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后男人

1

星期六要工作，星期天则要出门走路。五年前刚开始走时是出于必要，当时他刚搬到纽约市，对环境很不熟悉。每星期他都会挑一个不同的街区，从利斯本纳街走过去，然后绕着那个区域走完周围一圈，这才回家。除非天气实在不允许，否则他一次都没有漏掉。即使是现在，即使他已经走遍曼哈顿的每一个街区，也走过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许多区域，他还是每星期天上午10点出门，把预定的路线走完，才会回家。这些星期天的步行，对他早已不是什么乐在其中的事，不过他也没有不乐在其中，只不过是他每星期会做的事情罢了。有一阵子，他还满怀希望，认为走这些路不光是运动，或许还有复健的功效，就像是一次业余的物理治疗，但是安迪不同意，也表明不赞成他这样走。“你想活动一下双腿，我没意见。”他老这么说，“不过如果是这样，你真的应该游泳，而不是拖着身子在人行道上上下下。”其实他不讨厌游泳，只是找不到足够有隐私的地方，于是就没游了。

威廉偶尔会加入这些行程。最近，如果他的路线经过戏院，就会算好午后场演出结束的时间，两人在戏院那个街区的果汁摊会合。他们会一起喝果汁，威廉会告诉他那出戏的演出状况如何，然后买一份沙拉在晚场演出前填个肚子，而他则会继续往南，朝家的方向走。

他们还住在利斯本纳街，尽管两个人各自都租得起公寓了：他当然没问题，威廉大概也没问题。但两个人都没提过要搬走，于是就这样继续下去。不过他们把左半边客厅隔出来，变成第二间卧室。他们一群人找了个周末，砌了一道不太平整的石膏板墙，所以现在走进他们那间公寓，客厅里只有两扇窗透进灰灰的光，而不是原来的四扇窗。威廉搬进了这间新卧室，他则留在原来的卧室。

这阵子除了去剧院外头碰面之外，他都没什么机会看到威廉了。尽管威廉老在说自己有多懒，但他看起来一直在工作，或者试着要工作。三年前，他29岁生日那天，威廉发誓要在30岁以前辞掉奥尔托兰餐厅的工作。而就在他30岁生日前的两个星期，他们两人待在少了一半的客厅里，威廉正担心自己辞职后是不是过得下去，忽然接到一通电话，得到了他等待多年的机会。那通电话找他去演的剧后来相当成功，让威廉得到了足够的注意，于是十三个月后，他永远地辞掉了奥尔托兰的工作，超过他自己定下的期限刚好一年。威廉的戏他总共去看了五次[那是一出刻画家庭生活的戏剧，叫《马拉穆定理》（The Malamud Theorem），讲一个老年痴呆症初期的文学教授和与他疏远的物理学家儿子]，两次是跟马尔科姆和杰比去，一次是陪周末来纽约的哈罗德和朱丽娅。每回看戏，他都忘了台上那位是他的老友、他的室友，到了谢幕时，他觉得光荣又惆怅，仿佛那高起的舞台宣告威廉走进了人生另一个更优越的领域，他再也无法轻易企及。

他自己接近30岁时，并没有引发任何潜在的恐慌。不用急着做些什么，也没必要重新安排人生的重要事项，使它们更符合30岁该有的人生。但对于其他三个好友却并非如此，他30岁以前的那三年，总是听他们悼念过去的十年，检讨自己做到了什么、没做到什么，还列出种种自我厌恶与期许的事项，因此做出种种改变。比方第二间卧室，当初会隔出来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威廉担心自己都28岁了，还跟大学室友住在同一个房间，而同样的焦虑——这种恐惧本身就像童话里讲的，仿佛一过30岁生日，他们就会忽然变成别的什么，自己完全无法控制，除非做出一些革命性的宣告，先发制人——让马尔科姆匆忙草率地跟父母出柜，但次年他又回到异性恋者的领域，开始跟一个女人交往。

其他朋友都很焦虑，但他知道自己会很高兴进入30岁，原因正是他们所痛恨的：因为那是一个绝对无法否认的成人年龄（他很期待45岁，因为到时他就可以说，他当成人的时间已经是当儿童时间的两倍有余了）。在他成长期间，30岁曾经是一个遥远、无法想象的年纪。他清楚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当时他还住在修道院）曾问过迈克修士，那时迈克修士喜欢跟他回忆自己成为修士之前的旅行，还说他有朝一日也可以去。

“等你大一点。”当时迈克修士这么说。

“什么时候？”他问，“明年吗？”在当时，连一个月都漫长得像是永远。

“要很多年。”迈克修士说，“等到你大一点。等到你30岁。”如今，再过几个星期，他就30岁了。

那些星期天，准备出门走路前，有时他会赤脚站在厨房里，周围的一切都好安静，那间丑陋的小公寓感觉就像某种奇迹。在这里，时间是他的，空间是他的，每一扇门都可以关上，每一扇窗子都可以锁上。他可以站在那小小的门厅衣柜前（其实只是一个小凹洞，他们在里头钉了一条麻绳），欣赏着里面的东西。在利斯本纳街，不必为了一卷卫生纸，三更半夜跑去西百老汇大道上的小杂货店；不必凑着鼻子闻从冰箱深处挖出来的那盒过期鲜奶还能不能喝。在这里，总是有多余的备用品。在这里，该换该修的东西就会被换被修。他一直确保做到这一点。刚搬进利斯本纳街的第一年，他曾对自己的种种习惯很不好意思，因为通常是年纪大的人，大概都是女性，才会有这些习惯。于是他把备用的卫生纸藏在自己的床底下，把折价券传单塞在公文包里，打算等稍后威廉不在家时再仔细研究，好像那些传单是某种特别刺激的黄色书刊。但是有一天，因为威廉要找一只不慎踢到床底下的袜子，就发现了他囤积的卫生纸。

他觉得很难为情。“为什么？”威廉问他，“我觉得这样太棒了。谢天谢地，还好有你在处理这类事情。”不过这还是让他很心虚，在他爆满的档案里又加了一项证据，证明他过于神经质，证明他设法装出来的表象根本瞒不了人。

然而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他改不掉这些习惯。他能跟谁解释，他发现置身于讨人厌的利斯本纳街、他囤积的物资中，那种满足感和安全感一点也不逊于学业或工作所能带来的。又能跟谁解释，他发现自己在厨房独处的那些时刻几乎处于类似冥想的状态，他的脑袋不再慌张地设想，预先计划几千个稍微偏离或扭曲的真相、事实，才能与这个世界和其他人互动？他知道没办法跟任何人解释，连威廉都不能。多年来，他已经学会隐藏自己的想法，与其他三位好友不同，他学会不要为了有别于他人而透露自己的种种怪癖，不过别人要是愿意分享自己的怪癖，他倒是很乐意听，也引以为傲。

