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第二部 如出一辙
不管在一座大城市里每一刻正在讲多少话用以表达其居民的个人愿望，有一个词儿是永远不会在其中的：拯救。不妨假设，所有别的、最富有激情的话语，以及表示最错综复杂的，甚至显然被看作例外的关系的词语都在翻来覆去地同时被大声叫嚷和低声耳语，譬如“您是我所碰到过的最大的骗子”或者“像您这样楚楚动人的女人举世无双”，致使这些极具个人色彩的经历简直可以用一条美丽的全市用量分配统计曲线来表现。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会对另一个人说“你能够拯救我”或“救救我吧”。人们可以把他绑在一棵树上并让他挨饿；人们可以在他数月之久的徒然追求之后把他和他的情人一道弃置在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上；人们可以让他伪造汇票并找到一个救星：世界上所有的话语连珠炮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但是，只要他内心确实不平静，他就绝不会说拯救、拯救者或得到拯救，虽然从语言角度来说也许没有任何反对这样做的理由。
尽管如此，联合在卡卡尼王冠下的各族人民却称自己是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在考虑。由于他在国防部里所担任的职务，他对卡卡尼遭遇的民族困境有足够的了解，因为军队在预算案审理过程中最早感受到随之而来的摇摆不定和顾忌重重的政策，而才在不久前，部长才不得不万分恼怒地撤回了一个紧急军事提案，因为一个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曾为批准所需资金要求民族意识上的让步，但政府则不可能给予这种让步而不过度刺激别的民族的拯救需要。就这样，卡卡尼对外部敌人依然没有设置防护，因为成问题的是一个重要的炮兵提案，这个提案提出要用在射程上较之别国的大炮犹如长矛对小刀的新大炮去替换在射程上较之别国的大炮犹如小刀对长矛的完全过时了的陆军大炮，而这却又一次受阻而变得遥远无期了。没准儿施图姆将军因此而产生过想自杀的情绪，也难说，但是极度恶劣的情绪起先也可能会在许多看似分散的琐屑小事上表现出来，而施图姆考虑没有得到拯救和拯救，这毫无疑问与卡卡尼因自己那叫人受不了的内部争吵而注定遭到的没有武装和没有抵抗力的状态有关，这尤其是因为自一些时候以来，在狄奥蒂玛那儿进行他那半民事活动时，他也频频听到“拯救”这个词儿，听得耳朵都生出茧子了。
他的第一个观点是，它根本就属于语言学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肿瘤词”。这是他天然的士兵意识告诉他的；但是且不说这种士兵意识已经让狄奥蒂玛给搞糊涂了——因为施图姆是从她的嘴里第一次听到“拯救”这个词儿并感到无比兴奋的，而尽管有着炮兵提案的烦恼，这个词儿今天还从这个方向送来一股迷人的魔力，致使将军的第一个观点其实已经是他生平的第二个观点了——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关于这词的肿瘤理论也似乎不对头：人们只需要给“拯救”这个词组的各个体配备上小小的、亲切可爱的“缺乏严肃”的成分，那么它们即刻就会被毫不费劲地说出口来，“你确实拯救了我”，如此等等。一个人只要在这之前已经焦急地等候了十分钟或者遭遇到了另一桩同样不足挂齿的不愉快事件，谁会没说过这样的话呢？所以将军明白了，原来让健康的理智感到反感的，根本就不见得就是言语，而是由这些言语得到了不可信的保证的严肃状态。的确，如果施图姆问自己，除了在狄奥蒂玛那儿和在政界，他曾在哪儿听人谈论过“拯救”，那么，就是在教堂里和咖啡馆里，在艺术杂志上和他赞赏地读过的阿恩海姆的书里。就这样，他清楚地认识到，用这样的话所表达出来的，不是一个自然的、朴素的和合人情的事件，而是某种抽象的和一般的错综复杂事态；拯救和渴望得到拯救按任何方式来说显然都是某种只能由一种精神给另一种精神带来的东西。
将军点点头，这桩公务导致他获得的这些引人入胜的认识颇感惊诧。他将他的办公室房门上方的电动磨圆玻璃板调到红色，表示他有重要会议，而就在他的军官们拿着公文包在门口叹着气向后转的当儿，他却在继续思考。现在，他在各条道路上所遇到的有才智的人都不满足。他们对什么事都指指戳戳，他们到处横挑鼻子竖挑眼，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事物永远都不对头。他们简直使他反感。他们就像那些不幸的敏感的人，这些人总是坐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他们咒骂不科学和无知，咒骂野蛮行为和过分挑剔，咒骂好争论和漫不经心：他们的目光所投向之处，到处都敞开着一条裂缝！他们的思绪永不停歇并察觉到一切事物的永远流浪的残余，它到处都不顺当。所以他们终于确信，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注定了要精神贫瘠并且只有通过一个特殊的事件或者一个完全特殊的人物才能摆脱贫瘠、得到拯救。就这样，当时在所谓有知识的人士中间产生了对“拯救”这个词的偏爱。人们确信，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必须马上出现一个弥赛亚。这看情况可以是一个医学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将拯救医学，使其摆脱玄奥的研究——在进行这些研究的期间，无助的人类将罹病而死亡；也可以是一个文学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将有能力写出一个可以将成百万人拉进剧院并具有最无先决条件的高贵精神的剧本。除了认为其实每一个单一人类的活动只有通过一个特殊的弥赛亚才能重新归还给自身的这个信念之外，自然也还有对有着强劲的手控制全局的弥赛亚的纯朴而毫不含糊的渴望。所以当初那场大战前的时代，是一个相当具有弥赛亚精神的时代，而即便各民族都想得到拯救，实际上这也没有任何特殊和不寻常之处。
