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4日，莎朗?斯通在戛纳出席公开活动，在被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问及是否了解中国汶川地震时，突然口吐狂言，令在场众人惊讶不已。
记者：你知道中国地震吗？
莎朗?斯通：当然，我知道。
记者：你有什么感想吗？
莎朗?斯通：你知道，这非常有趣。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对别人不善。所以我一直在想，应该对这件事情做些什么。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也在想，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奥运会……然后这次发生了地震，这是不是报应呢？如果你做得不够好，然后坏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这是翻译过来的文字，莎朗?斯通的原话我没有听到，以我的英文水平，听到恐怕也不能完全听懂，不能肯定莎朗?斯通的本意是“因果论”，还是有的网友们所说的“天谴论”。如果是前者，那确实是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知，没有理由不引起世界华人（包括笔者在内）的愤怒。如果是后者，我想就和朱学勤、沙叶新的观点一样，是不值得如此万箭齐发的，而且还要感谢他们把“天谴”的话题抛出来，引人深思。
事实上，在汶川大地震这件事情上，哪怕是从学者如朱学勤、作家如沙叶新的嘴里说出“天谴”这样的字眼，同样遭到了网友的谩骂围攻。原因是2008年5月14日，朱学勤先生在《南方都市报》的《地震寄语》中写道：“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2008年5月15日，沙叶新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中华祈祷》的短文中写道：“2008年，老天怎么这样对我中华如此不公，先是华南雪灾，又是山东车祸，继而再是这次特大地震灾害，半年不到，灾害频仍，下半年我们还会遭受怎么样的天谴呢？”
不知何故，董仲舒发明的“天谴论”竟被一些人理解成了“因果论”，凡遇到有人说“天谴”、执“天谴论”，皆义愤填膺，欲除之而后快，这是愤青最容易犯的毛病，连别人在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挥起板斧砍杀起来，这不是断章取义是什么？
抛开“因果论”与“天谴论”，一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大灾难发生了，发生之后，除了客观的“无可抗拒外力”因素，比如地震很难预测之外，我们能做的，就是将损失减少到最低。这个低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限定，但确实有些不该损失的损失了，我们就要反思：为什么不能避免这样的损失？
这样，我们一面谴责莎朗?斯通的冷血，一面既然说因果，那我们就找一找因果。如此，莎朗?斯通事件算是一个契机，给我们一个思考因果的契机——反思我们哪些做得不够，如何因为做得不够，才会有目前的结果。
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个可以引入反思的契机，中国愤青是大有可作为的，那就是顺着这因果的关系思考下去，可以派生出很多思考，进而对国家防灾体系的建设、灾难预警系统、应急救援保障、建筑施工灾难性预防、社会组织动员等，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设想，并督促政府去实施。
可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件事就像很多事件一样，一经被愤青的情绪主导，在爱国的呼声之下，只能停留在对莎朗?斯通的口诛笔伐上，不能够再向前迈出哪怕一小步，最终变成一场口水仗。
灾难让我们成熟了吗？
一个国家民族成熟的标准又是什么?我说不好，不过，我觉得有的人如此描绘，我十分赞同：从最普世的价值观来看，一个“成年国”，其国土莫非福祉，其国民莫非公民。它的制度必然是以人为本的，是合乎人性以及人道的；它的权力必然是听令于人民的，它的社会必然由公民社会所组成。它理性而不偏激，富足而不骄奢，自信而不野蛮，不仅拥有自己坚定的价值观，更需要成为一个获得广泛价值认同的大国，更应当成为价值观的输出者。
当我看到神州大地上还有那么多的愤青，他们偏激而不是理性，骄虚而不是自信，还没有彻底从臣民转变成公民，捡拾文明国家的价值观都还有些不屑，更不用说成为价值观的输出者，让愤青来做反思的工作何其难也。
依此可以判定，我们还不是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国家，正因为还不成熟，所以我们格外需要反思，正因为我们不反思，所以更难成熟。所以，我决不陶醉于美国《时代》周刊的赞誉——中国社会在救灾过程中显示出了高度的文明。我的期望是——中国社会在反思灾难过程中同样显示出高度的文明。
痛批愤青：一掌掴醒梦中人第五部分一打在愤青脸上的响亮耳光
愤青被打耳光是常有的事，愤青的无知注定了经常会被打耳光，有的打了也就打了，有的打个耳光给颗糖。
