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缺啥别缺钱，有啥别有病。对于头疼脑热一类的常见病，谁都要与其打交道，所以谁都能泰然处之；但是要提起传染病，那就大不一样了，有点风吹草动，就能牵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人心。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往往是病人还没到眼前，舆论就把危机和恐慌传播过来了。我当记者的这10来年，耳濡目染的“公共卫生危机”真不少，而且净是国际性的，比如艾滋病、“非典”、禽流感和猪流感。这些传染病来势凶猛、铺天盖地，弄得人心惶惶；等风头一过，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于是乎，有人开始琢磨“应对危机”这个题目。“危机”这个词，词典上解释得很明确：“危险的根由”或者“严重困难的关头”。但是，有那么一些爱咬文嚼字的人别出心裁，把“危机”拆解成“蕴涵在危险里的机会”。仔细想想，如此解释传染病中的危机，不但颇有几分道理，而且蕴涵了对付瘟疫的哲学。因为只有理性、乐观地看问题，才能避免恐慌，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艾滋病——被夸大的疾病
先说说艾滋病。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主办者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会上发布了一本不足百页的报告，翻译成中文是：《艾滋病：中国泰坦尼克式的危HIV/AIDS:ChinasTitannicPeril险》。给医学报告扣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无非是想吸引眼球。报告里说，8年后，也就是2010年，可能有1000万中国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8年就过去了。事实证明，外国专家失算了。2009年年底，还是这个UNAIDS，跟我国卫生部联合发布中国艾滋病疫情报告。中国的感染者有多少呢？74万。中国的艾滋病没有愈演愈烈，用术语来说，“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高流行态势”。什么叫总体低流行？拿印度作个比较，感染者有250万。中国比印度多3亿人，患者却少了70%还多。中国感染者总数少，人口基数大，艾滋病流行率自然很低，仅仅是0.05%，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而非洲一些国家的艾滋病流行率动辄15%～20%，有的甚至高达30%以上。
我和一位搞艾滋病预防的非洲医生聊起这些数字时，她说艾滋病在非洲是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不是。现在，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经常报道艾滋病。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种病虽然要命，但是没那么容易得上。不幸染疾的患者绝大多数在两件事上不慎——性和毒品。知道怎么预防了，艾滋病就没那么可怕了。这，就是“危机”之道。“非典”和猪流感——“秋后算账”让我们再看看“非典”和猪流感。前者在2003年春天把全中国折腾得够戗，好在百余天后便销声匿迹。回想起那几个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的日子，不少人还挺留恋。原来，甘于寂寞、享受清闲，还能保命！“非典”的另一个留念是，全国人民养成了回家就洗手的好习惯。这，也是“危机”之道。
2010年4月中旬，北京郊区小汤山的“‘非典’医院”被拆除，引起广泛关注。
2003年“非典”肆虐之际，6大建筑公司的4000多名建设者日夜奋战，仅用了7天7夜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防治医院。医院房间虽然简陋，但是有1000个床位，并且配备了最先新的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称其为“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投入使用后几个月，“非典”不见踪影。接下来的7年里，这座医院没收治一名病人。听到医院要拆的消息，许多曾在此工作的医护人员十分感慨、遗憾。