今天他会走到上东城：沿西百老汇大道往北到华盛顿广场公园，转入大学街，经过联合广场，沿着百老汇大道接上第五大道，继续往北走到86街，然后回头，沿着麦迪逊大道走到24街，往东转到列克星敦大道，再继续往东南，来到尔文街的剧院区，跟威廉在剧院外头碰面。这条路线他走了好多个月，快一年了。因为这条路线很远，也因为他每个星期六都会待在上东城，在离马尔科姆父母家不远处的一栋连排别墅里当家教，帮一个叫菲利克斯的12岁男孩补习。但现在是三月中的春假，菲利克斯跟家人去犹他州度假了，这表示他不会有遇到他们的风险。

菲利克斯的父亲是马尔科姆父母朋友的朋友，当初就是马尔科姆的父亲帮他找到这个家教工作的。“联邦检察署付你的薪水实在不够吧？”马尔科姆的父亲欧文先生曾问他，“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让我把你介绍给盖文。”盖文是欧文先生法学院时代的好友，现在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在纽约市颇有影响力。

“爸，他不想去什么大型律师事务所上班。”马尔科姆说，但他父亲充耳不闻，继续讲他的，马尔科姆只好往后坐回椅子里。他当时很替马尔科姆难过，但也有点气他，因为他之前交代马尔科姆，要他谨慎地向父母打听，是否有熟人的小孩需要家教，而不是直接请他们帮忙。

“不过，真的，”马尔科姆的父亲对他说，“你想一切靠自己，我觉得太了不起了。”（马尔科姆在座位里滑得更低了）“只是你真的这么需要钱吗？我想联邦政府的薪水应该没那么差，但我没担任公职也很久了。”他咧嘴一笑。

他也报以微笑。“不，”他说，“那里的薪水还好。”（的确如此。当然，那些薪水对欧文先生来说并不好，对马尔科姆来说也不好，但已经超过他以往梦想能赚的钱了，而且每两周发一次薪，让他的存款持续累积。）“我正在存钱，要付一笔头期款。”他看到马尔科姆的脸转向他，暗自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威廉他跟马尔科姆的父亲撒了这个谎，免得马尔科姆先去跟威廉说。

“啊，那很好。”欧文先生说，这样的目标很可以理解，“碰巧呢，我认识一个适当的人选。”

那个人就是霍华德·贝克。他心不在焉地跟他面谈了十五分钟，便决定雇用他当家教，替他儿子补习拉丁语、数学、德语和钢琴（他不懂贝克先生为什么不专门雇用每个科目的家教——他明明雇得起——但是也没问）。他替菲利克斯觉得难过，他瘦小而不起眼，有挖鼻孔的习惯，食指总是不自觉往鼻孔里探，然后才想起来，赶紧抽回手在牛仔裤侧边抹。八个月后，他还是搞不清菲利克斯的程度到底如何。他不笨，但是缺乏热情，仿佛才12岁就已经认命，知道人生不过是失望一场，而其他人也会对他失望。每星期六下午1点，他总是准时等着他，所有的功课都做完了，而且乖乖回答每个问题。他回答时，句尾总是语音上扬，充满焦虑和疑问，好像每个答案都是乱猜的，就连最简单的也不例外（比方用最简单的拉丁语问候菲利克斯“你好吗”，他会犹豫着回答“嗯——很好？”）。但他从来不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当他问菲利克斯会不会用德语或拉丁语讨论特定的主题时，菲利克斯会耸耸肩咕哝着，手指又往上朝鼻子移动。每次补习完毕，他在门口和菲利克斯挥手道别时（菲利克斯无力地举起一只手，然后又垂头丧气地转身进门去），他总有个印象，觉得他从没离开过这栋房子，从不出门，也没有朋友来找他。可怜的菲利克斯，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嘲弄[7]。

上个月，有天贝克先生要求他上完课后跟他谈一下，于是他和菲利克斯道别后，跟着女佣来到书房。他那天觉得自己的腿跛得特别明显，而且他一直很不安，觉得（他常常这样觉得）自己像在狄更斯小说改编的戏剧里扮演贫寒女家庭教师的角色。

他本来以为贝克先生会很不耐烦，甚至生气，但是菲利克斯在学校的成绩进步很多，所以他也准备好在必要时为自己辩护（贝克先生付的家教酬劳比他预期高很多，这些钱他也计划好了要怎么用），结果贝克先生只是朝他书桌前的那张椅子点了个头。

“你觉得菲利克斯哪里有毛病？”贝克先生问他。

他没预料到这个问题，于是想了一会儿才回答：“先生，我不觉得他有哪里不对劲。”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是觉得他不……”快乐，他差点这么说了。但什么是快乐？除了那是一种奢侈、一种不可能持续的状态，太难用语言来表述了，或许这也是它无法持续的部分原因？他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有办法定义快乐：当时只有悲惨、害怕，或是不悲惨也不害怕，而后者的状态就是他唯一需要或想要的。“我想他很害羞。”最后他说。

贝克先生咕哝了一声（这显然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不过你喜欢他，对吧？”他问他，带着一种奇特、脆弱的绝望，让他忽然觉得好难过，为菲利克斯难过，也为贝克先生难过。当父母亲就是这样吗？当个有父母亲的孩子就是这样吗？这么不快乐，这么失望，这么多期望无法表达、无法实现！

“那当然。”他说。贝克先生叹了口气，把支票交给他，而之前都是由女佣在他离开时递给他的。

下一个星期，菲利克斯不想弹他指定的曲子。他比平常还要没精神。“想弹别的吗？”他问。菲利克斯耸耸肩。他想了想：“要我弹给你听吗？”菲利克斯又耸耸肩。但他还是弹了，因为这架钢琴很美，有时他看着菲利克斯的手指抚过那光滑的、精致的琴键，很渴望能独自坐在钢琴前，双手尽情在琴键上迅速地移动。

他演奏了海顿的《D大调第五十号钢琴奏鸣曲》，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而且轻快愉悦，他觉得弹这首可以让两个人都开心一点。可是等他弹完，那个男孩还是沉默地坐在他旁边。他觉得羞愧，既为了海顿这首曲子明显而夸张的乐观，也因为自己忽然这么放纵。

“菲利克斯，”他说，然后又停下。在他旁边的菲利克斯等待着，“有什么不对劲吗？”

这时，令他惊讶的是，菲利克斯哭了起来，他试图安慰他。“菲利克斯，”他说，笨拙地伸出一只手揽住他的肩膀。他假装自己是威廉，可以想都不必想就完全明白该做什么、说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跟你保证，一定会的。”但菲利克斯只是哭得更凶了。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菲利克斯啜泣着说。

