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凉风可以清醒你的灵魂，而反思中的灵魂可以放松你负重的身心，活得很累的时候，不如找一个空间，让心灵片刻地歇息，然后再意气风发地迎接新的挑战。这样，就不会一遍又一遍迷失自己，而减少这种迷失，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人生的亮度和厚度……
给心灵洗个澡，留一份清洁在心中，一如人类留在潘多拉盒子中亘古不变的希望；给心灵洗个澡，把清洁的灵魂留在高处，去铭记红尘中每一丝转瞬即逝却感人至深的温情，珍惜自己所经历的，便能够使自己握在手中的生命更加美丽和丰盈。
天使没腿也能飞
斯坦利·戴尔
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一个受伤的天使，而在希腊话里，天使叫Angelos，意为：“爱的传递者，上帝的仆人”。我也提醒她，天使没腿也能飞。15分钟之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哽咽了。我抬头看到奥加叫人拿轮椅来，脸颊泛红，八年来她第一次决定离开她的床。
在我上次到波兰华沙的旅程中，当我说我们想去拜访人民时，导游吓坏了，他负责接待我们30个从加州圣地奥人性自觉机构来的市民外交家。
“别再带我们看美术馆和天主教堂！”我说，“我们要和人民见面！”
这个导游名叫罗勃特。他说：“你们在开我玩笑？你们一定不是美国人，可能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才不要和那些人碰面。我们看过《朝代》和其他的美国电视剧，美国人对人不感兴趣。告诉我实话吧！你们是加拿大人还是……英国人是吧？”
令人难过的是，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很正经，我们也是。在关于《朝代》和其他电视剧和电影的漫长讨论后，我们承认，是的，有很多美国人喜欢如此，但有更多美国人不是。我们再次要求罗勃特带我们和人们碰面。
罗勃特带我们到一个为年长女性设立的疗养院。最老的女人已经100岁了，她们说她是沙俄时代的公主。她以各种语言朗诵诗歌给我们听。虽然有时首尾不太连贯，但她的优雅、吸引力和美丽已展露无遗，且她不愿让我们离去。我们被护士、医生、服务人员及医院的行政人员陪伴着，在这间收有85个老妇的疗养院欢笑、握手。有些人叫我“爸爸”，要我拥抱她们，我照做了。当我看见在她们衰弱的身体中美丽的灵魂时，我不断地掉下眼泪。
我们拜访的最后一个病人最令我们震惊。她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女人。奥加只有58岁。过去八年，她一直一个人留在她的房间里拒绝起床。因为她深爱的丈夫去世了，她也不想活。这个女人曾是一名医生，八年前曾企图跳火车自杀，火车碾断了她的两条腿。
当我看着这个丧失许多东西、走过地狱之门的妇人时，我克制自己的悲伤和同情，跪下来亲吻和触摸她的双腿。好像有一股冥冥中的巨大力量叫我这么做。当我如此做时，对她说的是英文。不久我发现，她的确知道我在说什么。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几乎记不得我说了什么。总之是与她的痛苦和她的失落有关的感觉，我鼓励她使用她的经验，在未来更慈悲地帮助她的病人。在这个大转变的时刻，她的国家比以前更需要她。因为她的国家千疮百孔，所以她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一个受伤的天使，而在希腊话里，天使叫Angelos，意为：“爱的传递者，上帝的仆人”。我也提醒她，天使没腿也能飞。15分钟之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哽咽了。我抬头看到奥加叫人拿轮椅来，脸颊泛红，八年来她第一次决定离开她的床。
放慢生活的脚步
艾丽斯
如今我决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我们纯真的孩子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契约。
当我和四岁的儿子走到街边准备过马路时，突然听到汽车轮胎刺耳的嘶叫声。一辆失去控制的轿车飞速向我们直冲过来，这时我们已来不及躲闪，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内。
轿车撞到了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隔的人行道上。那辆红色轿车的影像永远都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其实当时我并不确知那辆车距离我们有多近，在最后的一刻我将身体背转了过去，但那辆车真的就停在了我们跟前。人们都停下车来询问我和儿子的情况。
“车没有撞到我们。”我从巨大的惊吓中醒过神来，连忙对周围关注的人们说道，好像他们看不到我与儿子毫发无伤一样。
接着我蹲下身，将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妈妈，那辆车刚才差点儿朝我们开过来。”儿子声音清朗地说道，手里仍然握着那只上午在幼儿园用纸折成的小猫。他完全不了解一辆时速50公里，重达一吨的汽车冲过来时，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伤害。他头脑中的观念显然并不属于这个现实且残酷的世界，动画片使他深信某个人身处危难时，一定会有神勇英雄从天而降，使人摆脱险境。
我走到那辆轿车前，里面坐着一位60多岁的妇女，双手仍然握着方向盘。
“你还好吗？”我问她，言下之意是说：你差点撞死我和我儿子，你知道吗?