2009年3月，墨西哥爆发“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并迅速在全世界蔓延。不久，WHO将“人感染猪流感”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随后又宣布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阶段。一时间，机场、车站、学校等公共场所严阵以待，全世界处于严防死守态势。一般来说，全世界每年死于流感的患者有20多万。用这个数字衡量，“非典”和甲型H1N1流感并不严重。前者横行几个月，夺走了800多条性命。后者一年间造成的死亡病例有18000多。在日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声音渐起，矛头直指WHO。由于WHO提高了流感大流行的警告级别，日本政府购买了234万剂瑞士进口的疫苗，耗资30亿日元（约2.2亿元人民币）。这些疫苗的有效期只有一年，而一年间并没有出现H1N1大流行现象。两百多万剂疫苗全部浪费。由此，日本人反思，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应该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培养更多的传染病专家。花钱买教训，也算“危机”之道。
禽流感：不见鸡鸭的家禽养殖场
禽流感呢？同样“危”中有“机”，它首先促进了家禽养殖业的现代化，其次培养了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意识。说起禽流感，故事特别多。比如韩国和印尼，都曾为此出动军队，派训练有素的军人防鸡鸭之乱，足见人心之惶惶。其实，大可不必。这鸡鸭之乱并没有多少杀伤力，而从2003年到2010年5月初，感染禽流感丧生的患者还不到300个。凭什么这区区鸡鸭之乱骚扰得全世界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呢？这里面的玄机和微妙，要细细道来。
自2003年年底亚洲爆发禽流感以来，动物疫情和死亡患者主要出现在东南亚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印尼、越南、泰国和中国报告的死亡患者始终占全世界总数的80%以上，其中尤以印尼和越南的疫情最为严重。说到这个病的危害，只衡量人命是不全面的，鸡鸭命同样不能忽视。这倒不是动物保护主义，主要因为禽流感首先是动物疫病。在现实中，经济损失是第一位的。比起牛羊猪肉来说，禽肉便宜实惠，是普通百姓餐桌上价廉物美的蛋白质。我们不妨想想，如果哪一天真没有炸鸡、烤鸭和烧鹅，我们会不会不习惯？如果中国人都不习惯，那么外国人就更没法过了。东南亚有很多伊斯兰国家，他们不吃猪肉，你说禽肉是不是更重要？再说，对于养殖户来讲，家禽养殖投资小、见效快，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从全世界的生产布局上来说，家禽养殖属于高污染行业，越来越多的规模化现代养殖场落户发展中国家。因此，每当疫情爆发引起老百姓对鸡鸭肉的恐慌，揪心的首先是养殖户。
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东南亚地区的禽流感报道项目。该项目帮助记者进行跨境采访，深入了解鸡鸭之患。我用了半年时间，走访泰国曼谷、清迈以及北京的卫生部门和家禽养殖场，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个国家的养殖场。因为大老远地跑到场里后，居然没见到一鸡一鸭。原因很简单，养殖企业严格执行生物安全措施，采取全封闭养殖模式，外来人等——不管你是记者还是官员——均不能靠近禽舍。
我参观的泰国养鸭场是一家离曼谷不远的中型养殖企业，一同前往的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位同行。由于所有外来车辆不得进入养殖场，参观者只好从大门口徒步进入。进门后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消毒，参观者被逐一引入一间五米长的消毒间，里面的消毒液横向喷洒。参观者虽然飞奔而过，但跑到房间另一头的门外集合时，仍旧无一幸免地成了“落汤鸡”。用消毒水洗澡的欢迎方式，这是头一回体验，算是开眼界了。
迎接“落汤鸡”的是养鸭场老板。这位谦恭的中年泰国人双掌合十，对湿漉漉的各国记者不断点头微笑。他虽然一脸的热情好客，却并不把20多位记者带进鸭舍，只是在会议室介绍情况。据老板专门聘请的兽医介绍，2003年年底禽流感爆发前，该鸭场所处的省份曾有1200多个家禽养殖场，目前只剩下430余家。倒闭的大多是那些依靠大型肉类加工企业定期收购家禽的小型家庭养殖场。疫情爆发后，大企业出于食品安全考虑纷纷自建养殖场，订购对象也转向那些严格执行生物安全措施的企业。因此，众多小养殖户只能另谋生路。
