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三夜里，谭嗣同又密见袁世凯，详细制订勤王方案：秘密迎接光绪进新建陆军大营，然后诛杀荣禄，再率兵进京控制慈禧。
八月初五，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密令他近期举事。
袁世凯这几天有点忙，也有点乱。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一直在作艰难的思想斗争。一方面，光绪皇帝这么依赖他，他要是勤王成功的话，必将前途无量。另一方面，荣禄又是提拔重用他的上司，他督练新建陆军就是荣禄和李鸿章一起举荐的，没有荣禄，他也许就不会手握这支重兵。
况且荣禄待他不薄，他不忍下手。他即使下手，手下的7000名新建陆军，也不敌荣禄的9万人马。万一勤王失败，他的新建陆军不仅全军覆灭，他本人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再说慈禧是什么样的人？能轻易放过他？想到这里，袁世凯害怕了。回到天津，他立即向荣禄告了密。
袁世凯就这样背叛了光绪皇帝，十年之后，他因此险招杀身之祸，要不是张之洞倾力解救，他真就做了皇族亲贵们的刀下鬼，这是后话。
但袁世凯因为告密有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被慈禧提升为山东巡抚，他从此步入晚清政坛。
荣禄得报，大吃一惊，他当即下令封锁了北京，并向慈禧告发。
慈禧大惊失色，她做梦也没想到，平日一贯唯唯诺诺的光绪竟敢这样做。她当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师紫禁城，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并再度临朝训政，史称“戊戌政变”。
这是慈禧发动的第二次宫廷政变，第一次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的辛酉政变，两次政变她都以胜利而告终，她再度垂帘听政。至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从开始到失败只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大多数史料都认为慈禧发动政变原因就是她反对维新变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绝对。
慈禧和她的后党在思想上是顽固守旧，但光绪皇帝诏定国是，推行维新变法是经过她同意的。光绪皇帝一直是傀儡，像变法这等大事，他不可能不请示慈禧。事实上，中日战争后，慈禧本人也有了“中国须变革才能图强”的意识，因此她本人并不那么顽固地反对维新变法。她只是反对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的行为、“改革政体”的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言论以及他们联合光绪皇帝，架空并控制她慈禧及其后党成员的谋逆活动。
如果康有为等人和光绪举事成功的话，那大清国就真的不保了，她慈禧的政权和老命也就真的完蛋了。她是不会让这一情况出现的，于是她立即发动了政变。
在发动政变前，慈禧只是在旨令中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令他停职待参，并未通缉，也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但当她得知康有为和谭嗣同有意图谋逆时，就对他们起了杀心。
她是权欲熏心、心狠手辣的太后，你想控制她，她不杀你才怪！
慈禧囚禁光绪后，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派兵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特别是要缉拿首犯康有为、梁启超，还有那个主张拉拢袁世凯进京勤王、控制她的谭嗣同。
慈禧下达通缉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帮助下成功逃往日本。
在日本，他们结识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但他们的政见和孙中山有着本质的不同。孙中山是要推翻满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则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力保光绪皇帝归位，康有为后来还在加拿大组织成立“保皇会”。
从此，康有为和梁启超又从维新派，演变成为“保皇派”。清朝灭亡后，他们才回国。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了，谭嗣同和杨锐等人却没逃，他们压根就没想逃，他们甚至还策划营救光绪皇帝，可最后没有成功。
八月初九，谭嗣同和杨锐等人被逮捕。谭嗣同被捕后，他的挚友、贴身护卫、武林大侠大刀王五（1844—1900年，河北沧州人）曾联络武林人士，买通狱卒，密谋营救他，却被他坚决拒绝了。谭嗣同视死如归，他还在狱墙上题了一首千古名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八月十三日，慈禧令军机大臣刚毅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六人押赴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这六人就是“戊戌六君子”。
这一年，谭嗣同年仅33岁，杨锐年仅41岁。
北京发生的一切，张之洞都了如指掌，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戊戌六君子”中，除了谭嗣同和康广仁外，另外四人都是他的门生、幕僚和亲信，他心痛万分。特别是杨锐，他一直都把杨锐当做第一门生，只是因为做了他忠实的卧底，才惨遭非命。杨锐死得十分悲壮，刽子手手起刀落后，他“血喷丈余”，围观者惊骇不已。
正因为此，张之洞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永远地负罪和愧疚于杨锐。杨锐被捕后，他急电盛宣怀恳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设法营救，并直接电请直隶总督荣禄代他向慈禧求情，但慈禧杀心已决，他回天无力。
三整军机
慈禧临朝训政后，继续通缉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将康、梁的同党一网打尽：革除已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永不续用；罢免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等人。
请注意，慈禧对待帝党及维新派人士，只是革除和罢免，而没有像以前那样赶尽杀绝，这似乎不像她的风格，但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她并不是绝对反对维新变法。
