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家庭冒险之旅。我和妻子茱蒂斯及两岁的女儿莉拉租了一辆小野营车，游遍加州的波约。在回圣地亚哥的前一天，我们把野营车停在海滩附近，享受最后一晚的野外生活。
半夜，茱蒂斯用手肘撞我，吼着叫我起来，我马上听到一阵嘈杂和噼啪声，我一时失去方向感，跳下小床，赤裸地面对着挡风玻璃站着。
本来还在半睡半醒状态的我，看到外面的景象，马上就清醒过来了。一群蒙面的人围着我们的野营车，正奋力地敲打我们的车窗。
以前看过太多冒险犯难的电影，一直在设想自己一旦面对危难，会有什么感觉，会怎么做。所以当时我立刻显现英雄情操，毫无畏惧，认为该是自己“保护家人”的时刻了！
我钻到驾驶座，发动引擎。在旅途中，这辆野营车至少完美地发动过五十次以上。现在我试着要发动，但它只干哼了几声就熄火了。接下来是玻璃被砸破的声音，一只手向驾驶座这边伸过来，我打了那只手(当然不是很暴力的打，事实上，我平生致力于倡导和平，在当时并没有发生效用，我一直在想，幸好没枪，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很可能会用枪。)。
我的手被玻璃割到，血流如注，但我估计还能再发动一次车子。以前在想象中成功地扮演英雄千万次了，我从不怀疑这有何困难。我转动钥匙，引擎激活……又熄火了，然后有人用来复枪口顶着我的喉咙，我记得自己当时想：“你的意思是我救不了我的家人？”自己也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无力感到很惊讶。
其中一个抢匪会讲一点英语，他吼着：“钱！钱！”来复枪仍然顶着我的喉咙，我伸手到座位底下，把皮夹从打破的车窗中交给他们，希望噩梦就此结束。
事实不然。
他们拉开门锁，打开车门，拿来复枪的人用力把我一推，我便趴在地上，他们进入野营车。
他们看起来很像二流电影中的墨西哥抢匪，脸上绑着统一规格的大花巾，总共有四个人：一个持来复枪，一个握一把生锈的雕刻刀，一个手持大刀，另一个赤手空拳。我有点惊讶他们肩上竟然没挂着子弹带，也许他们的武器只是借来的舞台道具而已。
一个人用来复枪顶着我的颈子，把我制伏在地上，其他抢匪开始搜刮野营车，用西班牙语大吼大叫。
有趣的是，在我还能做些事(或至少幻想还能做些什么)，如发动车子或救全家人时，我并不害怕。但当我赤裸地躺在地上，冷枪顶在颈上时，我却觉得相当无助，甚至害怕，而且开始颤抖。
正当我快要适应害怕的情境时，自我意识突然提醒我，此时正是冥想及寻求指引的最好时机，我深呼吸，寻求上帝的帮助。
我清楚听到诗篇23篇的片断：“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这些话在心中敲响，回音是：“啊……我不懂！”
然后我想象着自己为抢匪摆设筵席，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抢匪攻击我，我抵抗，这并不是个愉快的场面。”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他们不是抢匪，而是我们的老朋友，从深夜的沙漠来看我们呢？如果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像接待贵客般地接待他们，为他们摆设筵席呢？”
我一边忙着幻想恐怖的强暴及谋杀场面，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结合摆设筵席的可能性。这些也是上帝的子民，我说过多少次人生的目的是服务别人？看，他们就在这里！
我以慈悲的心肠来看这群抢匪。“天啊！他们不是抢匪，只是群小孩而已！”
很明显地，这群“抢匪”非常年轻，显然经验不足，而且相当可笑。
他们看起来很紧张，暴力和吼叫只不过表现出他们心中害怕，而非他们真的有强大的力量。而且他们在搜刮的过程中，把东西弄得一团糟，错过了不少好的战利品。我突然灵光一闪，觉得此刻“摆设筵席”就表示要帮他们抢得更彻底。
我转向那个会讲英语的年轻人说：“嘿！你错过了许多好东西！在那一堆下面有个好相机。”
他讶异地看着我。
然后他用西班牙语对另一个年轻小伙子说些什么。他听了后便找出藏在下面的相机：“三十五厘米……照起来很不错！”我想多帮点忙。
我再跟讲英语的人说：“你的朋友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这样找不到好东西，我很乐意告诉你们好东西在哪里。”
他又很惊讶地看着我，我的反应显然不符合抢匪与受害者的台词，但当我指出其他东西所藏之处，他便不再怀疑。
