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伯昆在湖北当过几年巡抚（省长），一直是地方行政大员。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就把老同学从地方调到北京当了兵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汪伯昆走马上任以后，张居正就交给老同学一项任务，让他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汪伯昆巡边的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赫赫有名的戚继光，此人也是张居正的朋党成员。汪伯昆到了蓟辽之后，既不去听汇报、也不与当地的负责人交流工作事宜，却跑去和当地的文人学士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知道后，对老同学十二分的不满意，原以为老同学会拿自己交代的事当回事，不想却被放了鸽子。
汪伯昆返回北京后，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只批了八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就是兰花芝草，都是好花好草，可偏偏生错了地方。既然长错了地方，那就要毫不客气地铲掉。你汪伯昆既然想当一个优秀的诗人，那就应该到诗歌协会去，兵部是研究军事的地方，不是文人吟诗作赋的地方。汪伯昆这个“清流”官员就这样被自己的老同学罢了官职。
在张居正看来，像老同学汪伯昆这样文章写得漂亮，说话水平赶超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清流言官，不过是官场上好议论、好争斗的无聊文人，办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是一个官场实用主义者，用人只看两点，一是真正有才之人，二是会做事之人。他宁用稳重之人，也不要那些过于极端的所谓人才。因此，张居正当朝十年，对于那些开书院，以及借书院讲学之名言论朝政的所谓清流，非常反感，他曾经有过封杀书院抄清流人士老巢的举动。清谈误国，说得比唱的都要好听，还要我们这些实干家做什么？
张居正最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打死不用海瑞这样连肉都舍不得吃的大清官。《明史》称“居正惮瑞峭直”，就是说张居正这样的高层领导也害怕下属里面有海瑞这样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他认为像海瑞这样敢抬着棺材与嘉靖皇帝理论之人，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连皇帝老儿都敢不给面子，就别说大臣们了。在张居正看来，海瑞这种清官做事太极端了。要知道极端是为官之人所忌的，中庸才是真正的王道。好人不一定就能当个称职合格的好官。好官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这种人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但也有自己的局限，那就是没器量；虽然有操守，但同时又缺乏处事的灵活性。因此，海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有政德而无政绩的官员。在这一点上，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
嘉靖皇帝死后，海瑞被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所起用。于是海瑞就来到了江南，做了应天府的巡抚（省长），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一门心思搞了几年，不但不见政绩，当地的赋税反而减少了三分之二，更要命的是境内的大户人家都跑到外地去了。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无法忍受的地步，平时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破毛驴去上班。省长都不坐公车，其他官员谁还敢坐轿子？这可害苦了其他官员。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他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一个精神斗士。
他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是谁的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和谐安定。如果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从政，弄得鸡飞狗跳，不能兼顾到各方利益平衡，虽说成就了一世清名，但肯定是无法融入正式权力系统的另类官员。毕竟当官不同于做学问，不是一个人就能摆平一切的。海瑞的官场之路成了一场性格悲剧，最后只落得辞官回家的结局，离别之时，还感叹“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一个接受官家教育多年的官员，居然还会说出这样不得体的话，也是够雷人的。一句话等于把天下的官员都得罪遍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清流派并不是一个党派。谁是清流党，谁不是清流党，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他们是由一种不定型的半私人关系维系着的官僚群体，既无组织，又无纲领，呈松散状态。
光绪年间，曾经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在他所写的官场日记里，对其在京工作和生活进行了记录和分析。在这部自传体的官场日记里，有一篇写的是清官李用清的事迹。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李慈铭在官场上的年总收入为二千零六十一两银子，其他年份也基本上保持在二千两左右。加上灰色收入，李慈铭的年总收入超过了他官俸（公务员工资）的十五倍。参照当时的物价，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多万元人民币。一百多年前，一个国家公务员能够有二十万元的年收入，早就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李慈铭在日记里一边炫耀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在大肆哭穷：物价飞涨，商贩黑心，孩子的奶粉钱不够花。
