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上级的支持，梁湘多次奔走于深圳-广州-北京之间，反复向省政府、国务院的领导解释说：“深圳特区工资制度的改革，是要改变原来‘低工资，多补贴’的做法，把各种补贴综合计入工资额中，这样做实际上财政开支增加并不多。我们又对深圳特区的左邻右舍工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比较。按报纸公布，1982年香港政府人员平均月工资为7000港元，工人平均月工资为1500港元，全港人平均月工资1900港元，折合人民币510元。深圳特区外资企业目前的月工资已超过200元人民币；边境农民按劳力月平均收入175元人民币，还未计算家庭副业收入。按照测算，深圳特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平均月工资水平本应达200元，我们考虑到上下左右关系和留有余地，拟先确定为170元至180元。这个水平较之香港依然很低的，较之内地略为高些。”
梁湘还在汇报中着重强调深圳特区具有进行工资改革的经济能力，他说：“我们已经反复计算过了，全年增加职工工资900余万元人民币，而深圳1982年的财政收入比1979年增长3.6倍，预计今年又比去年增长40%以上。工资改革之后，特区将接着进行物价改革，可以省去对粮、肉、菜等商品的财政补贴1100万元。这样，我们深圳完全具有担负进行工资改革所需增加资金的能力。”
国务院和省政府经过多方核定，终于批准了深圳特区工资改革方案。
深圳特区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在全国率先分别实行计件工资以及职务工资加基本工资、加工龄工资的分配制度。工厂企业职工和党政机关干部，在工资制度方面吃起“小灶”来了。
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冲天干劲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只须看一看深圳的建设工地：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工人们已经到场开工；傍晚，夜幕已悄悄地降下，工人们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活……
物价，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起，一直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因为物价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往往调整某种商品的价格，便“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这是个触动人们神经的非常敏感的问题，稍有差池，就会引起抢购风潮，招致社会动乱。这早已由一些国家出的乱子所证实。故中国政府对于物价问题，历来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可以说，物价改革是风险和难度都甚大的改革。
试办深圳特区的号角吹响后，特区人口由办特区前2万余人，一下子增加到几十万。而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量仍按2万人的指标凭证供应，用的、吃的、穿的无不出现紧张状态。后来省有关部门虽然给深圳增加成倍指标，但仍是“杯水车薪”。梁湘着急得好像坐在火焰山上，忙派干部四处求救，还从江西、湖南等地要了一部分议价肉运回深圳，议价进货，牌价出售供应市场，差价由市食品公司补贴。然而“僧多粥少”，每天早晨肉档前都排成长龙，个把小时牌价肉就售完了。买不到肉的群众意见纷纷。
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到来的是三大建筑材料奇缺。比如说水泥，当时年需要量超过百万吨，而国家物资部门供给深圳的调拨指标只有2万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建筑材料，特区基本建设将是“纸上谈兵”。
面对特区建设的拦路虎，梁湘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认为：深圳特区既然以市场经济为主，那么，物价也应跟内地市场脱钩，而与国际市场基本挂钩，逐步实施放开。
1982年夏天，在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深圳特区勇闯“禁区”，大胆进行物价体制改革的试验。特区物价改革的方针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分步理顺价格”。具体做法是：在对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商品及某些其他商品，由物价部门规定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以及物价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逐步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体制；在现阶段，允许计划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三者并存。
水泥、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的价格，在市场急需的客观形势面前，首先突破国家计划价格的框框，按市场的需求自然调节。生产资料的价格随行就市了，那么生活资料的价格又怎么办呢？
过去，深圳跟全国一样，居民们凭票限量购物。平时，一个人一个月只能吃到半斤猪肉、几两塘鱼、几两食油，吃饭也按粮票定量限制。逢年过节，每户人家只能买到一只活鸡，每个居民只能吃到几两猪肉，身体缺乏动物蛋白营养，生活过得异常吃紧。梁湘和其他市领导都意识到：价格体制改革已走到“瓶颈”，这一关隘非闯不可。梁湘“一班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鼓起超人的勇气，去踩这取消票证放开物价的“地雷”。于是，深圳市对供求矛盾突出并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生猪、三鸟、蛋品、塘鱼、海鱼、蔬菜、水果等主要副食品提高收购价格，取消农民的派购任务，同时调整了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拉开价格档次，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这时，除了粮、油、肉等几种商品外，其他商品价格统统放开，市场调节的比重占了社会商品零售的八成以上。
部分副食品价格上升了，一些居民有意见，上级主管也表示担忧。但梁湘依旧不慌不忙，沉着对应。不久，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了：从广州郊区来深圳支援特区建设的数千名菜农，加上先前来深圳的上万潮籍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把荒废多年的土地种上蔬菜，圈地喂猪，挖塘养鱼，加上市蔬菜部门又积极从外县组织货源，不久，市场上新鲜瓜菜和其他副食品多起来了，供求关系趋向平衡，物价迅速平稳，并稳中有降。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84年11月1日开始，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物价体制方面进一步迈出大步伐——在特区范围内，对粮食、猪肉、棉布、塘鱼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取消一切票证，把粮票、肉票、油票、鱼票、布票、香烟票、火柴票等送进博物馆。与此同时，取消国家对粮、油、肉、菜、水、煤气等商品的补贴。
深圳是全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地区。人们上街购物，再不需繁琐地带上各种票证，而且买多买少，随心所欲。此举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对内地是个强有力的冲击波。
初时，曾有人预言：“物价犹如一头吊睛白额虎，你把它放开非出乱子不可！”可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首脑们并没有被危险所吓倒。梁湘听到这个说法之后，微微一笑，动情地说了一句他常说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这个难关深圳特区闯定了！”
梁湘心中有数：早在物价放开之前，特区已经进行了工资改革，已把政府付给的各种明补、暗补物价的财政开支综合计人工资额里，从根本上改变“低工资，高补贴”的状况，职工干部们成倍地增加了工资收入。这一举措恰与物价体制改革相匹配，在经济上使居民们具备了对物价放开的承受力。放开物价体制之后，政府又加强宏观管理，既利用“无形的手”、又运用“有形的手”去调控物价。
在放开物价之前，市委、市政府还进行了舆论动员，正确引导群众，让广大群众明白，为什么要放开以粮、油、肉为代表的主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放开物价对特区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会带来什么好处，又可能出现什么负面影响；价格放开之后可能上涨的幅度，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物价改革从眼前来看可能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到居民的现实利益，企业和职工都要为改革分忧；对物价改革的压力，“政府负担一点，企业消化一点，个人承受一点”；特区人民要从改革开放、建设特区的大目标，来正确认识和对待物价改革后个人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深圳特区放开物价、取消各种票证之后，出乎人们意料：牌价上升，议价下降。农贸市场的肉、菜粮食、油料等商品价格，以每市斤计，猪肉从2元4角跌至2元2角；鲩鱼从1元4角跌至1元2角；菜心从1角5分跌至1角2分；白菜从1角跌至8分；面粉从5角跌至4角2分；大米从3角4分跌至2角9分；食油从1元8角跌至l元5角。整个深圳特区市场没有混乱，而是繁荣有序；社会没有动乱，而是安定平和；物价没有暴涨，而是趋于下降：生产没有萎缩，而是扩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而是上升……
深圳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为内地进行物价改革、取消各种票证提供了经验，增添了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