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教士和牧师心灵治疗（pastoral cure of souls）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这两者所涉及的事物，从根本上而言是不同的。教士或牧师所实施的心灵治疗，是一种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告解而产生的宗教性影响。而精神分析，却是一种医疗干预，一种旨在将无意识的心理内容揭示出来，并将其整合到意识之中的心理学技巧。然而，这种对精神分析的定义仅仅适用于弗洛伊德学派和我的学派所使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阿德勒学派的方法并非分析法，其学派所追求的目的也与上述所言不同。以阿德勒学派的意图而言，它主要是一种教育学的方法，并直接作用于意识心智，而不是如其所愿地关注无意识。这是进一步发展了法国的“意志再教育”（rééducation de la volonté）和杜波依斯（Dubois）的“心理矫正术”（psychic orthopedics）。阿德勒学派教学法期待的目标是让个体心理正常化，他所强调的对集体心理的适应与调整，代表了一种与教士和牧师的心灵治疗不同的目标。教士和牧师的目标是对灵魂的救赎，并且让灵魂脱离俗世的拘囿。在某些情况下，正常化与适应性甚至有可能与摆脱世俗、归顺上帝的意志、拯救个体的基督教理想背道而驰。阿德勒学派的方法与教士和牧师的心灵治疗方法——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适用于人的意识，并以此激发个人的洞察力和意志力。
然而，另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主要激发的，既不是洞察力，也不是意志力，而是寻求将无意识的心理内容带入自觉意识的途径，以此来消解各种困扰或症状的根源。因此，弗洛伊德所寻求的，恰恰是通过破坏症状源头来消除适应性所带来的干扰，而不是通过对意识进行治疗的方式。这便是他的精神分析技术的目标所在。
而我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始自对无意识素材的不同解读。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某种理解的途径，如洞察力，我们是无法将任何东西整合到意识当中去的。为了让无意识的素材能够被理解或吸收，弗洛伊德采用了他著名的性欲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把分析中出现的心理素材理解成为与意识态度不相符的性欲倾向（或其他的不道德意愿）。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19世纪后期出现的、对科学进行理性唯物主义解读的思潮（他的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对此进行了最为直白的表述）。随着这些观念的出现，一种颇有深远影响的说法——对人类动物天性的认可，就毫无阻力地应运而生了。因为如此一来，人类的道德冲突显然就可以被限定为那些倾向于避免与公众意见或刑事法典发生抵触的冲突而已。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提出了“升华”（sublimation）理论，他对此的解释是：力比多的一种非性欲式的使用。我在这里无法对这一非常精致的主题进行批判，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来自无意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升华”的。
对于任何基于天生禀性，或出于哲学或宗教原因而无法采纳科学唯物主义的人而言，认识到无意识心理内容的存在，是一个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很严肃的问题。幸运的是，一种本能的抗拒会保护我们免受那些意识所带来的苦恼，不至于深陷那些意识之中，不能自拔。因此，人们常常满足于意识的适度增长。这特别适用于那些简单、易治的神经症，或者说适用于那些单纯的人（神经症永远不会比患者本人更复杂）。然而另外一些人的天性更为精细，对意识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他们本能的抵抗。他们希望看见、知道、理解。对这些人而言，弗洛伊德的诠释艺术无法给出令他们满意的答案。而此时，教会的恩赐途径，特别是借由天主教神父的方式，则很有可能有助于这些人的理解，因为这些途径的形式和意义在其创始之际，就是与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本性相适应的。这也是为什么神父不仅仅聆听告解，也要提出问题——向人们提问，确实是神父的职责所在。而且，神父可以询问一些原本只能讲给医生听的内容。鉴于神父可以自行决定施予恩典的方式，他的干预并不会被视为超越了自身的能力，因为人们知道，他被赋予了足够的力量，可以平息任何由他引发的风暴。