“有一辆车在我面前突然转弯，我的车失去了控制……”她开口说道。
那天的事发生之后，我在家中的院子里种了一百多株球茎花卉──蝴蝶花、藏红花和水仙花，它们在寒风吹拂的早春就会奇迹般地绽放，一位做园艺师的朋友把它们称做“与未来的契约”。我告诉丈夫我爱他，并写了三封迟到的感谢短笺。我还思考了很多有关生活中的危险与匆忙之间的关联。
无疑那位差点撞死我们的老妇人当时行色匆忙，好像她是想赶上一个路口的绿灯。而那位突然开车转弯的司机肯定也是在赶时间，才会冒险如此横冲直撞。
而我自己也并不是全无责任。由于每日忙碌的生活，我想节省下两分钟，就没有多走半条街到十字路口去过斑马线，而是想在中途横穿马路，结果却险些葬送我与儿子两条性命。
平日我并不是轻易冒险的人。就在一周前，我刚结束九天的旅行，从日本回来，飞越了25万多公里，其间转过6趟班机，经历了6次飞机的起落，有12次机会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
那次的旅行是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但由于那几经周折的长途飞行的危险性，当时我几乎把机票寄回去。
此刻我不禁在心中想着飞行25万多公里都安然无恙的我，却差点死在离家只有两条街的地方；想着儿子幼小的生命几乎就此被夺走；想着我的丈夫险些要同时面对两个至爱亲人的丧生，而这一切仅仅源于无谓的匆忙。
如今我决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我们纯真的孩子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契约。
播种生命
舍伍德·安得烈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
这生命的种子，伴随着老人无穷尽的爱，深深地埋进了土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农夫们买卖的吆喝，孩子们朗朗的叫声，星期六热闹的集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小镇平凡的生活。
海奇·哈齐森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镇农夫，粗糙而矮小。他的农场位于飞奔路，离小镇大约三英里。虽然那是个规模不大的地方，但是海奇却管理得井井有条，收成也很不错，在沿路大大小小的农场中远近闻名。
海奇的农场很显眼。小房舍总是粉刷一新，果园里的果树都刷上了白白的过冬石灰，谷仓和小栅都修葺一新。人们总是说，凡是属于海奇的区域总是那么干净宜人。
生活中，年近七旬的海奇几乎什么都姗姗来迟。他的父亲在内战中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残留的日子完全是在海奇的赡养下度过直到去世。海奇是个独子，因为家庭的变故直到快50岁时才同一个矮小的40岁的女教师结婚。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唯一的儿子威尔?哈齐森，虽然也很矮小，但是相当强壮。威尔在镇上读书时是全球队里的投手，他快乐、聪明、机警，是个令人喜爱的小伙子。威尔在镇上读完高中，然后去了芝加哥的一所艺术学校。威尔在芝加哥就像他小时候一样，处处受人欢迎，他相貌英俊、率直、天真、人缘好，艺术学校的女孩们都喜欢他。
海奇夫妇不爱和邻里来往，也不喜欢闲逛。午后或夏日的夜晚，海奇夫妇常坐在一起长谈，而主题永远是儿子威尔，威尔是这对老夫妻生活的全部，是他们生活的支柱。除此之外，他们只知道埋头苦干。从黎明的破晓到傍晚的黄昏，有时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这对老夫妻在晚饭后就下田开始劳作。
有熟人到农场时，老夫妻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和他坐坐，会大声地说他们又收到一封信，因为威尔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们的。矮小的妻子跟在海奇的后面跑过来。“我们收到了另一封信。”海奇大声欢叫。他的妻子也是如此气喘吁吁，也重复着：“先生，我们收到一封信。”他们会立即拿出信，大声地读着。
春天的一个夜晚，老夫妇接到一份电报，电报里说威尔因车祸身亡。事件的经过很模糊：大概是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喝了一点酒后，不知怎么回事，在回去的路上翻了车。威尔就这样不幸身亡。看过电报后，老海奇穿着一套可爱的白色长睡袍，沐在洁白的月光里，没说一句话，远处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门又“砰”的一下关上了，房子里没有传出一丝声响。
后来，大概过了10分钟，也许是半小时，两个白色的身影从海奇?哈齐森的屋子里慢慢地走出来，朝谷仓而去。那个白天，海奇已犁了一整天的地，他几乎犁完了谷仓附近的田地。那谷仓的田地被犁得整整齐齐，在皎洁的月光下散发着深深的泥香……
两个人影随即又出了谷仓，下了地。老海奇拉着一台玉米播种机，而他的妻子拎着一袋玉米种子，在这皎洁的月光下，在得知儿子噩耗的夜里，他们俩又开始播种玉米。
这是一番让人不寒而栗、让人心碎的情景：他们俩都是身着白色的睡袍，开始一垄一垄地撒着玉米粒，平静而自然地重复着每一个细小动作。而在每一垄的尽头，他们都在篱笆旁肩并肩地跪着，沉默好大一会儿。在洁白的月光下，犹如两尊动人的雕塑。这一切都那么有序，这一切都在寂寞无声中进行。
