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新规矩，一靠法，二靠罚。烟民违法，罚款100美元，严重的关一个月。不过全纽约有100多万烟民，监督不过来，所以执法对象重点是餐饮和娱乐场所的经营者。漠视吸烟者不管的老板罚款400美元，并有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考虑到现实情况，新法生效后，执法部门并没积极、主动、严格地执行处罚措施，两个月的时间里只发出了70多份警告。原因很简单，执法人员有限，而且总要有一个过渡期。严格地执法从5月1日开始，初犯罚200400美元，再犯罚5001000美元，还犯罚10002000美元。事不过三，罚到第三次，执法人员还可能在一年内吊销其营业执照。这个罚款力度还是蛮大的，因为在厨房里发现老鼠也不过罚款2002000美元。
经过这么一番整治，纽约很快成了全美无烟城市的典范，成绩斐然。纽约市无烟城市法生效后三个月，纽约州也出台了相似法律。实事证明，餐厅和酒吧的生意没受多大影响。从数据来看，营业额的确比以往上升了。但是生意好的原因是归结于无烟，还是经济繁荣，各有各的说法。布隆伯格市长创建无烟城市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把战场扩大到全世界。纽约的烟民不过120万，而全世界抽烟的人有13亿。2006年，他自掏腰包1.25亿美元，资助全世界的烟草控制活动。两年后，他再捐2.5亿美元，同时携手美国首富、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两个人的总投入达到5亿美元。这5亿美元怎么花呢？不少钱到了中国，这个后面再说。先谈谈烟草文化和无烟时尚，无烟运动的成功不光靠投入资金，民众的健康意识更关键。
无烟时尚对垒烟草文化
香烟是文化，至少抽烟的人这么想。解闷、解乏、排躁、镇定，都是香烟的好处。上哪儿找比烟卷更可靠、亲密、轻巧的快乐伴侣呢？纽约市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前后，许多烟民通过媒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盛赞香烟之妙不可言。他们苦口婆心地向全社会解释，酒吧和餐厅的用处不仅仅是让人填饱肚子，它们还承载了重要的社交功能。而香烟，恰恰能让餐厅和酒吧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借火点烟的一刹那之间的眉目传情，说不定就擦出了浪漫的火花。火柴盒上留个电话号码，没准儿就促成了一段姻缘。
夸香烟之妙，谁也比不过咱们国家的著名文学家朱自清。20世纪30年代初，朱先生写过一篇散文《谈抽烟》，千八百字就把吸烟的派头、品位、温情描绘得幽雅而精致。
抽烟其实是个玩意儿。就说抽卷烟吧，你打开匣子或罐子，抽出烟来，在桌上顿几下，衔上，擦洋火，点上。这期间每一个动作都带股劲儿，像做戏一般。自己也许不觉得，但到没有烟抽的时候，便觉得了。那时候你必然闲得无聊，特别是两只手，简直没放处。再说那吐出的烟，袅袅地缭绕着，也够你一回两回地捉摸。它可以领你走到顶远的地方去。
……
好些人抽烟，为的有个伴儿。譬如说一个人单身住在北平，和朋友在一块儿，倒是有说有笑的，回家来，空屋子像水一样。这时候他可以摸出一支烟抽起来，借点儿暖气。黄昏来了，屋子里的东西只剩些轮廓，暂时懒得开灯，也可以点上一支烟，看烟头上的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要是生气，也不妨迁怒一下，使劲儿吸它十来口。
朱先生那个年代，还没有世界烟草控制运动。他嘲笑美国人嚼口香糖的不雅，远不及抽烟“悠然”。的确，半个多世纪以前，抽烟完全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禁烟更谈不上社会风尚。比如美国著名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爱德华·莫罗（EdwardMurrow），他的经典屏幕形象就是香烟在手，沉着冷静地面对观众。香烟，并不影响他在美国百姓心目中的人民良知形象。那个时代的电视台，也经常播出香烟广告。莫罗成名于“二战”期间，他在欧洲战场夜以继日地采制新闻，每天抽60到80支香烟。香烟，伴随了莫罗一生。不幸的是，莫罗英年早逝，57岁死于肺癌。更为不幸的是，他工作过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发莫罗死讯后，继续播出香烟广告。
时过境迁。现在的美国，公众人物哪敢在公共场合吸烟？！宣传烟草文化的当然有，但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早已成为时尚，无烟成为城市印象建设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美国，不仅仅纽约推行全面禁烟，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更是始终站在各种时髦社会运动的前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州就在办公室、餐厅等公共场所禁烟。2003年以来，南加州的海滩也全面禁烟。按说，室外吸烟应该不受追究，但是，一旦人们的意识中把吸烟和非健康联系起来，美丽的海滩岂容致癌陋习污染？这还不算，2006年，南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卡拉巴萨斯(Calabasas)把禁烟范围拓展到室内和室外一切有可能造成二手烟危害的地方，比如室外咖啡馆、公共汽车站、足球场、公园以及人行道等。烟民犯了瘾怎么办？可以在自己的车里抽，但是一旦旁人经过，车窗不能开，因为有可能造成二手烟害。真够难为烟民的。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自己车里也不让抽，家里总该不受限制了吧？非也。由于无烟运动深入人心，2007年加州的两个城市通过立法，限制公寓小区中的吸烟行为。南加州的葡萄酒名城蒂梅丘拉（Temecula）的法律规定，无烟公寓必须占整个公寓建筑套数的四分之一。而贝尔蒙（Belmont）的法律更为苛刻，要求公寓楼内全面禁烟。这些初见端倪的公寓楼禁烟法令着实让烟民不安，连自己家里都不能抽几口烟，一旦烟瘾犯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对于住宅楼禁烟令，地产商的意见分两派，一派觉得太过分，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另一派认为是商机。后者的论据是，如果百姓的无烟意识日益高涨，那么无烟住宅可能成为趋势。趋势就是需求，需求就是利润。逐利，是商人的行为准则。