然而对于新教的牧师而言，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除了普通的祷告和圣餐之外，新教牧师就没有其他可以自行决定的仪式了，没有灵性修行，没有念珠，没有朝圣，也就失去了它们丰富的象征意义。牧师被迫站在道德高地，将发自无意识的本能力量，再次置于被压抑的危险之中。任何圣事举动，无论以何种形式，都起到一种承载无意识心理内容的作用。清教徒的化繁为简，恰好褫夺了新教这种作用于无意识的手段；至少，牧师作为神职中保（mediator）的性质已经被解除了，而灵魂却是十分需要这一职能的。取而代之的是，新教将权力施予个人，让他们对自己负责，让他们自行面对各自的上帝。这既是新教的好处，也是它的危险所在。也正是由此开始导致了新教徒内心的不安，这种不安使其在几百年间衍生出了超过400个新教分支——这无疑显示出了个体主义泛滥的症状。
毫无疑问的是，用精神分析的手段来揭示无意识的效果是很强大的。同样，天主教的告解效果也十分强大，特别是当告解不再是一种被动聆听，而是一种积极干预的时候。从这一点来看，新教教会不再致力于恢复告解制度，不再致力于恢复告解作为牧羊人和羊群之间宗教纽带的象征意义，确实令人诧异。然而对于新教徒而言，确实没有必要退回到原始的天主教形式，那些形式与新教主义的本质针锋相对。新教牧师在心灵治疗中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自然会四下寻找新的方法来触及教民们的灵魂，而不是仅仅让他们聆听而已。而分析心理学似乎为牧师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因为牧师的意义和宗旨并不仅仅是完成礼拜日的布道，这类布道也只是被听众们听听而已，很少能深入内心，更不用说触及人类最为隐秘之物——灵魂了。灵魂的治疗只能在谈话的静谧中进行，在完全信任的健康氛围中进行。用灵魂来治疗灵魂，逐一打开那些阻止通往内心最深处的大门。精神分析则具有打开那些紧闭心扉的钥匙功能。
然而，开启这些心灵之门就如同进行外科手术，手持手术刀的医生必须为手起刀落之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同样，精神分析师可能会发现一些无法预料的、令人不悦的事情，如潜在的神经症等。尽管假以时日，这样的症状也会最终完全按照自身的意愿逐渐浮出水面，但是人们难免会指责精神分析师，认为是他们的干预才让这些病症引发的困扰被提前释放出来了。只有深厚的心理治疗知识和专业技能，才能保护心理医生，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因此，一个入行尚浅的分析师必须与医生一起合作才行。
所幸，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意外事件很少发生。但是心理分析本身的难度却不容小觑。它要求病人直面自己的人生问题，这就使病人不得不面对那些自己一直逃避的、终极的、严峻的问题。人的本性远非简单无知之物，所以逐渐显露的事实，往往足以解释病人为何要逃避：他本能地感到，自己无法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此一来，他希望从分析师那里得到答案。而此时，为了对病人有利，分析师可以放心地保留一些重要问题，不予回答。因为所有明智的病人都只是想从医生这里得到医疗帮助而已，除此以外的帮助可以来自牧师，尤其是对于宗教问题的解答。
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天主教拥有一些方式和手段，从古时候起就为教会发挥着作用，把一些低层的、本能的心理力量汇集成象征符号，并据此整合形成了精神的圣序等级。而新教牧师缺少这样的手段，因此在那些暴露人类本性的心理事实前面，当所有劝解、启示、善意、英雄式的自我惩戒都不起作用的时候，牧师们便会经常感到困惑不解，束手无策。在新教教义看来，善与恶是明显对立、不可调和的。没有任何形式上可以呈现出来的宽恕，人被抛下，独自面对他的罪。而上帝，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只会宽恕我们自己已经征服了的罪恶。对新教的牧师而言，他们必然会遭遇的一个心理学难题，即没有任何方式来帮助他们捕捉到心理生活中较低层次的那些本能。而这恰恰是由精神分析发掘出来的、亟待解决的无意识冲突的问题。医生当然可以基于科学的唯物主义，用医学的谨慎来对待病人的心理问题，也就是说，他可以把病人的伦理问题视作超乎医生能力之外的疾病。他可以放心地退避在这句充满歉意的话之后：“对此，你自己必须拼尽全力。”但是，在我看来，新教的牧师却无法这样推卸得一干二净，他必须陪伴那个信任他的灵魂，度过黑暗的旅程。精神分析的还原观点在这里帮不了牧师，因为任何进展都是添补修建，而不是拆毁还原。在一些严重的病例中，良好的建议和道德劝诫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如果采纳这些建议，它们就驱散了光明到来之前必须经历的那种浓雾般的黑暗。正如一句东方的智慧格言所说：“避恶不如为善。”（It is better to do good than to eschew evil.）因此，真正的智者会扮作乞丐、国王、罪犯，并对诸神格外小心留意。
