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找到工作了么？你下岗失业了么？你能让你的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么？你吃得饱穿得暖么？就你们那副穷光蛋样，也配抵制法国货？你是喷过香奈儿穿过圣罗兰坐过空中客车买过雪铁龙还是喝过王朝葡萄酒？对了，哥们儿，你见过艾瑞娜、露得清、娇兰、歌非乔、卓丹、百宝力、卡纷、非罗伦斯么？你知道乐飞叶、雅漾、迪莱、圣戈班、所罗门、迪梵、克里斯提鲁布托是什么玩意么？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底层劳动人民，一生下来就几乎注定这辈子与这些法国货无缘了，现在还跳出来义愤填膺地抵制，这不多此一举么？谁都知道你想不抵制都难。本来日子就不好过，一金融危机想填饱肚子都不那么容易了，你还有心情抽出时间来抵制一把几乎是奢侈品代名词的法国货，真够幽默的。
3你们在那里群情激愤地喊口号、拉个红布条搞签名的时候，你知道那些首先号召你们抵制法国货的达官贵人、社会精英们在干什么吗？人家正蹬着鳄鱼、套着皮尔卡丹、兜里揣着你的血汗钱坐在飞往巴黎的空中客车的头等舱里品库克香槟呢。人家的二奶三奶四奶五奶们正抹着欧莱雅、穿着姿妮华、挎着LV在凯旋门附近的家乐福里选娇韵诗呢。哥们儿，你有没有问问人家是否也抵制法国货啊？
4家乐福里90%的货产自中国，90%的服务人员来自中国，你们就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给抵制了，请告诉我，你们砸的是谁的饭碗？你们还嫌失业下岗的在大街上没命地讨工作的人不够多是吧？你们正在干的是一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知道吗？
5第四条表述不够恰当，不应该叫“仇者快”，虽然这些洋鬼子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还没有到了成为我们“仇者”的地步。你们自己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以至于到了抓狂的地步反而更让人怀疑，莫非真的做了什么不可为国人道也的事情？所谓做贼心虚。
6问一个问题，小日本、法国佬被你们抵制了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喊完口号、签完名之后你们真的没再用过索尼、松下，没打算过买辆安全实惠的丰田？不会是前脚抵制完了，后脚打开东芝笔记本在阿尔卡特的帮助下上QQ群里疯狂转发抵制法国货的帖子去了吧？哈哈，要是那样可真有意思。六袁世凯为什么反对抵制日货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进军中国山东，很快结束了在中国领土上对德国的战争，然后突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遭到袁世凯政府抗议。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于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8日下午，袁世凯召集副总统、国务卿、政事堂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参政、外交次长等高级官员讨论最后通牒问题。袁世凯对大家说：“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以此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则朱使（即英国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袁世凯在说这番话时“声泪俱下”，虽然袁世凯很善于表演，但是“二十一条”是在自己执政时发生的事，对他自己的政治生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无论于公于私，这个“声泪俱下”都应该是发乎于心的，确实有一种无助的屈辱感。
“二十一条”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各地掀起空前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救国储金运动和反对卖国怒潮，誓死反对“二十一条”，规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要求严惩卖国贼，背城一战。一部分官僚、军阀趁此也反对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即便签定了也要赶快废除这个不平等的条约。
1915年3月25日，袁世凯下令禁止抵制日货。他说：“中国与日本地居唇齿，素敦友睦。近有协议案件，外交部与驻京日使掬诚磋商，可望和平解决。乃商民不悉内容，多生误会，闻有排斥日货及有与侨寓日人偶生龃龉之事，殊为可惜。又有乱党包藏祸心，乘隙煸惑，尤堪痛恨。”
对于国民的抵制行为，袁世凯认为“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骛虚声”，认为抵制行为不过是一种于事无补的虚张声势的行为。还说“中外互市，有无相通”，“设有抵制，即双方同受其害”，认为商业贸易是互通有无的互利互惠行为，要是抵制日货，不光是对日本有害，对我们自己也有害，因此，“一朝之忿，明哲不取”，认为，简单的情绪化行为，并不是一个明事懂理的人应该做的。袁世凯对抵制日货看得十分透彻，评价十分中肯。
对于那些企图利用国民的抵制情绪的人，袁世凯的态度是痛批和打击，他说：“此辈平日行为，向以倾覆祖国为目的，而其巧为尝试，欲乘国民之愤慨，借簧鼓以开衅端，其居心至为阴狠。”认为这些人就是故意利用民愤，挑起国家争端，满足自己的阴谋野心，警告“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
