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上海市举行了吕型伟教育思想研讨会。当时，吕型伟已89岁高龄，从事教育工作72年，为很多教育名流所叹服。他也被人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
真正的教育“改革家”
吕型伟见证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他深入参与了基础教育的改革历程。因此，与其说他是个教育家，不如说他是个实实在在的教育改革家。而由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教育改革也确实影响了很多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数数这位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20多年的教育改革家的功绩：
20世纪50年代，他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的办法，挽救了一大批有不良行为的孩子。
1978年，针对凯洛夫教学论中不全面的“双基”观点，他提出“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的理念。
1978年，他在上海重建青少年科技指导站，在学生中大力开展“小发明、小制作、小饲养、小论文”活动。
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他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主张“实行高中阶段合理分流”，并在上海办起七八十所职校。实践证明，这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上海南汇等郊区县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探索，提出“农（业）科（学）教（育）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被中央接受。
20世纪80年代初，他率先在上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来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省市一级的教育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的观点。
1983年，针对以往仅仅通过课堂教学与课本来传递知识的教学模式，他提出了“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提出大力发展“第二课堂”。这一观点迅速在全国得到认可。
他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中小学课程改革，首次提出把信息技术的传递放在与课堂教学并重的地位，并引发了课程结构的重大改革。
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他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质疑“一纲一本”，提倡“多纲多本”。后来，他率先提出向教育部要求把高考权下放给上海，使高考权下放成为教育改革的现实和大趋势。
1984年，他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确立了战略方向和指导方针。
从1985年始，为了推进中小学整体改革，他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开展实验近20年。
1991年，他提出了弘扬传统美德的口号，后来为此主编了《中国传统美德五千年》等书。
吕型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教育改革，他说从自己认识的许多真干实干的朋友身上，看到了希望与力量，但他也担心改革中的形式主义会给教育事业带来挫折与损害。
1987年，69岁的吕型伟离休了，可他仍没有离开教育。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云游和尚，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城里城外，所到之处都留下他关心教育的背影。
17岁做校长
1918年，吕型伟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皁年丧父，母亲带着他兄弟二人靠几亩薄田度日。母亲牢记丈夫生前“无论怎样穷都要让孩子读书，不读书等于绝种”的嘱托，吕型伟8岁时，母亲咬紧牙关把他送到村旁一所私塾读书，1930年，吕型伟考取了浙江新昌中学的“公费生”。
上学时，他的业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念到初三，校长干脆把学校图书馆交给他管理。他说自己“一天不看书，就会觉得若有所失。手边拿不到一本书，也觉得少了一个知心的朋友。白天实在没有时间，临睡前非得找本书来看一会儿，睡觉才觉得舒坦”，“除了看书，我别无爱好”。1935年，17岁的吕型伟初中毕业了。当时，日寇入侵，国家一片动乱。血气方刚的吕型伟跑到新昌县东茗乡白岩村偏僻的山沟沟，在一座破庙里办了白岩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经过他跑家串户的动员，穷山村最终有81名学生报名，小的六七岁，大的18岁。吕型伟是“校长”，教所有学生的语文、算术、常识、音乐、体育。他大概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校长。
为了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1937年，他考上了杭州师范学校的公费生。不久杭州沦陷，他又带着干粮跋山涉水四昼夜，来到万山丛中的丽水省立联师，后又考取浙江大学师范学院。1946年，他毕业后到上海省吾中学教书。在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任校长的省吾中学，吕型伟担任教务主任，创办了《中学时代》半月刊，每期发行5000份，是当时中学生最喜欢的杂志之一。上海解放后，吕型伟与段立佩一起被派去接管上海市东中学，并任校长。