远的如义和团那阵子，愤青被西太后掴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连人都掴死了一大片。那是陈年旧事了，就说现在吧，愤青也还经常地被打耳刮子，当愤青抵制某某洋货时，却不幸发现有权有势的人正在外国公款旅游，花天酒地，狂扫某某洋货，这样的耳光真是打得他们眼冒金星，却又忍气吞声。
有一年，国内某大学的学生控诉他们要反日，大约学校已经接到通知，非但不予理睬他们的控诉，校警还将他们的保钓衫给没收了，学生想出要报纸声讨大学的做法，你这行为完全不符合国家和平发展的总体要求嘛，报纸怎么会支持你？这帮学生就这样被扇了几记闷耳光，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悻悻而归。
类似这样鲁莽的行为被按下去扇耳光的事多的去了，愤青们反对印尼排华，反对俄罗斯强占我国领土，基本上都以叫嚣始，以被打耳光终，因为他们并不能左右什么。
2007年年底，我还在跟愤青们为抵制或是不抵制法国货、抵制或是不抵制家乐福而费尽口舌，连写了数篇文章来“争鸣”。说实话，我自己觉得跟愤青讲道理都讲得想吐了，总得有一些鲜活的事实来力证我的观点才好。
真是瞌睡偏偏送来好枕头，2008年12月21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家乐福新店开张数十武警维持秩序遭抢购”，原因是，家乐福开业之际，很多商品低价促销，还送一张5元的抵金券，因此拥入大量顾客，发生货架被挤倒等事情，超市只好暂停营业，到26日再开业，还配了很有冲击力的照片。
这个场景，就像一记响亮的巴掌，抽在那些自诩爱国的愤青的脸上（这估计已是第N次被抽了，但不长记性也没办法），疼痛到傻眼至愤怒的地步……
宽宏大量一点的愤青说，这些抢购者素质、觉悟太低，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以显出自己的高素质、高觉悟来，甚至还要将抢购者归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可是很显然，买东西是要自己掏腰包的，普通人腰包里的钞票来之不易，他们为物美价廉而来，并不受“一小撮不法分子”的煽动，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并不是不过脑子的。
莫非，这些老百姓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抵制法货？即通过万众一心的疯狂抢购，买光家乐福的东西，让家乐福无货可卖，只好草草关门停业？问题是，抢购者只管买，家乐福只管拼命进货，这场抵制岂不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抵制得家乐福赚的钵满盘溢？这种抵制的办法也太笨拙了点吧。
又莫非，这是抢购者的高上策略，等买完便宜货后，再来抵制？果真如此，这种爱国也爱得太势利、太不纯粹了吧。要做一个纯粹的爱国者，哪怕家乐福白送也不要才好，那才算正宗的爱国者咧。
如此分析，普通老百姓真的让愤青们失望不已了，一张购物券就把他们给“收拾”了，而且还是首善之区的老百姓！觉悟确实超出愤青们所想的低。愤青们除了连普通老百姓也不放过地骂为“汉奸”，一定还会心生老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事实绝非如此，老百姓才是真正爱国的，因为，他们懂得爱自己就是爱国家，因为国家就是由他们自己构成的，连“自己”这样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都不爱，如何去爱那个离开了“自己”就虚空的国家？老百姓也明白一个道理，人首先要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去爱国，一个为活命而奔忙的人，恐怕是没有工夫去爱国的。吃饱肚子与爱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老百姓是最实惠的，谁给他们实惠，他们就支持谁，谁对他们敲骨吸髓，他们就反对谁，这种道理极其简单，就好比一个人能够分得清楚谁在爱他，谁不爱他一样。家乐福能给老百姓带来一点实惠，他们为什么要抵制呢？他们要抵制的是那些让他们失业，让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让他们失去人格、自由与尊严的人。如果他们不能够用手投票来抵制，他们就会用脚投票来抵制，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报道中，老百姓抢购家乐福，就是用脚投票的一种。
人们对自身经济、政治、话语等利益的追求，天赋而正当，人们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追求，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初动力，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那种“大公无私”，“毫无私己，专门利人”的“黄金世界”固然很美好，但因为漠视违离人性而行之不远，百姓最终会冲破围困他们的樊篱，历史终究要回到“以人为本（本位而非本钱）”的轨道，这是无论什么都阻挡不住的力量，包括冠冕堂皇的口号、假借爱国的迷魂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