恰恰相反，发动政变后，她还担心朝臣们不敢再言维新变法，于是再三强调：“一切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应次第推行，不能因噎而废食。务请内外臣工，一化新旧之见，不得妄意揣摩，或挟私攻诈……”
这是慈禧的原话，她的意思是说，不要因为朝廷通缉康、梁，处斩了谭嗣同等人，就不敢再言维新变法了；也不要因为有人参与过维新变法就对其挟私报复，揪住不放了。可见，慈禧对维新变法还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是全因反对维新变法而发动政变。
稳定了朝局人心后，慈禧又调整了军机处的班子。
中日甲午战争前调整的军机处班子，其成员分别是世铎、张之万、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刚毅，还有统领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这八个人，大部分都老了，退了，没了。
恭亲王奕于戊戌变法前半个月就病故了，享年65岁。恭亲王一生身兼皇子、亲王、议政王、军机揆首、总理衙门大臣五大顶尖职爵，一生五起四落，风光无限，却又十分憋屈。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窝囊的一生。他的四个儿子三个早逝，活着的二子还过继给了八弟奕詥，他去世后，王爵便由嫡孙溥伟（1880—1936年）承袭。
溥伟名义上是奕訢长子载澄的儿子，实质上则是次子载滢之子，因为载澄无子，溥伟便过继给载澄。溥伟毫无影响。因此，奕訢死后，恭亲王成了绝版。
张之万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就退休还乡了，次年病逝于老家南皮，享年87岁。老头子生得其所，死得其乐，一辈子深得皇恩，位极人臣，却为官平庸，功名及后世影响力远不如他的族弟张之洞。张之万死后，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达”，与纪晓岚齐名。
李鸿藻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病逝，享年77岁。老头子倔了一辈子，却为官俭朴，为人正直，他死后朝廷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正”，与曾国藩齐名。
翁同龢的人生结局，前面提过了，这里不表。
孙毓汶和徐用仪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力主求和，再三逼迫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而遭到臣民的唾骂与弹劾。战后，孙毓汶请求病休，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才死去。徐用仪被人参劾为“朋比误国”，他也因此退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
剩下的军机大臣中，世铎继续无为，他后来基本上与政治无瓜葛，可以无视他的存在。除他之外，也只有刚毅一个人了。
可见，当时的军机处力量十分薄弱，慈禧不得不调整补充自己的人手。她首先对刚毅委以重任，授予他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随后，她又把徐用仪召了回来，授予总理衙门大臣，次年又晋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
至于军机处，她安排了三个人，一个是荣禄，一个是王文韶，另一个是裕禄。
八月十三日，也就是问斩“戊戌六君子”的那一天，慈禧就令荣禄卸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授予军机大臣，令他执掌兵部，节制北洋各军。
荣禄入参军机后，原四川总督裕禄(1844—1900年，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也是慈禧的亲信。慈禧令他接替荣禄后，又授予他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入军机前，慈禧就把王文韶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军机，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第二年，慈禧又补了一个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1847—1901年，陕西西安人），赵舒翘入军机后，升任总理衙门大臣兼管顺天府尹（北京）。至此，新的军机班子组建起来了，他们是世铎、刚毅、王文韶、荣禄、裕禄、赵舒翘。
不难看出，这几个军机大臣，或者无为，或者无能，或者无才，或者无名。总之，他们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朝真的无能人了，这个王朝真的快完蛋了。
避祸而上位
张之洞对军机处毫无兴趣，在这场令他肝肠寸断的政变中，他只求自保。因为他和维新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和帝党关系暧昧。慈禧即使不严办他，罢免他也是不为过的，可他在这场政变中竟然毫发未损，反而再次名利双收。
这一切，皆缘于他的老谋深算和权谋手段。特别是他的那部《劝学篇》，既与维新派划清了界限，也为各个政治派别所接受，并成为朝廷执政的行动纲领，实在是神来之作。
而《劝学篇》的超级畅销，也和慈禧的大力推行密不可分。如果说《劝学篇》侵犯了慈禧利益的话，那她也不会任其畅销全世界的。可见，慈禧对张之洞依然是倚重和信任的，尽管她知道张之洞同维新派和帝党关系暧昧。
政变结束后，刚毅和徐桐等大臣参劾张之洞说：“《劝学篇》其实是康有为的那套思想，我们学它何用？”慈禧听后却不以为然地说：“张之洞对我和大清都是绝对忠诚的，他的思想完全不同于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思想，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
后来，慈禧在对湖北的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后，公开称赞张之洞“为国勤劳”、“堪顾大局”。这八个字既是对张之洞在湖北政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名望的一次极大提升，他再次上位。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变数，也充满了不公。张之洞扶持资助维新派，同他们联系密切，又和帝党关系暧昧，他本来是要被慈禧列为打击对象的，却因为他的老谋深算以及慈禧的特殊恩宠而躲过了这一劫，且名利双收。
这件事谁都想不通，但这件事确实发生了。这件事也只有精于权谋的张之洞才能这样做，换作别人肯定不行。这就是权谋的力量，你不服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