在市东中学，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抓质量，亲自上课示范。当时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劳动人民的子女上学，吕型伟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其余四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育质量。这一做法被迅速推广开来，结果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从19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担任市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一直到副局长。他主持工作时，最忌讳有问题不及时解决，把问题积成堆。他很少用大块时间听汇报，“吃饭的时间可以到群众中去嘛，一边吃一边把情况了解到手了。吃完饭到各办公室转一转，轻轻松松聊着天就把问题解决了。领导的意图人家知道了，就可以放手去搞了，不要把很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使问题成堆，既耽误工作又耽误大家的时间”。
黄志益：《吕型伟：学者本色园丁心》，《传记文学》2000年第1期。
郭永福：《吕型伟同志的非凡之处》，《中国教育学刊》2007年第10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教育政策怎么变化，吕型伟始终深入基层培养教师，手把手地辅导他们，像于漪、高润华、袁榕、倪谷音等都是他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
吕型伟眼中的好学校、好校长
多年来，吕型伟从事教育管理，对学校管理非常关注，对于究竟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什么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他有着深刻的体会。
吕型伟认为，学校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校长。有一个好校长就能带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有了这两条，破庙也能办成好学校。他说，当年陶行知办晓庄师范，后来办育才学校，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办学，那是什么办学条件？但谁能说他们的学校办得不好？
他说：“绝大多数校长不是忙于创收就是满足于行政管理，不是企业家型就是管理型，很少是学者型的。而教育事业要上台阶，没有学者型的校长是不行的！”
为什么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学校办得好，有的办得差？吕型伟认为，关键在于校长有没有成熟的、系统的理性思考。对于一定时期内的办学目标、需要贯彻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这些问题，校长有无理性的思考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使自己成为学习型校长，才能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理清办学思路，并紧紧地依靠和团结全校教职工，把学校越办越好。在吕型伟看来，能够做到这些的校长，肯定是个学者型的校长，是个教育家型的校长。
吕型伟深知塑造名校长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个名校长吸引了一些名教师，一所好学校的雏形也就出来了。
吕型伟说，一所学校的校长很有知名度，还有一些名教师，那一定是好学校；如果有一批名教师而校长不大出名，大概也是好学校，校长也许也不错，甚至是一位非常谦虚、把名誉让给老师的校长；如果校长非常出名而没有一个名教师，可能就要打个问号，或者是名不副实，或者是校长把教师的功劳给独占了，“而现在这样的‘名校长’我见过不少”。
刘书文：《“希望多一点学者型的中小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吕型伟谈校长素质》，《北京教育》1994年第6期。
吕型伟并不承认升学率高的学校才是好学校，而认为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学校才是好学校，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在总结自己70年教育经历的书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有一所中学高考升学率连续三年被剃了“光头”，校长本人被人戏称为“光头校长”。时任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吕型伟因而去“微服私访”，却发现该校环境整洁，师生举止文明。纳闷之下，吕型伟去请教这位校长，原来这所学校周边环境很差，一些家长素质也低，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流里流气，习惯不好，成绩也不好。针对这种状况，校长将办学目标锁定在将学生培养成正派的、有一技之长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校长便把那些有希望考进大学的苗子，中途转到附近的几所重点中学，同时把重点中学认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换到他们学校去。因此，他这所学校的升学率一直是零。吕型伟听了校长的陈述后感叹道：“人才人才，先成人，后成才；不成人，宁无才！”在吕型伟眼中，一个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校长，哪怕在“升学率”上被剃了“光头”，也是值得尊敬的。于是，吕型伟召开全市校长会议，请这位“光头校长”作报告，并肯定这位“光头校长”是光荣的，因为他不仅教育了学生，还改造了整个社区。
在吕型伟看来，校长只要奉献、求真、创新，就一定能办出一所好学校。而现在不少学校和校长重硬件而不重软件，重外功而不重内功，热衷于挂牌子、打品牌、媒体炒作，甚至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他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样的学校“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吕型伟特别强调校长要尊重教师，以真诚的感情去感化和激励教师。他说，校长首先要明确教师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不能以8小时来计算，教师要想真正干好自己的工作，光靠在学校那点时间是不够的，哪个教师在家里不想着学校的事？比如有些女教师家里有小孩，可以让她早一点回去晚一点来，她得到照顾，就会加倍地把精力投入工作中。陶行知、陈鹤琴这样出色的校长之所以让后人永怀不忘，在世上留名，除了他们具有教育家的水平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富有感化人心、激励上进的人格力量。
