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个案例，可以把本章以及本书前面的内容都可以串起来。看似完美的“6+1”理论近年来，在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用以解释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理论”，那就是郎咸平提出的“6+1”理论。郎咸平在许多不同场合阐述过这个理论。他认为，今天的国际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产业链的竞争阶段。产业链包括七大环节：一是原料与生产，二是产品设计，三是原料采购，四是仓储运输，五是订单处理，六是批发经营，七是零售。在这七个环节中，后面六个环节是需要大量大学生去做的，第一个环节则是基本不需要大学生的，而中国恰恰在国际分工中分到了所谓的“6+1”中的 “1”，即生产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的主要产业是低端制造（对产品物质形态的制造），这种产业根本不需要大学生，中国在“6+1”中需要大学生的“6”中极度欠缺，所以导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咋看这一“理论”，似乎无懈可击，完美地解释了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实际上，郎咸平先生的确找对了门路，可惜的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深入下去，这种“6+1”理论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为何这样说呢？我们先来看美国大学生就业情况吧。
美国为什么能长期消化大量大学生就业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到今天，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大学生就业愈发艰难，无论是量（就业率）还是质（工作的好坏）都每况愈下，而这十多年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繁荣兴盛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离奇之处。美国绝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美国只有在遭遇经济萧条时才会出现暂时的大学生就业困难，这种局面往往是几十年才一遇，在大多数时期，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是高枕无忧的。即便是在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之后的今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并未遭遇特别严重的就业寒冬，美国大学和雇主协会在今年4月对850所大学的35万名毕业生所作的抽样调查，在申请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有197%的学生找到了工作，乍看起来很吓人，其实2008年同一比例是26%，今年与去年相差并不大。从就业的“质”的层面看，2009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49353美元，几乎与2008年的平均起薪49300美元相同，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起薪还有不同幅度的上涨，比如，金融专业毕业生的起薪上涨了23%，达到49754美元。
这么多专业起薪逆势上涨，说明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质在提高，这个事实只能说明美国大学生就业即使有困难，那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不严重的。那么，美国为什么能长期吸收那么多的大学生就业呢？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美国拥有的是高技术、垄断性、“虚”的产业，这些高技术和虚的产业恰恰就是大量吸收大学生的产业。高技术自不必说，美国的军工、航空、计算机、互联网等都是需要大量大学生的，本国的学生还不够用，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优秀人才。至于“虚”的产业，就是指美国基于综合国力和文化优势，建立的非物质形态的产业，这主要包括“虚拟化”经营的世界级品牌（美国仅经营品牌符号本身，物质产品放到中国大陆来生产）、金融服务业、娱乐产业、少量奢侈品等等，这几样虚的东西，无一不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搜刮财富的强大工具，而这些产业，恰恰需要大量大学生来做。我举一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的耐克鞋有30%左右都是中国东莞一家叫做裕元工业的台商企业生产的，假定一双耐克鞋最终售价1000元人民币，裕元工业顶多能拿到100元，中间商（运输、售卖）和品牌所有者（即耐克总公司）各拿450元左右。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把中国人生产的鞋子，贴上一个商标之后又卖给了中国人，赚到的钱又可以回过头来从中国进口五双同质量的鞋子，这就是说中国的裕元工业每为耐克生产一双鞋子（卖给中国人），最终还要再附送五双同等质量的鞋子给美国人穿。这样的空手套白狼的国家，物质能不极大丰富吗？美国本土保留的是产品的品牌塑造和产品设计等“虚”的层面，这些层面恰恰是需要大量大学生来完成的。高技术、垄断性（对全球而言）和“虚”的产业保障了美国大学生的持久高就业率，这就是我的解释。郎咸平之谬那么，我的解释与郎咸平的“6+1”理论有什么异同之处呢？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看到了“虚”的层面是能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所在，没错，吸收大学生的就是“6+1”的“6”。
不同之处在于，郎咸平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个环节，错误地得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产业链竞争的结论。要证明郎咸平的错误非常简单，按照他的理论，我们只要发展好“6+1”的“6”就能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取胜，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实际上，中国在 “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六个环节早就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许多世界品牌的这六个环节都是中国人在做，除了产品设计这一环节可能稍逊，其他五个环节中国人做的非常好。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这六个环节本身，问题仍然在于产品（品牌），国际竞争仍然是产品的竞争，而不是所谓的产业链竞争，你只要创立了世界级的品牌，那六个环节自然而然就运作起来，如果你没有品牌，去搞这六个环节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是说，所谓的六个环节，是围绕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去运作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品牌竞争胜利之后催生了六个环节，而不是靠六个环节本身去竞争。
