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星期天。客厅里堆了不少内容枯燥乏味的周末报纸，弗兰克·惠勒和他的妻子一直没说话，沉默像是已经延续了一年。她独自去参加了《化石森林》的第二场和最后一场演出，然后再次睡在沙发上。
弗兰克坐在扶手椅里，翻阅着《纽约时报》的杂志版，希望自己能放松下来。孩子们在一个角落里安静地玩耍，爱波则在厨房里清洗餐具。他已经把杂志从头到尾翻过了不止一遍，放下又捡起，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翻到那个鲜亮的全版时装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如是开头：“一件讨喜的、充满女人味的、让穿着者走到哪里都心情畅快的连衣裙。”照片中的女孩是个身材高挑表情骄傲的年轻女孩，胸部比弗兰克认为的时装模特应有的还要坚挺，屁股也更翘。乍看她长得挺像他办公室里那个叫做莫琳·格鲁布的女孩。后来他断定，照片上的模特儿要漂亮得多，而且想必也更有头脑。不过他还是觉得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当他的眼睛流连于这个讨喜的充满女人味的女孩时，他开始沉浸在性幻想里。上一次公司开圣诞派对，他借着醉意把莫琳·格鲁布按在一个橱柜上，而其实他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醉。在那里，他狠狠地、久久地吻了她。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舒服，随手把杂志扔在地毯上，然后点燃了一根香烟，没有意识到另一根长长的香烟还躺在旁边的烟灰缸里。然后，或者只因为这是一个明媚的午后，孩子们很安静而他跟爱波的争吵也已经过去，他走进了厨房，爱波正弓身于一池肥皂泡前，他从后面抱住了她的双臂。
“听我说，”他在她耳边低语，“我不在乎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还有这他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能不能就这么算了，然后像两个正常人一样重新相处？”
“你是说就这样敷衍过去，直到下次再发生同样的事吗？假装一切都很好很舒服很平静？我恐怕不行。谢谢了。我已经厌倦这样的游戏。”
“你没发觉你这种态度对我有多不公平吗？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现在，就两件事。一，我要你把手拿开；二，我要你说话小声点。”
“那么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可以。我想要把这些碟子洗干净。”
弗兰克回到客厅时，詹妮弗叫：“爸爸！”
“什么事？”
“你能不能给我们读几个漫画啊？”
小女儿提出这个请求时的羞涩，以及那充满信任的眼睛，让弗兰克差点哭了出来。“当然可以了，”他说，“来，我们三个一起坐下，然后我给你们读几个漫画。”
当他把漫画大声地读出来时，两个小孩分别把小脑袋贴在他身侧，小腿直直地伸在沙发软垫上，温暖着弗兰克的身体。他的语调情不自禁地蒙上了厚厚的感伤情绪。这两个孩子知道什么是原谅；他们愿意接受他无论他变好还是变坏；他们爱着他。为什么爱波就是不能意识到爱是多么简单和必要呢？为什么她总把所有事情复杂化？
这样的时光是美好的。唯一的麻烦是，这些漫画好像没完没了。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页都挤满了这些东西，弗兰克的任务永远完成不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开始发紧，单调的语音透着急切，而且他的右膝开始酸麻发抖。
“爸爸，你刚才跳过了一幅漫画。”
“没有啊，宝贝儿，我没跳。那是一则广告嘛。你们不会想听的。”
“可是我想听。”
“我也想听。”
“可那不是漫画，只不过做成了漫画的样子。那其实是一则牙膏广告。”
“反正读给我们听嘛。”
他咬了咬牙，感觉牙根的神经都跟脑部的神经交缠到了一起，打了一个结。“好吧，”他说，“你们看，在第一幅图里面这位女士想要跟这位男士跳舞，但是男士不愿意去邀请她，然后在第二幅图里女士开始哭，她的朋友告诉她，那位男士不跟她跳舞或许是因为她嘴里的味道不太好闻，接着在下一幅图里女士跟牙医说话，对方告诉她……”