吕型伟：《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992年，吕型伟决心办一个青年校长讲学班，准备在45岁以下的中小学校长中挑选几十名有事业心、有一定经验的校长加以专业培训。他要亲自确定讲授内容，亲自上台讲课，还要面对面地与学员讨论教育方面的各类问题。此外，他还想介绍一批书目让校长阅读。经过努力，1993年，青年校长讲学班在上海办起来了，效果还不错，上海因此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校长。
“教师不能放弃每一个孩子”
吕型伟回忆，他小时候很会玩，也很调皮，但老师们对他都很好。他说：“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碰到好的老师，我幸运的不是碰到一位好老师，而是一群好老师。”如今他们多数都不在世了，但他清楚地记得他们每一位的名字和上学时发生的许多小故事。1990年，他获得了一个国际育儿奖，用这笔奖金在初中母校建了一个石亭子，取名为师恩亭，怀念所有教育过他的老师。2000年，他又决定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离休金中，每年抽出1万元，奖励新昌中学当年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并不顾年高体弱，回母校亲自为学生颁奖。
吕型伟说，对教师而言，搞教育就意味着不能放弃每一个孩子。这是他的亲身体会。
1955年的一天，有个年轻人到校长办公室找他（他当时任校长）。一看到这个5年前的学生，吕型伟心里就“咯噔”一下：一定是出事了！因为这个学生在校时非常调皮，老师们都拿他没办法，不止一次地建议开除他。但吕型伟一忍再忍，让这个学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毕业，但总担心他会干什么坏事。这时见他来了，吕型伟冷淡地说：“是你啊，什么事？”没想到这个学生说：“校长，现在我要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工作了，我知道自己当时在学校实在是很坏，但是走之前一定要来看看您，来告诉您，您的学生现在已经改好了，您就放心吧！”吕型伟听后眼泪都出来了，很意外，同时也很感动。原来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同济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去支援边疆。这件事对吕型伟的触动很大。
从此，吕型伟树立了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学校不能轻易处分一个孩子。处分容易，给他一个机会却难。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力量把不好的学生教育过来，要有耐心，要宽容，要允许孩子犯错误。
1996年，吕型伟到北京开会。他住在北师大专家楼，心血来潮，想看看昔日弟子，于是试着打电话给在京的一名学生。第二天，应着门铃声打开房门，吕型伟看到100多名过去的学生齐刷刷站在门口，向他问好。时隔数十年，吕老师已不能叫全这些学生的名字，但当他拿起来访学生的名单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当年的幼苗已成材，这些学生成了部级干部、将军、工程师、教授、医生、编辑……他感到无比欣慰，从心里感到做教育工作很值得。
此外，从1986年开始，年近70岁的吕型伟动员全国上千位教育界、理论界的权威，历时6年，编写出版12卷共计3800万字的《教育大辞典》，填补了中国教育学科的空白。为了精益求精，他又用6年时间，对已出版的《教育大辞典》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编写了两大本合订本。中国辞书的权威高度评价说：“这是里程碑式的书籍。”
他确实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教育。
吕型伟小故事：一顿饭钱
1963年，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到上海主持一次名校座谈会并考察工作。会议结束后，上海市委分管教育的书记杨西光提出宴请部长，菜肴很平常，没花多少钱。杨西光要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处长吕型伟先付钱，再到教育局报销。可是吕型伟在局财务处碰了钉子。会计张琪不让报销，吕型伟说是市委书记说的，会计仍不买账，坚持说：“谁请客谁出钱。”局长也劝道，就报销了吧，但会计就是不同意。吕型伟只得报告杨西光。杨西光为难地问：“那怎么办？”最后吕型伟提出，请参加宴会的上海同志分摊，然后他一家家地跑，把钱收回来。
吕型伟文选：什么叫好学校
何谓好学校？这是一位大报记者采访时向我提出的问题，据说是一位领导问的。
我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十分简单。说复杂，是因为对此官方有官方的说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说法，而专家们则有另一种答案。
官方对所谓好学校有一整套规范与标准，而且可以根据评估结果给予命名，如“达标学校”“示范学校”“重点学校”等；在客观标准上，如规定人均多少图书、多少仪器设备、体育场馆如何、跑道多长等。除了官方评估命名之外，还有不少所谓民间组织在校门外墙上挂牌，什么基地之类，使人眼花缭乱。据说有的牌子是可以花几万元向有关组织购置的，这大概属于市场行为，信不信由你。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看法，老百姓讲实在。不管你校门外墙上挂多少牌子，也不管是否被命名，不管校舍是否富丽堂皇、跑道是否铺了塑胶，只要孩子交给你可以放心，能成人成才，就是好学校。好学校就是放心学校，看结果。
专家又有专家的标准，专家的主要看法是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否正确与前沿，有没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校长最好是教育家型的，而不仅是一个管理者等。
所以说起来相当复杂。
要说简单，也可以说得十分简单，一句话就可以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学校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仙”或者有没有一条“龙”，这个“仙”或“龙”就是好校长。有一个好校长就能带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有了这两条，在破庙里也能办成好学校。当年陶行知办晓庄师范，后来办育才学校，是什么条件？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是什么办学条件？我曾是浙大的学生，当然深有体会。陶行知的育才我当年也参观过，西南联大是后来去参观的，与当年的浙江大学一样。