“喔，菲利克斯。”他说。他之前一直保持的远距离、客观的同情，忽然清晰了起来，“我很遗憾。”他强烈地感觉到菲利克斯的生活有多么寂寞。这是星期六，菲利克斯身边只有一个快30岁、瘸了腿的律师，而这律师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晚上还会跟他所爱、甚至也爱他的人一起出门玩。但是菲利克斯还是孤零零一个人，他母亲（贝克先生的第三任妻子）长年不在身边，他父亲则相信他有毛病，需要矫治。稍后，在走回家的路上（如果天气好，他会婉拒贝克先生派的车，自己走路回家），他会想着这一切看似荒谬的不公平：就任何标准来说，菲利克斯都比他小时候过得好，可是菲利克斯没有朋友；而他，什么都没有，却有朋友。

“菲利克斯，总有一天你会交到朋友的。”他说，而菲利克斯恸哭说：“可是什么时候？”那种渴望令他动容。

“很快，很快的。”他告诉他，拍拍他干瘦的背部，“我保证。”于是菲利克斯点点头。不过稍后送他到门口时，他看着那张窄小如壁虎的脸，因为哭过更像爬虫类生物，忽然隐隐觉得菲利克斯知道他在说谎。谁知道菲利克斯之后能不能交到朋友？友谊或爱情往往违背逻辑，往往不论是否值得，往往寄居在古怪的、糟糕的、特殊的、具有破坏性的情况下。他挥手告别，但菲利克斯已经转身进屋了。这些话他永远不会告诉菲利克斯，但不知怎的，他猜想这就是菲利克斯长年如此苍白的原因：因为菲利克斯很久以前已经猜到了，因为他早就知道了。

他会法语和德语，他懂化学周期表，而且尽管很不喜欢，他几乎记得《圣经》里的大部分内容。他知道如何接生小牛，如何修好电灯的电线，如何疏通堵塞的排水管，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法采收核桃，如何辨认菇类有没有毒，如何把干草打包成一大捆，也知道挑西瓜、苹果、胡瓜、香瓜时，该敲哪个部位来测试其新鲜程度（另外有些事情他但愿自己不知道，有些事他希望永远不会再用上，还有些事，当他夜里想到或梦到时，会憎恨或羞愧得蜷缩起身子）。

然而他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懂任何真正有价值或实用的事情。好吧，他很擅长语文和数学。但每一天总有事情提醒他自己是多么无知。大家总是提起剧情的某某情境喜剧，他从没听说过。他从来没看过电影，从来没度过假，从来没参加过夏令营。他没吃过披萨、棒冰或奶酪通心粉（而且不像马尔科姆和杰比，他当然也没吃过鹅肝、寿司或牛骨髓）。他从来没有电脑或手机，也很少能上网。然后他发现，自己没真正拥有过任何东西。他曾经很得意拥有的那些书、他补了又补的衬衫，这些根本没什么，都是垃圾；他因为拥有这些东西而生出的得意比一无所有更丢脸。教室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唯一让他觉得信心满满的地方。其他地方，不管在哪里，都有不断的惊讶接连而来，一个比一个难对付，每一个都在提醒他有多么无知。他发现自己总在心里记下他所听到、碰到的新事物，但永远没法拿去找谁问出答案。因为去问就等于承认自己跟其他人极其不同，这样会招来别人进一步的问题，让他毫无保障，而且无可避免地要开启一些他绝对没有准备要进行的对话。他常常觉得，眼前的一切陌生得像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跑来的（就连外国学生，甚至来自蒙古乌兰巴托市外一个小村子的奥得瓦，都懂得这些事物的含义）。显然他错过了好多事情，而他真正知道的事情都冷僻又不实用，他的童年像是在19世纪，而非21世纪度过的。他所有的同辈，无论是生于美国洛杉矶或非洲拉各斯，多少有着相同的经验，也有相同的文化里程碑。一定有人知道的跟他一样少吧？如果没有，那他怎么可能追赶得上？

有些夜晚，当他们一群人躺在某个人的房间里（点着一根蜡烛，也点了一根大麻）谈话时，往往会谈起各自的童年。童年时代才刚结束，他们却异常怀念，而且绝对痴迷。他们叙述童年的各种细节，但他从来不确定目的是要比较其中的相似程度，还是吹嘘自己的与众不同，因为这两种带给他们的乐趣似乎是相同的。他们谈到父母规定他们几点要回家，以及他们的反叛行为与受到的惩罚（少数几个人的父母会打他们，而他们讲起挨打的故事简直是得意，这点也令他想不透）；他们谈到宠物和兄弟姐妹，谈到穿戴什么惹得父母气疯了，谈到中学时代跟哪些人玩在一起，他们破处的对象、地点、前后过程，以及撞坏的车、断掉的骨头、玩过的运动和组过的乐团。他们谈到灾难性的家庭度假、各式各样奇怪的亲戚、诡异的隔壁邻居，还有喜欢跟讨厌的老师。他没想到自己这么爱听同学的这类倾诉——这些是真实的十来岁青少年，他们经历过他向来好奇的那种真实、平凡的生活——而且他觉得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到深夜，既轻松又学到好多。他的沉默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保护，额外的好处是让他显得更神秘、更有趣。“那裘德你呢？”一开始少数几个人问过他，而向来学得很快的他，此时已经懂得够多，只是耸耸肩微笑说：“太无聊了，没什么好说的。”他很惊讶，但放心地发现他们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个说法，也很庆幸他们只关心自己。总之，没有一个人真想听其他人的故事，他们只想讲自己的。

但他的沉默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也因此替他取了绰号。这是马尔科姆发现后现代主义那一年，杰比对于马尔科姆这么晚才知道大惊小怪，搞得他不敢承认自己也没听过。

“马尔科姆，你不能就这样决定你是后黑人。”杰比当时说，“而且呢，你得先实际当过黑人，才能进入到后面的阶段。”

“你真的很烦，杰比。”马尔科姆说。

“或者呢，”杰比继续说，“你必须真的无法归类，一般的身份词汇无法适用在你身上。”然后杰比转向他，害他一时之间吓得整个人僵住，“比方裘德，我们从来没看他跟任何人交往，不不知道他的种族，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后性别、后种族、后身份、后经历，”他朝他微笑，应该是想表示他多少是在开玩笑，“后男人[8]。后男人裘德。”

“后男人。”马尔科姆跟着说了一遍。裘德从来就不擅长抓住别人的弱点，以便转移自己身上的注意力。而且尽管这个绰号没跟着他——威廉回到房间听到时，只翻了个白眼，杰比似乎就没那么起劲了——但他因此想到，尽管他极力说服自己他已经融入大家，努力隐藏自己种种古怪的部分，他其实瞒不了任何人。他们早就知道他很怪，他还以为他已经让他们相信自己并不奇怪，这才更加愚蠢。但他还是继续参加那些深夜聚会，继续去同学房间。他深受吸引，尽管现在他知道，去参加这些聚会是置自己于险境。

