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主宰社会、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时候，梁湘看到人们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很低，心里很焦急，不时在想方设法。此时他兼任黄埔新港建港指挥部总指挥，在建港工程中，他悄悄地搞了计件工资的试验，这一手挺灵，一下子把生产效率搞上来了。此事给市计委主任曹云屏一个启迪：干也四十一块半、不干也四十一块半的“大锅饭”可以休矣。他向梁湘建议，把黄埔建港工程中用的计件工资办法，在基建行业中加以推广。
梁湘笑着答道：“目前的气候，上面会点头让你推广修正主义的做法吗？你别向他人提起这个主张为好。”
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梁湘家里上有古稀高堂，下有四个孩子。孩子们正在长身体时期，胃口很好，可他家里粮食短缺，吃不饱。梁湘也时常饿肚子，裤带扣眼收紧又收紧。但他从不吱声，从不叫苦，仍旧一天工作十多个钟头。有的同事偶尔给梁湘家里送来几斤番薯，几斤喂养下蛋老鸡的糠皮，他知道后就怪责家人不该收下这些东西。他还批评送东西的人说： “你们干吗搞这些小动作呀？”
堂堂一个市委书记处书记，一个副市长，又是一个分管农业的领导人，自己却连两餐饭也不能吃饱。对于每一个干部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1982年，广州市撤销革命委员会，要恢复设置市长，这时梁湘早已调到深圳去了，但广州市仍有许多干部提议让梁湘回广州市来当市长。
1968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一月风暴”中造反派夺了权，广州市委、市政府已经瘫痪。梁湘历经“油炸火烧”等一番批斗之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当了个副组长。领导全市经济工作的生产组主要领导人，是支左人员。在“左”的路线指引下，这位领导人“左”得出奇。他不懂生产经济管理的规律，却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闹出许多笑话。比如：有一次他到广州动物园巡视，看到铁笼里两只老虎正在啃着一盘牛肉，就忙把动物园主任召来训斥：“你是这么管动物的吗？生活在今天红彤彤的世界里，不仅人类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而且动物也要改造思想。这两只大虫吃牛肉，像资本家那样过生活，不行！从明天开始，你们要改造老虎的思想，让它吃红薯白菜去。”他还把社会繁荣与修正主义等同看待，提出要将繁华热闹的广州中山四路两旁店铺统统关闭，改作职工宿舍，以达到“闹市不闹”。
这位生产组主要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要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大拼厂”，将同行业的几十家工厂，合并为三四家，以体现“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因素。
对于这个主张，了解生产管理的干部敢怒不敢言。谁敢斗胆去捋老虎的髭须呢？可是梁湘却不管风向，向生产组主要领导人直谏：“每个工厂早已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各有特点的产品，形成各自行之有效的管理。俗语有云‘船小好调头’，要是转产新产品，也较灵活啊。硬要人为地把几十家工厂合并成几家，势必破坏生产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恳请慎重考虑。”
这位主要领导人，对意见不仅听不进，而且内心对梁湘非常恼火：“你竟敢批评我，损害我的威信？”于是，在一次生产组会议上，他指桑骂槐地说：“有的走资派，虽然经过造反派的反复批斗，但仍没有触及灵魂，‘身在曹营心在汉’，虽在红色政权里工作，但对新鲜事物老是有抵触……反对大拼厂，是‘穿新鞋，走老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没几天，梁湘被戴上不适合在红色政权里工作的帽子，被撵出广州，发配到贫瘠的石灰岩地区——韶关去了。
梁湘在粤北山区，一干就是四个年头。
1972年冬天，上级命令支左人员返回部队，地方党政由地方干部来主持工作。焦林义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将老搭档梁湘从韶关请回广州来。
梁湘被任命为广州市委第二书记（起初为市委常务书记），兼任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协助焦林义处理广州市党政的日常工作。因为焦林义那时又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在一段较长的日子里，主要精力放在省里的工作上，广州市的事情基本上放手让梁湘去处理了，这是后话。
1976年元旦刚过去，“四人帮”就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造反派头儿们，跟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头头一样，积极回应，推波助澜，在省、市革委会中催促领导干部们必须带头“批邓”。
