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
神州烽火，田园寥落，骨肉流离，何以报国？
抗战之初，知识分子中即有人主张以血肉相拼。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撰文呼吁“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甚至“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大公报》，1933年5月21日。]也有人提倡理性，主张从长计议。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陶孟和等，以《独立评论》为阵地，提出知识分子既要有担当，又不要受时髦的抗战理论影响，要对抗战与建国都负起责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听从胡适建议，对教育作出“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指令，承诺不在学校征兵。
然而，战事一开，国军溃退，河山沦陷，其中一重要原因是兵源素质低下，难以适应现代战争。于是，征召知识青年从军，已是势所必然。抗战迁川高校多达48所，除了重庆，成都有8所，乐山3所，三台、江安、自贡、泸县、南溪李庄各1所。这些异地复学，席不暇暖的高校，本该春诵夏弦，忽又波澜陡起，演出了一场风萧水寒的青春壮歌。
点燃青春热血
1941年，当局首次在全国各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学员。1942年起，开始征召医学生。时在成都的中央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与齐鲁大学的三个医学院，连年都有医学生入伍。华大1937年医科毕业生、仁济医院医生罗盛昭辞去优裕的工作，上前线受命组织救护队，担任救护第2大队第11中队队长。他带领救护队驰骋数万里，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大战役，救治受伤军民12万余人。战场上英勇负伤，治愈后罗盛昭不听劝解，重返前线，直到抗战胜利。《大陆晚报》曾发表社论，称赞他为“模范医生”，激励了无数的医学生从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德意日三国轴心协定缔结。日军急切与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在中东会师，遂竭力南进，封锁我外援通道，企图逼迫重庆国民政府投降。1942年，日寇入侵缅甸和我国滇西。驻缅英军节节败退。按照《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方接受英军求援，于2月下旬派远征军入缅作战。5月，远征军失利，部分撤回云南，部分随史迪威撤往印度。史迪威是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向蒋建议：加紧征调大量知识青年，空运印度，接受美式现代武器装备与科学训练，以期尽快建立一支优于日军的新型部队，消灭入侵缅甸之敌；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并沿路敷设一条中印输油管道，以缓和中国的油荒。******自然从计。此时值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前夕，争取同盟国更多军援，争取英美苏早日开辟亚洲战场，是我国在此次会议的重要议案。“打铁还得砧礅硬”，于是蒋试图通过征召知识青年，重塑国军形象。然而，征集普通壮丁已困难重重，要动员知识青年从军谈何容易？且按照《兵役法》，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都是免役、缓役对象，故只能发动其“志愿从军”。
1943年10月11日至14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两次到会讲话，继后发表了《告知识青年书》。同时，国府军委会颁发《知识青年从军办法》《优待知识青年从军办法》等条例。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邀集次长张定璠、兵役署长程泽润等紧急磋商。张、程二人主张以国府青年委员会名义，邀请宣传部长王世杰、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张治中、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及相关军事幕僚等共商大计。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精神指导下，各方迅速达成协议，最后的责任人是兵役主管单位，军、师管区负责人。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张群向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问计。徐从军前是学者，当过高中校长、大学讲师，到日本学过军事，考察过欧洲，在高校中广有人脉。他决定亲自出马，以流徙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为突破点。
11月15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的“国父纪念周”。他的讲题是“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他讲述亡国将是民族消亡的惨祸，例举了历代名人和当代各国领袖多是文修武举的全才，阐明军人在我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等等，内中一段尤为感人：
贵校是张汉卿（张学良）先生创办，自东北沦陷，贵校播迁北平、再迁西安，最后迁来四川三台，同胞殷勤相待，诸君在抗战烽火中，能得弦诵不辍，未感“黄鸟之叶”[《诗经？小雅》“黄鸟”篇，诗意是排斥异乡人之意。]，应当感到庆幸。贵校当前之时代任务，应当是：在战时，必须支持抗战，收复东北；战后，必须建设东北。否则，东北大学将失其存在之意义……徐思平辩才无碍，动情处或引吭高歌，或掩面悲泣。礼堂太小，窗外伫立听讲者几乎塞途。时值薄暮，大雨滂沱，群情激奋，直到夜10点仍毫无倦意，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三百多人，其中三十多名女生也申请从军。《兵役法》规定女子无服兵役义务。女生的申请书，遭徐思平婉拒。她们气得痛哭流涕，厉声质问：“爱国不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参加抗战，共同杀敌？”林霖等三十余位女生咬破手指写血书，再上请缨呈文：生等虽为女子，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聆徐参谋长传达政府德音……奈规章有限……泉涌之热泪，实有不能自已者。伏乞额外通融，务使生等展鸿鹄之志，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以赤胆白骨换取新中华自由之花。
徐思平的讲演，经军政部全文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被列为各级兵役干部和各校学生必读之文件。这篇讲演词，不过是引燃了久埋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的柴薪。三户亡秦，一旅兴夏。风声所播，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蓬勃兴起，莘莘学子纷纷申请服役。
此时成都周边地区，盟军在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地建成多个轰炸机机场。美国空军航空队除了飞机，还配备有守卫机场的高炮，机场作战指挥雷达，地面通讯导航设备及机修人员。仅进驻新津机场的美军各类人员就有近三百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急需聘到大量的翻译。
成都华西坝，除了东道主华西协和大学（简称华大）还有外迁来的燕京大学（简称燕大）、金陵大学（简称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和齐鲁大学（简称齐大）。这五所教会大学外语皆是强项，多数学生报名入伍作翻译。燕京大学全校学生不过三百多人，首次就征选了21人。校友李固阳回忆：