那是人与土地之间的融合，无声的哭喊被他们深深地埋入了地下，生命的种子也被他们深深地植入了土地中。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
献给尤兰达的玫瑰花
加布里埃·罗依
我早已不太喜欢玫瑰花的芳香了，自从那年七月，也就是我到那个最贫穷的村庄——照他们所说，便是去获取经验──的那个七月开始。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那个早已夭折了的小孩呢?尽管那个夏天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然而从没有引起过我丝毫的忧伤情绪。
那年春天，我到曼尼托巴的一个小村庄，去为一个生病的教师代课。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只有几间简陋的木屋，周围除了几株细高的云杉外，别无它物。“一个月”，我自言自语道，“能足够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吗？一个月值得去努力吗？”
或许孩子们心里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因为我从没见过如此沮丧、冷漠甚至是悲哀凄苦的脸孔。我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因为我自己也差不多还是个孩子。
九点了，教室里热得像一个火炉。每年的七月初，常常会有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热浪侵入曼尼托巴。
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或怎样入手。我翻开点名册，开始点名。孩子们的名字大多数是法文的，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而且至今仍记忆犹新：玛法琳?柏鲁布，埃米列?杜蒙，塞西尔?列宾……凡点到名时，他们都起立并回答：“到，小姐。”大多数孩子有着微微细小的眼睛，深色的皮肤和乌黑发亮的头发，这些特征表明他们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我喊到“尤兰达”这个名字时，没有人答应，我再喊一遍，仍然没有回答。我抬起头，看着那些对我来说似乎完全冷漠如冰的面孔。
后来，一个声音伴着苍蝇的嗡嗡声，从教室后面传来。起初，我压根儿没弄清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她死了，小姐。她昨晚就死了。”
这孩子的声调镇静、平淡，也许再没有什么能比用这种声调来叙述更令人感到痛苦不堪。“啊!”我失声叫道，再不知该怎么说了。
孩子们和我对视良久，彼此默默无言。我现在才明白，我从孩子们眼里所看到的，我错认为是冷漠的那种表情，原来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既然尤兰达是你们的同学……你们可愿意……放学后4点钟……去看看她？”
孩子们严肃的小脸蛋上流露出一丝微笑，尽管是那么拘谨、那样悲戚，然而，终究是微笑了。
四点过五分，我看到许多孩子已经在校门口等着我，总共有20多个。大家都默不作声，就像放学后仍被留下来一样。有几个走在前头给我领路，其他的则紧紧地拥着我，几乎使我无法举步。五六个年纪较小的孩子拉着我的手，轻轻地牵着我往前走去，就像领着一个盲人。大家都悄然无声，只是默默地把我夹在中间。
就这样，我们一起来到一间孤立的小木屋前。小木屋的周围长着几株稀疏的云杉，屋门敞开着，所以我们还在远处，就可以看见已死的小孩被孤零零地摆在屋里。她的尸体安放在一块粗糙的木板上，木板搭在两条椅子中间，毫无疑问，她的父母已为他们的女儿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他们把一张洁净的床单盖在她身上。两条扎得很紧的小辫子，或许是她的母亲给她梳理的吧，贴附在她那瘦小的脸蛋上。现在，她的父母不在这里，可能是忙着做别的事。也许是到镇上给她买现成的棺材，或者是买几块板子，然后亲自给她做一个。
她的脸娇小清瘦，表情庄重。我看着孩子们的脸，成年人的忧虑似乎过早地煎熬着他们。她大约10岁，或者11岁。
孩子们都看着我，我知道，他们现在正希望从我这里得知一些情况，虽然我并不比他们知道得多。这时，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你们不认为尤兰达希望有人陪着她，直到把她安葬到地下吗？”孩子们的脸色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主意不错。
“那么，我们就四个或者五个一组守在她身边，每隔两小时替换，直到举行葬礼那天。我们必须小心守护，别让苍蝇飞到她脸上。”
孩子们乌黑的眼眸里流露出激动的神情，看来他们很赞同我的建议。现在，他们围着我，觉得我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们的信赖使我感到非常惊喜。
不远处，云杉林里的一片空地上，我看到有一团鲜红的色彩，但不知是何物，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太阳斜照在它上面，她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在这天的这一瞬间，它有着某种魅力。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我问。
起初，孩子们没弄懂我的意思。后来，一个年龄与死者相仿的男孩，用柔和但严肃的口吻回答：“尤兰达很聪明伶俐。”
“她在学校里表现得好吗？”