如果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和耐克匹敌的世界级运动品牌产品，那六个环节马上就会运作起来，大学生就业岗位就源源不断。品牌的打造只与六个环节中的“产品设计”有关联，单靠产品设计是打造不出品牌的，品牌打造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工程。所以说，“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学生就业难归根于“6”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是治本之策“6+1”理论除了肤浅之外，还在于片面，仅仅设计了产业领域的大学生就业，而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是吸收大学生就业的关键领域，政府对大学生的需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持日常运作，二是开发公共产品（包括国防产品与技术研发、制度设计、法律建设、经济政策研究，等等）。大量的大学生是直接进入政府工作或者为政府打工的，国家战略和方针政策也就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想综合考察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但政治层面只一笔带过：其一，国家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低技术发展战略，国家对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投资严重不足，这一领域恰好是需要大学生来完成的。其二，法制化进程。
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障碍相当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法律“说话”不算，这就导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们能像美国那样，每一个人都聘请为自己长期服务的私人律师，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就业将大大增加（增加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甚至不够用了，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就会转学法律类。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我们回到经济层面作为探讨的重点，毕竟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只有两类产业是“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就是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大学生就业难就在于缺少这两种“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而不在于什么“6+1”理论。从高技术产业看，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没有一个能在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销量太小，自然就无法吸收更多的大学生来生产、研发产品。
在这些方面，中国哪怕能在一个领域占据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就能让理工科大学生就业大大改观，韩国都能创造出现代这样的世界品牌，难道中国举全国之力就不能做出一个来吗？从“虚”的产业看，我们几乎不拥有世界级的品牌，没有一个奢侈品牌；我们的明星娱乐产业冲不出华人圈；我们的金融业非但不能剥削别人，反而成为国际游资席卷我国财富的工具，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也主要靠大陆支撑着。虚的产业无一例外都是大学生密集型产业。如果我们有世界级的品牌，我们就可以虚拟化经营，让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为我们生产物质产品，我们只须雇用大量大学生进行技术研发、外观设计、广告宣传（明星代言），须知，韩国三星手机仅仅外观设计团队就聘请了500多名艺术类的大学生，软件和硬件等技术类的大学生更是数量巨大。
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业，我们经济类的毕业生就不必挤破脑袋去外国的投行，我们自己就能消化掉这些毕业生。如果我们有能走出国门的明星娱乐业，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文科大学生进行编剧、摄像、表演、导演、营销、宣传、策划，等等，事实是，我们连“韩流”都抵挡不住。我们所谓的去了好莱坞发展的导演和演员，只不过是出口转内销而已，他们只是充当了美国人占领中国市场的好工具。我们的娱乐明星如果只能在华人圈里折腾，那么所能吸纳大学生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如果我们能有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大行于世的软件、网游产品，我们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进行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事实上，我们的网游市场被韩国人占据了半壁江山。
纵观所有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某些虚的产业或高技术产业上在国际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这是他们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共同原因。法国有无数奢侈品和国际品牌，还有飞机，德国也有诸多国际品牌，日本汽车工业世界首屈一指，美国军工、金融服务业、汽车行业也是世界领军，韩国也有三星、现代等国际品牌。所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不在于“6+1”，不在于高校扩招，也不在于专业不对口，我们的大学生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在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一句话，我们缺乏“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要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要在高技术和虚拟产业上在世界范围内杀出若干条血路，日本和韩国都能做到，中国也一定能做到。须知，日本和韩国乃至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是依靠大量虚拟产业寄生在中国大陆无数劳动者身上的，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