在这些聚会中（他逐渐觉得就像在找家教进行考前恶补，以掩饰自己的文化匮乏），有时他会看到威廉盯着自己，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于是很好奇自己的事情威廉猜到了多少。有时他还得阻止自己去跟他说什么。有时他心想，也许他错了。也许找人坦白也不错，可以承认他大部分时候都不了解他们在谈的话题，承认他没有其他人都有的童年丢脸事和困惑事。但接着他会阻止自己，因为承认他不懂这些，就意味着他必须解释自己懂哪些。

如果真要找个人说，他知道他会找威廉。不过三个室友他都很欣赏，只是威廉是他唯一信赖的人。在少年之家时，他很快就发现男生分成三种：第一种可能会引起打架（这是杰比）；第二种不会加入，但也不会跑去找大人帮忙（这是马尔科姆）；第三种则会设法帮你脱身（这种人最稀少，显然就是威廉）。或许女生也可以如此分类，但他跟女生相处的时间不够多，无法确知。

而且他越来越确定，威廉知道些什么（知道什么？比较清醒时，他会在心里反驳自己。你只是想找理由告诉他，然后他会怎么想你？放聪明点，什么都别说，控制一下自己吧）。但这当然说不通。他上大学之前就知道自己的童年很反常——只要读几本书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直到最近，他才明白到底有多反常。这种奇异性保护了他，同时也孤立了他，他简直无法想象任何人能猜到那种状况和独特性。这表示如果他们猜到了，那是因为他留下了线索，就像一团团巨大而丑陋的牛屎，不可能没被注意到。

总之，那种疑心持续着，有时还强烈得令人难受，仿佛他无可避免地应该说一些话，而要他忽略接收到的信息反倒更累，还不如干脆顺其自然。

某天晚上只有他们四个人。这是在他们刚升大三那年，四个人都颇为难得地对他们形成的小圈子感到舒适，还有一点感伤。他们的确是个小圈子，而且让他惊讶的是，他竟是其中之一：他们住的那栋宿舍叫虎德馆（Hood Hall），校园里大家都说他们是“虎德小子”。他们有各自的朋友（杰比和威廉的朋友最多），但大家知道（至少是如此假设，这样也不错）他们对彼此最忠心。他们四个从来没有明确谈过这件事，但心里都明白他们喜欢这个假设，喜欢这个硬加在他们身上的友谊准则。

那天晚上的食物是披萨，是杰比订的，马尔科姆付钱。还有大麻，是杰比弄来的。屋外下着雨，接着又降下冰雹。冰雹敲着窗玻璃，加上大风摇撼着破旧木头窗框的声音，让他们觉得幸福极了。大麻传了一圈又一圈，他没吸（他从来不吸，因为太担心自己如果失去控制，可能会做出或说出什么），但他可以感觉那烟雾充满自己的双眼，像一头毛茸茸的温暖野兽压着他的眼皮。一如往常，每次有其他人出钱买吃的，他就会留神要少吃一点，尽管他还是饿（他紧盯着只剩两片的披萨，然后才想起来，坚决地别开眼睛），但同时他也深觉满足。我可以睡觉了，他心想，然后在沙发上躺下，拉了马尔科姆的毯子盖好。愉快而精疲力竭，但那几年他总是精疲力竭，仿佛每天光是要表现正常，就已经累得半死，实在没力气多做别的（有时他发现，不管他的真面目是什么，在他人眼中当个看似呆板、冰冷、无趣的人，才是更大的不幸）。背景声中，仿佛在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听到马尔科姆和杰比在吵有关邪恶的事情。

“我只是说，如果你读过柏拉图，我们就不会吵这个了。”

“是吗，柏拉图的什么？”

“你读过柏拉图吗？”

“我看不出……”

“你读过吗？”

“没有，可是……”

“看吧！看吧，看吧！”那应该是马尔科姆，跳起来指着杰比，同时威廉大笑。一抽了大麻，马尔科姆就会变得更傻气，也更像书呆子。这时，三个人就很喜欢争辩一些傻气且和书呆子有关的哲学话题，到了明天早上，马尔科姆什么都不会记得。

接下来，威廉和杰比聊了一下。他太困了，没真正听进去，只是半醒着，听得出是他们的声音，然后杰比的声音在闷热的空气中传来：“裘德！”

“什么事？”他应了一声，眼睛还是没张开。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本能地感到心底有个什么警觉起来。每次杰比抽多了大麻，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问出或说出一些让人震惊又尴尬的话。他不认为这些话的背后有任何恶意，只不过会让你很想知道杰比的潜意识里到底藏了什么。有回他跑去问同宿舍的特里西娅·帕克，从小身为双胞胎里面比较丑的是什么样的滋味（可怜的特里西娅，听了就站起来跑出房间），这个是真正的杰比吗？或者有一回，看到他一次严重的疼痛发作之后（那回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断断续续地失去意识，整个人反胃得像从云霄飞车回旋的半途被甩下来一样），当天夜里杰比和他男朋友溜出去，在天亮前带着一把偷偷从宿舍外头方院的树上锯下来、蓓蕾还是毛茸茸的木兰树枝回来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杰比？

“什么？”他又问，小心翼翼。

“噢，”杰比说，又停下来吸了口大麻，“到现在，我们也认识好一段时间了……”

“是吗？”威廉假装很惊讶地问。

“闭嘴，威廉。”杰比继续说，“我们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从不说你的腿是出了什么事。”

“啊，杰比，我们不……”威廉说，但是被马尔科姆（他总是一抽大麻就跟着杰比瞎起哄）打断，“裘德，这真的让我们很伤心。你难道不信任我们？”

“天啊，马尔科姆。”威廉说，然后尖着嗓子模仿马尔科姆，“‘这真的让我们很伤心’，你听起来活像个娘儿们。拜托，这不关我们的事。”

但这样不知怎的更糟，每次总是要威廉出来保护他，对抗马尔科姆和杰比！那一刻，他恨他们三个。当然，他这样没道理。他们是他的朋友，他有生以来第一批朋友，而他了解友谊就是一连串的交换：交换关爱，交换时间，有时还会交换钱，而且总是要交换信息。他没有钱。他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没有毛衣可以借给威廉，就像威廉总是借他那样；他也没办法把马尔科姆有回硬塞给他的一百元还给他；甚至在暑假前搬出宿舍时，他也没有办法帮杰比搬，就像杰比总是帮他那样。

“哦，”他开口了，感觉到他们三个都刻意安静下来，连威廉也不例外，“其实不是很有趣。”他眼睛仍闭着，一方面，不看他们会比较容易说出这件事；另一方面，他不认为那一刻自己有办法看他们，“那是车祸受伤。我当时15岁，就是来这里上大学的前一年。”

“啊。”杰比说。大家沉默了一下，他可以感觉到整个房间像是泄了气一般，可以感觉到，他坦白了这件事之后，其他人又回到了某种黯淡的清醒之中。“我很遗憾。太糟了。”

