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一早起来，姐姐发现窗台上放着一捆菜，菜的中间还夹着一块肉。妈妈觉得很奇怪，就去对面问几个叔叔和二公公，但他们都说不是他们送的。妈妈想啊想啊，最后哦了一声说：“肯定是宫建民送来的！”二姐问：“宫建民是谁？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妈妈悠悠地说：“不应该啊！回来这么长时间，竟忘了去看看你爸爸的救命恩人。”二姐笑着说：“这人真是神经兮兮的，已经走到家门口了他为什么不进来呢？”妈妈叹了口气，说：“他日子不好过啊，可能是怕连累我们吧！”二姐的表情立马严肃起来，问妈妈：“他是地主吗？”妈妈摇摇头，说：“他家穷得叮当响，怎么可能会是地主？说来真是命啊！去年他不懂事的儿子把他当国民党戴过的一顶军官帽拿出去戴，碰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副书记看到，没过几天他小学校长的职务就被免去，连当老师的资格都免了。公社把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说他对国民党心存幻想，还逼他交出和国民党联系用的电台。唉，一个老实巴交的山里人，他哪有什么电台呀？结果三天两头被叫去交代问题。
”二姐问：“他是怎么救爸爸的？”妈妈说：“当年国民党抓壮丁，他和你爸爸一起被抓走，到部队他去前线打仗，你爸爸在后勤做修理工，闲时俩人经常在一起。有一次你爸爸拉痢疾，拉到晚上人事都不省了，宫建民得知消息后赶来，背上你爸爸找到当地一个老中医。回去后他给你爸爸熬药，并拿出刚发的军饷给你爸爸买鸡熬汤补身体，从此俩人就以兄弟相称了。日本投降后，宫建民到贵州参加了国民党杂牌军组建的军官队，你爸爸想学一门手艺便到昆明读技工学校。四六年宫建民所在的部队要开赴徐州打仗，他写信来问你爸爸是去还是不去？你爸爸说日本人已经被打跑了，现在去徐州打的是共产党，都是中国人啊！面对面的你举得起手里的枪吗？不如回家种地去算了。宫建民听从了你爸爸的建议，回到老家，因为识几个字又有点见识，村里便叫他去教书，还让他当了校长，谁知一顶帽子最后把他的命运改变了。”二姐奇怪地问：“爸爸不是一直在福建当兵吗？怎么又到昆明读技校去了？”妈妈说：“你爸爸读技校并没有脱离部队，书读完后他就随部队起义了，后来一直在福建当兵。因为在昆明读过书，你爸爸喜欢上了那地方，最后才坚持转业到昆明的。
”妈妈在说着别的事，我心里在想着宫建民，非常想见到他。很奇怪，妈妈已经说他是个反革命了，怎么我会觉得他像个好人呢？吃完午饭，妈妈拿了点“云南白药”和“三七”，说要去看宫建民，我赶快跑出去到路边等着。一会儿，妈妈出来了，见我站在路边她有些奇怪地问：“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想跟你下山玩去。”妈妈笑了，拍了一下我的头说：“走吧，插巴丫头。”到了黄泥堡，我们在一堆土房子中穿来绕去，最后在一道旧旧的门前停住。妈妈咚咚地敲了敲，门吱吱呀呀地叫唤着裂开一条缝，紧跟着半张灰灰的脸贴到门缝上。看到妈妈，那张灰灰的脸涨红了，眼中闪现出一丝惊喜。门迅速打开，妈妈被一把拉了进去。我心头一紧，踩着妈妈脚跟跳了进去，生怕动作慢了被门夹住。到了院子里，那人还是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他嘴唇颤抖着，老半天才说：“妹子哎！你到这里来做么子？当心给你屋里惹麻烦咧，不怕这个，早上我就到你屋里去了。”这人说着和爸爸一样的话，不难听懂，他应该就是宫建民了，但为什么会那么老呢？老得就像嘴巴尖尖的爷爷。
妈妈嘿了一声，满不在乎地说：“我来看看你怎么啦？他们不可能因此上纲上线吧？”宫建民拍着妈妈的手，说：“妹子你真不该来咧，他们一直说我暗地里是有组织的，我们扯在一起不是更说不清了啦？”妈妈哼了一声，说：“昆明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紧张到这等地步，这小山沟里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你不要瞎马自惊。”宫建民流泪了，哽咽道：“我也就那么回事了，是怕连累你咧，你一个女人家带那么几个孩子不容易咧。”我们进屋坐下了，一个老太婆端来两碗开水，还往每个碗里放了一勺沙糖。妈妈管老太婆叫嫂子，她看着我，嘀嘀咕咕跟妈妈说了一通话，还摸摸我的头。妈妈告诉她我是家里的老四，八岁了。老太婆出去了，妈妈看着宫建民叹了口气，说：“五八年我回来见你精神抖擞的，仅十年的工夫，怎么看着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宫建民用手掌抹掉脸上的泪，吸了一下鼻涕，说：“去年大病了一场后，这身体就再也没有缓过劲来，总是有小病小灾的闹腾。心里难过咧妹子！胸口堵得慌，晚上睡觉不踏实老是醒过来。”妈妈说：“事已至此想多了也没用，还是身体要紧。