他觉得自己在无助地往下沉，沉进坐垫、报纸和孩子们的身躯当中，像一个正淹没在流沙里的男人。等到漫画终于读完，他费劲地站起身来，喘着气，在地毯中间站了好几分钟。他把紧握的拳头放进口袋里，以免他终于做出自己此刻真正想做的事情：抓起一把椅子，然后把它从落地窗里扔出去。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狗屁生活啊？这种狗屁生活到底又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弗兰克已经灌下了不少啤酒。他开始盼望坎贝尔夫妇的来访。通常他们的到访会让他不高兴（“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别人？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然而今晚却有点指望。至少他们来了之后，爱波不得不拿出笑容，而且要陪他们说话。她得时不时向他微笑，还得叫他“亲爱的”。此外，必须承认的是，坎贝尔夫妻总能把弗兰克和爱波最好的一面引发出来。
“你们好！”他们互相招呼。
“你好！”“你好！”
这一个愉快的音节，随着渐重的暮色飘散开来，在惠勒家厨房的门上又弹出回音，这是每次聚会必然的前奏。然后是握手，仪式化的亲吻，以及疲劳却也愉悦的叹息——“啊”，“哦”——告诉别人他们在酷热沙子上跋涉了几英里才找到这片绿洲，或者他们痛苦地屏住了呼吸直到这一刻才释放出来。接下来四个人会一起坐到客厅里面，啜饮一口冰冻的饮料，脸一皱然后振作起来，为了一刻的互相仰慕，之后便各自选了个姿势瘫坐了下来。
米莉·坎贝尔依靠着柔软的沙发垫子，脱掉鞋子，把双脚舒适地蜷缩在臀部下面。她仰起的脸露出健康积极的笑——她可能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但她可爱而敏捷，在身边会有很多乐趣。
米莉旁边坐着的是弗兰克。他仰靠在沙发上，腿跷得差不多跟头一样高。他的眼睛已经全神戒备要面对一番开场白，他的嘴唇就像含着一块苦兮兮的含片似的弯成一个弧度，准备要说一些机智的话。
谢普，体形健硕而稳重可靠，在这个小圈子里起着稳定的作用。他肥胖的双腿分得很开，结实的手指正在松开领带以便一会儿能爆发出笑声。
最后一个坐下来的是爱波。她随意而优雅地坐在躺椅上，头向后仰靠于帆布椅面，一边向天花板吐出悲伤的烟圈，颇具贵族气质。他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大家发现——有点意外但也松了口气——关于剧社和演出的敏感话题可以很快就被抛开了。几句简短的对话，相互摇着头微笑了几下，就把这个话题打发掉。米莉坚持第二场表演比之前的那场要好很多，“我是说，至少所有的观众看来都更加欣赏第二场表演，你说呢，亲爱的？”谢普说自己很开心是因为这狗屁事情终于结束了。而爱波——大家都把焦虑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则微微一笑让他们放宽了心。
“有一个好笑的说法：至少这表演让大家很开心。这不是很别扭吗，昨晚有好多人都在这么说，我听到这句话不下五十次。”爱波微笑着自嘲。
很快大家讨论的话题转到了孩子和疾病（坎贝尔夫妇的大儿子有点瘦弱，因此米莉怀疑他是不是得了什么血液方面的疾病，直到谢普说无论他得了什么病一点也没削弱他摔东西的手劲儿）。接下来大家谈到了孩子们去的小学，并且一致认为小学的工作做得不错，尤其考虑到它有一个如此保守的校委会。然后话题扯到了超市里过高的物价上。在这之后，当米莉说着羊排的长篇大论时，大家才意识到了一种明显紧张感在房间里弥漫。他们调整着坐姿，每次冷场的时候大家就以充分的社交礼仪把注意力集中在饮料上。他们回避彼此的目光，装作没有发现她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谈这一令人担忧却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种感觉在他们四个人当中还是头一次出现。
这种情形在两年以前，甚至一年以前，都不可能发生。就算没什么可聊，他们总还可以从国家的混乱局势中找到话题。“你们怎么看这个奥本海默和他的工作？”一个人会问，然后其他人就会以革命的热情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谈到麦卡锡参议员势力的恶性增长，认为他已经毒害了整个美国，两三杯酒下肚后，他们会想象自己身处于四面楚歌、日益式微的地下知识分子组织。还有人会拿出《观察者》或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剪报读出来，剩下的人则会充满敬意地慢慢点头。弗兰克或许会满怀憧憬地讲到欧洲：“天啊，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到那里去。”而他每次这样说的时候，可能会立马得到大家的一致应和，想要走出国门：“嗯，我们都去！”（有一次大家格外投入，讨论已经具体到船费，房屋租金，还有孩子们的学费，直到最后喝饱了提神咖啡的谢普泼了一瓢冷水，说他读到有关消息，在国外找工作不容易。）
