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上说，战国时代，齐将田单曾在夜间布下奇阵，他不用兵，而用牛，几千头牛。每头牛的牛角上都绑有刀刃，然后尾巴点着火，被赶着就去冲杀敌军了。
故事在正史中可以找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收入。
可是它的真实性仍然让人起疑。不信的话，你可以弄几头牛，看看它红着眼睛的时候，究竟是想捅你，还是要捅“敌人”。
如果把牛换成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有主动性，牛没有。
但是谁肯干呢？
有人，有很多人。
当张炎把他的“火牛阵”战术说出来以后，立即有60个人自愿加入，甘当“火人”。
报名的士兵都很清楚，成为“火人”有死无生，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他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抉择。
敢死队队员在出发前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12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蒙眬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浮桥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浮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光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事后巡视蕴藻浜战场时，称“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傲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金泽第9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可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作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植田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和下元同为陆大毕业生，但植田比下元要高上两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趾高气扬的，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傲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两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三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无论资历，还是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蔡之下，而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第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却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得意之笔。
因为直到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像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掺和到一块儿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能增强防守实力，又可以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两军分工明确，第19路军主守江湾，第5军则主守庙行。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19路军据守的江湾。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他随身的宝贝太多了，全是“要你命三千”的类型，所配属的大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一应俱全，随便拿一样出来，都够你眼晕半天。
可是令植田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坦克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蔡廷锴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到传说中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