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在根本不很久远的时间之前，他们确实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乌尔里希又独自一人时，心里这样想——奇怪的是，这两个人不但首先在所有别人之前想到那些最重要的认识，而且还是同时想到，只要一个人张开口，准备说点什么新鲜的，另一个马上就会作出同样的惊人发现。这是青年人友谊上的某种怪异现象。他们像一个蛋，这个蛋在蛋黄里就已经感觉到自己那美妙的鸟的前途，但是除了一种有些缺乏表情的、与别的蛋纹路没有什么区别的蛋纹路以外，它还没向世界显示出任何别的东西来。他眼前清晰地浮现起那间少年以及大学生时代的房间，每逢他外出郊游几周回来后，他们便在房间内相聚。瓦尔特的摆满了图画、笔记和活页乐谱的写字台，预先放射出一位著名人物的未来的光彩，以及对面那个窄小的书架，瓦尔特有时像塞巴斯蒂安[18]站在桩子旁边那样热忱地站在那书架旁边，灯光照在那一头一直偷偷为乌尔里希所赞叹的好看的头发上。尼采、艾腾贝格[19]、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他刚刚读过的随便哪一个作家，便只有一直摆在地上或床上的分儿，倘若它们不再被使用，而滔滔不绝的谈话又不容许稍有停歇因而无暇将它们好好放回原处的话。为了可以随意利用青年人的自负，大人物们相当地喜欢青年人，此刻他则觉得青年人的这种自负简直可爱已极。他试图回忆那些谈话。它们像梦，就像人们醒来时抓住睡梦中的最后几个思绪。他略感惊讶地想到：我们当初提出一些论断，它们也还另有一个目的，不只是图正确这个目的；这就是，保住我们的地位！就这样，在青年时代，自己发光的欲望比在灯光下看人的欲望强烈得多；他感觉到对这种好似在光线上飘浮的青年时代情感的回忆是一种痛心的损失。
乌尔里希觉得，他在壮年开始时陷入一种普遍的气势颓静的状态，尽管有偶或出现、迅速平静的漩涡，它还是逐渐淡薄下来变成一种越来越无精打采的、杂乱的脉搏跳动。几乎没法说出这种变化有些什么内容。著名人物一下子变少了？不是的！何况，问题根本就不在于他们嘛；一个时代的高度并不取决于他们，譬如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人的文化修养的匮乏没能够压制黑贝尔和尼采的成长，这两个人也没能够压制同时代人的文化修养匮乏。公众的生活停顿了吗？没有；它变得更强劲有力了！折磨人的矛盾比从前更多了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嘛！从前人们就没有做过颠倒黑白的错事？大量的！我们私下里说吧：人们为懦弱的人出力，不理会坚强的人；会有蠢材扮演领袖角色、很有天赋的人扮演怪僻人角色的事；德国人不顾种种被自己说成是颓废的和病态的夸张的阵痛，继续读自己的家庭杂志，大批德国人参观水晶宫和脱离派[20]的艺术家家园；政治根本就丝毫不把新人物们以及他们的杂志的观点放在心上，公共机构对新事物依然像是被一条瘟疫警戒线围住了一样。人们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打那以后一切都已经变好了？从前只是小宗派头头的人如今已经变成老年著名人士；出版商和艺术美术品商人富了；新机构层出不穷；全世界的人都在参观水晶宫和脱离派以及脱离派的脱离派；家庭杂志已经把头发剪短；国务活动家们喜欢显出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知识渊博，报刊都在登载文学史。那么是什么给丢失了呢？
某种难以领会的东西。一种预兆。一种幻想。就像一块磁铁放开铁屑、铁屑又陷入一片混乱。就像线从一个线团里掉落出来。就像一列火车的车厢已经松动。就像一个乐队开始错误演奏。你找不出任何细小的毛病，它们不是从前也有可能会出现的，但是所有的关系都已经有一些改变。从前效力微薄的观念变得丰厚起来。各种人物获得荣誉，要是在从前人们才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粗暴生硬的东西变得温和，已分离的又汇合，有独立思想的人向赞誉让步，已经形成的审美力重新遭到风险。鲜明的界线到处都已消失，某种新的、无法描绘的结成姻亲的能力把新人和新观念高高举起。这些新人和新观念不坏，肯定不坏；不，只不过是有点儿过多的坏东西搀和进好东西，谬误搀和进实情，调整搀和进重要性了。简直就好像有一个这种搀和的优惠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在世界上传播得最广泛；一种小小的、足以够用的代替物配料，它让天才显得有才智、让有才能的人显得前途无量，就像某种无花果或菊苣根代用咖啡添加剂按某些人的看法赋予咖啡以正宗的、味道浓郁的咖啡口味那样，而所有精神领域的受偏爱的和重要的职位一下子全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于是所有的决断全按他们的心意作出。