“你之前能走路？”马尔科姆问，好像他现在不能走似的。这让他觉得悲哀又难堪：他以为自己是在走路，但他们显然不这么认为。

“是啊。”他说，然后补充，“我以前经常去越野赛跑的。”因为这是实话，即使他们的理解不同[9]。

“喔，哇。”马尔科姆说，杰比则发出同情的咕哝声。

他注意到，只有威廉什么都没说。但他不敢睁开眼睛看他的表情。

最后一如他的预料，那些话传开来了（或许人们对他的腿真的很好奇。特里西娅·帕克之后还跑来找他，说她一直以为他是脑性麻痹。他听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总之，透过种种转述和再转述，他的解释变成了车祸意外，然后演变成醉酒驾驶的意外。

“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他的数学教授李博士总是这么说，或许同样的准则在这里也适用。只不过他知道不是。数学是这么一回事，但其他的事情都没办法这么简化。

但奇怪的是，因为他的故事演变成车祸意外，他有了重新创造的机会，只要承认这个说法就好了。但他从来办不到。他永远也没办法说那是意外，因为明明就不是。所以他不把握这个送上门来的脱逃路径，是傲慢还是愚蠢？他不知道。

后来他注意到另一件事。当时他的疼痛正好发作（那回特别丢脸，发生在他图书馆打工的交班之后，当时威廉刚好提早几分钟到，正要开始值班），听到一个他很喜欢、很和善而博学的女图书馆员伊克里太太在跟威廉说话，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疼痛发作。当时他们两个已经把他搬到后面的休息室，他闻得到咖啡加热过久所发出的焦臭，总之是他很讨厌的气味，鲜明又凶猛，让他差点吐出来。

“是车祸受伤。”他听到威廉回答，好像从一座黑色的大湖对面传来。

直到那天夜里，他才注意到威廉说的话，还有他用的词汇：受伤，不是意外。那是刻意的吗？他很好奇。威廉知道些什么？他整个人昏乱到极点，要是威廉在场，他可能会开口问他。但威廉不在，去他女朋友那儿了。

他发现，没人在，整个房间只有他一个人。他感觉到心底的那个活物松懈下来，垮在地上。他想象那是只瘦小又蓬乱、像狐猴似的生物，反应灵敏，随时准备好要冲刺，深色的湿眼睛永远搜索着四周，寻找任何危险的迹象。在这些时刻，他觉得大学生活最让他享受的是：他在一个温暖的房间，次日他会吃三顿饭，想吃多少都行，另外他会去上课，没有人会想伤害他或逼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他的室友、他的朋友就在附近不远处，他又度过了一天，不必暴露自己的任何秘密，同时，他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又多加了一天。感觉上，这永远是一项值得睡觉的成就，于是他睡了，闭上眼睛，准备好迎接下一天。

安娜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工人员，同时她也是第一个不曾背叛他的人。当初就是安娜认真跟他谈到去读大学，还说服他相信自己能被录取。她不是第一个建议他读大学的人，但她最坚持。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她说。这是她最爱讲的句子。当时他们两人坐在安娜家后院的门廊，吃着安娜的女朋友烤的香蕉面包。安娜不喜欢大自然（太多小虫、太多蠕虫了，她总是这么说），但是当他提议去室外时（试探性地，因为当时他还不确定她对他的容忍极限在哪里），她拍了一下安乐椅的边缘，站起来。“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莱斯莉！”她朝厨房喊道。莱斯莉正在弄柠檬水。“你可以端到外头来！”

当初他终于在医院睁开眼睛时，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有好一会儿，他想不起自己在哪里、自己是谁、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她的脸出现在他上方，看着他。“哎呀，”她说，“他醒了。”

无论他什么时间醒来，她似乎总是在那儿。有时是白天，他在完全恢复意识前那些朦胧、半成形的时刻，听到医院的种种声音（护士们的鞋子发出老鼠般的吱吱声，推车的哗啦声，还有医院内广播的嗡响）。有时是夜晚，周围的一切沉寂下来，他就得花更多时间搞清身在何处、为什么会在这里，不过最后他总会想起来，而且不像某些领悟，他每次想起来的过程从来不会变得更加容易或更加模糊。有时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光线会变得有点奇怪且灰暗，让他一时之间想着天堂可能是存在的，他可能是来到了天堂。然后他会听到安娜的声音，再次想起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只想再闭上眼睛。

在那些时刻，他们会说些不重要的小事。她会问他饿不饿，而不管回答是什么，她都会拿出一个三明治让他吃。她会问他身上痛不痛，如果痛，就问他有多痛。他第一次疼痛发作就是在她面前，那种痛太可怕了——几乎无法忍受，好像有个人伸手到他体内，像抓住一条蛇似的抓住他的脊椎，然后一直猛摇，想甩掉上头的神经束——之后，那名外科医师跟他说，他的这种伤是对身体的一种“损伤”，而且他的身体将永远无法完全复原。他听了，很清楚那个字眼的意思，也明白那个字眼挑选得有多精准。

“你的意思是，他这辈子都会有这种疼痛？”安娜当时问，他一直很感激她当时的愤慨，尤其是他太累又太害怕，根本无法发脾气。

“真希望我能说不是。”那医师对他说，“不过以后有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你现在还很年轻，脊椎有很神奇的恢复能力。”

第一次的两天之后，疼痛再度发作，安娜对他说：“裘德，握着我的手。”他听得到她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又忽然近得可怕，像爆炸般填满他的心。“握着我的手。”她又说了一次。她的声音忽大忽小，她抓住他的手，而他握得好紧，都可以感觉到她的食指奇怪地滑到无名指上方，也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每块小骨头被他握得重组位置，使她显得娇弱而精致，尽管她的外貌或态度一点都不娇弱。“数数字吧。”第三次发作时，她命令他。他照做了，数到一百，一遍又一遍，把那疼痛分割成可以忍受的小片段。在那些日子里，他还没学会疼痛发作时最好不要动。他会在床上翻跳，像一只被扔在甲板上的鱼，可以动的那只手乱扒，想抓住一根保命的绳索。医院的床垫坚硬而顽强，他躺在上头，努力寻找一个可以舒缓疼痛的姿势。他想保持安静，却听到自己发出奇怪的动物叫声，所以有时候他眼皮底下会出现一片森林，里头有叫声刺耳的猫头鹰、鹿和熊，而他想象自己是其中之一，他发出的声音很正常，属于森林里持续不断的那片声响。

等到疼痛结束，安娜会给他一杯水，里头插着吸管，免得他还要抬起头来喝。在他下方，地板歪斜又起伏，他常常吐。他从来没乘船出海过，但他想象眼下就是那种感觉，想象涌起的海水逼得油布地板变成颤抖的小丘。“好孩子。”他喝水时，安娜会说，“再多喝一点。”