即便是政治方面没什么可谈了，他们还可以聊聊那些不着边际的，但永远引人关注的话题，比如“社会融合”，比如“郊区”，比如“麦迪逊大街”，还有“今日美国社会”。“我的天啊，”谢普会开始说，“你们都知道我们隔壁住的那个人吧？叫唐纳德森的那个。那家伙没事的时候总在摆弄他那台电动割草机，句句不离商业领域里的勾心斗角和什么劝诱推销。还有，我有没有告诉你们，他是怎么吹嘘他那个烤肉架的？”接下来谢普会讲一则乡间轶事，反映生活在郊区里的人性格中极端的自以为是，最后大家一起笑得身体发虚。
“哦，不过我真的很难相信，”爱波强调，“他们真的会那么说话吗？”
弗兰克会接过她的话头：“关键是，如果这种表现不是这么典型的话，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不只是唐纳德森那家人这样，克雷默一家也是如此，还有别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都是如此，什么文盖斯一家，还有别的很多很多人。就是这群白痴每天跟我同坐一趟火车来来回回。这是一种传染病。他们根本不会思考，没有感受，也不去关心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不再感到兴奋，不再相信别的任何东西，除了他们那些什么狗屁平庸哲学。”
米莉·坎贝尔会愉悦地蠕动着身体。“哦，说得太对了。你说呢，亲爱的？”
然后所有人都会表示认同，这背后隐含着一个让他们暗暗高兴的信息：就他们自己，这四个人，在一个病入膏肓正在走向灭亡的文化里，依然痛苦地、真正地活着。正是出于这种抵抗，以及对这种寂寞感的回应，他们几个开始对桂冠剧社萌生了兴趣。消息是米莉带回来的：她碰到几个革命山庄另外一边的居民，正在组织一个戏剧团体。他们计划从纽约雇一个导演来指导他们排演一些严肃剧目，希望可以引起社区的关注。米莉想他们可能达不到太高的目标，不过或许会有一点意思。刚听到这事的时候，爱波的态度很轻蔑：“天啊，我可是很了解这些所谓的艺术团体。他们中间会有一个蓝头发佩戴着木头珠子的女人，她曾经见过艺术大师马可思·莱茵哈特一次。此外还会有两三个年轻的同性恋男人和七个肤色很差的女人。”但是不久之后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有品位的广告（“我们在找演员……”），然后弗兰克和爱波在一个本应该很无聊的派对上见到了这群人，并一致承认他们是“诚恳”的。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和导演见了面，同时相信了谢普跟他们说过的话：这人很清楚自己在追求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四个都参与了进来。即便是知道自己没有表演天赋而拒演任何角色的弗兰克，也帮忙写了一些宣传材料，并在公司影印了多份。而且也是弗兰克充满希望地从哲学层面和社会影响来探讨这个表演的诸多可能性。如果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真正严肃的、有水平的社区剧社，这不就等同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一步吗？他们或许无法启发唐纳德森们，但那有什么关系？这个活动至少让唐纳德森们停下来思考，让他们知道生活里并不只有火车、共和党和烤肉架子。而且，就算不成功，他们又会失去什么呢？
无论那东西是啥，他们现在都已经失去了。那些对郊区、对今日美国社会、对宗教的侃侃而谈，并不能轻易打发剧团失败所带来的怨气。当那些邻居曾经冒着汗坐在观众席上看他们的拙劣表演，他们还能拿那些邻居来开玩笑吗？那些唐纳德森、克雷默、文盖斯一干人等带着难得的开明心态来观看《化石森林》，但他们却失望了。
米莉在谈论着园艺，抱怨要在革命山庄栽培一块健康的草地很难。她眼神流露出紧张的情绪。在超过十分钟的时间，房间里只有她的声音，而且她不得不继续说下去。她深知这一点，她还很清楚，如果她停下来的话，寂静就会像水那样充满这个房间，把这里变成深不可测的宽敞的大湖。她会在里面挣扎然后溺毙的。