相对于新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更容易运用一些心理分析的元素。新教牧师要面对更为艰巨的任务。天主教不仅拥有那些自古以来得到认可的、现成的教牧技巧，如告解、苦修、赦罪等，还有大量丰富易见的仪式化象征符号供他们使用，完全能够满足心智较为简单者的需求和模糊的激情。由于缺少宗教仪式中所有核心的形式，新教的牧师则更需要一种心理学技术。因此，我认为新教牧师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完全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他们对医学领域可能造成的侵扰（encroachment）远远不及医学对宗教和哲学的入侵（incursion），而医生们仍天真地认为自己有权如此（用性欲症状或幼儿期的愿望及幻想来解释宗教过程就是证明）。在分析心理学中，医生与神职人员无疑会迎头相撞。但这一碰撞应该导致合作，而不是敌对。
因为缺乏仪式的具体形式，新教（与天主教相反）的心灵治疗方法发展成为一种“我—你”关系中的个人交谈。这种交谈无法像天主教那样，将转化（transference）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解释为一种非个人的客观性问题，而必须信心百倍地把问题当作某种个人体验来解决。与无意识进行任何程度的接触，都会导致转化现象。因此，无论何时，只要神职人员试图对心理背景稍作深入了解，就会触发一次转化（男女均可发生）。这势必牵涉到牧师个人，而随后，新教牧师却没有任何方式让自己像天主教的牧师能够或必须做的那样，用某种形式来替代其自身。在这种情况下，牧师会发现，为了教徒的精神福祉，自己做出了极大的个人投入，这种投入甚至多过分析师，因为对精神分析师而言，对病人灵魂的具体救治并非迫在眉睫。无论如何，分析师都可以利用一些貌似合理的借口，来避免过多地投入；但对于神职人员而言，却必须找到更高尚的理由，才能紧张兮兮地拒绝过多的牵涉。因此，新教牧师便不得不置身于一种时常将自己卷入严重心理冲突的危险之中。而这些心理冲突，说得温和一些，是不利于教牧者修习平和心态的。这一危险非同小可，但也有一个好处，有助于把有责任心的牧师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同时可以让他置身于早期教会的种种磨难中（参比那些让保罗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的流言蜚语），从而获益。
牧师必须想清楚，他的社会身份、所获资助以及家庭关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开始着手救治灵魂这一艰险使命。如同德尔图良（Tertullian）给新门徒建议一样，我建议牧师们应该主动去现场看看。但是如果牧师们不打算采纳我的建议，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建立在当代心理学基础上的现实中的教牧工作，很容易使神职人员成为公众误解的牺牲品。他们的社会身份以及对家庭的关照，尽管都是些世俗的考量，却可以帮助牧师留出一些明智的余地（正如我们所知，俗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为聪明）。尽管如此，灵魂的眼睛始终渴切地注视着那些不顾世俗福利，为了换取更好的选择而孤注一掷的人们。当然，充满孩子气的热情将一无所获；只有伴随着勇气——一种从不脱离现实与可能性的勇气，一种永不从磨难中退缩的勇气——才能成就更大的价值。
因此，正是由于新教牧师缺少仪式性的工具，才使得他无法与世俗进行更深入的接触，而与此同时，却将他推入了更大的险境——迫使他置身于火线前沿。我希望人们不会发现，新教牧师缺少完成这一任务的勇气。
如果心理治疗师的努力可以得到牧师工作的支持和补充，那么所有明智的心理治疗师们都将会为此而感到高兴。人类灵魂的问题，确实可以通过牧师和医生从不同途径入手，共同解决。这样一来，势必会给双方都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尤其是立场上的差异。但是，正是这样的一种交汇，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期盼，盼望双方都可以从中激发出最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