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
当一个人在某种特殊的文明中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经常试图探索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文明究竟是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等问题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会想朝其他方向扫视一下，而且想询问一下在文明面前有什么样的命运，以及文明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转换。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探究的价值从一开始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而日渐降低。首先，这是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全面细致地观察人类的活动，而大多数人则不得不把自己囿于某一个或几个文明中。但是，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越不可靠。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恰恰是在这种判断中，一个人的主观期待往往会起一种难以评价的作用；结果这些期待便依赖于他自己经验中的纯粹个人的因素，依赖于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或多或少的乐观态度，这种态度是受他的气质类型或者他的成功与失败指使的。其次，这个奇妙的事实使人觉得，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说，人们是天真纯朴地体验他们的现状的，但无法对其内容做出估计；在现实状况能够使人处于由此判断未来的有利地位之前，他们首先必须使自己和现状保持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必须把现状变成过去。
因此，任何一个人，若屈从于这种诱惑，对我们文明的可能的未来发表某种看法，都一定会想到我刚才指出的那些困难，想到与任何预言都有普遍联系的那种不确定性。就我个人而言，在这样一个过分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也要迅速地知难而退。只要我确定了这个狭小的研究领域在整个事物进程中的地位，我就会迅速地探讨这个迄今为止我一直十分关注的领域。
我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人类生命从其动物状态提升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文明的这两种倾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首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受本能满足的数量影响，而只有现存的财富才能使本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其次，就另一个人可以利用他的工作能力，或者把他选作一个性对象而言，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发生联系时，他本身就可以起到财产的作用。最后，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普遍感兴趣的一个对象，但每一个人实质上又都是文明的敌人。[1]显而易见，由于人们不能孤立地存在，因而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所寄希望于他们的那些牺牲便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文明就必须对个体严加防范，它的一切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旨在完成这项任务，其目的不仅在于影响财产的分配，而且在于维持这种分配。确实，对于一切有助于控制自然和生产财富以抵御人类敌意冲动的东西，这些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必须予以保护。否则，人类创造的财富就会轻而易举地毁于一旦。另外，创造了这些财富的科学和技术也能用来毁灭这些财富。
因此，人们常常获得这种印象：文明不过是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反抗者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为数虽少却懂得怎样才能掌握占有权力和采取强制手段。当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假设，这些困难并不是文明本性中内在固有的，而是由于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文明形式的不完善所决定的。而且，要说明这些不完善和缺陷实际上并不困难。虽然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而且完全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无法明确地肯定，在人类事务的管理方面都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在各个时期——如同现在一样，许多人一再扪心自问，已经获得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文明是否确实值得保护。人们还会认为，重新安排人类关系的秩序应该是可能的，通过放弃对本能的克制和压制（suppression），就能把对文明感到不满的那些根源全部除去，这样一来，由于没有内部冲突的干扰，人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获得财富并沉浸在获得财富的欢乐之中。这当然是一个黄金时代，但这种状况能否实现是值得怀疑的。相反，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建立在对本能的克制和强制基础上；更有甚者，谁也无法确定，如果强制终止，是否大多数人就会为获得新的财富所必须进行的那些工作做好准备。我认为，人们必须重视一个事实，即目前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性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
这个心理学事实对我们判断人类文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我们可能会认为，文明的实质在于为了获得财富而控制自然，而且，通过在人类中对财富进行适当的分配，就能把威胁文明的那些危险消除掉，现在看来，强调的中心似乎已从物质转向了心理。决定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够减轻强加于人类的本能牺牲的那种负担，使人和那些必须保存下来的本能协调一致，并且为它们提供一种补偿。如果不能免除少数人对民众（Masse）[2]的控制，就无法免除对文明成果的强制。因为民众是懒惰且没有理智的，他们一点也不愿意对本能进行克制，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克制是不可避免的；组成民众的个体在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自由散漫方面是相互支持的。只有通过能够作为榜样，并被民众公认为领袖的那些个体的影响，才能引导民众实施这项工作，才能进行文明的存在所依赖的这些本能克制。如果这些领导者是一些对于生命的必需品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一些足以掌控自己本能愿望的人，那就皆大欢喜了。但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危险，领导者为了不失去他们的影响，可能会使自己服从民众，而不是让民众服从自己，因此，他们似乎有必要借助于权力的操纵而使自己独立于民众之外。简言之，人类有两个普遍存在的特点应对以下这个事实负责：文明社会的规章制度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才能得以保持，也就是说，人类并非本能地喜爱工作，而且那些论点对于抵御他们的激情是毫无作用的。
我知道会有人对这些主张提出反对意见。人们会说，这里所描述的民众的这种特点据说能证明，强制在文明的实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特点本身只能是由文明的规章制度的缺陷所致，由于这些缺陷，人类才变得极端痛苦、充满仇恨和难以接近。那些在亲切友善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学会了高度评价理性，并且在幼年就从文明中获益匪浅的人，将会对文明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觉得文明就是对自己内心的占有，并且愿意随时为它做出牺牲，甚至连牺牲那些对文明的保存来说十分必要的工作和本能满足也在所不惜。他们将能够不受强制地做事，而与他们的领导者并没有多大差别。如果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文化能产生这种性质的民众，那是因为还没有一种文化设想出一些能以这种方式，特别是从童年开始就对人类产生影响的规章制度。
不管怎么说，人们可能会怀疑，在目前我们控制自然的这个阶段，是否完全有可能，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否已经建立了这种文化的规章制度。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将作为后代教育者的职高位尊、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领导者究竟来自何处呢？当人们想到在实施这些意图之前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大量的强制手段时，可能会感到惊慌失措。这项计划之宏伟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未来的重要意义是不容争辩的。它是完全建立在下述心理学发现基础上的：人类具有最丰富多彩的本能倾向（instinctual dispositions），其最终的发展过程是由儿童早期的经验决定的。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人类所能接受教育的有限性限制了人类文化中这种转变的有效性。人们可能会问，一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消除民众的这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使人类事务的引导如此难以进行。这种试验尚未付诸实施。可能有一定比例的人（由于某种病理倾向或过度的本能力量）仍将必然保持其反社会态度，但是如果能够把那些对今天的文明充满敌意的大多数人缩减为少数人，那么就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工作，或许所有的一切就都能够得以完成。
我不愿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已大大地偏离了为我的研究所制定的路线。因此，我不妨明确保证，我丝毫无意于对现在横跨欧亚的那个大国进行的这个伟大的文明试验做出评判。[3]我既没有专门的知识，也没有这种能力来确定这项试验的实际可行性，测验所用方法的可靠性，以及测量在意图和实施之间不可避免的差距的大小。由于正在准备中的一切尚未完成，因此我没能进行这项研究。我们曾得到的长期巩固的文明会为我们提供进行这项研究的材料。
注释：
[1]人类个体对文明的这种敌对态度在本书的前面几章起着很大的作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一书中又重申了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更全面的探讨。
[2]“Masse”这个德文单词有非常广博的含义。此处译为“民众”较为合适。——译者注
[3]但是，请参见《文明及其缺憾》第五章的某些论述和《为什么有战争？》（1933）中的两个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