人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在任何别的事物身上。人们也无法说清一切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人们既不能为反对人物也不能为反对思想或某些现象而斗争，既不缺乏才干也不缺乏良好的愿望，甚至连刚强的性格也不缺。只不过就是既什么都缺又什么也不缺罢了；这情形，就仿佛血液或空气已经变了似的，一种神秘的疾病已经耗尽了从前时代的小小的天才的征兆，但是一切都闪耀着新奇，最后人们不再知道，是世界确实变坏了呢，还是只不过人们自己变老了。然后，一个新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就这样，时代已经变了，像一个白天，开始时闪耀着湛蓝的光，后来便慢慢变得阴暗起来，这个时代并不曾怀有等待乌尔里希的好意。他便这样回报他的时代：他认为耗尽天才、构成时代疾病的那些神秘变化，其原因就是寻常已极的愚蠢，完全不是在侮辱人的意义上。因为如果愚蠢不是从内部看和才能酷似，如果它从外部看不是可能会显现出进步、天才、希望、改善的样子来，那么大概也就没有人愿意愚蠢了，也就不会有蠢事了。也许反对愚蠢至少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但是可惜愚蠢却有着某种极讨人喜欢和自然的特性。譬如如果人们觉得一幅印刷复制的油画比一幅手画的油画更有艺术价值，那么，这里恰恰也包含着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比凡·高是一位大艺术家这个真实更有把握加以证明。同样的，作为戏剧家比莎士比亚还强劲有力，或者作为小说家比歌德还情绪稳定，这也是很容易和值得一做的事，一句说得恰到好处的空洞套话总是比一个新发现含有更多的人情味儿。简直就不会有哪个重要思想愚蠢会不善于利用，它具有各方面的灵活性并能穿上各种真实的衣服。而真实则总是只有一件衣服和一条道路，并因而总是处于劣势。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与此相关联地，乌尔里希有了一个奇特的想法。他想象，死于一二七四年的大教会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无比艰辛地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整理得井然有序之后，更彻底地深入钻研了那些思想，刚刚才结束这项研究工作；受到特殊的恩宠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如今他腋下夹着许多大开本的书从他那半圆拱形的住房大门里走出来，这时恰好一辆电车从他面前疾驰而过。这位万能博士——过去人们曾这样称呼著名的托马斯——的莫名惊诧逗得他发笑。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顺着空荡荡的街道行驶，他罗圈着双臂，罗圈着双腿轰隆隆驶来。他的脸上呈现出一个装腔作势吼叫着的孩子的严肃神情。看着看着，乌尔里希便回忆起几天前在一份杂志上见到的一位著名女网球运动员的照片；她踮着脚尖，把大腿一直裸露到长袜松紧带以上的部位并将另一条大腿向自己的脑袋甩去，与此同时，她手举球拍向后摆荡，准备接一个球；她脸上同时还现出一副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模样。在同一期上还登了一张女游泳运动员的照片，她在比赛后接受按摩；脚跟前和头前各站着一个在一旁认真观看的穿日常便服的女子，而她则裸体仰卧在一张床上，一个膝盖向上曲起，摆出一个委身的姿势，旁边的按摩师双手放在她膝盖上，穿一件医生白外套，从照片里把目光投出来，仿佛这一堆女人肉已出皮，正挂在钩子上似的。这样的东西人们当初已经开始看了，不管用什么方式人们都得承认它们，就像承认高层建筑和电车。乌尔里希觉得：“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时代的气。”他也随时准备着去爱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形态。他所永远办不成的，仅仅是，像社会的舒适感所要求的那样，全力以赴地去爱它们；很久以来，一丝反感便一直笼罩着他所做和所经历的事，一种无能为力和孤独的征兆，一种普遍的反感，对这种反感他无法找到与之相辅相成的好感。有时他的心情简直就像是知道生来就有一种才干，现在却没有这才干要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