这个时候弗兰克站出来解救了她。“哦，对了，米莉。我想问你，你知道什么是椰子草吗？要不就是靴子草？反正是一种植物。”
“椰子草，”米莉复述着这个名字，装出一副在思考的样子，温柔的脸上闪过一丝感激的神色。“我一时想不起来，弗兰克。不过我可以帮你查一下，我们家有一本这方面的书。”
“这没什么关系，”弗兰克说，“昨天吉文斯太太跑来给了我们一盒子这种破玩意儿——”
“吉文斯太太？”米莉叫了出来，带着忽然想起什么和松了一口气的亢奋。“我的上帝啊，我居然忘了告诉你们关于她的事情！我好像都还没有跟谢普说过呢，对吧，亲爱的？关于她儿子，真的是太奇妙了！”
她又开讲了。但这次独白是完全另一种状态：所有人都在听。她急切的声音，以及忙着探身向前把裙脚掖到皱巴巴的膝盖下面的动作，像是给他们作出一个承诺：这次她说的会是一个全新的有意思的话题。听众的专注让米莉很得意，她希望可以让最终的揭晓来得晚一些，所以尽量说得慢一点。她先问惠勒夫妇，知不知道吉文斯太太有一个儿子？
他们当然知道她有个儿子。于是米莉理智地点点头，允许他们打断她。他们搜刮着关于他的记忆：他是一个瘦削的水手。他们在吉文斯太太家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照片就挂在她家的壁炉上方很显眼的位置朝着他们微笑。她告诉他们她儿子名字叫约翰，厌恶海军部队，在麻省理工就读，成绩相当突出，然后在西部某大学教授数学，干得也是相当出色。
米莉知道的情况跟吉文斯太太所述的不太一样：“他现在根本就没在教数学，人也不在西部。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知道他过去两个月去了什么地方吗？其实就在格林纳克斯，你们都知道吧？”发现大家一脸茫然之后，她连忙补充道：“就是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疗养院。”
大家几乎一起开口发表意见，并在香烟的浓雾里越靠越近。现在这种感觉跟以前每次聚会的时候差不多。这真是一件最糟糕最怪异最悲惨的事啦。米莉确定她说的都是事实吗？
哦是的，是的，她非常肯定，“而且，他不是自己去的格林纳克斯，而是被州警押送到那里的。”
这些消息来自某位马克里迪太太，帮吉文斯太太打扫屋子的临时工。她们昨天在购物中心碰上了才聊起这件事。马克里迪太太很难相信，这么长时间以来米莉居然没听说过。“她还以为大家都知道了呢。不管怎么样，约翰精神出现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听说为了把他送进加利福尼亚那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他父母差不多把手里的钱全花光了。他每次都要待在那里好几个月，然后出来一段时间——估计这段相对正常的时间他就在授课——然后又回到疗养院。之后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起来神志正常，直到他突然辞去工作并且不知去向。然后他忽然回来了，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闯进屋子把他的父母挟持起来，长达三天。”她不自在地轻笑，意识到“挟持父母”这个说法听上去太夸张了，都不像是真的。“是马克里迪太太这么跟我描述的。我估计他可能没有拿枪啊，刀子啊什么的，不过肯定把他父母吓了个半死。尤其是吉文斯先生年纪这么大，心脏又不好。他把他们锁在房子里，切断电话线，说如果他们不给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不会走。但要命的是，他根本不说他到底要些什么。有一次他说是他的出生证明，于是老两口赶紧把家里的文书证件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了这东西给了他，结果他接过来以后一把就撕成了碎片。剩下来的时间他就在屋子里踱步，不停地说话——我估计满嘴胡言乱语，然后见什么砸什么，家具，墙上的画，碗碗碟碟，一切东西。就在这期间马克里迪太太上门来干活，也被他关了起来，正是因为这样她才知道了这么多内情。我想她在那里被关了大约十个小时，后来找到机会从车库溜了出来。然后她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警察来了并且把他押送到格林纳克斯。”
“上帝啊，”爱波说，“竟然惊动了警察局，这太难堪了。”所有人严肃地摇摇头表示认同。
只有谢普对清洁女工表示怀疑：“不管怎么样，这些会不会只是道听途说——”但其他三个人显然相信了这个故事，并试图让他的想法看上去很糟。无论是否道听途说，但确实听起来像那么回事。