李慈铭在日记中还提到了一个叫李用清的官场同僚。他在文字中尽显挖苦之能事，将自己的这位同僚狠狠地丑化了一通。李慈铭是浙江绍兴人，绍兴乃是文风鼎盛、经济繁荣的地区。而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身上有着山西人固有的勤俭朴素本色。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里拿李用清开涮，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文字如下：“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这句话摆明了就是嘲讽李用清，一个乡下人，哪里见过什么大世面、享受过人间醇美的生活？
在这晚清官员的“日记门”里，官员出身论跃然纸上。其实李用清和李慈铭私下并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他要对李用清如此讥讽呢？原来另有隐情，那就是李用清有事没事喜欢学习海瑞，装扮清廉。李用清向自己的偶像海瑞致敬的方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在官场有个绰号叫“天下俭”，顾名思义，就是天下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廉洁的官员了。李用清在任云南巡抚（省长）的时候，他在堂上处理公务，他的夫人就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夫人生孩子，他连接生婆都舍不得请，结果夫人刚生下儿子就死了。
家里的仆人可怜夫人，就自己掏腰包为女主人买了口棺材，李用清却反过来责备仆人过于破费，硬是逼着仆人换了口更薄的。时间不长，孩子也夭折了，仆人又为孩子买了一口小棺材。李用清同样责备道：“小小的婴孩，用不上这个。”他打开亡妻的棺木，把孩子的尸体放了进去。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近乎苛刻的清官，还是会遭到同僚的集体攻击而被罢官。几年以来，晚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权力集团又想到了这位官场楷模，重新起用他。从李用清原籍山西到北京城超过三千多里的路程，他就靠一双脚板走过来，中途没雇一车一骑。这项纪录不光在官场中，估计连普通老百姓也难以打破。
李用清与京官李慈铭的仕途经历有所不同，李用清在地方为官多年，而且干的都是肥缺。他历任广东惠州知府（市长）、广东布政使（常务副省长）、贵州布政使并署理贵州巡抚（代理省长）、陕西布政使（副省长）。官员在这样的职位上，根本不用花心思去贪，只要按照晚清官场的陋规，拿他该拿的那部分，就可以富得流油。可事实却与想象差距太大，李用清不但没流油，个人有时候还要往外漏油。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他基本上做到了一分不取；而在为朝廷聚财方面，他却做得有声有色。在掌管贵州全省财政时，一年内藩库库银从六万两增加为十六万两。接手陕西藩司时，全省库银三十万两，一年后翻倍。
就是这样一位克己奉公的省部级高官，在官场上不光只有李慈铭对他极尽讥讽，其他级别差不多的官员，也都将其视为异类，甚至在私下里串联起来弹劾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样一位掌握正式权力的高官，表现得如此清廉俭朴，你让其他官员的脸往哪儿搁呀？岂不是反衬了其他官员的奢靡贪婪吗？所以同僚们要想方设法将他这只罕见的“白乌鸦”涂抹成“黑乌鸦”。本来以为奢靡贪婪才是罪，哪里晓得清廉不贪也是过。那些“假道学”“邀名”之类的大帽子还是狠狠地砸在了李用清的头上。有你李用清在，哥几个岂不要惭愧到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会那么大？
李用清在署理贵州巡抚（代理省长）时，曾经力主禁烟。他亲自带领幕友、兵士下乡铲除农田里的鸦片，这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他操之过急，激起了当地的民变。这下可让那些等着他犯错误的官员逮住了把柄。李慈铭也于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御史汪鉴列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旋谕令开缺来京。”这个汪御史和李慈铭一样的调调，竟然说李用清清廉俭朴，无非是像马不吃肉只吃草那样，生性如此，与他个人的情操毫无关系。李用清这种一根筋的做法，连那些京官们都取笑他不懂得为官之道。
没过多长时间，李用清被任命为陕西布政使（副省长），作为一个省的二把手，他照样厉行节约、休养生息、禁止鸦片。这样一来，他因此得罪了地方一把手——陕西巡抚（省长）。原因还是出在他这个官当得太“抠门”了，把藩库（省财政厅的保险库）的大门守得太紧。他能让陕西库银一年内翻倍，巡抚当然高兴，但这么多银子，他又不让巡抚自由使用，巡抚当然就不高兴了。银子是用来花的，又不是用来看的。逢年过节，巡抚要拿银子进京孝敬慈禧太后，顺道打点各重要部门的京官，疏通关节。可李用清太不讲政治，不讲大局，竟然不予配合。这下可逼急了巡抚，巡抚亲自上书参劾李用清。这样一来，李用清在自己的官位子上就待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回老家在晋阳书院当了十年的院长，郁郁而终。
当过光绪师傅的大学士翁同龢也是一个清廉之士，他就非常器重李用清，对李用清这种少有的清廉下属，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感。李用清被免职回乡后，翁在自己的日记里感叹道：“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两李”中的另“一李”，就是在清朝官场上被人称为“一国俭”的李嘉乐，此君也同样被权力集团扫地出门。
李用清晚年在自己家乡的书院里讲学度日，他在教育自己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拿自己的为官经历做例子。他是否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权力结构性腐败的王朝里，当贪腐已经成为官场的主旋律，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最后的下场就会像自己一样成为权力者的公敌，必定会被官场潜规则无情地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