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到一九六九年年中，北京市的老三届（６６、６７、６８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就基本上走光了。一九六九年夏秋，６９届初中毕业的又连锅端，或黑龙江或内蒙或云南，全是军垦农场。北京城清净了好多。到了一九七○年却爆出个特大喜讯：７０届初中生不再上山下乡了，要分配在城里工作了！我是７０届的，虽然去了五七干校，但没转户口，没参加干校的青年班，所以有资格回北京参加分配。可等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已经是一九七○年的六月，分配刚到一半又停了，因为这把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气坏了。中央有人提出这是有关革命大方向的问题：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战略部署。
跑回我的中学（１１１中）一看，７０届的一大半已经分走了，有东方红炼油厂、北京汽车制造厂、修配厂、北京丝绸厂、木材厂……真让人眼绿。当上小工人的同学还特爱穿着工作服回来溜一圈，见着老师就上去拍肩膀，迫不及待地摆出“领导阶级”的架子，多气人呀。
不过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个问题是住处。我姐姐早就去了黑龙江，爸爸妈妈都去了干校，一九六九年我和弟弟最后离开北京去干校前把我家的房子退了。现在住哪儿呢？不用我发愁，一机部管。还有十几个情况和我一样的，７０届的，家在北京也没房子了，刚从一机部江西五七干校跑回北京参加分配的，我们一起被安排到百万庄一处腾空了的老办公楼里（成套设备局的）。办公室改宿舍，两三个人一间，一座三层楼就我们十几个人住，女孩二楼，男孩一楼，只有院子大门口传达室住着个看门的老头。我们吃饭换饭票，走十分钟路到成套局新楼那边的食堂。伙食不错，炒肉片、红烧排骨一类的三毛，肉片青椒、鸡蛋西红柿一类的一毛五，素菜才五分。
住了没两星期，女孩全搬走了，吓的。男孩里的张华原来家住百万庄辰区，第二天就把他们那片的哥们儿全勾来了。这么大的楼空着也是空着，折腾吧，唱歌、吹口琴、又叫又骂，每天晚上至少热闹到十二点。有的哥们儿干脆就在这儿过夜了，那会儿的话叫“刷夜”，都觉得比在自己家睡觉强。一大帮男孩老坐在楼门口台阶上，那几个女孩一路过全盯着看，然后就评分。一百分算满分，其中最漂亮的得了七十分，最惨的才十分。评完分就开始分配，都挺谦让的，说七十分的应该留给张华。但张华的表情像是吃了苍蝇，说：七十分的谁要啊？！我早就有女朋友了，九十五分！哪天带来让你们开开眼。既然张华不要，就给伊平吧，他白白净净的，有空就梳头、抹油、照镜子，碰上女孩就盯着看。
伊平赶紧说七十分的他也不要，可早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于是就算定了。下一个是五十分的，更没人要了，张华就硬分给了他的一个哥们儿叫麻驴的，麻是因为一脸的壮疙瘩，驴是脸太长。麻驴谦让了几句就认了，然后给五十分的姑娘起了个名叫“点子”，因为他爱养鸽子，点子是鸽子里最可爱的那种，即所谓的和平鸽，一身白。麻驴以后就不看别的姑娘了，一往情深地只盯着“点子”，还站在楼下，冲着二楼亮着灯的女生宿舍，吹一段口琴再唱一首歌，唱之前大声宣布是唱给“我的小点子”的。歌都是《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都带姑娘、爱人这些字眼。过了没几天，那些女孩不见了。大家有点发慌，尤其是麻驴，赶紧跟踪侦察，这不难，那几个女孩还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结果发现她们搬到了一机部的另一处宿舍。
大家比丢了钱包还难过，有人提议应该去弄些西瓜来吃吃，以安慰麻驴和伊平。于是张华把这个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小包。小包不爱说话，但一看就特能干。张华警告过我要提防小包，我不明白，张华就小声说他进过局子，是这个，一边用两根手指夹一夹，伸向我的口袋。既然小包有这种资格，让他指挥西瓜行动就是当然的了。小包思索了一会儿，宣布后半夜两点行动。行动之前有人兴奋得睡不着觉，比如我，也有人提前就睡了，还睡得呼呼的，像小包。当我终于困得迷糊过去，却突然被人捅醒：“快，起床！”我难受了几秒钟，马上又被兴奋抓住了，头一回参加这种行动，太刺激了。我们没人废话，都赶紧穿上球鞋，系紧鞋带，都穿着暗色衣服。轻轻关门，轻轻出楼，然后不走大门，翻墙出去，一路纵队，尽量放轻脚步。这一切都是小包事先反复布置好的，纪律是成功的保证。身边的楼房全都黑着灯，无声无息，和白天大不一样，有点瘆得慌，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觉又过瘾又担心。一会儿就到了楼区边上，前面是开阔地，大马路，路灯全亮着。那边靠十字路口有个小铺，门口是一大堆西瓜，盖着席子。