接下来便是示范和说明：“很好的吉他！”我示范几个和弦，“谁会弹？拿去！你要不要？SONY的随身听、耳机、电池、录音带，谁要？”我想到美国原住民的统统有奖大赠送，我想到我们赚钱容易，他们接受我们点儿东西也没什么不对，这是一种财富的平衡。我开始喜欢给他们礼物的感觉，试着在想他们最喜欢我们的什么东西。虽然我这种异常的角色和表现有点冲击力，但仍无法完全使情况改观。手持雕刻刀的年轻人看来尤其古怪，或许是迷幻药作祟吧！每隔几分钟他就推我或对我吼叫，他的英语词汇似乎只有：“毒品！酒！多点钱！”他在厨房抽屉里找到一瓶治腹泻的药，我试着让他了解那些不是他需要的药，但他对我愈来愈暴力，我不得不承认，“你活该！”的想法的确从我脑中闪过。
我那会讲英语的“朋友”开始扮演安定其他人的角色。
而我就把能想到的东西都给他们。我望向野营车后面，茱蒂斯和莉拉裹在毛毯里，紧紧地抱在一起。茱蒂斯当然也有她内心的历险过程，害怕自己被强暴，女儿被绑架。而莉拉在她两年的生命过程中，从没碰过“不好”的人，因此她不时插入一两句话，如：“爸爸，这些叔叔是谁？”我想：“接下来要怎么办？”同时我问他们：“你们想不想吃些东西？”讲英语的年轻人翻译。我往前去开冰箱时，四对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然后我们碰到文化问题了。冰箱里只有豆腐、芽甘蓝、优格及花生酱，我心情沉重得像是开个晚宴，突然有个客人跑来，只吃某些特定的食物一样。显然我们没有什么适合他们的食物。然后我看到一个红苹果。“嗯！这是正常食物。”我把苹果拿出来，递给一个手持大刀的年轻人。这样做感觉是很重要的时刻，因为在大部分民族的文化里，分享食物是一种沟通，是友谊的表征，和平的宣告。我继续拿着苹果要给他，感觉到他迟疑了一下，因为他必须丢弃我们刚碰面时的角色。他笑了一下，然后拿了苹果——这令我想到E．T．伸出他指端发光的手指——当我们的手在苹果上相接触时，我感到某种微妙的能量交换了。
至此，我们已给了礼物，也分享了食物，讲英语的年轻人说我们要开车去兜风，恐惧又重回心头。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如果他们想杀我们，这里就是很好的地点了。他们也不像能绑架而要求赎金的人，于是我建议他们把车开走，把我们丢在这里，虽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也总比跟他们一起上车好。我们交换过几次意见，然后他们突然又用武器来威胁我，我又害怕起来，他们又成为抢匪了。
“好了！我们走吧！”
我爬上车后，和妻女坐在一起。此时我已穿上长裤，意识清醒了许多，思绪偶尔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摆荡。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在沙漠中行驶，然后看到灯光，我开始计划着如果速度慢下来，靠近人群时，我要把车门打开，把妻女推下车，自己再跳下去。
我们往前开时，我问自己：“如果我和贵客同车，我会怎么做？”当然是唱歌啦！
于是，茱蒂斯、莉拉和我开始唱歌：
听啊！听啊！听我心里的歌！
听啊！听啊！听我心里的歌！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永远不会丢弃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永远不会丢弃你。
莉拉一直展现她可爱的笑容，因此招来年轻人的白眼，我看到他们好几次想划清界线。“小鬼，闭嘴！我是抢匪，你知不知道？”然后他们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他们好像很喜欢我们唱的歌，可是我想到自己不是好主人，因为他们听不懂歌词的意思。我想了一下，灵感乍现！
关达拉唛啦，呜呜呜，关达拉唛拉……
成功了，他们跟着唱起来，我们齐声合唱，再也没有抢匪与受害者之别，我们用脚打节拍，精神抖擞地航向沙漠的夜晚。
我们经过一个村庄，但没有机会进行我的营救计划，车愈行愈荒凉，灯光渐远，我们进入偏僻的台地，走下黝暗的泥土路，野营车忽然停止。妻和我对望一眼，因为我们都认为他们要就地解决掉三条人命，因此我们更深情地相望。
然后他们打开门跳下车，显然他们住的地方离抢劫现场很远，现在开车回家来了。
离开前，他们互道再见，最后剩下会讲英语的朋友，他用吞吞吐吐的英语企图和我们沟通：“请原谅我们，我和我的朋友，我们都是穷人，我们的父亲都很穷，我们只好这样做来赚钱，我很抱歉，我们不知道会碰上你，你是很好的人，你的太太和女儿也很好。”
他一再道歉：“你们是好人，请不要认为我们很坏，我希望没有破坏你们的假期。”
