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苏哈托接手政权，当时印尼正处在一个经济上摇摇欲坠、政治上险象环生的阶段。那时候，出口创汇停滞、外来投资和国际援助几乎锐减到零点、年通货膨胀率超过650%。为了修补经济上的千疮百孔，苏哈托开始了“新秩序”。他任用美国经济顾问，实行苛刻从紧的货币政策。几年间，通货膨胀率降到了单位数。他积极向西方世界靠拢，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发展基金和联合国，靠贷款填上了国际收支平衡中2000亿美元的大窟窿。1970年，苏哈托访问美国，尼克松总统称赞他和100年前的林肯一样，都是风云人物。80年代，外资大量涌入，印尼经济开始以6%的速度逐年攀升。苏哈托让国民人均收入从不到50美元跃升到500美元，连世界银行都称赞印尼是亚洲发展奇迹中的宠儿。当然，天时地利也帮了苏哈托一把。70年代中期国际油价上涨，印尼丰富的石油资源带来巨额财富，国家外汇收入的75%有了稳定来源。
有了钱，苏哈托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小学教育几乎覆盖所有儿童，偏远地区用上了电，灌溉和净化水工程得到推广。在令人头疼的人口问题上，印尼政府推广计划生育，成功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得到联合国的嘉奖。苏哈托还积极推行移民计划，将过分聚居的百姓分散到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还值得一提的是，印尼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水稻进口国。苏哈托上台后，老百姓不但有米吃，印尼还成了稻米出口国。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感激总统的功劳，尊称苏哈托为“发展之父”。
国家发展了，苏哈托全家也发了大财。苏哈托夫人，就是前文提到的西蒂·哈蒂娜，在分配政府投资中大捞回扣。西蒂·哈蒂娜当了总统夫人后，人们管她叫MadamTien。由于Tien与ten（十）发音相似，人送绰号“百分之十夫人”。苏哈托的三儿三女选择前景看好的行业建公司，靠父亲的权势从国家银行获得贷款，并把持外资进入印尼的许可证与合作经营权。如今，苏哈托子女的生意遍及能源、航空、航运、酒店、收费公路，广播、电视，甚至包括安全套。
苏哈托本人弄钱也有一套。早在跟荷兰人打游击期间，他就学会了利用法律漏洞办基金会，为独立运动筹集资金。50年代，苏哈托当上爪哇中部军区司令后，开始做买卖贴补军队开销。1959年，苏哈托曾因走私糖和贪污被调离军区，到万隆的军校学习。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的升迁，因为当时军队做生意属于普遍现象。1966年苏哈托接管前总统的实权，熟悉他的日惹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得知后随口问了一句：“他还有偷窃的习惯吗？”
掌权后，苏哈托故伎重演，设立慈善基金会，号召收入微薄的公务员捐款。2007年，印尼政府对苏哈托的一个基金会提出民事诉讼，控告基金会打着集资办教育的旗号，把钱送进了亲朋好友的企业和银行。苏哈托执政期间，贪污腐败之风甚嚣尘上。每年国家预算的30%不翼而飞，1000多名公务员吃空饷。国际反腐监督机构“透明国际”2004年估算，苏哈托敛财多达350亿美元，是全世界最腐败的盗贼统治者。但是苏哈托一贯生活朴素，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2007年11月，记者问他如何应付腐败指控，苏哈托笑了笑：“让他们告吧，我没有腐败。”一位多年调查苏哈托家族财富的民间人士称，“我们就是找不到大部分钱藏在哪里”。
2008年1月27日，苏哈托心、肺、肾脏器官衰竭，死在雅加达的医院里，终年87岁。苏哈托1月初入院急救以来，医院外热闹非凡。示威者来了，他们挥舞五颜六色的标语牌，抗议苏哈托犯下的贪污和屠杀暴行。支持者来了，他们邀请路人在巨幅白布上签字，为苏哈托祈福。和尚来了，他们为苏哈托念经祷告。还有人送上大捧花束，祝愿垂危老人早日康复。
苏哈托去世后，遗体运回爪哇的古城梭罗安葬。从梭罗机场到墓地的马路两边挤满了送葬的老百姓，他们想送一送即将入土的“发展之父”。毕竟，他领导人民走过了一段经济发展的美好时光。现任总统苏西洛也亲自赶到墓地主持国葬，他说：“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一个真正的军人和一个受尊敬的政治家。”葬礼上，苏哈托的大女儿声泪俱下：“父亲也是人。他虽然坚强，但是也有弱点，孰能无过？我恳求印尼同胞为他的灵魂祈祷。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请求所有人宽恕他的过错。”有人说，苏哈托的不幸在于他过度崇尚爪哇国王的治国之道——他要尽到保护人民义务的责任，而百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他。换句话说，苏哈托以为国家都是他一个人的。