“今年她很少来上课，她经常缺席。”
“但我们以前的老师说，她会学得好的。”
“她是怎么死的？”
“她死于肺结核，小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似乎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死于这种疾病。
现在，他们开始热切地谈论她，我成功地敲开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怕还没有人触及过的心扉。他们告诉我在她短短一生中许多感人的事迹。一天，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那时是二月，不，另一个纠正，是在三月──她把课本丢失了，并且为此伤心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她上课时只好向别的同学借——这时，我从一些孩子的脸上看出，他们曾因不愿把书借给她，而一直为此事懊悔不已。另外，尤兰达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经她一再恳求，最后，她的母亲终于用屋里仅有的窗帘给她做了一件——“一件……用很漂亮的饰有花边的窗帘做成的，小姐。”
我又问：“穿着饰有花边的礼服，尤兰达一定很漂亮吧？”
他们使劲地点点头，在他们眼里闪烁着对那个可爱的身影的追忆。
我凝视着那张安详的小脸，一个爱书、爱端庄得体的服饰的女孩。接着，我的目光又瞥见那丛在这忧郁气氛中令人惊奇的鲜红色彩，并认出一簇野玫瑰花。七月，曼尼托巴贫瘠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大片大片盛开的野玫瑰，这使我感到一点慰藉。
“让我们去摘些玫瑰花吧。”我说。这时，孩子们脸上再次露出那种当我建议来看看尤兰达遗体时的那带着哀伤的淡淡的微笑。
一会儿，我们便开始采摘。孩子们还是阴沉着脸，郁郁不乐。但我听到他们已互相搭腔。他们争先恐后，要比比看谁采的玫瑰花最多、最鲜艳。不时有人拉拉我的衣袖，说：“小姐你看，我采到的这朵多好看!”
我们回到屋里，轻轻地把玫瑰花撕开，然后把花瓣撒到她的身上。不久，只剩下她的脸在粉红色的花堆中露着。然后──怎么了呢？──看来她不再那么孤独凄凉了吧。
孩子们站成一圈，围着他们的伙伴，相信她这时可能再没有痛苦和悲哀了。“也许她现在已升到天国里了。”“现在她一定很幸福。”
我倾听着他们的谈论，孩子们能活下来，已是最好地安慰了他们自己。
但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次对那个盛夏的回忆却勾起我对她——已夭折的孩子的思念。难道这思念是由随风飘来的玫瑰花的芳香引起的吗？
我早已不太喜欢玫瑰花的芳香了，自从那年七月，也就是我到那个最贫穷的村庄──照他们所说，便是去获取经验的那个七月开始。
写下你的历史
威甘德
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借此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
写日记，把往事赠给未来。
那天晚上时间似乎过得很慢，我手里的神秘故事书越看越乏味。妻子蓓蒂好像也觉得厌烦，编织一会儿就停了下来。随后她走到书架前，看看最底层那长长一排装订简陋的书。
“想不想知道五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做什么？”她打开手里的书翻看，“我们正在度假，在缅因州住了两星期。”
真的？我忘了。
“那天天气真好，”蓓蒂说。她微笑坐下，回想当日的情景。
是的，我记起来了。我们坐在俯临海港水面的长凳上，泊在岸边的渔船，随波起伏，一艘渔船出来了，系在船坞内，我们朝船里望去，只见渔夫脚下有一只大篮子，装了半篮龙虾。海鸥在空中盘旋，又猝然下降。蔚蓝的天空，点缀着棉絮似的朵朵浮云。
蓓蒂翻到下一页。“第二天我们坐船游览，记得吗？”
“记得很清楚，”我说，“我还记得我到深海去钓鱼那天。我们出海一整天，我钓到两条鳘鱼。”
黄昏不再沉闷。蓓蒂的日记使那可爱假期的每一天又都重现脑际。我们差不多每三四个月就拿日记来看看，重温已经淡忘的快乐往事。
她合上日记，从书架底层又取出另一本来，她25年来的日记都放在那里。
记的是我们25年的共同生活。较旧的日记都用盒子盛着，放在地窖里。
“20年前，”她说，“听着，米高读暑期班，因为他英文不及格。他几乎每一科分数都很低。他带功课回家，结果只对着书做白日梦。”
可是岁月如流，人生多变。米高现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他是个教师，有硕士学位，还有其他学术成就。他母亲和我以前都为他成绩不好担忧，还怕他将来事业难成。日记能助我们深刻了解事物，平衡偏差点；日记能教我们少烦躁，别匆匆经过花园，应稍停脚步，欣赏玫瑰的芬芳。
一阵翻书页的声音。“嘉露10岁的生日会上，有14个孩子参加，都是女孩，”蓓蒂念道，“她们傻笑、尖叫、低声说秘密。一个女孩打翻了冰淇淋，弄脏了衣裙。”
现在嘉露已是成年妇人，有自己的生活和责任。
我们坐下来回想，这就是日记的力量。发人深省，记起过往的日子。
要是你记日记，你会发现你的日常生活有微妙而有趣的蜕变。你会像记者一样，能注意得到每日发生的许多小事。春天第一只知更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年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霜打坏了你满怀希望撒下的花种，我上次加薪又是什么时候（似乎已经好几年了）？攒钱出国观光那一次是怎么玩的？这都是值得记忆的日子，不应忘掉的日子。