将军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话和所有其他讲出来的话一样不能按字面去理解。“倘若救世主今天返回，”他心中暗想，“那么，他们也会像推翻任何一个别的政府那样推翻他的政府的！”他按自己的经验猜想，这种情况是由于人们写太多的书籍和报刊文章造成的。“军事规章多聪明，”他想，“它禁止军官在没有获得有关当局的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写书。”想到这里，他感到有些吃惊，一阵如此强烈的忠诚情感袭上心头，这种情形他已经很久没经历过。毫无疑问，他自己想得太多！这是接触平民精神使然；平民精神显然已经失去了拥有坚定的世界观的优越性。这一点将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现在他也还看到了整个这套关于“拯救”的说词的另一面。施图姆将军的思绪游移回溯到对上过的基督教《圣经》课和历史课的回忆上，以便阐明这种新的联系；很难说他这时想了些什么，但是如果人们将他的想法列举出来并对其进行一番加工润色，那么它大致是这样的：先开始简要谈谈教会部分，只要人们相信宗教，就能够把一个好基督徒或虔诚的犹太人推下去，不管是从希望或安康大厦的哪一层，几乎可以说他总是落在他的心灵的脚上。这是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把诠释生命——它们送给人类的生命——看作是一个非理性的、无法估量的残余部分，这个残余部分被它们称作上帝的无法探明究竟的特性；凡人的打算若是实现不了，那么，他只需要回想起这个残余部分，他的灵魂就能够满意地搓手。这种落在脚上和搓手被人们称为世界观，而同时代人则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要么他不得不完全放弃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思考，这是许多人都乐意做的，要么他陷入那种奇特的内心冲突：他必须思考，可是看上去却似乎永远也不能好好地获得满意的结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心冲突往往既具有彻底无信仰的形态，也具有重新彻底屈从信仰的形态，而它今天最常见的形态则是这样的，即人们确信，没有精神就没有合理的合人情的生活，但精神太多，这种生活也不会有。我们的文化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它严密注意，为教育和科研机构提供资金，但并非太多的资金，这资金与它为娱乐、汽车和武器所花费的金额成适度的微小比例。它通过各种途径为能人开辟自由发展的道路，但想方设法使他也长于经商。它在抵抗一阵之后承认每一种思想，但这随后便自动地也于这个思想的反思想有好处。这看上去就像一种巨大的弱点和疏忽；但是这大概也是一种完全有意识的努力，要让精神知道，精神不是一切，因为哪怕仅仅是唯一一次把推动我们生活的各种思想中的一个完全地由反思想不留任何残余地付诸实践，那么，我们的文化也就不再是我们的文化！
将军有一个厚墩墩的孩童小拳头，他捏紧拳头并像用一只加衬里的手套那样一拍写字台的台面，这时他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强有力的拳头。作为军官，他有世界观！其中的非理性残余部分就是荣誉、服从、最高统帅、勤务条例第三部分，而归结起来说，它就是这信念：战争无非就是和平用更强有力手段的继续，一种充满力量的秩序，没有这秩序世界就不再能够存在。将军拍桌子时的神态本来是会显得有点儿可笑的，倘若一个拳头仅仅意味着某种竞技运动性质的东西，不也意味着某种精神的东西，对精神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对平民精神已经有些厌倦。他有过这样的体会：只有图书馆勤杂工才是对平民精神有深切的全面了解的人。他曾发现过过量秩序的佯谬，即它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无所事事。他心头有某种滑稽可笑的感觉，觉得这像一种解释，说明为什么最大的秩序和献身精神都同时可以在军队中找到。他已经弄清楚，原来通过某种说不出的关系，秩序可以导致一种杀人的需要。他忧心忡忡地思虑，他不可以用这样的速度继续工作下去！“究竟精神是什么呀？”将军带着反叛情绪问自己。“它总不会在半夜穿一件白衬衫游荡，这和整理好我们的印象和经历的秩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可是，”他断然得出结论，想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主意，“既然精神无非就是有秩序的经历，那么人们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上就根本不需要它！”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舒了口气，把会议信号调到“通行”，走到镜子前，理平自己的头发，以便在他的下属进来前消除一切内心激动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