移时易世，换位而思，面对日本人的强硬态度，袁世凯除了据理力争，基本上别无他途，打是打不过人家的，拼死一战，虽然可以赢得虚名，结果无非给人家更大的侵略借口，这样的教训又不是一回两回。唯一的明智理性的选择，就是像袁世凯自己所说的，将奇耻大辱和血吞下，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不独经济上中国是个弱国，单就军事一项而言，中国也落后得太多，1875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消息“大清帝国军事资源透析”，对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十分清晰的记录，在此不妨转录如下：
“《香港每日新闻》断言，以国家规模和资源情况评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像大清国这样脆弱。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大清国，其士兵数量相对来说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所谓的士兵，其中大部分都名不符实。他们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国军队军纪恶劣，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
这并不是人家血口喷人，即便到了袁世凯征战护国军这个时代，这些貌似训练有素的“新军”仍如土匪无异，他们在四川前线抓群众的耕牛、猪、鸡来吃，任意役使、枪杀群众、强奸妇女，甚至把大姑娘抓到战壕里轮流奸污，完全不像正规政府军。
该文说：“近几年在欧洲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各地一些经过集训的清军部队无论在掌握军事技能方面还是在提高这些‘勇士们’的士气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情况还只是一些个别的特例。大清国有大量的‘原始兵源’，但通常这些‘原始兵源’无法改造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论及武器装备，清国政府即使有一些也没什么好的。他们花费了巨额资金来购买枪炮，但这些武器在他们手里却用不出效率来。如果清国人自鸣得意地沉醉在他们想象中的军力强盛的话，那么，与其说是似乎，不如说显而易见，他们就将会越来越骄傲自大，越来越不把外国人放在眼中，进而也就不再理会是否还遵守他们已经签订的条约。这样的话，他们就只有再次遭受外国枪炮的教训。他们将会看到，新装备的这堆玩艺儿在英国或法国军舰面前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而他们那些号称为‘勇士’的乌合之众的军人们，其争强好胜的本领只有在逃跑中才能获得证明。”
有人考证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不是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够先进，北洋舰队花了李鸿章半辈子的心血，清政府砸了那么多钱进去，绝对不是因为武器不够先进，而是因为没有战斗力，于是让新装备成了一堆废铜烂铁。
因此该文说：“主和派的势力仍然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正希望如此），尽管他们那些好战的同胞们急于挑起争端，或被允许冒犯和侮辱欧洲人，但他们似乎铁了心要保卫目前的和平局面，防止发生公开的敌对行为。有一些清国政治家，在任何情况下对自己国家实质上的脆弱都一清二楚，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里的“清国政治家”，就是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一些人，正是因为对自己的老底了如指掌，才会主和，而他们只能是清醒的少数。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同外国签订的条约，跟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本来是不主张开战的，袁也认为跟日本开战必定打不过日本，就因为他对自己国家那点底子实在太清楚不过了，最后拗不过那些主战派，才自取其辱。袁世凯当权后，其外交策略与李鸿章一脉相承。
《纽约时报》的文章继续分析说：“大清国的真正兴趣应在维持和平的局面和大力开发他们的矿产资源。清国的这些矿产资源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未被触及。清国绝大多数民众都非常贫穷，如果再把一场战争的负担强加于他们身上，一定会造成巨大的和普遍的不幸。”
外国人是这样分析的，中国政府也是这样做的。在维持和平的局面下致力于内政改革和经济发展。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中国民族工矿业一直在上升，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在增长，整个经济已经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19世纪末，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七八千万两银子，到1910年已经三个亿。要是没有和平的局面，要是不至力于发展经济，仍然跟各国开衅，疲于战事，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这其中也与清末及袁世凯时期实行的种种经济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加快经济立法等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