日记是你一生经历的史志，可以是写来给家人阅读和消遣的，也可以是记载私下里最秘密的渴望和抱负的。尚未写的空页将是你最和善最乐意听你倾诉的好友，等着你说要说的话，然后由你收起，锁上，始终默不作声。
蓓蒂的日记载有食谱、生日、结婚纪念日，也记下了那百感交集，在残阳照耀中执手相看，泪眼模糊的情节。
蓓蒂的日记里还藏着一本书，这本书已出版了。我们有一艘帆船，事实上，我们先后有过四艘不同的船。我从她的日记里把航行故事用纸笔记下来，为的是要使我们后代儿孙还能知道我们生活中那片段详情。这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每当晚上在家空闲时，蓓蒂和我就一同阅读有关航行的记载。我们读那些描述，谈那些往事，然后我再把故事写下来，共写了8.5万字。有位出版商看见了，就把它拿去出版。
日记能使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几年前蓓蒂在日记里写：“我们为账单发愁，夜不成寐，房租、电费、牙医、保险……哪里去找钱？”当时真到了穷途末路。
我们看这些字句，回顾那段坎坷的日子，却记不起钱是怎样筹措的，但不论怎样，我们筹到了。如今看这几页日记，我们明白了事情通常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糟，每24小时太阳会再升起一次。
不知多少次我们听人说：“我家庭的历史，我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假如你是这么个人，为什么不立刻着手写？记忆是很薄弱而短暂的。
90年前，我父亲从爱尔兰乘船移民到美国，船走了三个月才到，途中屡遇风险。父亲记忆犹新时，我年纪还小，不懂得问他。后来我年龄渐长，开始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三个月才渡过大西洋。他只记得浪卷走了舵，风扯碎了帆，有好几个人丧生。事隔多年，他连到达纽约时的心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想我很害怕，”他说，“我想我很紧张，我忘了。”要是父亲写日记，多好！
蓓蒂的祖父完全不同。他在美国内战时曾参加北军。我们保存着他1864至1865年的日记。他在1865年4月16日写下：“今天星期日，我奉命站岗，但并无固定岗位。恰接报告，获悉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如消息属实，万分悲痛。”这是历史，历史就在我们手里，虽然字迹褪了色，却仍然很清楚。
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借此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
知心的礼物
保罗·威纳德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是在四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一分钱就买得到手的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于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盛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犹豫的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们的家离开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个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糖果和小点心，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砂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
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盛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一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要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是不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被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五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
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儿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三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鼻子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儿，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限，“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