2006年，我在曼谷遇到了东盟前秘书长鲁道夫·塞贝里诺并与他畅谈东南亚。塞贝里诺是职业外交官，最高任职是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1998年卸任后当了5年东盟秘书长。提起苏哈托，塞贝里诺的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countriessurvivetheirleaders。这句话我觉得这样理解比较合适：国家总能从强人去世的苦难中挺过来。有道是，强人有的是，国家就一个。可问题在于强人主政后，往往把自己看成国家唯一的救世主，进而肆无忌惮。
苏哈托去世后十年，印尼换了四个总统，哪个也没恢复他当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但是苏哈托的罪孽能一笔勾销吗？人们不禁要问，原谅了他，那些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一概既往不咎了吗？那些屈死黄泉的冤魂野鬼，能答应吗？地雷遗患与吴哥辉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清除地雷的过程特别危险，需要全副武装的专业人士全神贯注、小心翼翼；稍有不慎，轻则手脚搬家，重则一命呜呼。但是排雷专家不这么看，他们说那是“光荣的园艺活儿”，还说“跟挖土豆没什么区别”。排雷专家还跟我说，他们用的工具并不复杂，在超市就能买到。
当然，超市不卖跟“地雷”沾边儿的东西；但是园艺工具是有的，买回来改装一下就能挖地雷。在柬埔寨，战乱给老百姓留下了1000多万颗地雷，而排雷的主力军竟然是农民。这大概能说明排雷工作并不复杂吧。柬埔寨走进和平是1998年的事情。饱受战争之苦的老百姓身无分文，最迫切的问题是吃饭，最简单的办法是开垦荒地。开荒无非是人和自然的斗争，而在柬埔寨，开荒者的对手还要算上地里的爆炸舞。这可是一份切实存在的危险，为了挣一口饭吃，每年都要断送几百条生命！农民成为排雷主力军排雷难道没有专业队伍吗？有，既有柬埔寨政府组织的国家队，也有各种国外的非政府组织。但是与百姓迫切的生存需求相比，这些正规军不但力量有限，而且供给不足，起到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2007年3月底，国际新闻社（IPS）亚太分部组织中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泰国记者在柬埔寨暹粒市郊区实地考察地雷之患。这个记者团大约有2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在和排雷专业人士接触之前，我翻阅了一些同行的报道。这些报道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同一个比喻，即每个柬埔寨人脚下都踩着一颗地雷，因为柬埔寨境内埋下的地雷有1000多万颗，和人口总数大致相当。有人估算过，靠专业人员把所有地雷都挖干净，需要150年。
柬埔寨居然有这么多地雷，真是大大出乎意料。更没有想到的是，地雷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地区——闻名世界的吴哥古迹所在地！通往吴哥的门户城市暹粒是柬埔寨西北部的最大城市，国际知名度比首都金边还大，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和地雷联系在一起。在考察雷患之前的一年，我曾游览过金边和暹粒。那是在2006年年初，我一门心思扎进佛塔和石庙之间，全然不知雷患之事。
一年之后，故地重游，我才发现，雷患居然是威胁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的大问题。记者考察团被带到暹粒市郊的HALO基金会柬埔寨分部。HALO基金会是个英国慈善机构，世界上有名的排雷非政府组织，1991年进入柬埔寨。一进会议室，只见各种锈迹斑斑的地雷和炸弹摆满了好几张桌子。为我们讲解的是退役军官克里斯·鲍肖夫。他膀大腰圆，曾在南非军队中服役。鲍肖夫随手抄起不同型号的地雷，有大的，有小的，有埋在地下的，也有挂在树上的，有炸坦克的，也有对付人的。他现身说法，拿起一枚塑料外壳的小地雷说：“这个成本很低，轻巧实用，战争期间被红色高棉部队大量使用。像我这样的个头，踩上去脚肯定没了。个子矮的，小腿也没了。”柬埔寨不产一颗地雷，雷患是1978年越南入侵后的战争遗产。