近观美国的烟草控制运动，21世纪以来成效显著。布隆伯格市长禁烟前，美国只有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执行无烟法案。纽约市通过全面禁烟法律三个月后，纽约州也通过了类似法案。之后，运用法律手段推进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立法遍地开花。到了2008年，全美国已经有一半的州要求餐厅和酒吧全面禁烟。
控制烟草，成为社会风尚。烟，就这样随风而去。
无烟奥运，路在何方
放眼全球，无烟风尚正在借助各种群众运动之翼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奥运会就是一例。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无烟奥运。奥运和无烟怎么联系到一起？我曾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IOC）的一位媒体协调官请教。她说：“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即均衡促进身体、意志和心灵的结合与提升。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正式成为无烟奥运之后，各主办国均高举无烟旗帜。而IOC乐于与各主办国组委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促进无烟生活方式和奥运精神的落实。”但是，IOC不负责各届奥运会无烟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那是各国组委会的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2004年，温家宝总理对来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承诺，“将无烟奥运纳入绿色奥运”。中国的无烟奥运，由此而来。
说到北京的无烟奥运，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布隆伯格与盖茨捐的五亿美元里有一部分流到了中国。两个富翁出这么多钱，主要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搞烟草控制。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自然是重中之重。对于烟草行业来说，卷烟销量在发达国家呈下降趋势。跨国烟草公司只好转战发展中国家，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开辟新市场。中国有3.5亿烟民，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烟草巨头和烟控斗士的双重阵地。外国香烟早已遍及中国的大街小巷，但是外国烟控斗士的身影并不好找，他们很少直接面对老百姓。布隆伯格2006年捐出1.25亿美元后，受资助的一个美国非政府组织便联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京、昆明、广州等大城市开展针对记者的烟控知识培训。这样的培训我参加过两次。经过培训的记者们撰写出成百篇的新闻稿件，为无烟风尚推波助澜。然而，就在奥运开幕前不久的一次培训中，一位教授坦言，想借奥运会上台阶的中国无烟运动，恐怕这一步迈不出去。果然，纵观奥运会前后，无烟运动虽然有声势，但是缺乏实际效果。公共场所吸烟，管理力度十分有限。
究其原因，无烟尚未深入人心，更没有形成社会风尚。在我国，烟草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最近几年不断发展壮大，2009年实现工商利税5131亿元，相当于当年整个上海市财政收入的两倍。当美国人提高烟草税让中低收入人群买不起烟的时候，我国烟草行业的工作重点恰恰是“让广大农民兄弟抽得起烟”。在西方，烟盒包装上印着醒目的警示语，外加令人作呕的发病器官图，以提醒吸烟之害。而我国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这几个字总是放在犄角旮旯，不易识别。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市以政府令的形式扩大了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但是餐饮场所并不在全面禁烟之列，烟民仍可以在吸烟区吞云吐雾。有趣的是，为迎接奥运而扩建的首都机场吸烟区里曾经无人光顾。这倒不是烟民克制，而是安检规定，乘客不得携带打火机和火柴。所以，过了安检，就是有烟你也点不着。另一个禁烟得力的地方是出租车。以前出租车里吸烟不好管，为了迎接奥运，出租车管理局颁布措施：一旦车上有吸烟行为，无论司机还是乘客，一律罚司机200元。奥运期间，北京的出租车成为禁烟模范。奥运结束后，就没人较真儿了。
由此可见，公共场所控制吸烟，需要强有力的管理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要仰仗政府中的决策人物。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就是个好例子。我们再仔细想想，布隆伯格禁烟的毅然和坚定从何而来呢？说到底还是社会风尚，广大民众的意愿是基础。正所谓，先有应者云集之势，才有领袖振臂一呼之举。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形成上下一致的烟草控制社会风尚呢？从现在的情况看，任重道远。不过，往前走，就有希望。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中国的烟，也随风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