在一次广州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会议上，高个子的“草头王”突然跳出来质问梁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哩！现在全国各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火如荼，而我们广州市却是冷冷清清，成了世外桃源，这是为什么？”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中央1号文件向全党发出的号召，你们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按兵不动，变成哑巴？你们对中央的命令是什么态度？今天，我是第三次讲话了，不批邓、不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跟最大的走资派同穿一条裤子，起码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没资格当领导！”小白脸的“兵团司令”一手抢过话筒，瞪眉突眼，咄咄逼人。
梁湘和焦林义对于这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没有“转弯子”。他们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啊！
梁湘私下对好友说：“从1975年初起，周恩来总理病重，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了极端混乱的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根据毛主席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以高屋建瓴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在他主持召开的各类会议上，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的整顿，要搞好安定团结，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落实各项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整顿，整个国民经济起死回生，社会秩序拨乱反正，小平同志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决不是什么‘右倾翻案风’，恰恰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如果要批判，既违背事理，又违背民心。可是不批嘛，‘群众代表’又念起‘组织原则’的紧箍咒……”
梁湘和焦林义内心充满着矛盾：批难，不批也难。他们感到很苦恼，很压抑。
后来，梁湘跟焦林义商量，决定采用以柔制刚的策略，就是以需要时间作好有分量的批判发言准备为道理，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是今天推说后天批，本月推说下月批，实行“拖”下去的策略。
梁湘和焦林义都作了思想准备——大不了丢掉头上的乌纱。
人到无求品自高。他们经历了许多磨难，终于盼来了“春雷一声响，寰宇尽朝晖”——“四人帮”被粉碎了。
改革开放了，人们翘首以待“吃菜难”的问题如何改革好？梁湘在蔬菜供应上实行“产销见面，按质论价”，这是一次大胆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试验。
“吃菜难”的问题已是根深蒂固的老大难了。十年浩劫的中后期，社会上还在大反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广州市取消了粮菜挂钩和优质细菜不限价上市的做法，回复到菜价全部统死的老路上去。菜农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市民吃菜又紧张起来了。
1978年炎夏，为解决市民“吃菜难”这个“老大难”问题，梁湘召集市区五十六个肉菜市场的经理，以及郊区几十个蔬菜生产大队的书记，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总结经验和教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蔬菜计划生产和牌价收购，菜农收入减少，势必出现菜老品种少，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要解决‘吃菜难’，必须取消统死菜价，实行按质论价。”
梁湘对大家的意见颇有同感。他联想起近年来广州郊区把对农民“见猪派购”改为确定交售任务，完成任务后的生猪、三鸟可上农贸市场议价出售；市里又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到各区新开辟的市场议价，出售农副产品，结果广大农民饲养牲猪、三鸟、塘鱼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到处出现三鸟成群、肥猪满囤、鱼跃池塘的景象，农贸市场上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片兴旺活跃的景象。梁湘又联想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决定恢复私人经营的小摊、小贩、小档，市区里饮食街、海味街、服装街、家电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弥补了计划经济的不足，使市场欣欣向荣。想到这里，他拿定了主意。