爱波指出，现在看来，难怪最近吉文斯太太频繁上他们家来，而且每次都没什么明确目的。“确实很可笑，我总觉得她来是为了跟我要什么东西，或者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但就是说不出口。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她把脸转向了弗兰克，不过没有与他对上眼，也没有加上一句“亲爱的”甚至于“弗兰克”，否则还可以给弗兰克一点重归于好的希望。他小声地回答道，他猜想自己也有这感觉。“天啊，那她真是太可怜了，”爱波说，“她肯定特别想跟我们说这事，要么就是想弄清楚我们到底知道多少。”
米莉轻松愉快地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当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独生儿子精神出现问题，她会是怎样的心情呢？谢普挪动椅子凑到弗兰克身边，像是有意在避开两位女士，他想跟弗兰克从男人更关心的现实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州警到底有没有权力用强制手段把一个人关进疯人院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未免太儿戏了吧？
弗兰克意识到如果让谈话按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话题所带来的兴奋感很快就会消散。这个夜晚的聚会就会变质成为一段无趣的时光，用来充塞郊区沉闷的生活。弗兰克常常想象，那些唐纳德森、文盖斯和克雷默就是这样打发时间的：女人们会相互交流衣着打扮和烹饪心得，男人和男人则正襟危坐在一起谈论工作和汽车。弗兰克很怕下一分钟谢普就会问：“弗兰克，工作怎么样？”他问的时候总是一脸真诚，就好像还没记住弗兰克说了成千上万遍的话：工作是他生活当中最无足轻重的东西，除了调侃讽刺，他根本提都不想去提。该是时间采取行动了。
他喝了一大口酒，上半身略略前倾，提高了音量让大家都知道他正要发表演讲。“你们发现了吗，”他问，“这正是最贴合这个地方、这个时期的典型得如此美丽的故事，”一个男人在家门口跟州警干起来了，大吵大闹、乱砸东西，而各家各户仍在黄昏中自顾为他们的草地洒水，沉醉在电视带来的无聊娱乐当中。一个女人疯疯癫癫的独子突然闯进家门，带着天知道的痛苦和罪恶感，而她依然还让自己忙于社区的那些琐事，忙着给邻居一个笑脸和一纸盒的园艺植物。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意思：沉沦。”弗兰克宣告，“一个社会到底能沉沦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这样看吧，这个国家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地方了，弗洛伊德那个老鬼再也找不到比美国人更忠实的信徒。你们不觉得吗？我们整个狗屁文化就是围绕它而设置的。这是一种新的宗教，全部人心智和精神上的安抚奶嘴。但即便如此，看看当真有人烧坏了脑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吧。赶紧打电话给警察，在邻居发现以前，把他带走，把他关起来，眼不见为净。当发生问题需要解决之际，我们还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就好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大家都生活在自我欺骗当中吧。让现实见鬼去吧！我们只要那些可爱的弯弯的小路，那些被漆成了白色、粉色或是淡蓝色的可爱小屋。让我们成为好的消费者并高唱‘当我们同在一起’，我们要把孩子浸泡在泛滥虚伪的情感中来抚养长大——爸爸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因为他挣钱养家；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因为她这么多年一直跟随着爸爸不离不弃。而万一现实不小心露出了真面目，朝我们嘘声一片，我们就低头去忙手里的事情，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般情况下，弗兰克这样的爆发都会得到所有人一致的赞许，至少米莉会惊叹：“嗯，你说得真是太对了。”然而这次没什么效果。三个人很有礼貌地倾听着，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露出了终于稍许解脱的表情，就像一群刚刚听完老师讲课的小学生。