“以后会好转的。”她说。他点点头，因为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好转，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他的日子是以小时计算：几小时不痛、几小时会痛，而且这个时间表的不可预测性（他的身体也不可预测，只有名义上是他的，因为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令他精疲力竭。他睡了又睡，一天天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

后来，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和别人说这是腿痛，但其实不是这样：痛的是他的背部，沿着脊椎往下延伸到其中一条腿，像是有一根点了火的木棒插进他体内。有时他可以预测什么会触发疼痛发作，某种动作，搬太重或太高的东西，或者纯粹因为太累了。但有时候他无法预测。有时候，那疼痛会有预兆，先是一阵短暂的麻痹，或是一阵近乎愉快的痛感，轻微又迅速，只是一种触电般的刺痛在他的脊椎上下移动。这时他就明白要躺下来，等它发作完毕，那是他永远无法逃避或躲开的苦行。有时它会忽然硬闯进来，那是最糟糕的，他越来越害怕疼痛会在某些极度不适当的时候出现，因此每次重大会议、每次重大面试、每次出庭，他都会乞求自己的背部乖一点，撑过接下来几个小时，不要出事。但这一切都是未来的事情了，他从经验中学会撑过几小时，然后延长为几天、几个月、几年。

过了几个星期后，安娜带了书来给他，还叫他写下他有兴趣读的书，她可以去图书馆帮他借。但他太害羞了，不好意思写下来。他知道她是他的社工人员，被指派来照顾他，但直到一个多月后，医师开始谈到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拆掉他身上的石膏时，她才第一次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记得了。”他说。这是他当时面对一切问题的预设答案；其实他在撒谎。在一些时刻，回忆中的画面会不请自来，他会看到那辆车的车头灯，两道炽亮的白光，冲向他，然后他想起自己是怎么闭上眼睛，把头扭到一边，好像这样就可以防止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安娜等着：“裘德，没关系的。”她说，“我们基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等到某个时间，我要你告诉我，这样我们才可以好好谈谈。”她说她稍早给他做过访谈了，他记得吗？显然是他动过第一次手术不久后醒来时神志清醒，回答了她所有的问题，不光是那一夜发生的事情，连之前好几年的事情都讲了。但他实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很苦恼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也担心当时安娜听到时脸上有什么表情。

有回他问她他告诉了她多少，“够多了，”她说，“足以让我相信地狱的存在。那些男人都该待在里头。”她的口气并不愤怒，但她的用字很愤怒。于是他闭上眼睛，很感动，还有点害怕，那些曾经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身上！）的事情竟能引起这样的愤怒、这样的刻薄和无情。

她负责监督他转到新家去，这也是他最后一个家：道格拉斯家。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寄养儿童，都是女孩，年纪很小。萝西是8岁的唐氏儿，阿格尼丝是9岁的脊柱裂患者。那栋房子里面充满了坡道，不怎么好看，但平滑结实，而且他可以自己操纵轮椅行动，不像阿格尼丝需要别人的协助。

道格拉斯夫妇是福音路德会教友，但他们没逼他一起上教堂。“他们是好人。”安娜说，“他们不会烦你，你在这里会很安全。你觉得你可以接受饭前祷告，换来一点隐私和安全的保障吗？”她看着他微笑，他点点头。“何况，”她继续说，“如果你想谈罪行，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的确，安娜给他的照顾远超过道格拉斯夫妇。他在道格拉斯家睡觉、吃饭，他第一次学习怎么使用两根拐杖行动时，道格拉斯先生就坐在浴室外头的椅子上守着，要是他进出浴缸时滑倒，可以马上进去（他还是站不太稳，即使用助行支架，还是没办法冲澡）。不过，是安娜带着他去大部分的约诊；是安娜等在她家后院的一角，嘴里衔着香烟，看着他第一次开始走路，缓缓走向她；是安娜最后终于让他写下有关特雷勒医师的事，而且让他不必上法庭作证。他说过他可以，但她说他还没准备好，还说就算他不作证，他们也有很多证据可以把特雷勒医师关上很多年。听到这里，他才有办法承认自己松了一口气，因为可以不必说出那些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更主要的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必再看到特雷勒医师了。当他终于把自己写下来的证词交给她——他尽量写得平铺直叙，想象他在写另外一个人，是他曾经认识、但永远不必再跟他说话的人——她从头到尾看了一次，面无表情，然后对他点点头，“很好。”她干练地说，然后把那份证词折回去，放回信封里。“你做得很好。”她补了一句，然后忽然间哭了起来，简直是痛哭，完全停不下来。她跟他说了一些话，但因为哭得太凶了，他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最后她终于离开了，不过那天晚上稍晚的时候，她打电话来跟他道歉。

“对不起，裘德。”她说，“我那样真是太不专业了。只是看了你写的，我就……”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吸口气，“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也是安娜在医师们判定他身体太虚弱、没办法上学时，帮他找了家教，让他完成了高中学业，而且也是安娜逼着他讨论上大学的事情。“你真的很聪明，你知道吗？”她问他，“你想去哪所大学都可以，真的。我跟你在蒙大拿州的一些老师谈过，他们也这么认为。你有没有想过上大学？想过吗？你想去哪里？”等到他说出来，以为她会大笑，没想到她只是点点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他开口说，“你认为他们会收我这样的人吗？”

再一次，她没有嘲笑。“没错，你没怎么受过正规教育，”她露出微笑，“但是你的考试成绩好极了，而且就算你不这么想，我保证你懂得的事情可能比这个年龄所有的小孩都要多，至少是大部分的小孩。”她叹了口气，“或许卢克修士毕竟做了点让你可以感谢的事情。”她审视他的脸，“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她帮他处理一切：她写了其中一封推荐信，让他用她的电脑写自我介绍短文（他没写过去一年的事；只写有关蒙大拿，还有他在那里如何学会寻找野生油菜和菇类），她甚至帮他出了申请费。

他被录取了，而且一如安娜的预测，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他那时跟她说，一切都是有她帮忙的缘故。

“胡说。”她说。那时，她已经病得只能发出气音，“是你自己办到的。”日后他仔细回顾前几个月，才看出种种她生病的迹象，清楚得有如聚光灯照射，也看出他有多愚蠢，只关心自己，竟然一个接一个错过了：她迅速消瘦、她发黄的双眼、她的疲倦，他原先竟然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你不该抽烟的。”两个月前他这么跟她说，那时他跟她相处已经够放心，还会指挥她这个那个，这是他生平头一回敢这么对待成人。“你说得对。”她说，眯着眼睛看他，同时深深吸一口烟，看到他对她叹气，她咧嘴笑了。

即使在那时，她还是没有放弃。“裘德，我们应该谈谈你的过去了。”她每隔几天就会说，而当他摇头，她就打住。“那就明天吧。”她会说，“你答应我了喔，明天我们要谈谈。”

