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贾府里有个焦大，是一个老资格的下等人，在贾府里生活的时间当然不短，见得多识得广，但并不谙“家丑为能外扬”的规矩，竟敢说“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在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就是典型的家丑外扬，焦大这一扬，完全让尊享荣耀、斯文体面的贾府丢尽颜面，结果呢，贾府的主子为了保住脸面，拿马粪塞了焦大的嘴——不怕你曾经跟随老祖宗南征北战，有救命之恩，你揭了贾家的丑就是不行。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掩着家丑，护着自己的短呢？从中国深层的文化去分析的话，我认为是“面子文化”遗毒。面子看似面上一张皮，其实是中国人的命根子，是中国人的重要价值观：人的价值在于“他者承认”，他人、外界、社会对自己的评价，才是自己的价值依据，如果没有外界的价值评判，个人固有的价值无所依托；如果外界的评价极差，这个人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外界的评价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多数中国人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活给别人看，多数时候并不是为自己活着。
既然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者决定的，那么，为了赢得外界好的评价，就必须想方设法迎合外界的价值评判，哪怕内里败絮其中，也要做得金玉其外，这就是中国人的“面子工程”，其他的工程都可马虎一点，这个工程马虎不得。既然外界的评判如此重要，那就要拼命维系自己的面子，没有面子意味着个人价值的崩溃，做人的失败，因此，很多时候，中国人一辈子就是为面子而活着。
如若没有实力，就透支未来把面子搞好，比如哪怕是用今后十年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换来一次有排场很风光的婚礼，也是心甘情愿的，这会得到外界的好评，因为很有面子。如若很有实力，却在面子问题上泼皮潦草，与里子很不“般配”，就会被人笑话，自己面子上也会“挂不住”。
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中国人很多时间、精力、钱财就都花费在“面子工程”上了，只不过，个人有个人的面子，家庭有家庭的面子。为了面子，要尽到十二分的努力，当然不能因家丑而毁于一旦。
家丑是面子的一大克星，包装得好好的面子，一经家丑外扬，所有的面子工程都成了豆腐渣工程，其危害简直要命。所以讲，家丑是外扬不得的，而国丑好像也不能随便外揭。一如前文提到，我那篇文章还谈不上是“揭丑”，只是好心地提示中国经济还有诸多的软肋，就已经让某些愤青坐不住了。如若真的揭出中国种种丑陋来，我真不知道他们要猴急成什么样子。
人活一张脸也没有什么不好，为了个人的脸面更好，会更加地发奋努力，其实在推动社会前进。为了面子而不扬家丑，好像也无不妥，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嘛。国家也大致如此，国家也有国格尊严，也应该在世界格局中尽可能多地获得别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和赞许，必要的面子也是要有的，比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要搞得史无前例我都没有意见意。
怕只怕为了那点面子，搞起“阿Q讳癞”。阿Q头上长了瘌疮疤，他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光”、“亮”也讳，甚至连“灯”“烛”都讳。别人犯讳，就是揭他的丑，头上的癞疮疤通红，怒不可遏，要是对手口讷他就骂，弱小他就打。像我这种还能辩论两句的，愤青们就说，“一张嘴巴两层皮，说来说去都由你，反正不合你的意愿，总归都是不是。”
愤青们不但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反思现实，反倒把些瘌疮疤遮着掩着，生怕被世人看到，只会让自己更显得丑陋。在揭国丑这个问题上，我姑且比喻我像医生一样指出溃烂之处，建议亮出来让公众“会诊”，进行手术治疗，而爱国愤青们不但不引以疗救，反对医生横挑鼻子竖瞪眼，那感觉就像是对宫里太监说到了“你不行”、“你没有”之类的话，触之即跳，充满敌意，横加指责与非难，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对于国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意遮掩，然后用一套“国美”来装点门面，那是回避矛盾，说得严重点，是弄虚作假，以此来治国，只能说是“谎言治国”，那是比国丑更加丑陋十倍不止的东西。
家丑毕竟不同于国丑，家丑只是你一家人的事，国丑是全中国人的事，如若说，为了维护虚伪的国家尊严、民族脸面，对我自己和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有害无益，我就要站出来揭丑并外扬，以引起疗救的希望，因为这与我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你们不能代表我，我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选择沉默。
国丑不能外揭，纯属“讳疾忌医”，我想愤青们大抵还不是希望等到中国因病致癌的时候才会说疗救的话，与其那个时候见了棺材落泪，不如现在就小疾小治，溃烂早治。
有一则爱国短信是这样说的：
等两年咱们中国强大了，全叫老外考中文四、六级：文言文太简单，但要求使用毛笔答卷，这还是便宜他们了。惹急了，一人一把刻刀一个龟壳，刻甲骨文；听力全部用歌曲，《双截棍》听两遍，《菊花台》只准听一遍——这是咱们中国人最慢的语速了；默写《义勇军进行曲》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要用繁体字；阅读理解题，全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1966年的“5?16”通知；口试要求唱京剧《红灯记》和绕口令“吃了葡萄吐葡萄皮”；实验考试，男的考包粽子10个和汤圆100个，10分钟完成；女的考缠三寸金莲，5分钟内完成……
笑话以夸张嘲讽取胜，这样的中文四、六级考试对老外来讲难于上青天，对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必定会两眼犯傻。动脑的功夫好说，文言文、繁体字、书法都无碍，动手的功夫就不一定行，包粽子汤圆、缠三寸金莲，天啊，有几个人会啊。
这则笑话的撰写者深谙中国的文化精髓，看看古文、书法、京剧、相声、粽子、汤圆、金莲、官话……哪一样不是中国的，哪一样不是文化的，哪一样不是“精髓”的？老外搞懂这些东西，不止可过中文四、六级，过中文托福也没有问题，弄个国学大师当当也绰绰有余了。
真是天下之事无奇不有。无独有偶，正当我为这个笑话乐在其中的时候，猛然想到报纸上说，云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彭姓老教授，当真主张在高校设置一个文言文的四、六级考试，用制度、规定要求学生达标。“外语学习在我国还有四级、六级的硬性指标，文言文学习能不能也立个规矩，定个明确的目标呢？”他说，“在学校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教学，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很有必要。这不是复古，也不是赶时髦，而是普及传统文化的救急措施。”（《春城晚报》2008年10月16日）
这位彭教授的良苦用心可谓青天昭昭——“怕文言文在100年甚至50年后成古董，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文言文是中国人丢不得的东西，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要有文言文做基础”。
老先生这番用意可敬又可佩，但力挽狂澜于既倒，下重药并强制吞服的态度并不可敬又可佩。倘若传统文化真是山珍海味，有人确实不愿意吃，我看还是由他去罢，按下人家的头去逼着吃，算不得是文明的待客之道。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特别讲究礼义廉耻吗，怎么彭老先生做起事来就全忘了呢？
倘若以革命的名义，那自然不用讲客气，只是，当年胡适博士为了人人皆可读书识字，发起了“文学改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模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这才革了文言文的命，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人的解放，现在我们又要革它的命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