西南联大有名教授如闻一多、梁思成、费孝通，浙大的名教授如苏步青、马寅初、钱穆、夏承焘。现在的大学只要有其中一位就了不起了。就那么一个名校长吸引了一些名教师，就能把一所学校办好了，就能人才辈出。
我曾说过，如果有那么一所学校，校长很有知名度，还有一些名教师，那么一定是一所好学校；如果有一批名教师而校长不大出名，大概也是一所好学校，校长也许也不错，甚至是一位非常谦虚的校长，把名誉让给了老师；如果校长非常出名而没有一个名教师，可能就要打个问号，或者是名不副实，或者是校长把教师的功劳给独占了，而现在这样的“名校长”我见过不少。
当然不是说我反对改善办学条件，不要有好的校舍、好的设备，当然要。但物质条件毕竟不是决定性的，有了就如虎添翼。胖子不一定健康，但健康的人一定很结实。
硬件重要，软件更重要；外功重要，内功更重要。
可惜现在不少学校重硬件而不重软件，重外功而不重内功，热衷于挂牌子、打品牌、媒体炒作，甚至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据说有的地区在评先进学校时，还要比什么“见报率”，就是统计一年见几次报，见报次数越多就越先进。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先进经验”就纷纷出台，形式主义就大肆泛滥。我曾在一次媒体大会上说，别的部门里“打假”，教育部门要不要？我看也要。
我在日本考察的时候，有个城市的市长请我吃晚宴，在饭店的高楼上可以看得很远。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栋大楼，大楼顶上有霓虹灯：某某大学。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学要搞霓虹灯？我问：“市长先生，前面那栋大楼是大学吗？”他说：“是的。”我又问：“这所大学怎么样？”他说：“吕先生，我告诉你个秘密：学校挂的牌子越大，学校越差。他把牌子挂到楼顶上去了，你说他好不好？”真是牌子越大，学校越差。
贪污腐化算腐败；欺世盗名、弄虚作假也是腐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育人之难，岂是像爆米花一样一爆就成？
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什么叫“名人”？是指出门不需要用名片的人。需要用名片进行自我介绍的人，大概不是名人，而且名片上头衔印得越多的人，越不是名人。我没有看见哪位领导人出访或来访，哪位学者大师见面递名片的，因为谁不知道他呢！不知道的话，只能说明你自己无知。总结我一生从教的体会，曾将对教育的认识归结为三句话。那就是：
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
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
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
奉献、求真、创新，有这么一位好校长，我相信他一定能办出一所好学校。
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在深入，我深信一定会成功，因为我认识许多在真干实干的朋友，是他们不断给我带来希望与力量。但我也担心改革中的形式主义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挫折与损害。
吕型伟语录
*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也要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科学的发展观。
*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
*科学没有止境，真理没有顶峰，权威没有绝对。
*宽松出人才，表扬出人才，榜样出人才。
*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
*人都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如果教育不好，只能说明教育的火候还不到或者教育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脑科学促进教育科学化。21世纪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开发。
*奉献就是不能把教育当做商品一样讲价钱、搞买卖、做交易。
*德育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好，导之以行，持之以恒。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一定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有胆有识的人。
*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在科学性上是有问题的。素质是一个中性词：高是素质，低也是素质；全是素质，偏也是素质；好是素质，坏也是素质。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素质的人，而且有不少素质是先天的，不受教育也有。
吕型伟简介
吕型伟（1918-2012），浙江新昌人，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曾任上海省吾中学教师、教务主任。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离休后，主持了国家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的中小学教育模式实验”。他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研究教育理论。1983年，吕型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著有《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等，主编有“上海教育”丛书、“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丛书及《上海普通教育史》《中华美德五千年》《世界美德五千年》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