广州市决定将蔬菜计划生产、统价统购统销的办法，改变为产销见面、按质论价。这是一件能调动菜农生产积极性，以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要行之有效的好事，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萌芽。
新办法推行的头三天，市蔬菜办公室又取消了菜价倒挂、由地方财政补贴的做法，认为它不过是居民买菜只长了两分钱的小事，故连市政府也没报告，更没考虑要向省委请示了。
一斤白菜从1角钱上升为1角2分钱，广大市民反映平静，他们说：“过去有钱买不到菜吃，现在只是多花几分钱，什么靓菜都能买到吃上。过去一斤豆角虽卖1角4分，但豆角长到通心、发泡才上市，能吃的只有一半，而且不好吃。现在一斤豆角虽然升到1角8分钱，但豆角幼嫩新鲜，能够吃的达九成以上，而且鲜嫩可口，价钱贵一点也值得。”
“一锅难炒千人菜”，也有一些市民有意见，有人给省委主要领导人写信说：“菜价又上涨了，真是‘工资稳定，物价繁荣’啊！”由于种种原因，省委领导对于蔬菜涨价的做法不作批复，广州市又重新恢复菜价倒挂补贴的办法，决定仍由地方财政支持，把每斤上升2分钱的菜价降了下来。但是，铁的事实早已作出了证明，蔬菜产销见面、按质论价的市场调节办法是一条符合经济规律，可以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举措。
从80年代开始，广州市民吃菜问题获得了彻底解决，依靠的法宝依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是铁面无私的。
1978年8月，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要广州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整风——组织数百名处级以上干部，吃睡都集中在越秀宾馆内，白天黑夜对着焦林义、梁湘等人大鸣大放。
整风本是党风教育的好形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洗手洗澡，去掉身上的灰尘，达到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目的。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不久，“文化大革命”“左”的流毒还未肃清，好端端的整风成了“整人”。
整风会上流言蜚语铺天盖地，简报出了280期，被指名道姓批判的局以上干部有83人，其中包括了市委7位书记。当然，炮弹基本上落在焦林义、梁湘的身上。
梁湘被揭发跟“四人帮”关系密切，说他家是“四人帮”死党谢静宜时常出入之地；个别人又说梁湘的妻子邝辉军在国外买了一头漂亮的女人假发、假屁股、假乳房，到中南海去送给江青献媚……一个劲地要把梁湘往“四人帮”的圈子推去。
其实，这统统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
所谓谢静宜时常出入梁家之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梁湘40年代在延安党校工作时，有位同事叫谢北一，他的闺女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医生，闲暇之时到梁湘家里做客，梁湘家里人都叫她“小谢”，有时又会说及她父亲谢北一的名字。这样，就被人张冠李戴地说成谢静宜时常出入梁家了。
至于邝辉军到中南海去给江青送假发、假屁股等，也是子虚乌有。因为邝辉军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未去过北京，她的工作单位都可以证明的。
参加市委整风的干部中，大多数人是实事求是的。许多人站出来，为焦林义、梁湘讲公道话：“说他们与‘四人帮’是一伙，就应拿出真凭实据来。如果他们只是按照上头的指示做了一些错事的话，那段时间你要是在台上也免不了要这样做的。”虽然原则问题、政治问题，都是凭空猜想、无中生有，但是广州市委从第一书记到第五把手，整风过后都陆续被调离广州市。有人俏皮地称此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焦林义被调去湖南。离开广州时，许多干部听到消息，自动跑去火车站为他送行。焦林义在广州工作二十多个春秋，为广州人民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现在要离开广州了，给他送送行表示一点敬意，这有什么不对呢？
1980年秋天，梁湘也被派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行前，省委主要领导人跟梁湘谈话：“你一直在第一线工作，现在省委需要你到党校去深造，学完回广州更好工作。”学习也是工作需要，梁湘愉快地上路了。过了半年，梁湘学成毕业却无法再回广州继续工作。
稍后，对梁湘的去向传闻甚多，有的说要调他到唐山去，有的说要调到海南去，也有的说要调到天津去，可能这些地方上头都曾作过考虑。后来，是新任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独具慧眼，极力举荐梁湘到深圳去试办经济特区。
话说回来，梁湘也说得上够倒楣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哪想到改革开放才开始，他就吃了头啖苦汤。整整审查了一年之后，照例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不过他依然乐观地苦笑了之，还是那句话，如今迈步从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