君权，这叫不忠；儿子独揽孝敬父母的义务，忽略了兄弟姐妹，这就是不孝；妻子独揽丈夫的恩宠，而忽略了妾室，这就是嫉妒。”
韩非子说：“读书人用文辞扰乱法令，游侠以勇武违反禁令。”
子路有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送他一头牛以示感谢。孔子说：“此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因为救了人有酬劳呀！有人用钱向子贡赎人，但子贡放了人没要赎金。孔子说：“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孔子为何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子路接受好处，能鼓励大家做好事，倡导好的风尚。子贡不收赎金，反而影响了人们做善事的风气。由此可知，廉洁的美德有时存在于相对的环境中，并不是随处可以做到的。
评析
做事的基础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同时也要做到既不可死守教条、因循守旧，也不可急功近利，贸然行事。做事照抄照搬，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缺少创新的意识，这样无异于故步自封，虽然不会把事情办糟，但多是平庸而无所作为的结果。如果做事急于冒进，就可能会走向极端，结果是费了力气却收不到相应的成效，甚至本是一番好心，却把事情办得更糟。因此，做事不仅要使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一致，还要把握前后两个“度”，既不能保守，也不可冒进。
忠臣难做 不可退却
原文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译文
战国时的法家慎子说：“忠臣，不足以救乱世，相反，有时却会使乱世更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说：‘每位父亲都希望有个孝顺的好儿子，但舜的父亲却要把他置于死地。夏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由此可见，孝子不一定会出在慈父之家，忠臣不一定会出现在圣君时代。圣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会让臣下尽忠，但不能超过各自的职权，职权也不能超过各自的范围。”
评析
忠臣、孝子一定要做，但要视具体情况灵活行事，如果辅助昏庸的君主，忠臣也会被当作“奸臣”而杀掉。在大治或大乱的年代也不例外，因为国家治理的好坏，主要在于君主，贤明的君主用忠臣，除奸臣；昏庸的君主重奸臣，害忠臣，看清了自己所侍奉的君主，我们便可知道该何去何从，进退也可适时而为了。
时过境迁 行善被恶
原文
庄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褥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译文
庄子说：“为了防备翻箱、探囊的小偷，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柜子锁好，这就是世俗人所认为的聪明表现。如果一旦江洋大盗来了，把箱子、柜子都运走，这时大盗唯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这样看来，以前所作所为，不正是在为强盗保管财富吗？”
“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有的就是在为大盗守护财富，怎么知道的呢？从前齐国各地，邻邑相望，鸡犬相闻，捕鱼打猎，耕田播种，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遍立宗庙、修建城郭，立乡规约，没有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去做的。但后来大盗田成子杀了齐简公，窃得了齐国，田成子到手的难道只是一个齐国吗？他还把齐国几百年间的制度也偷去了。因此田成子被骂作窃国大盗，但他的江山却如尧舜一样安稳，小国不敢对他有所非议，大国不敢轻易攻伐，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连同其圣贤的治国制度也一起偷来，保护了自身。”
评析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再聪明的人，也可能有顾此失彼的时候，更何况我们平日做事又很难考虑得详细周全。有的人做事考虑得多，却不长远；有的人考虑得长远，涉及面却比较窄，这都是做事疏漏的地方，只有把事情考虑得全面而长远，才会更有效地减少失误，提高办事效率。
事有利弊，在不同的环境、阶段利弊可能互相转化，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处于“利”时，我们应当考虑“弊”时，有居安思危的打算；处于“弊”时，有期待“利”出现的信心。
行善有道 偷窃无规
原文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
译文
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强盗也有道吗？”盗跖说：“当然有道，天下什么事都离不开道。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能猜出室中所藏的东西，这就叫‘圣’；偷东西先进去的，这就叫‘勇’；逃走时能够为同伴断后的，就叫作‘义’；判断可不可以去偷，这就叫‘智’；偷得东西后，能共同分享的，就叫作‘仁’。这五条标准不具备就能成为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由此看来，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大盗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如果天下行善的人少，不行善的多，那么圣人教诲能有利于天下的就少，而有害于天下的就多。
评析
对同样的一套理论，不同身份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圣德之人说出来的就是能为善人用，而鸡鸣狗盗之辈说出来的虽然也颇有道理，但由于不是建立在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上，没有安守本分地做事，所以也只是牵强附会罢了。由此可知，理论再完美也好，谋略再多也罢，关键要看是谁来执行，执行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判断理论、谋略是好是坏的依据。
得道则治 失道则乱
原文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好，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还有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武明察的世俗才智，都是天地之间的真理。经常表现在人们身上，世代常存，并非仅存于尧、舜时代，但在夏桀、商纣时的混乱时代就不会出现。能够顺应其道治理，就可天下大治；违背大道，势必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由此可知，制度是历代都有的，关键是如何运用。
评析
治世之术，只知道用合适的方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最大的作用，用人如此，运用事理也不例外。能审时度势地顺势而为，就可事半功倍；不假思索，一味蛮干，很可能事倍功半。所以说，用人做事一定要适应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抓住其本质所在，便可实现大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