这次去的同学似乎都是在北京入学的，这当然也与英语水平有关。时间应是1943年暑假之前吧。因为去的人不少，还举行了欢送。40学号的李宗彪按意大利的一首进行曲，谱写了一首歌，教大家欢送时唱，歌词好象就叫“二十一个”，开头似乎是“看哪，二十一个勇士杀敌去了”。所以一提“二十一个”，大家就知道指的是谁。他们中有的后来又回来复学，有的没有回来。[李固阳：《念叨着记起的几件事》，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刊》，75页。]
迁到南溪县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有一百多学生报名从军。连住在板栗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的青年研究员也纷纷请缨。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投笔从戎，将远征印度。傅斯年去信勉励：
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岳玉玺等，《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傅斯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69页。]
史语所二组的考古学家吴金鼎也控制不了内心冲突，奋然报名。在他看来，前方抗战现已比考古更为重要。他是1937年在英国获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的。1940年到李庄后，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等单位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那是考古最艰难的阶段，经费拮据，吴金鼎穷不坠志，1942年9月，他从成都牧马山给李济的信中谈到理想：“今春，鼎在蓉参观华大及四川博物馆时，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内愿见中央博物院所有藏品在全国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汉代考古学上有一知半解。”[《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79年12月），北京、香港、台北版，372页。]
成都琴台后蜀王建墓的发掘，是吴金鼎最后主持的一项考古工作。发掘结束，报告尚未整理出来，他就报名从军。
以傅斯年对待侄子傅乐德从军的态度猜想，他对吴金鼎也必不反对。但另一面也为他放下考古而深感遗憾。吴金鼎到了军队，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是1943年底设立的，总团重庆，下设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四个办事处。四川在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双流、彭县、凤凰山机场修建了一批招待所，由战地服务团为进驻美军提供副食供应、译员、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项服务。吴金鼎放弃学术，告别爱妻王介忱，本想赴前杀敌，此时只能猫在安乐窝里伺候人，内心的焦虑反映在他给傅斯年的信里：
念先生之令，往战地服务团恳辞原允担任之职务，因昨天邱少将苦苦挽留，再度恳辞仍无结果，不得不暂允短期帮忙。事出无奈，谨暂乞假五个月，若早能找到代替人，尚乞准予提前销假。（1944/04/24）
蒙准请假，至为感激，军中生活颇异，希暂习而可以适应，琴台报告已完大半，每日仍能抽暇读书，引以为乐。（1944/07/17）
现被调来双流彭家场，仍办盟军招待所，当前手忙脚乱，体力日衰。（1944/09/13）
胜利消息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邀准，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1945/03/09）
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应母校齐鲁大学之邀回山东主持文学院，自喻“到济后如力挽之牛”。他曾给夏鼐写信，“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早返所陪诸兄晒太阳也。”后来他患了胃癌，1948年与世长辞，年仅48岁。
十万青年十万军
若谓此前的知识青年从军，只是特殊兵种的小规模征召，一年后则情况迥异。
1944年日军在印度帕尔战役中惨败，为驰援印缅战场，日军方制定旨在打通滇缅公路的“一号作战计划”。5月，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所在地洛阳失守。不日，日军发动南线作战，攻占衡阳，国军第10军全军覆灭。一个多月后，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小部日军插进贵州，占领黔南重镇独山，威逼陪都重庆，一时朝野皆惊。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10月21日，国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规定知识青年（男性）年满18岁至届满35岁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或具有相当知识程度者，体格标准符合条件者，均得志愿参加；数额暂定为十万人。教育部也出台《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对从军学生保留学籍，退伍时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等。此时的“志愿”便有了国家干预的性质。
四川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由张群兼任，副主任委员为黄季陆、李天民。11月1日，在成都东桂街三青团四川支部开成立和动员大会。十天后，成都市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由市长余中英兼任，副主任委员为任洪济、李天民。华西坝上金风瑟瑟，五大学师生一轮又一轮的激烈讨论，多数人认为奋起从军是挽救狂澜之唯一要务。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之子陈农文回忆：“有一次，我家厨子焦宗汉来问父亲，政府会不会抽调他去当兵。父亲说‘会’，接着说，‘我们（指读书人）也会去。’当时焦宗汉似感诧异，心想读书人怎么会当兵？！”金大果然出现“从军热潮汹涌迈进，本校师生奋起应征”之盛举。据金大校刊报道：从1943年底至1945年初，计有127位不同院系的男女同学志愿从军（其中，空军66人，远征军16人，青年军45人。青年军在国内受训，为增强反攻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之用），超过当时全校师生总数1120人的一成……
从军的同学都是品学兼优、铁血丹心的中华好儿女。如森林系4年级学生仲肇培，学习成绩优秀，英语口语极佳，坚决要求参加远征军，表现了华夏男儿的英雄本色。[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330～333页。]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向被称为贵族学校。一贯反对党化教育的校长吴贻芳立即成立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自任会长。金女大女生包括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的金枝玉叶全都踊跃报名，人数达40余人，超过全校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的三女儿黄学潮也在其中。黄炎培写诗鼓励从军青年，诗曰：
国运翻新信可为，同仇义在百何知。
长缨请自三台始，危厦欣看众木支。
空巷鼓笳身是胆，双江茶火彩为旗，
七年蓄艾宁求得，受命元戎自此辞。[黄炎培：《黄炎培诗集》，北京：文史出版社，1987年，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