最近几年，地雷造成的平民伤亡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的“K5地雷带”。当年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越军占领首都金边后，民主柬埔寨（鲍肖夫所说的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其武装力量向西北撤退，潜入与泰国和老挝接壤的山地森林中打游击。出于围剿和防范目的，苏、越扶植的傀儡政权沿800公里长的柬埔寨、泰国边境部署了一条700公里的“K5地雷带”。“K5”的意思是“五个边境省份的防御”，这道地雷带的宽度从十米到150米不等，从柬泰接壤的沿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内陆的柬埔寨、老挝边境。在越南人的部署下，傀儡政权征集了十多万劳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埋下两百多万颗地雷。对于这样密集的布雷行动，鲍肖夫表情异样地对各国记者说：“我真不知道是否应该说越南人效率高，不过一年多埋下两百多万颗地雷，哇……”
但是K5并没有让越南人一劳永逸，民柬游击队利用地理优势不断骚扰越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情况十分普遍。由于交战双方均埋下了大量地雷，最后谁也弄不清楚到底哪里有雷。这不禁让我想起高中时听战斗英雄作报告的场景，一个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功的军官说，战争中双方在同一区域反复布雷的情况十分普遍，就是埋雷时做了标记，后来也无法分辨。这位军官无奈地说：“谁踩上算谁的吧。”但是，埋地雷的也许不会想到，成千上万颗地雷直到战争结束也没用上，遭殃的是和平年代的老百姓。对于埋地雷的无常，鲍肖夫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布雷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正规。热带丛林中行进的士兵，背着枪支弹药还要走路，巴不得早点把地雷埋了，省得背着还沉。”这话听着像玩笑，但并非毫无道理。越南人用的地雷是苏联制造、铁壳的，比塑料地雷个儿大，杀伤力强，但是重得多。
哪个兵愿意背一兜子铁疙瘩行军？当年布雷的随意性增加了今天的排雷难度。排雷首先要确定范围，测算面积，但是不同人估计的数字相差悬殊。20世纪90年代初，雷区的范围和密度是靠访问当地人和老兵得出的。2002年，国际专业机构介入，搞出的调查报告把目标限定为4466平方公里。但是，两年后的同一个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将这个数字缩小到460平方公里。到了2007年，柬埔寨官方估计的雷患面积是2900平方公里。面积弄不清楚，地雷总量也没有确切数字。前文说过，地雷总数大约上千万。但是也有民间机构估计，数量在400万到600万颗。不过，无论这笔糊涂账怎么算，挖出来的地雷肯定没有藏在地里的多。雷患土地面积的出入还和排雷观念有关。2005年HALO基金会提出，应该肯定农民排雷的成绩。原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排雷人员以地雷密度高、有再利用价值的土地为目标，开展工作。而老百姓则跟随专业人员同步推进，一边抢占土地，一边自行拓展。
但是，非专业人员利用自制工具开垦地雷密度低的土地，虽然提高了清除雷患的速度，但是导致触雷伤亡事件经常发生。农民成为排雷主力军，代价不能低估。HALO基金会对农民自发参与排雷行动持赞成态度，毕竟都是排雷，殊途同归。专业排雷队伍讲究细致和百分之百的安全，因此推进速度有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雨水浸泡，有些地雷已经失去杀伤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解决雷患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清除地雷”，而是“清除地雷的影响”。老百姓恰恰在“清除地雷的影响”上功不可没，因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开荒、种地、收庄稼、吃饱饭。于是，农民积极寻求专业指导，因陋就简制造工具，奋不顾身挺进雷区。虽然排雷手艺不专业，但是庄稼的面积却飞速增长。一旦被标记为雷区的土地耕种了，地雷的隐患也就没有了。说到此处，鲍肖夫对柬埔寨农民流露出几分感叹，“现实就是这样，大部分雷患土地都是老百姓清理的”。而作为听众的我，敬佩和悲悯之情油然而生。走出战乱的人啊，糊口如此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