从会议室出来，鸭场老板又把参观者领到通向鸭舍的3个连排消毒间外，这是鸭场工作人员的专用消毒间。老板指着外墙上的挂图讲解道：脱光衣服、全身喷洒药水、淋浴、换上白色工作服和靴子，这是员工进入鸭舍的必备程序，几个环节一个都不能少。之后，记者开始拍照，可是没什么可照的，因为条件相当“苛刻”——只能在一条距离鸭舍50米开外的白线外拍。在那里，除了一幢幢形状如蔬菜大棚般的拱顶黑色建筑外，一只鸭子也看不见。老板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鸭子与外界禽鸟接触。原来，这里的鸭子因禽流感的威胁而无法体验到“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乐趣，取而代之的只是每平方米放6只鸭子的“监禁”生活。
在“坐牢”期间，这些可怜的鸭子不但没有“放风”的机会，而且还要不断接受各种检查，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面临杀身之祸。为避免养殖场的员工心慈手软，泰国政府把生杀大权赋予国家家畜发展部的官员。参观时，我们恰好遇到了这样一位巡查员。只见他忙忙碌碌又谈笑风生，显然已是鸭场的老朋友了。他说，自己经常奔走于泰国各养殖场之间，巡视家禽饲养的关键环节，并为每个环节逐一签发生产许可证。
泰国的种鸭一般从法国和英国进口，产蛋后孵化出日后上市的肉鸭。因此，从幼小种鸭运抵泰国、鸭舍的清洁，到种鸭的交配、产蛋、孵化，以及成鸭抽检、屠宰等诸多环节，都要常年督促巡查。这还只是泰国国内的生物安全标准，鸭肉制品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如果想出口欧盟或日本市场，则要执行更加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
参观结束后，我从采访组织者那里了解到，他们联系过曼谷附近最大的一家家禽养殖场，但参观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他们说服了这家中型鸭场。本来还想得到5个进入鸭舍拍摄的名额，但最终鸭场方面没有同意拍照要求，原因就是安全。参观养鸭场不让看鸭子，看起来不近人情。了解到其中利害后，方知其利益攸关。就在我们参观前不久，泰国中北部地区爆发禽流感疫情，后果是数十万只家禽被扑杀、两人死亡和千余人被隔离观察。想到此，没见到鸭子也就算了。依据泰国政府的政策，2003年和2004年冬春之际爆发禽流感时，每只被扑杀的家禽可获两倍于市场收购价格的补偿。这一宽厚政策虽耗资巨大，但有力地控制了疫情。等到我们2006年9月份参观养鸭场的时候，补偿金已降至市场价格的75％。政府敦促养殖企业严格执行生物安全措施的引导意图，从中显而易见。其实，家禽养殖企业的各项生物安全措施早已制定，只是在实践中执行不严。而禽流感的爆发则使企业认识到，其经济利益与生物安全措施确实息息相关。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严格执行生物安全措施、谢绝外来访客，也合情合理。
从泰国回国后，我联系了一家北京郊区的养鸡场，继续采访。这家企业在京郊平谷，离市区100多公里，具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称号，号称“亚洲知名的现代化蛋种鸡繁育基地”。养鸡场对我们的态度比曼谷的养鸭场“礼貌”，进门后没用消毒液喷我们。不过，毒还是要消的，人家用的是紫外线消毒灯。进了大门，我们一行三人便被领进一间消毒房，让那盏发出抑郁色彩的紫灯照耀了好一会儿。消完毒，养鸡场的老板出场了，他和曼谷养鸭场的老板一样“热情好客”，豪爽地招呼手下，“带记者去监控室”。我当时带了摄影师，可是没想到摄像机要对着电脑监视屏幕拍摄鸡舍内部的情况。陪同的工作人员介绍，鸡舍里摄像头多得很，什么角度都有，你们就不用进去了。我的摄像师说，不进就不进吧，省得闻鸡粪味儿，怪恶心的。
我们一边通过监视器参观鸡舍，一边听养殖场兽医介绍情况。兽医说，封闭环境是天然屏障，消毒措施能把病原体堵在外面。别说人了，连进去的饲料都是经过安全措施的。因此，集约化饲养对疾病控制的力度大，消毒和免疫等各项措施比较容易落实。另外，从营养和管理角度来说，集中饲养的光照、饮水、饲料、通风等措施有利于提高禽类产品质量。而散养环境暴露，野鸟、饲料、人群都有可能带有病原微生物，导致家禽发病。另外，农户不一定能够把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