然后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我的皮夹。“拿去，”他还我万事达卡，“我们无法用这张卡，你最好拿回去。”他也把驾照还我，不顾他朋友惊异的眼光，他又拿几张墨西哥纸币给我：“给你加油。”
我至少也跟他朋友一样惊讶，他把钱还我！他想让事情公平一点。
接下来他握我的手，直视我的眼，我们之间再也没有面具，时间似乎暂停，我们就静止在那一刻。最后他说：“再见！”
“上帝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抢匪客人消失在黑暗中，然后我们一家三人相拥而泣。
整条街因她关爱相助
她天天义务扫街，带动整条街守望相助
我和妻子多年来一直向往迁居费城市中心一带，但我们只能负担得起坐落在小街潘伯顿道上的房子。房子需要大事整修，不过修缮难不倒我，因此我们并不担心。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环境。这里若干建筑老旧不堪，治安情况也比我们过去居住的地区差。但我们这条街似乎还好，我们便打定主意要买下来。
过户手续弄妥之后，夫妻俩去看新家。街上空无一人，但总觉得有两只眼睛在窥探着我们。妻子上楼量度百叶窗帘的尺寸时，我听见敲门声，有个尖细的声音说：“哈罗？”
我打开门，接触到一对明亮的眼睛，那眼神说不上是严厉还是愉快。她看起来起码有六十五岁了，身材瘦削，但毫无弱不禁风之态，反而躯骨硬朗，一副老鹰准备猎食的模样。
她说：“好街坊，打扰了，我是梅波·郝德，是这条街上的街长。”
这个头衔代表什么我毫无所知，不过我很快就得知其职责为：向市政单位要求提供服务，遇事时向警方报案，以及在邻里间协调奔走，以保持街坊的整洁与安全。
说话之际，妻子已下楼来，我为她俩介绍。我忘了提她的头衔，她马上再说了一次：“我是街长。”
她接着告诉我们：“星期二是收垃圾的时间。晚上七点以前别把垃圾袋摆出来，有时会给猫狗咬破，弄得到处都脏，难看极了。我想保持街坊的整洁。”
我说：“我们注意到了。”
“你从事哪一行？”她问。
我告诉她我在何处上班，并提起修理东西是我的副业。
“太好了。”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像是看到什么可口诱人的蛋糕。
大家又寒暄一阵，后来我们得回去了，我便送梅波到门口。
她指着一根电线杆说：“你看见那坏牌子吗？”电线杆上有块告示牌，牌子上写着：梅波·郝德，街长。
“真不错。”我恭维说。
十分钟后我们离开新房子的时候，梅波已在清扫人行道。
以身作则
我搬到吉潘伯顿街后的第一个早晨，一大早就被扫街的声音吵醒。我向窗外望去，梅波正使劲挥动着扫帚沿街扫垃圾。
第二天也是这样开始的，日复一日，每日皆然。不久我就发现梅波每天都这样做。小雨时节她扫街，风起时节落叶满地她也扫，飘雪时节也是如此。那种日子里，我们看到她的身影都不禁摇头。
然而当初头一天清晨所见却是我以前没见过的。我因为无法入眠，干脆起来换前门的锁。才动手没多久，梅波便上门来了。
“早安，好街坊。这个工具箱真不错，”她的语气很真挚，“我的锁也该换了，你愿意帮忙吗？”
“没问题。”
说完梅波便回去扫街，扫到装毒品的小瓶子时，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地摇头骂道：“畜生。”
我帮梅波换了锁。第二天早上，我在玄关地板上见到一个信封，里头是三美元及一张谢笺。谢笺下方写着“梅波敬上”。
我知道梅波不愿平白打扰人，但我本来就没打算收钱。我趁她上教堂时，把信封放回她家的信箱里。
当天下午信封又回来了。我火速送还，几分钟后，梅波的先生贾维斯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说：“这份酬劳你千万推辞不得。”他把信封交给我，又说：“否则她夜里睡不着。”我不愿意成为梅波失眠的祸首，便收下了那三块钱。
闲人莫入
那是夏日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还不到七点半我便带着工具箱，朝转角的小巷走去。
我赶上梅波，向她道了声：“早安，梅波。”
“你早啊，好街坊。”
“我现在去修小巷的门。”
“哦，真是好极了。”她一路跟着我走来。
小巷的木门已经腐朽不堪，梅波说是“天知道那些为非作歹的畜生用这条巷子来作什么”。她嘱托我换掉烂木条，给木门加个锁，话已经讲了好几个星期。我现在看一眼就明白她要我修这木门的意思。小巷怎么会成为某些人胡作非为的私人领域？难道就因为是公地吗？
不久贾维斯拿着报纸走过来。他当了一辈子的厨师，早已退休，现在偶尔在一所天主教小学的自助餐厅做几个小时。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