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那个时代，曾有一个落水狗要不要痛打的争论，今天，我们遇到一个落水狗要不要救起的激辩。那是由牛根生的万言书《中国乳业的罪罚治救——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一封信》引出的话题。这封万言书说，蒙牛乳业股价暴跌导致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蒙牛股份价值大缩水，蒙牛有可能被外资收购。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渴望民族阵线的救援。
蒙牛之所以引起救与不救的争议，皆因牛根生称蒙牛是民族企业，“最后即使白送了弟兄们，也绝不愿被外国人买走”。一家企业一旦跟“民族”攀亲附友，跟国家利益前途挂钩，它的生死存亡当然就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的事情，也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事情。作为这个民族与国家的一分子，岂能袖手旁观，如果拿不出钱来接济牛根生，以共度时艰，至少可以每天一斤奶，强壮蒙牛人，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和帮助老牛。
然而，牛根生这招“攀民附族”的手法，蒙得住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蒙不了我，我要努力把“不救牛根生”的道理讲清楚。
首先，蒙牛是一个民族企业吗？有大量的媒体报道证实，其全称为“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的蒙牛，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有论者剥皮抽筋般地考证出，“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蒙牛股份都不是一家中资公司，而民族企业也不过是一个幌子”。又据了解，蒙牛上市之前，与摩根士丹利有一个对赌协议，假如有一天外资系真的可以轻松地增持“蒙牛股份”的股权，从而摊薄牛根生对蒙牛的控制力，架空牛根生，甚至收购蒙牛，蒙牛岂不从一个“民族企业”变成了一个“汉奸企业”？那我们是不是出于民族的情感，拒喝蒙牛牛奶，又是不是该痛打蒙牛而不是救起蒙牛？
退一步讲，我们不妨就视蒙牛为“民族企业”吧，那么，一个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民族企业”的企业，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让婴儿肾结石的产品来“服务”他的民族与国民，有什么值得骄傲与高兴的？作为民族主体的人的生命更重要，还是一个虚拟的集合更重要？我想，一个企业要想成为一个民族企业，最最首要的一条，是将最基本的企业责任担当起来，给国民生产安全放心的产品，其实这是任何一个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企业（管他民族与不民族）都必须首先回答并要做到的。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已经是一个“不良企业”了，说自己是民族企业难道不觉得脸红？如果真像牛根生所言：“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参与国际竞争确需依靠民族企业，那么连自己国民的生命健康的责任都负不起的民族企业，如何到国际上去跟别国企业竞争？倘若我们真的要保卫民族企业，首先是民族企业要保卫我们的安全。
资本与货币固然可以是一场战争，但现代公司制度告诉我们，股东的民族背景并不等于公司的政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可以跑到国外去收购别人的企业，别人也可以跑到我们这里收购中国企业，只要符合市场规则，合法合序就行了。由于资本的互相渗透，跨国企业的“世界企业”色彩远胜“民族企业”的色彩，愤青死死地抱定纯而又纯的“民族企业”梦想是很傻很天真的。如若想要纯而又纯的“民族企业”，就不要吸引外资，地方政府也不要拼命地招商引资，关起门来造“民族企业”好了，可是这样行吗？以“民族企业”的旗号来阻止并购，真让人怀疑这个社会是不是在搞市场经济。
在市场里面，一个企业诞生或是消亡，不过是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除非跟自己利益攸关。一个企业因为产品安全而遇到危机，最终关门倒闭，也属市场选择的结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蒙牛危机变成了一场救与不救的全国争论，就在于我们不是把它放在市场的前提下去讨论，而是陷入民族主义的议题之中绕不出来。于是，一个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救牛派”的一腔民族情感看起来是很感人的，用在“民族大义”也许管用，将“民族企业”的“民族”外衣脱光，就未必管用了。民族嘛，可以套用“儿不嫌母丑”，管他好与坏、美与丑，总归是有感情的。不过，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在市场里，人多是理性经济人，讲无偿的投资恐怕总难持久的。当一个企业，哪怕是一个民族企业，它不能让人互利互惠，你不断地投入感情与利益，它却不断地回报你伤害与失信，你就是有再大的耐心也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事实上，消费者与企业是平等的买卖关系，国家没有哪部法律说，企业要倒闭了，消费者必须来拯救，消费者有什么责任与义务要拯救，何况是一个伤害了自己身体与利益的企业？相反，一个企业有责任与义务来拯救它所伤害了的消费者，这才是正道。换句话讲，那些吃了毒奶粉的婴儿的家长有权利要求牛根生来救他们，而不是倒过来！是牛根生忏悔、赔罪、赔偿，而不是扯个民族企业的旗号出来，让消费者一下子反倒觉得亏欠了牛根生什么似的，这样的逻辑岂止是太荒唐了！
