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放债叫“出责”、“举债”。而到了唐朝，则叫做“出举”、“举放”、“举债”、“放债”、“放息钱”、“责息钱”，等等。
借债为何被称做“举”？在词源学上我还真搞不懂。我琢磨着，大概债务就像大石头，借到了手，就像举着个大石头，压得人不舒服。
唐朝初期，皇室的公主是最能放债的一批人，其他皇亲国戚也都差不多。他们图的，就是那月息的10分利。到了还钱的期限，还要派家奴去催债，想来是没人敢不还。
这个带头作用是巨大的，各州县官员都看着眼红，也蠢蠢欲动，都借钱给本部下属，以此牟利。
官员们有俸禄，不犯错误的话就是捧着金饭碗，他们为何还要汲汲于放债图利？
这个，很简单——想往上爬。
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一般唐代的节度使（地方军政要员）都是从禁军将领中选拔的，节度使就等于土皇帝，是个特大的肥差，许多禁军将领都眼巴巴地盯着。而当时对任命节度使起决定作用的，是接近权力中枢的高级宦官。
禁军将领为了能够外放，就要拿钱打点。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他们就对富商放高利贷，收取“倍息”，再拿着赚来的钱去贿赂宦官。
这就是社会食物链，一个吃一个，个个都有更弱小的可以吃。你只要不是最弱的那个，就总能有办法。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曾下令禁止这种财迷心窍的官场作风。不过，看样子几十年都没能禁掉。23年后，他又下了更严厉的禁令，规定州县官员放债一匹绢以上的，就要免官，并处财物充公。
可是这种纸面上的禁令怎能有效？
这不光是潜规则不可动摇的问题，而是制度决定。
唐玄宗也好，大唐王朝也好，就好比是一个车身，全靠下面的轮子带着跑。你想，他要是忽然下令让轮子不要再转了，那怎么可能？
所以“封建社会”里皇帝下的反腐令，我们大可不必当真，那也可能是舆论反应太强烈了，需要略踩一踩刹车而已。没有一个皇帝会像惩治谋反那样惩治腐败，除非他想让自己的车就地趴窝。
唐朝的高利贷专业户，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们还盯住了在京师刚被选任的新官员，借钱给他们作打点费和路费，等他们到任后再还。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京债”。
一个新补选的官，两手空空，连赴任的路费都凑不齐，为何到了任上就还得起？此间的猫腻，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
这个陋习到后来越闹越不像话，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如何“捉钱”，这对干部队伍形象大有影响。到晚唐时，唐武宗干脆作了规定，新选的官员可以互相“环环相保”，先向户部借两个月的津贴，这样不至于欠着一屁股债去上任，总还可以有个清廉的起点。
当时借债的利率如何？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借贷契约上，可以看出，一般都是月息10分，高的也有月息15分、20分的。
玄宗时代有官方的规定，民间放债利率不得超过月息4分，官本钱不得超过5分，典当月息也不得超过5分，可是从出土契约看，这个规定，民间并不执行，恐怕只是个官样文章。
唐代的借贷合同，条文规定得很细密。因为有时皇帝会忽然高兴了，对全国百姓开恩，全面“免责”，把公私债务一扫而光。所以，有的放债人还特别在契约上注明，即使碰上皇帝免除债务，这一笔借款也不在免除之列（圣旨对契约关系无效）。
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上，还有关于欠债不还的条文，写明如果借方拖期不还钱，那就要以家产抵充。
唐朝法律，一般是不审理这些民间债务纠纷的，但是有明文规定，当你强收别人的家产抵债时，如果其家产价值超过了你借出的金额，就要以“赃款”论罪。
这就是说，黄世仁可以向杨白劳追债，官府对这是不管的，但是你要是把人家女儿抢去抵债，那就是抢夺财产了——道理大致如此。
唐朝法律还规定“不得回利作本”，也就是不得按复利计算，不能把欠息折算成本金计息，搞“驴打滚”。
在我少年时，经常看到控诉万恶旧社会的文章，“驴打滚”是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说穷人借了“驴打滚”的债，最后被债主逼得家破人亡。
唐朝为了杜绝“驴打滚”，对放债取息有严格限制。比如，因借方还不上本金，拖延日久，导致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那就算还完了本金。贷方要是另外再讨要本金，官方不予支持。
后梁、后唐也延续了这一规定。仁慈的后唐明宗还明确规定：凡是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就算已经收回本金；付息超过本金两倍的，本金、利息都不得再讨要，两下里就算清账。
我说古人在很多地方强于今人，有人也许要撇嘴。但这个事例起码说明：古人的思维逻辑还是很正常的，不会搞出200元的罚款单最后要交几万元滞纳金的荒诞剧。
唐朝的政策看起来很人性化，但我也怀疑：民间实际情况怕不会这样温和。因为，凡是官方强调的，在实际上的情况可能就是正好相反。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也不要太单纯。
在《旧唐书》里就记载着，有借款人向富商借了8000贯，逾期三年没还，大概属于恶意欠账。结果富商告了官，官府将借债人收捕，一顿打板子，限期偿还，并警告说还不上就要抵命。
这也是够厉害的！一面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一面是维护债权人利益，都是真理，就看你强调哪一面了。
谁的钱币在飞
对中国古代金融业来说，唐朝就是一场大大的春雨，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信用方式，也催生出了各种金融机构。除了前面所说的“公廨本钱”之外，还有别的类型。
这里分别来说一下。
汇兑：这项业务，是从唐代起才开始有的。
现代银行里，汇兑是最基本的业务之一，但古代早期没有承揽这项业务的机构，所以李白才在诗里写“腰缠十万贯”。那时候用钱，就只能随身带。
今天有人较真，说：“一贯钱十斤，那么十万贯是多少斤？这么多的铜钱如何缠在腰间？甭说十万贯，十贯钱缠在腰间都行走困难，骑鹤上扬州更无从谈起。”
呵呵，不错。从李白的浪漫，可以看出现实的尴尬来。
在古代做一个行商，不大容易，真正的太平盛世还可以，世道稍一不靖，带钱上路就有性命之虞——绿林好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
唐代，带钱上路难成了燃眉之急，不过不是因为治安问题，是因为钱币缺乏，有些地方政府立法，不许钱币出境，后来连京师也限制商人运钱出境。这一来，钱只能在局部地区流通，有时候大把钱在手，却办不了事情。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由京师的商人想出来的。
举例说明：一个四川商人，在京师卖广柑，赚了十万贯钱，他没法子把这钱带回家，那么，在回乡前，就可以把钱交给剑南道的“驻京办”。
这种驻京办，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系统的，可任意挑选。比如，可以交给各地在京的进奏院，也可以交给各地军政衙门的驻京办。
此外，交给民间人士也行，比如在剑南道有联号的京师富商。
只要你把钱给了他们，就可拿到一个文牒（取钱凭证）。这种文牒，是分成两半的，一半由商人自己持有，另一半由驻京办快递回本道。等他到达了剑南道，再到相关衙门去，经过“合券”手续，就可在当地取出十万贯来。
这个办法，就叫“飞钱”。
瞧古人这说法，是何等形象！
——你不是能够“捉钱”吗？那我就会“飞钱”！
飞钱也叫“便换”，跟现代的汇兑毫无二致。所谓“文牒”，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汇票。
那时候的汇兑，不收汇费，你存入十万，到了地方凭汇票就拿走十万，相关衙门分文不取。
那么，这些衙门难道是慈善机关，要干这种无利可图的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