“我不懂为什么要谈。”他有回低声跟她抱怨。他知道她看过他在蒙大拿的档案，他知道她了解他的过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学到的一件事，”她说，“就是你要趁这些事情还新鲜的时候谈，否则就永远不会谈了。我一定要教你怎么谈这些事情，因为你拖得越久，就会越难开口，那些事就会在你心底溃烂化脓，而且你总会觉得一切都该怪自己。当然，这是不对的，但你会一直这么想。”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次日当她再度提起，他摇摇头转身离开，即使她在他后头喊。“裘德，”有次她说，“我让你拖太久都没有处理这件事。这是我的错。”

“那就为了我吧，裘德。”又有一回她这么说。但他没办法，即使是对她，他都找不出谈那些事的语言。何况，他不想重温那些年的经历。他想忘掉那一切，假装那些都是别人的记忆。

到了六月，她虚弱得连坐起来都没办法。两人认识十四个月后，现在换她躺在床上，他在床边陪伴。莱斯莉白天在医院值班，因此屋里常常只有他们两个人。“听我说，”她说，她的喉咙因为服用的某种药物而发干，讲话时难受得皱起脸。他伸手去拿水壶，但她不耐烦地挥挥手，“你离开之前，莱斯莉会带你去买东西，我帮她写了张单子，列出你会需要的东西。”他开口想反对，但她阻止了，“别跟我争，裘德。我没那个力气。”

她吞咽着，他只能等待。“你在大学里会表现得很好。”她说，闭上眼睛，“其他小孩会问你是怎么长大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算是想过吧。”他说，其实他满脑子都在想。

“嗯。”她咕哝了一声，她也不相信他，“那你打算怎么说？”她睁开眼睛看着他。

“我不晓得。”他承认。

“啊，就是啊。”她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裘德，”她开口，然后又停下来，“你会找到自己的方法去谈过去发生的事。如果你想跟任何人亲近的话，你非找到不可。但是你的人生……不论你怎么想，你都没有什么好羞愧的，那一切都不是你的错。这个你要记住，好不好？”

那是最接近讨论的一次，不光是谈过去一年，也包括更早以前。“好。”他告诉她。

她目光炯炯地瞪着他：“答应我。”

“我答应。”

但即使在当时，他也没办法相信她。

她叹气，“我早该逼你多谈一些的。”她说。那是她跟他说的最后一件事。两星期后的七月三日，她过世了。她的告别式在她死后的第二周举行。那时，他已经在当地一家面包店找到暑期工作，天天坐在店后的厨房里做翻糖装饰蛋糕。葬礼后的那些日子，他都在工作台从早坐到晚，用粉红色糖霜装饰一个又一个蛋糕，试着不去想她。

到了七月底，道格拉斯夫妇搬家了：道格拉斯先生在加州圣荷西找到了新工作，他们会带着阿格尼丝过去，萝西则被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寄宿家庭。他喜欢道格拉斯夫妇，但当他们跟他说保持联络时，他知道自己不会——他太想脱离眼前的人生、过去的人生了，他想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

他被送到紧急收容所。这是州政府的称呼：紧急收容所。他争辩说他已经够大了，可以自己生活（他还很不合逻辑地想象，自己会睡在面包店后头的房间里），而且再过不到两个月他就会离开，完全脱离这个系统，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那个收容所是个破烂的灰色蜂巢式宿舍，里头还有其他州政府一时无法顺利安置的男孩——他们会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他们做过的事、别人对他们做过的事，或纯粹只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等到他要离开时，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去买上学需要的东西。这时他发现，他们似乎隐隐以他为荣：他进入这个系统的时间或许不长，但他要去上大学，而且是一间很好的大学，日后他将永远成为他们手上成功的案例之一。莱斯莉开车载他去军用剩余物资商店。他在里头逛，挑选他认为自己可能需要的东西——两件针织衫、三件长袖衬衫、长裤、一条灰色毯子（看起来很像收容所大厅里那张破沙发露出来的填充物）——一边想着自己是否挑对了东西，想着这些东西可能也出现在安娜的清单上。他不禁一直去想那张清单上还有别的东西，还有些基本的、安娜觉得他需要的物品，但如今他永远不会知道了。在夜里，他渴望着那张清单，有时甚至压过对她的渴望。他可以想象那张清单的样子，她穿插在单个词汇里那些可笑的大写字母，她习惯用的自动铅笔，她用的黄色笺纸簿（她以前当律师时留下来的，她都用这些簿子写笔记）。有时那些字挤在一起。而在梦里，他会觉得很得意，他心想，当然了！那当然是他需要的！当然安娜会知道！但早上醒来，他再也不记得上头的内容。在那些时刻，他就会赌气地希望自己从来不曾认识她，因为有她在的时间这么短暂，比根本没有过还糟糕。

他们给了他一张北上的巴士车票，莱斯莉去车站送他离开。他把自己的东西装在一个双层黑色垃圾袋里，然后放进他在军用物资店买来的背包里。他拥有的一切全都装成干净利落的一包。在巴士上，他望着车窗外，脑袋里什么都不想。他希望自己的背部不要在车上出状况，幸好没有。

他是第一个抵达宿舍的人。等到第二个人进来（马尔科姆），身后跟着他的父母、一堆行李箱和书、喇叭、电视、电话、电脑、冰箱以及一大堆数码小玩意儿，他第一次感到那种害怕得快要吐出来的感觉，然后是生气，而且很没道理地生安娜的气：她怎么能让他相信自己适合读大学？他怎么能真的这么以为？她为什么从没提过他到底有多穷、有多丑，而且他的人生其实是一块染了血和泥巴的破布？她为什么让他相信自己可能属于这里？

几个月过去了，这种感觉逐渐减少，但是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感觉黏在他身上，像一层薄薄的霉。等到他比较可以接受这件事了，另一件却变得难以接受：他开始明白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他不必解释任何事的人。她知道他的皮肤上就刻画着他的人生，他的自传就写在他的皮肉和骨头上。她永远不会问他天气热成这样，为什么不穿短袖衣服，也不会问他为什么他不喜欢被人碰触，更重要的是，不会去问他的两腿和背部发生过什么事，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在她身边，他不会有面对其他人时那种持续不断的焦虑或警觉；那样随时保持警惕真是累死人，但最后那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保持姿势端正一样，成了一种习惯。有回她朝他伸出手，后来他才知道她是想拥抱他，但当时他反射性地举起双手抱住头保护自己。尽管他事后很难为情，但她从不曾让他觉得自己很愚蠢或反应过度。“裘德，我真是个白痴。”她说，“真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突然的动作了。”

但现在她不在了，没有人了解他了。他过去的记录已经封存。他的第一个圣诞节，莱斯莉寄了一张卡片给他，地址写的是他学校的学生事务处。那是他和安娜之间最后的联系，他把卡片留在手上几天，最后还是扔掉了。他从来没回信，也从此没了莱斯莉的消息。这是全新的人生，他下定决心不要毁掉它。

