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社保基金亏空严重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富若美欧日尚且都在为庞大的社保基金黑洞而头疼，更何况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中国社保基金亏空巨大（官方公布数据为7200亿人民币）然而个人养老金账户几乎全是空账状态运行，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基本上绝无仅有的。从中国的教育支出来看，只占GDP的3%，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都已达到5%左右。因此，我认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各占GDP的5%左右才是正常的。社保基金的解决主要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一是要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或者提高地方政府在分税中的所占比例，保障政府提供上述基本服务。要把公共财政的服务扩大到整个农村的努力中，政府的职责主要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的卫生医疗、基本的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以及必要的公共设施服务。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以下核心公共服务应该建立最低国家标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基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务项目是中央政府的职责。二是国企分红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理论上为全体国民所有，国有企业由国家用纳税人税款投资建设，国家用纳税人的钱为国企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成本（政府接管了过去由企业支持的学校、医院、下岗职工安置费用和养老金等负担，而这正是这些国企的赢利在随后出现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全体纳税人实际上都是国有企业的股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有企业应向国家分红转变为社保体系注入资金。2004年国资委旗下国有企业共实现利润4000亿元，2005年上半年则实现利润2999亿元。假如国企利润的50%，2004年时为当年GDP的65%上缴政府，中国政府的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就可以相应增长85%。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少居民在相关领域的资金支出，因而能对当前财富分配的失衡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能够一定程度地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国企分红政策必须强化审计防止做假账、必须保障国企分红被足额转换为社会保障基金，必须出台包括国企分红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的相关法律，以确保国企分红能够真正化作民众福利，确保民众能够真正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对于资源的配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预算分配过程，即按照一套统一的标准来分配所有资源，以满足公共需要并提高公平性和效率。同时，必须对社保基金进行制度化的管理，对腐败官员严惩不贷。目前对涉案人员处罚过轻，不但无助于遏制腐败，而是在纵容腐败。近日，中国财政部会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新的国企分红时代的到来，尽管现在的国企分红大部分仍然重新投回到国企，没有明确规定用于民生的部分，但是开了头，就会有希望。我的梦想是中国有一天把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并投入社保基金，中国应防止垄断性国企成为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国企既然是全民所有，理应让全体人民受益。
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导致国企实际控制权被小集团操纵，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内部管理权力近亲繁殖，权力结构逐渐被企业高层家族成员或利益圈子的成员垄断，财产资源逐渐被小集团占有或借用，这就造成一些国企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享有。西方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健全的监督控制体系，以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在这些国家中，国会或议会对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核企业年度报告、法律执行情况和提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监控权。
英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和账目，议会通过经常听取企业的财务报告，监督和审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有权传国有企业的行政官员到国会作证和陈述法律执行情况及政策落实程度。法国国会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对国有企业监督，并且法律对诉讼提起条件、程序、诉讼和解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议会监控提高了监控权威性。因此，要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必须把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与控制落到实处，要明晰监督主体，界定监督职权，同时要严刑峻法规定对监督主体失职和对监督客体具有威慑作用的法定诉讼权，同时还要通过司法、人大等机构对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以杜绝监督人员与企业领导以串谋独占全民利益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