牛根生可能忘记了一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搞得晚，但毕竟搞了30年，民众多少也懂得点市场的游戏规则了。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的消费行为是，哪个鸡蛋好吃挑哪个，管它是哪个母鸡下的。同理，企业是谁的并不重要，是不是民族品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放心。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一个企业性质的“民族性”或许可以满足一下虚荣心，而一个企业产品的“安全性”才是最为根本的事情，假如他从“民族企业”购买的产品危及了生命，“民族性”不仅不是一种荣光，还是一种耻辱，不仅不值得保护，而且更值得声讨。相反，如果可以选择一个跨国的非民族企业生产的安全可靠的产品，他为什么不去选择呢？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试想加入WTO以后，我们不是买到了很价廉质优的“进口货”吗？
另外，愤青过去应当听说过农夫和蛇的故事，现在还在经历着农夫和蛇的故事，他们难道不知道，当蛇苏醒过来之后，会反咬自己一口？到那个时候，只怕是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就不必相信蛇苏醒以后不会咬人。他们还应该明白，昨天他们没喝蒙牛，就这么活过来的，明天不喝蒙牛也一样可以活下去。何况，他们不喝蒙牛，还可以喝国产的蒙马、蒙驴……总不至于国产牛奶市场从此断绝吧，只要市场在那里，总有民族企业愿意去做，就会有供给，而且应该是更健康更安全。
一个企业老老实实地经营，消费者自然愿意购买，这就是支持，就是拯救，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终究迷不住眼睛雪亮的消费者。牛根生有那闲情谈民族大义，谈“大胜靠德”，还不如将自己的屋子打扫干净好了。自己的屋子扫不好，污水横流，乱七八糟，别人不嫌弃，来帮你扫扫，你感谢都来不及，竟说人家是恶意收购，难道要等着自生自灭吗？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牛根生自己做错了，却将责任有意无意地推开，然后找个洋替死鬼来顶罪，玩这一手，也就蒙一蒙那些双眼迷糊的愤青罢了。
国人很喜欢说发达国家的企业与国民素质如何之高，如何之讲诚信，其实，发达国家的企业诚信及个人诚信大厦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置许多企业、个人于死地而后生的，是在倒闭、跳楼等种种残酷的教训中，惩罚并警醒了那些不良企业、不良公民，将社会的诚信一点点地垒建起来。即便现在，国外对不良企业、失信公民的惩罚，无论是法律还是市场，都是极其沉重的。有鉴于此，对于那些连国人的生命都不放在眼里的企业，哪怕是打着“民族企业”旗号的企业，我不心痛它的倒闭，也要揭穿它的画皮。一个不良企业的倒闭，对一个社会诚信的建立有好处，会有无数有良知的企业站起来；一个不良企业的苟活，反倒会伤害社会的诚信，会有更多不良的企业尾随而至。没有一回刮骨疗毒，受伤的最终还是消费者。我们想要创造真正的民族企业，就告诉那些企业家一句话：能救民族企业的只有企业自己的良心。
在对待蒙牛这些出了大娄子的企业，很多人竟像疯狂的球迷一样，丧失了辨识的基本能力，用一种民族情感、情绪代替一切，这是很可笑的。我们可以这样假设，你可以是火箭队的忠诚粉丝，是姚明的铁杆球迷，但假设姚明犯规了，粗鲁伤人了，你还在一个劲地叫好，这算什么事？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对人对事必须理性，有原则底线，有是非对错，有天理良心，无论我们多么地喜欢一个企业家、一个品牌、一个企业，当他犯了规，就该受到处罚，感情不能代替原则。
我习惯于对那些“高扬”民族、国家旗号的人和事保持警惕，对一个企业家高扬这样的旗号尤其如此。这种行为很容易就让我想到“爱国贼”——以爱国、爱民族的名义来谋取自己的私利，或是以爱国、爱民族的名义来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些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个企业，实际上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利益。我奉劝那些惯于玩“民族主义”的朋友，不要以为民族主义是那么好玩的，一旦被煽动起来的愤青发现你不过是一个“爱国贼”，是在利用他们的爱国、爱民族的善意与激情，他们满腔的怒火就可能掉转枪口朝向你，引火烧身也只是瞬间的事，还是三思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