说来也怪你自己大意，一顶帽子留着它干什么？运动一来你就应该把它处理掉了。”宫建民的眼泪哗啦哗啦地流淌出来，他边哭边说：“我当兵十年就留下一顶帽子，心想戴着它打过日本人是件光荣的事，就留下来了，谁知最后会惹出那么大的麻烦。那些娘卖×咯血口喷人咧！他们说我对国民党心存幻想，留着那顶帽子是指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好戴着它去迎接国民党，到时候捞个一官半职的。妹子你说说，我这把岁数的人了，每天要忙着去学堂教书，要回屋里种地，哪有心思去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事？就算国民党真的回来了，我可能扛着枪去跟他们打仗啦？”妈妈问：“这些话你跟他们说说嘛。”宫建民摇着头，说：“说了有么子用？他们揪住不放看中的是我那个位子，眼红我每天挂十个工分，月底拿五块钱的工资咧。这不，很快他们自己的人就安插进去了。”妈妈叹了口气，说：“如果是这样，你就只有认命了，什么事想到死处人反倒不会难过了。”宫建民又伤心地哭了。好半天，他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我真冤啊！”妈妈把药拿了出来，往宫建民面前一推说：“这些‘三七’你把它砍成片，往锅里放点油用小火煎黄，碾成粉。
炖肉汤的时候拿小碗打点汤舀勺‘三七’粉搅进去喝了，是补血的，吃了对身体好。”宫建民谢过妈妈，问道：“妹子，我兄弟的情况如何？”妈妈摇着头说：“他能如何？天天关在牛棚，隔三差五被人拉出去游街，就是给我们写封信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出来。”宫建民不解地问：“我兄弟日本投降后就随部队起义了，当国民党也好当共产党也好，他年年立功获奖，这样一个踏实肯干的人怎么可能去反革命呢？我都是听了他的劝告才放下枪回乡务农的啊！”妈妈说：“这事说来怪他自己，文化大革命虽说闹腾了一年多，但他通过了五一年严格的政审一直没什么事。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出去散步忽然疯疯癫癫地爬上了‘八二三’的宣传车，当众抢过别人的话筒说，‘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初期，小到一颗螺丝钉都得用铁锤一下一下地敲出来，这种时候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我们国家怎么发展？你们口口声声地要革命，请问你们在革谁的命？是不是想着喊喊口号天上就能掉馅饼下来了？’第二天，他一到单位就被抓了，当场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还把过去的历史也扯了出来，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宫建民一个劲地摇晃着头，说：“我兄弟是出名的聪明人，他为何会说出那样的糊涂话？”妈妈摇摇头，说：“他一向不关心政治，也不太爱说话，天知道那天晚上他哪根筋扭住了，竟敢爬上宣传车对着广播说出那一串话。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刺激了他，明摆着鸡蛋碰石头的事，谁会去那样做啊！”宫建民不再问了，跟着妈妈一声一声地叹气，最后他说：“你身体不好又拖着几个孩子，有么子为难事只管吱一声，大家拉一把扯一把这日子也就过去了。”妈妈哭了，眼泪大颗大颗的。回家的路上，妈妈一直没说话，我则在想宫建民是反革命的事，想到反革命我就想起关在牛棚的爸爸，于是忍不住问妈妈：“老家的反革命怎么不关起来？没有人守着就不怕他们晚上跑出去搞破坏吗？”妈妈愣愣地看着我，竟吓了一大跳，她蹲下来指着我的鼻子瞪大眼睛说：“大人说的话你可千万不能拿出去对人说，一旦外人知道就会把妈妈抓走，就像抓走爸爸那样，以后你永远都不要想见到妈妈了。”我一个劲地摇着头，说：“我不会对外人说的，我不想让他们把你抓走。”话一说完我就流泪了，是妈妈的样子把我的眼泪吓出来了。
妈妈抹去我脸上的泪，轻轻地拍着我的头说：“本来那些话也没什么，但你掐头去尾地出去乱说一通性质就完全变了，真会给家里惹大麻烦的你知道吗？”我很认真地说：“妈妈你放心，他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妈妈看着我，仍旧十分不放心，就好像我把家里的什么事拿出去对人说过似的。真不知什么样的话能表明自己的忠心了，我心一横对妈妈说道：“我要当叛徒，你就把我送去给解放军枪毙吧！”妈妈看着我，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拍拍我的头。我抓过妈妈的手，紧紧地握住，无声无息地告诉我视死如归！堂哥在学校教初中，他除了吃饭时间回来帮伯娘挑挑水，平时很少待在家里。我悄悄地跟踪过堂哥，发现没有人的时候他走路是一蹦一跳的，一进家门脸就拉长了，连眼皮都不肯抬起来看人一下。因为是老师，堂哥就说普通话，哥哥说他土狗学着洋狗叫。怪的是我就喜欢堂哥，很想亲近他，可一看到他板着脸我就退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