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冶建设公司的施工进度并不令人满意，工程进展缓慢，因为他们仍沿袭着老一套的施工管理办法。
是年初冬，该公司党委书记王秉正从武汉赶来，看到工程进度缓慢，心里很焦急。他在工棚找到深圳市基建委负责人丁学宝商量对策，两人就坐在木凳上谈了起来。
北风呼啸，竹子盖的工棚瑟瑟地摇响。丁学宝也早感到这是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他想起有一次陪梁湘到工地检查工作，梁湘问工地主任：“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打桩任务？”
“大约三个半月吧！”
“如果你们能在一个半月内完成，深圳可以照样付给你们三个半月的工钱！”梁湘说。
思想多开放啊！这件事使丁学宝不能忘怀。丁学宝过去也曾推广过“一脚踢”承包建房，效率颇高。他便给王秉正出了个主意：把每个职工得到同样补贴的“大锅饭”改掉，试行基本工资加浮动工资，与完成任务挂钩。王秉正接受了他的意见，并立即试行。职工工作效率同经济利益一旦挂起鈎来，大家的劲头便又来了。一冶建设公司从起初二十多天盖一层楼，缩短为五天盖一层。结果只用了十六个月时间，提前两个月建成了国际商业大厦，质量达到“全优工程”标准，获得60万元人民币的超产奖金。公司盈利100万元。
深圳特区从1982年7月开始，把基建工程公开招标作为制度，到 1985年2月已有500多项工程实行招标投标，占在建工程项目90%以上。这可节约投资15%左右，可缩短工期二至五成，并保证了质量。1983年全市全优工程中招标的占90%，这个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管理的改善，促使施工单位采用先进技术设备，而且可以减少扯皮，简化手续。
1981年秋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第一次视察深圳，当时就肯定了深圳基建施工实行公开招标的做法。回到北京，他又对国家建筑部门说起这件事。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建筑部门纷纷来深圳了解学习。深圳特区国际商业大厦工程公开招标投标显著成功的实践，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迪：基建项目必须摒弃那种助长“胡子工程”的“大锅饭”做法，必须改用这能充分调动起建筑单位和建筑工人积极性的方法。从此，基建工程投标的改革之风吹遍了大江南北。
有人说过，马路是城市的动脉。没有马路就不成其为城市了。
听说日本商人来深圳考察咨询的不少，但签订合同的却不多。究其原因，乃是认为这里还没有提供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他们不仅咨询地租、劳力、技术水平，还详细测验水质、水压、电压的稳定程度，以及每月的停电、停水时间，可谓周详之极。他们感到最失望的是深圳的马路。
作家杨沬第一次来深圳，由新园宾馆坐车到上埗路北，坎坷崎岖的沙石道路颠簸得她差点儿吐了。可是老作家皱着眉头，依然风趣地笑道：“这里是个建设中的城市。”
第二次来做客时，路过宽阔平直绿荫夹道的深南大道，她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又一条长安大街！”
当杨沬驱车走完了深圳新建的几十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时，心情兴奋极了，她大声呼喊：“特区建成了！”老作家的欢呼确切地表达出马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珠海特区的一位负责官员看过了深圳的几十条道路后一直沉思不语，临走时他才说： “贵市党政军民可以安心了！”这无疑是一句特区行家的话。
他说得千真万确。马路修好了，“七通一平”搞好了，人们无须介绍，一眼就可以看出特区的雏形和规模来了。城市功能区的分布、组团区的布局等等，都显得非常清晰、有条理，气度不凡。
当你了解到这总面积120多万平方米、共84公里长的大马路，竟然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时，你会惊叹深圳的速度！
深圳的马路建得颇有现代化都市的气派。这凝聚着广大建设者的心血，包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周鼎的心血。周鼎分管开筑马路工作，颇有“夏禹治水”的拼劲。他很明白，马路通到哪儿，经济就会繁荣到哪儿。这已为无数实践所证实。记得在深圳特区初创之时，为使特区尽快发展，在对待先修建道路还是先物色外来投资者创办企业的问题上，干部中曾发生过颇为激烈的争论。周鼎支持了先修建道路的意见，并决定由他挂帅抓紧修建八卦岭工业区的道路。果然，八卦岭工业区的马路一通，港商就纷至沓来，马路两旁的空地一下子被外资企业填满了。
梁湘到现场看到此情况很高兴，充分肯定了周鼎的做法。于是市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来修建道路。结果路修到哪儿，哪儿就有港商来投资开工厂。周鼎尝到了这个甜头，所以他不管工作多忙，不管晚上要开会或要会见外宾内宾，会议一散，事情一了，即使这时已是夜深露重，他仍要驱车到开筑马路的工地转一转，了解工程进度，解决存在问题。看到开路工程进展畅顺后，他当晚睡觉才睡得香甜。有一回，周鼎到国外去考察十多天，某日回到深圳已是下午5时许，次日上午省政府在广州举行一个会议又指名要周鼎出席，也就是说，当晚他必须赶到广州去。按常理，这时他该先回家看看患病的女儿以及老伴，然后再上路往广州去，岂料周鼎一脚踏进文锦渡口岸，就吩咐前来迎接他的基建部门负责人，立即带他到筑路工地看看，他得亲眼看到这10多天马路已经修筑到哪儿，心里才安宁。
倘若你知道这一切工程国家只借给了3000万元人民币，你会怎么想呢？要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所需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老板们是一分钱也不愿意放进投资大、见效慢、收益少的基础工程的。
副市长甄锡培有一次调解两位港商之间的纠纷，发现他们经营商品楼宇的方式都是在特区签订合同后，便拿合同到香港银行抵押贷款；把钱投进特区后，又立即登广告“卖楼花”——预售楼宇，转手又把钱收回来。他想，我们也应该把钱用活，以解决基础工程的资金。
甄锡培把这想法向梁湘和周鼎说了。
梁湘稍作思考后，说：“中央有文件，允许特区利用银行存款余额作为流动资金使用。我正想着这个问题，要让银行学会用财之道，把死钱变成活钱。决不要学过去那些乡下地主，把钱深埋地下不用啊！”
“对，我们就这样干！”周鼎说完便回过头吩咐秘书：“请银行、基建和财政部门的负责人到会议室来，我要和他们商量落实此事。”
周鼎工作干脆利落。从1982年初开始，深圳市就向银行贷款，进行市政基础建设和土地开发。周鼎组成基础工程小组，自己直接指挥，统管起来。一个婆婆好办事。
有人提出非议，认为银行贷款只能用来兴办工业，不能用来搞基本建设，而用来搞基础工程就错上加错了。反正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食盐。
条条块块，专款专用，井水不犯河水，从来如此。
省里有关部门发了通报批评深圳市的做法。
北京来了一位领导人，调查之后也说这是“透支”，“深圳出现财政赤字”。
接着北京又来了一位经济理论研究专家，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上述看法。
本地财政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也持相同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