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也用金银钱。在汴京的民间，新郎、新娘入洞房后，要有妇女朝新人身上撒金银钱和果子，以示吉庆。
宋朝的有钱人，还非常喜欢贮藏金银，几乎家家都有“窖藏”。有个叫余深的，曾经当过宰相，他把自己的全部银子，以百锭为一个单位，埋在地下，上面用土盖住夯实，再砌上砖。
还有一个大官僚倪思，更动了脑筋，有银子不藏在地下，而藏在房子的檐溜里或者夹墙内，让贼人找不到。
有时候年头多了，隔了几代人，谁也记不住房子底下埋了些什么。要是哪家想转让住房，就会有问题：万一下面有大宗窖藏怎么办？
这难不倒宋朝人！
当时在洛阳做二手房交易，买方要多付一笔“掘钱”，作为将来有可能挖到窖藏金银的一种补偿。
你瞧，怎么样？做个宋朝人，生活起来也很有趣吧？
这里就顺便讲个小故事，南宋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抗金将领，叫张俊。他早年英勇善战，杀得金兵个个愁，是和岳飞、韩世忠齐名的抗金英雄。
可是到后来这人却变质了，据说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密谋。晚年从军职上退下来，受封为清河郡王。宋高宗给他盖了华丽的王府，他本人也开始大肆敛财。
王爷敛财，那还不容易？他总共拥有田地70万亩，年收租米64万斛。史料记载：他家里“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伎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
——席间出来10队舞女，每队10个，衣服颜色都不同。也就是说，他一共养了100个歌舞小姐。
这就是在宋朝惊世骇俗的“百妓宴”！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宋高宗去张俊家里拜访。张俊摆宴接驾，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又送给高宗金器1000两、珠子69000多颗、玛瑙碗20件、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绫罗锦绵1000匹。
这顿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家宴，空前绝后！
什么韩熙载？在张王爷面前，不过小菜一碟罢了。
当时的人对张俊疯狂“捉钱”的行为极为不屑。宋人钱康功《植杖闲谈》记载：有一次，宋高宗与秦桧、韩世忠、张俊等几个人一起看戏曲。只见有两个伶人走到台上，一个扮成善观天象的，说：“世间贵人，必应天象，用浑天仪窥之，则见星不见人。今可用一铜钱代。”说罢拿出一枚方孔圆钱来。
另一位演员让他从钱眼里看宋高宗，他看了看，答曰：“帝星。”
再看秦桧，答曰：“相星。”
再看韩世忠，答曰：“将星。”
又让他窥视张俊，不料却答道：“不见星。”
众人大骇，令其再窥，该伶人又道：“终不见星，但见张王在钱眼里坐。”
座中人听罢，大笑不己，连高宗也笑疼了肚子。
这就是我国俗话“钻钱眼”一词的由来。
从善打仗，到善捞钱，高宗对这样的下属极为欣赏。张俊在死后又被升了一格，追封为循王，史称“张循王”。
这位张王，在窖藏方面，也很有创新思维。他把家藏的银子每100两铸成一个大球，放在家里。这些10斤的大球，赶上现代的小保险柜了，不怕小偷来偷。
他还给这些银球取了最恰当的名字，叫“没奈何”。
盗窃分子们——遇上我张俊，你们就是没奈何吧？
朝廷无义就别怪百姓无情
纸币是宋朝人的发明。这东西出来后，当时的人对它就有研究，也颇有心得。
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天到晚都浑浑噩噩，只知道吟诗作画；他们可是什么事都想弄个明白的，有着一股子执著劲儿。这方面，你、我大概都不如他们。
正因为有这种“求真理”的传统，我们的民族在20世纪初，才有可能全面、迅速地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思想，创建了亚洲“第一共和”。
即便是全面开启新时代的“五四”，也是从中国思想界内部产生出来的剧变，而不是哪个发达之国强加给我们的。
现在的很多人太能厚今薄古，以为自己无所不懂，古人根本不在话下。
可是现实往往跟这种人开玩笑——他们老是在犯古代的错误！
好了，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还是来看宋人聪明在哪里？
宋人对于纸币的流通规律，有相当系统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两大理论，一是“兑换论”，二是“称提说”。
前面提到过的北宋名相文彦博，就是“兑换论”的重要理论家。他认为纸币一定要能够自由兑换成铜钱、铁钱，才能于公私两利。
只有自由兑换，老百姓才信任纸币，官家发行纸币才能顺利，否则，每发一次纸币就等于政府获得一次厚利。
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来说，因为纸币毕竟比铁钱方便，只要随时可兑换，他们就愿意用，并且信任不疑。
北宋末期的温州瑞安，出过一个大知识分子，叫周行已。他对纸币也有高论。
他说，纸币一定要有准备金，以供人们随时兑换，但准备金不一定是十足的。好比说，发行了300万贯交子，那么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交子在流通中，人们不会拿它们兑换铜钱；另外还有纸币耗损的、储存起来不用的，这样加起来大约占了100万贯的样子。
因此，只需有200万贯铜钱做准备金（他称之为“实”），就能支持300万贯的交子流通。
他对“准备金”这一概念的认识，是非常科学的。
在南宋时期，无论关子、会子，都出现过大贬值。于是南宋人对稳定币值也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称为“称提之说”。
“称提”就是平衡之意。
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南宋初年的宰相沈该，他主张要调整好铜钱和纸币两者的关系。只要其中一种的价值稳定了，同时物价也保持稳定了，另一种就不会出现大贬值。
他主张，政府手里应该随时有大量铜钱，用主动兑换的办法来稳定纸币的价值。他建议，宫中应该储备百万缗钱，一遇到纸币贬值，就拿钱去“买”纸币，纸币自然也就会停止贬值。
宋人陆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咱们在这里归纳一下：
1 借助铜币来稳定纸币价值；
2 实行新、旧纸币折换，在折换时，趁机把流通过滥的旧币贬值；
3 采用严刑峻法，迫使老百姓按纸币面额来使用，不允许民间将纸币擅自贬值；
4 在财政拨款和税收上，采用铜币和纸币按比例搭配的办法，以提高纸币在民间的信任度；
5 严禁铜钱外流、藏匿、销毁，保持一定数量的铜钱与纸币并行流通，使人民不至于对纸币价值产生怀疑；
6 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纸币发行量，堵死通货膨胀的两大根源；
7 如果准备金实在不足，就用有价证券（新形式的纸币）和实物，主动去兑换纸币，让老百姓觉得纸币还是可以随时兑换的，纸币也就不至于贬值得太厉害。
这里面，有高招也有损招，我想，读者自会分辨。
这种“称提之说”也得到了南宋几代皇帝的认可，屡次实行。但是有时效果很不好。原因何在？
宋末元初有个大学问家叫许衡，他看得明白，曾经这样说：“但见朝廷每次‘称提’之令一下，百姓反受其害，而钱也越短，嘉定年间换发交子用一换二，这是贬了平民一半之财，嘉熙年间又用一换五，这是贬了平民四倍的财富，朝廷无信义，以此为甚！”（见《许文正公遗书·楮币札子》）
这位许老夫子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后来降了元，担任了大元帝国的最高学府校长（国子监祭酒），成了蒙古贵族子弟的老师，也为元世祖忽必烈出了不少治国的好主意。
他降元，被当时人看成是没有气节，后来也未得重用。但是他看南宋的问题，是看得太透了。
他的这段话，其实是点出了南宋败亡的要害。
——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掠夺人民财富，无义之甚，那么，危急关头又怎能指望自己的臣民尽忠？
所以说，宋朝的覆灭，也跟钱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