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大型爱国行动的真正推动力——从现在起，为了省略并且由于它“要充分显示出一个七十年的、多福祉多忧患的周年纪念日比一个仅仅是三十年的具有更重的分量”，这个行动也就叫平行行动了——却不是施塔尔堡伯爵，而是他的朋友，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就在乌尔里希造访霍夫堡皇宫的当儿，秘书正手捧一本书站在这位达官显贵的漂亮、高窗户的办公室里——在层层的寂静、虔敬、金丝绶带和庄严光荣的氛围中——给伯爵阁下诵读书中的一个段落，这是伯爵要他找的。这一回是费希特[24]的一段话，是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设法找出来的，他认为这段话很合适。“为了从懒散的原罪，”他朗读，“及其伴生物怯懦和虚伪中解放出来，人们需要这些榜样，这些榜样给他们先设计好自由之谜，它们通过宗教创始人已经复活。对道德信念的必不可少的谅解在教会中实现，教会的象征不应被视为教材，而是应该被视为宣布永恒真理的教学用具。”他特别重读了“懒散”、“先设计”和“教会”这几个词。伯爵阁下露出赞许的神色倾听着，把书拿过来看了看，但随即便摇起头来。“不，”这位直属皇帝和中央的伯爵说，“这本书倒是不错，但是这个讲到教会的新教段落不行！”秘书像一个不得不被董事会把一项行动计划第五次退回给自己的小公务员那样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小心翼翼表示异议说：“但是费希特给各界国民的印象将会是很好的吧？”“我看，”伯爵阁下回答，“我们必须暂时放弃这个。”随着书啪的一声合上，他的脸也合上，看到这张无声地下着命令的脸，秘书也啪的一声顺从地一鞠躬，接过费希特，把它收起来，在隔壁图书馆里把它重新排进世界哲学体系的分类中去；有些人自己不做饭，而是让手下人去料理。
“所以，”莱恩斯多夫伯爵说，“暂时仍然守住这四点：和平皇帝、欧洲里程碑、真正奥地利以及产业和教育。您必须按这四条撰写这份通函。”
伯爵阁下在这一瞬间心里曾产生过一个政治的想法，用话语来表示这个想法大体就是：他们会自动来的！他指的是他的祖国的那些个阶层——他们觉得自己不隶属这个国家而是隶属德意志民族——他们使他感到不快。倘若他的秘书找到了一段迎合他们情感的合适引文（因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选中了费希特），那么这段话也就被写下来了；但是此刻，一个扰人的细节妨碍他这样做，莱恩斯多夫伯爵轻松地舒了口气。
伯爵阁下是这个大型爱国行动的发明人。当从德国传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时，他首先想到了和平皇帝这个词儿。它立刻就和一个八十八岁统治者、一个各民族真正的父亲以及一个连续掌权七十年的政府的概念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概念都带有他所熟悉的他的皇帝老爷的特性，但是笼罩在这两个概念上的却不是陛下的，而是这个骄傲的事实的光辉：他的祖国拥有这位世界上年纪最老、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不明事理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倾向于把这仅仅视作对一种稀罕物件的喜悦（就仿佛莱恩斯多夫伯爵会把罕见得多的横条纹的带透明水印花纹和缺一个锯齿的撒哈拉钟摆放在比一幅格列柯[25]的画更高的位置上，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虽然他拥有两幅后者的画并且不是完全无视自己家宅的这些著名藏画。），但是他们愣是不理解，一个譬喻甚至会比最大的财富还更具有何等充实的力量。对于莱恩斯多夫伯爵来说，这个关于老统治者的譬喻中同时蕴含着他所热爱的祖国和应把他的祖国视为模范的世界。莱恩斯多夫伯爵胸中激荡着巨大和痛苦的希望。他恐怕说不出个究竟：这更多的是对自己的祖国感到痛心——因为他看到它在“各国人民的家庭”里没有完全取得理应得到的荣誉席位呢，还是说激荡着他的心胸的，是对普鲁士的嫉妒，是普鲁士把奥地利从这个席位上推了下去（一八六六年，通过阴险、奸诈手段），抑或不过是对一个古老国家的贵族的自豪感和要证明这贵族堪称典范的渴望充满于他的内心；因为按照他的意见，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一种唯物主义的民主中随波逐流，而一个崇高的象征则浮现在他的眼前，对于他们来说这将既是提醒又是反躬自问的标志。他明白，必须做出点使奥地利崭露头角的事来，以便使这一“奥地利的光辉的生命公告”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里程碑”，从而为全世界效劳，使它重新找到自己的本真，而这一切是和拥有一位八十八岁的和平皇帝联结在一起的。更多或更详细的情况莱恩斯多夫伯爵确实还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已经将他攫住。这个思想不仅激起他的热情——对此，一个受过严格和负责任的教育的基督徒毕竟是不得不依然抱怀疑态度的——而且显而易见地直接倾注进诸如统治者、祖国和现世幸福这类十分崇高和闪光的观念中。尚附着在这个思想上的模糊不清的东西并不使伯爵阁下感到不安。伯爵阁下很熟悉模糊神性观察这个神学原理，这种模糊的神性本身是无限清楚的，但是对于人类的悟性来说却耀眼和黑暗；此外，这是他的终生信念：一个做大事的人一般不知道为什么。克伦威尔就说过：“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去哪儿，他就永远不会有出息！”莱恩斯多夫伯爵心满意足、津津有味地品味着他的这个譬喻，一如他所感觉到的，这个譬喻的不可靠性比其可靠性更强烈地让他感到振奋。
