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旅行攻略上的“警告”栏目都会跳过去——切，我来自广州，长在深圳，谁还怕谁？事实上我不敲人脑袋抢钱帮补一下差旅费就不错了。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狞笑着安下心来。
今天要说的知识归我和我的闺蜜旅伴祺祺沈共有：旅途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经过我们严密分析，总结如下：女人在途中能够遇到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人杀掉。如果已经被杀掉了，也就一了百了，没啥可怕。
如果不杀，第二可怕的无非就是劫财劫色而已。遭劫财，则好言相向，劝他只要把相机卡和护照给我们留下，之后无论是卖艺还是求助警察叔叔，总有回家的办法。而相机卡里的旅行记忆，也总归是还保得住的。
遭劫色，就当异国他乡有了艳遇，无非回家封个嘴而已——一不小心，劫匪如索马里海盗一样帅呢，就可以捡了便宜还卖乖，大大享受一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到老时，瞪着摇椅上穿跨栏背心，屁股下垂，流着口水打瞌睡的老伴儿，悲哀而甜蜜地回忆：想当年劫我色的那个死强盗……
瞧，那么到底女人在旅途中还能有什么可怕的呢？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的胆子比健美比赛上那些肌肉男都壮。
有一天胆壮的蔻蔻梁来到了恶名昭著的那不勒斯。那不勒斯的特产可是黑手党啊，在这里被杀掉或者被劫财劫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么，为了表达对这个城市的敬意，我是不是至少应该怀着半颗惴惴的心，哼唱着《忐忑》，方不显得失礼呢？
一下火车，果然名不虚传。火车站广场的混乱程度跟广州有得一拼：汽车在人行道上走，人在栏杆上走，好人藏在广场周围破烂的房屋里，坏人全部聚集在路面上。聚集在路面上的坏人脸上都写着字：“我是坏人”，以及“我才是坏人”。
一股“重归故里”的亲切感顿时包围了我——我这是回到了广州火车站，还是深圳东门？这些混乱不堪和嘈杂声响怎么那么令人宾至如归啊，以前就听说与中国人共同点最多的是意大利人，此言果然不假。
我的肾上腺素被黑帮片的记忆刺激得一直飙升。《教父》出来了，《格莫拉》也出来了。一路上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近视的双眼保持一种炯炯有神的表情，双手还动不动就把自己的口袋以及背包轮流摸一趟，用各种肢体语言传达一句话：“我可是有防备的！”──据一些攻略上说，只要摆出这种有防备的气势，坏人就会闻风丧胆，知难而退。
我的好朋友美女苏苏曾经获赠过一个防狼器，据说有200的长焦镜头那么大，包包里通常放不下，只能扛在肩膀上走。可惜没找她借了来，否则那个造型想必相当有震慑力，连黑帮老大都要绕道走。
逡巡在这个城市我像警察破门而入一个空屋子之后举枪四顾那样，审视它的海岸，搜索它的街道，检查它的博物馆。疑犯一个都没有出现。我既没有看到有人尖叫着去追逐一个抢包的小男孩，也没有见到警车呜呜飞过街道。更别说警察把人按在墙上或者用枪指着，这种事情了。好吧，这里是意大利，至少要有欺负妇女的好色登徒子冲我吹口哨吧？没有，都没有。
所以……难道今天是家庭日，黑手党今天都回家吃饭了？
我无奈而安全地离开。在那不勒斯没有遇到黑手党，岂非像去美国没买Coach（蔻驰）包包，去海南没买花衬衫？一个旅行者连点儿惊险故事都没有，回家在饭桌上拿什么显摆？你以为同台吃饭的人有兴趣听你用文艺腔和形容词描述那不勒斯就是“一小片天掉到了地上”？
但我毕竟没有白来。
当我买票回罗马，把背包拉到面前时，赫然发现黑手党还是关注了我。他们没有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视而不见，还是偷偷派人来把我的小背包割了一下，以表示他们谦逊的欢迎。
精于设计和时尚的意大利人绝非把背包割出大毛口子的粗人，他们只是把我的背包搭扣完美地割掉了。割处没有痕迹，没有线头，没有割坏背包的任何其他部分。它像一个摘除肿瘤的手术那样，背包失去搭扣的光滑部分完美得让我觉得：原有的搭扣简直是对这个背包的亵渎。
在人潮中，我甚至都能看到他薄薄的雪白刀锋就这么轻轻一旋，这个缝得死死的背包搭扣应声而落。落在他带着白手套的另外一只手上。他无声地收起这个搭扣，掏出我的钱包一看，才200欧元，比他还穷，算了。
这是一个多么有品格的那不勒斯黑手党啊，他甚至没有惊动我，没有留下他的名片，他悄悄地来去，不带走我一个欧元。他代表了那不勒斯的精神，一个城市，就该有点儿“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