弗兰克只好站起身来收拾杯子，然后躲进了厨房。他烦躁地开启、关闭冰柜，发出很大声响。厨房黑色的玻璃窗上生动地反映出他的脸：圆而虚弱。他憎恨地盯着自己的影像。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件让他震惊的事情，这一想法似乎是紧跟那张受惊的脸出现，而非先它一步，让他充满一股反讽的正义感。玻璃窗里的面孔再次像是在预言，而不是反映他的情绪，映像已经从沮丧无助的脸孔变成一个理智的带着苦涩的微笑。镜子里的脸朝着他点了点头。然后他让自己忙着整理饮料，并着急地回到客人中间。他想起的那件事，无论意味着什么，至少是个话题。
“我刚刚想到了一件事情。”他宣布。全部人抬起头来看着他。“明天是我的生日。”
“啊！”坎贝尔夫妇齐声祝贺了他，声音带着倦意。
“明天我就满三十岁了，你们能相信吗？”
“是呀，我信。”谢普不以为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米莉比他还要年长，已经三十四岁了。不过她倒是没说什么，只是低下头去把腿上的烟灰掸干净。
“不，我的意思是，想到自己不再是二十几岁的人是挺好笑的事，”弗兰克重新在沙发上坐定。“这感觉像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你们能明白吧。我是不知道。”他快要喝醉了，他已经醉了。下一分钟他可能会说出更愚蠢的话来，并且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了解自己。正因为他绝望地了解自己，所以说得更多了。
“生日啊生日，可笑的是每次你回头去看去想的时候，它们会混在一起。不过我对其中一次记得特别清楚：我二十岁的生日。”那是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开始给他们讲述那一天，或者是那一天的部分时间，他是怎么困守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轰炸中。头脑中仅剩的一点清醒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些：每次跟坎贝尔夫妇在一起出现无话可谈的情况时，关于军队生活的幽默调侃总是可以拿出来救场。谢普对这个话题最感兴趣；至于女人，或许会在不该笑的时候发笑，并且开玩笑地说她们不能理解男人的志趣和忠诚，但不可否认的是，每次她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脸上都闪烁着对这种独特经历的浪漫幻想。在弗兰克记忆中，军队的故事曾经营造出他们友情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晚上。那一天已经凌晨三点了，他讲得兴起，和谢普一起唱起了军歌。在笑声和汗水和妻子们带着睡意的仰慕中，他们在咖啡桌上敲打出操兵的节奏，大声唱了出来：
哦——
喂，嘿，全能的上帝
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哇，哈，告诉你吧
我们就是勇敢的步兵！
所以他再次调出自己的记忆，并小心地组织用词，适时地插入一些自我嘲弄的段子来让叙述更加精彩。这已经形成了多年以来他讲述从军事迹的风格。“于是我捅了捅趴在我身边的战友问道：‘喂，今天是几号？’”一直说到这句他才觉得不自在，但已经收不住了，只得硬着头皮把剩下的话说完：“这时候我才弄清楚这一天竟然是我的生日。”他刚想起，原来他已经跟坎贝尔夫妇讲过同样的故事，用差不多同样的语言。他还想起，这肯定是在一年前，他马上要过二十九岁生日时说的。
坎贝尔夫妇礼貌地笑了几声，然后谢普尽量不露痕迹地看看手表。最难受的是——这即使不是他这一生，至少也是这一星期最难受的时刻——爱波看着他的眼神。她从没试过这么怜悯、厌倦地看着他。
当他一个人睡在卧室里，这个眼神整晚困扰着他；当第二天早晨他喝着咖啡，然后爬上窄小的旧福特去赶火车，这个眼神在脑海里萦绕；当他乘着火车去上班，这个眼神依然阴魂不散。他是其中最年轻最健康的乘客之一，但他坐在那里就像经受着一场非常缓慢的、毫无痛苦的死亡。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已经步入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