撇开譬喻不谈，他的政治观点却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坚定性和一个大人物的那种自由，只有通过全然不存疑心才可能取得的那种自由。他凭长子继承权当上上院议员，但既不积极从政，也不在宫廷或国家机构担任任何职务；他是“纯粹的爱国者”。但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及他独立的财富，他成了所有其他忧心忡忡注视着帝国和人类发展的爱国者们的中心。不当漫不经心的旁观者，而是对事态发展“从上面伸出援助之手”，这个道德职责贯穿着他的一生。他深信“人民”是“好”的；不仅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公务员、职员和仆人，而且因为在经济上无数的人也都有赖于他们。除了星期日和节假日里看到百姓们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像一个歌剧合唱队从幕后冒出来，他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什么别的模样。所以，凡是和这个观念不一致的，他一概归于“挑唆分子”；在他看来，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不成熟和“有制造轰动效应瘾”的人干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受过宗教和封建教育，在和平民交往中从未遭到过反对，并非不博学，但是由于受到呵护了他的青年时代的教会教育学的影响而一辈子都受到阻碍，除了协调一致或错误偏离他自己的原则之外，绝不会在一本书里看出一点别的名堂来。就这样，他只从议会、斗争和报刊论战中了解合时宜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由于他有足够的知识，可以分辨出其中众多的浅薄知识，所以他每天都加深着自己的偏见，以为真正的、被较深刻地理解了的市民世界无非就是他自己所以为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政治观点的搀和剂压根儿就是他的一种辅助手段，好使自己适应于一个由上帝创造的、但过于频仍地弃绝他的世界。他坚信，甚至连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与他的观点一致的。架设一座桥，让社会主义者们在这座桥上迈步走进他的阵营，这简直一开始就是他的一个最有特色的想法，他甚至还对自己部分地隐瞒着这个想法。明摆着的嘛，帮助穷人是一项高贵的任务，对于真正的上层贵族来说，一个资产阶级的工厂主和他的工人之间不可能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是社会主义者嘛”是他的一句口头禅，其含意不多不少，大致是说在来世没有社会地位方面的区别。但在现世他却认为这些区别是必要的事实并期盼着，一旦人们在物质福利问题上满足劳工的要求，他们就会放弃不明智的、已被印入他们脑海中的口号并领会自然的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每一个人在为他规定的那个范围内恪守义务和得到发展。所以在他看来真正的贵族和真正的手工业者一样重要。其实，对于他来说，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将通向一个被他称为祖国的和谐的幻象。
伯爵阁下大概也无法说明，他在自秘书离去之后的一刻钟内对此想了些什么。也许什么都想到了。这个中等个儿、年逾花甲的男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写字台前，双手交叉在膝上，竟不知道自己在微笑。他穿一件矮领衬衫，因为他有患甲状腺肿的倾向，并且不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便是由于他由此可以少许有点儿像华伦斯坦时代波希米亚贵族的画像而蓄着一部翘胡须。一间高大的房间把他围住，而这间房间又被前厅和图书馆大而空荡的房间围住，在这些房间的四周又层层叠叠围着别的房间，围着寂静、虔敬、肃穆和两道弧形环状石头楼梯；在这两道楼梯与大门入口的交接处站着一个身穿沉甸甸、披挂着金银丝绶带大衣、手握木棒的高个儿门卫，他从门拱的洞里看外面空蒙的白日雾气，行人们像在一只金鱼缸里那样漂游而过。在这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一幢洛可可式房屋正面，纤巧的藤蔓攀缘而上，这幢洛可可式建筑的正面在艺术学专家们中间不仅因其美丽而著名，也因为它的高度大于宽度；今天它被认为是第一次尝试，将一座宽大舒适的乡村小宫殿的皮绷紧在高高耸立于受资产阶级束缚的背景上的市政厅的骨架上，从而被认为是从封建领地主权向资产阶级民主风格的过渡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在这里，莱恩斯多夫家族的存在通过艺术书籍的认证而转入世界精神之中。但是谁若是不知道这一点，谁就会像急速向前喷射的水滴看不到渠道壁那样看不到这一情况；他只注意到平素固定不变的街道上这柔和、带点灰色的门洞，一个令人惊异的、几乎令人激动的凹陷处，在那凹陷的洞穴里闪耀着绶带和门卫木棒圆头的金光。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这个门卫来到大门进口处；然后他就站立在那儿，宛如一块彩色的、光芒远射的宝石，包含在一排房屋里，这排房屋不进入任何人的意识之中，虽然是这排房屋的墙壁使得不计其数、没有名字、飘移而过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升格为一条街道的秩序。可以打赌，大部分让莱恩斯多夫忧心忡忡、日夜牵挂在心头的“百姓”一听到有人说起他的名字，除了回想起这个门卫，恐怕不会有任何别的联想的吧。
但是伯爵阁下恐怕并没有把这看作是受歧视的表现，他反倒觉得拥有这样的门卫是“真正的无私”，这和一个高贵男子的身份颇为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