小包让我们在黑暗里隐蔽待命，然后观察了一下就蹿了出去，没声，只跳了几下就到了小铺跟前，把小铺又是听又是看，然后又蹿了回来。他说小铺里没人，不用怕，唯一要防备的是夜间巡逻的街道治安组或工人民兵之类的，都睁大眼盯着点。他让我们看他的手势，一招手就过去一个，一次只许一个，抱了西瓜再回到黑影里等着，大家一起走。说完他又蹿回了小铺，掀开席子挑西瓜，接着一招手，张华先跑过去，接过西瓜又跑回来。小包再招手，又过去一个……该轮到我了，感觉有点哆嗦。等我从黑暗里跑进路灯，就觉得一片光亮，耳朵里嗡嗡的，路边的楼里好像有好些人在看我。我接过小高手里的西瓜转身就跑，听见他后边小声地直喊：“回来！快回来！”回去干吗？我一口气跑回黑暗处才算放了点心，再定了定神才明白小包为什么喊我回去：别人都是两西瓜，一手一个，我只抱了一个。我开始脸上发热。小包最后一个回来，夹了两个特大个的西瓜。他小声但严厉地批评了我：“跑什么跑？有什么好怕的？就你胆小！”我心服口服，脸更热了，幸好是黑天。回去的路上队伍停了两次，大家小心地把西瓜放到地上歇歇胳膊。我不歇，还抱着。就一个西瓜还歇，臊不臊啊？再说，抱着西瓜累一累也算是给自己一点惩罚。
等回到宿舍，我还惭愧得抬不起头。当大家开始抢西瓜吃，我不抢，没资格。我心想，如果西瓜不够，我一定让别人先吃。可担心是多余的，西瓜多得吃不了。有人又想起我的错误，说必须惩罚，但不是少吃而是多吃，必须使劲吃那些不太甜的。但最后不光是我，每个人都吃到了绝对极限，再多一口也进不去了。腰带早就全解开了，干脆裤子都脱了，只穿裤衩。每个人都挺着肚子，一点不敢弯，稍一弯嗓子眼就冒西瓜汤。大家刚慢慢地仰面朝天躺下，又不得不挣扎着起来，去撒尿。厕所灯坏了，就出门到院子里尿，后来干脆站在楼门口冲台阶上尿。八九个人，八九条水柱，哗哗哗的特别响。然后大约每二十分钟来一次，都是一起去。觉是睡不成了，虽然挺困。直到天开始亮了，起床的频率才慢了下来，终于睡踏实了。第二天令人奇怪的是，台阶上并没有尿迹，也没有臊味，干干净净，就好像自来水冲洗过的一样。我们照样坐在上面唱歌吹口琴。
没过几天，我爸爸突然跑回北京，是四机部借调回来的，参加国防工办的什么规划会议，住在京西宾馆。他跑来看我，还带我去吃烤鸭，但我不爱吃，嫌太肥。又过了几天，他突然让我搬家，说跟四机部要了一套房子，还在我家原来住的百万庄寅区，只是换了个楼门。我觉得意外，说：你是出差的，还得回干校，我一个人住一个单元太浪费了吧，再说我现在住得也挺好的。爸爸却低吼了一句：“好？你再住下去就要变成小流氓了！”爸爸后来告诉妈妈，他来看我住的地方和同住的“哥们儿”就觉得我掉进了流氓窝，然后费了好大劲从四机部要到了房子。他像所有家长一样低估自己的孩子，总觉得他们变坏都是让别的孩子带的。
我们１１１中学７０届的，原来十个班近五百人，现在只剩了一百多个，让人挑剩下的。里面有“坏孩子”，一直调皮捣蛋，老师从心里烦，所以人家工厂一来挑人就使劲说坏话。还有“好孩子”，挺得老师欢心，可惜出身不好，老师说再多好话人家也不要。更多的是“蔫孩子”，从不怎么惹人注意，出身有好有坏，运气不济没挤上头班车。还有几个跟我一样的，刚从干校跑回来，误了车的。另外还有身体实在不好的，怎么也挤不上车。我们这一百多人缩编成两个班，后来就干脆合成一个班，反正到这会儿已经毕了业待分配，想上课也没了，用不着进教室坐着了。
可学校也不放我们的假，天天得去，挖防空洞，运砖运土，清理校园，成了不要钱的劳动力。我们都装着挺高兴地使劲干，都怕哪天又要分配了，老师说坏话。连“坏孩子”们也都收敛了不少，都为前几年没远见光顾一时痛快耽误了前程而懊悔不及。所以我们一百多人都显得特别听话，老师也用着顺手。学校的活都干好了就让我们在院子里练队列，谁都没什么意见。一九七○年十一天安门广场的组字又把我们全用上了。于是从九月初到十月一，我们又忙了一个月。那会儿已有迹象，高中大学还要恢复，所以对７１届、７２届、７３届的来说，去组字就不再是什么光荣任务，而是浪费时间。我们７０届的反正已经过了时，不怕浪费。
忙过了十一，分配工作还是毫无消息。学校发愁给我们找不着活干，就到处联系，终于发现西山那边的东北旺苗圃需要劳动力，于是把我们打发过去干活。十月金秋，离颐和园差一站下车，再往北走上好几里地。路旁两排钻天扬，黄黄的树叶飘飘地往下落，广阔的农田看不到边。稻子收完了，白菜正在收，几个农民又在用竹竿稻草搭风障，修暖畦，准备种冬菜了。太阳那么好，天那么蓝，风那么爽，我们心情都不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