然而，有时他会回想起他们最后的几次谈话，还会说出声来。那是在夜里，他的室友们各自睡在上铺或旁边（不见得都在，要看当时的状况）。“别让这种沉默变成习惯。”她过世前不久曾这么警告过他。还有“裘德，生气没关系，你不必隐藏自己的愤怒。”她错看他了，他总这么想，他不是她以为的那样。“你注定要做大事的，孩子。”她有回说，他很想相信她，却办不到。可是她有件事想得没错：的确是越来越难。他的确是怪自己。尽管他每天都努力记住他答应过她的事情，但随着每一天过去，那承诺变得越来越遥远，直到最后只成了一段回忆。她也一样，成为他许久以前读过的书里一个钟爱的人物。

“世界上有两种人。”沙利文法官总是这么说，“一种倾向于相信，另一种倾向于不相信。在我的法庭里，我们重视相信，相信一切。”

他常常如此宣告，讲完了就会吃力地站起来（他非常胖），蹒跚走出房间。这通常发生在一天终了（至少对沙利文是如此），他走出办公室，过来找他的助理们，坐在其中一个人的办公桌边，开始讲话。他讲的内容往往模糊难懂，还常常穿插着暂停，好像他的助理们不是律师，而是书记官，应该记下他讲的话。但没人记，就连他们三人中最真心相信法官、立场最保守的克里根也没记。

法官离开后，他会朝对面的托马斯咧嘴一笑，托马斯则会眼睛往上看，表示无奈和歉意。托马斯也是保守派，不过“是会思考的保守派”。他会提醒他：“可是我居然还得讲出这个差别，真是他妈的令人沮丧。”

他和托马斯在同一年开始当法官助理。他读法学院第二年的春天，法官的非正式寻才委员（其实就是他的商业法教授，也是法官的老朋友）来找他，提供这个工作机会，当时哈罗德鼓励他申请这份工作。沙利文在巡回法院的法官同僚都知道，他总是会雇一个政治观点跟他存在分歧的助理，而且歧异越大越好（他的上一个自由派助理辞职后，去帮一个倡议脱离美国独立的夏威夷主权团体工作，他的选择让法官得意了好一阵子）。

“沙利文恨我。”哈罗德当时告诉他，口气很乐，“他雇用你，是为了要气我。”他微笑，想得很开心，还补了一句，“因为你是我教过最有才气的学生。”

这番恭维让他低头看着地上：哈罗德对他的赞美，通常都是通过别人转述，很少当面说出来。“我不确定我对他来说够不够自由派。”他回答。当然他对哈罗德来说不够自由派，这是他们争执的老问题之一：他的意见，他解读法律的方式，还有在生活中的运用。

哈罗德嗤之以鼻，“相信我，”他说，“你够。”

但是次年，当他去华盛顿跟法官面谈时，沙利文谈起法律和政治学，却远远不如他预料的那么热心或明确。法官一开始问了有关他的求学过程（法官也读同一所法学院）、他在法学评论学报担任的论文编辑的职位（法官也担任过同样的职位）的问题，还有他对最近几个案子的看法。大约一小时后，沙利文说：“我听说你爱唱歌。”

“是的。”他回答，很纳闷法官怎么会知道。唱歌带给他安慰，但他很少在别人面前唱。是他在哈罗德办公室唱的时候被别人听到了吗？他在法学院图书馆打工，夜里将书重新上架时，就会在静寂如教堂的空间里唱起来——当时有人听到了？

“唱一首给我听听吧。”法官说。

“您想听什么，法官？”他问。通常状况下他会很紧张，但之前他已经听说这位法官会要他表演特殊才艺（传说他还曾逼一名申请者表演抛接杂耍），而且沙利文是出了名的歌剧爱好者。

法官的胖手指放在胖嘴唇上，思索着。“嗯。”他说，“唱一首能代表你这个人的歌吧。”

他想了想，然后开始唱。他有点惊讶自己选了马勒的《我已被世界遗弃》（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因为他不是那么喜欢马勒，而且这首德语独唱曲并不好唱，缓慢、悲伤又微妙，不适合男高音。不过他喜欢歌词，他大学的声乐老师曾不屑地说那歌词是“二流的浪漫主义”，但他一直觉得是翻译不好的关系。一般把歌词的第一句翻译为“我已被世界遗弃”，但他认为应该是“我逐渐被世界遗弃”，他相信这样比较没那么自艾自怜、没那么感伤，也比较认命、困惑一点。我逐渐被世界遗弃／我已在其中浪费了太多光阴。这首独唱曲是关于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他当然不是艺术家。但他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了解迷失，以及被世界遗弃的概念，也了解消失后会进入另一个隐秘又安全的地方，了解那种逃避和被发现的双重渴望。这世界是否相信我已死去／对我了无意义／我难以出言辩驳／因为我的确再也不属于这世界。

等到他唱完睁开眼睛，法官拍手大笑。“唱得太好了，”他说，“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想你根本选错行了。”他又笑，“你是在哪里学唱歌的？”

“跟修士们学的，法官。”他回答。

“啊，你是天主教徒？”法官问，胖胖的身躯在椅子里坐直了，看起来很容易开心的样子。

“我小时候是。”他说。

“但现在不是了？”法官问，皱起眉头。

“不是了。”他说。他已经努力了好几年，让自己在说这件事时不带着歉意的口吻。

沙利文发出一个态度不明的咕哝声：“好吧，不管他们给了你什么，至少提供了某种保护，好对抗哈罗德·斯坦过去几年塞在你脑袋里的那些玩意儿。”他看着他的履历，“你是他的研究助理？”

“是的，”他说，“两年多了。”

“一个美好的心灵，就这么糟蹋掉了。”沙利文说（但是没讲清楚是他的心灵，还是哈罗德的），“谢谢你赶来，我们会再跟你联络。另外谢谢你那首独唱曲，我好久没听到过这么美的男高音了。你确定你没入错行？”说到这里，他露出微笑，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沙利文这么开心而诚挚的微笑。

回到剑桥市，他告诉哈罗德这次面试的过程（“你爱唱歌？”哈罗德问他，好像他刚刚跟他说自己会飞似的），又说他很确定他应征不上。一星期后，沙利文打电话来：他被录用了。他很惊讶，但哈罗德并不惊讶。“我早就告诉你了。”他说。

次日，他如常去哈罗德的办公室上班，但哈罗德穿上大衣。“正常工作今天先暂停。”他宣布，“我要你陪我去办点小事。”这很不寻常，但哈罗德这个人本来就不太寻常。来到人行道边缘，他递出车钥匙。“你想开车吗？”

“好啊。”他说，然后走到驾驶座那一边。一年前，他就是用这辆车学会开车的。当时哈罗德坐在旁边教他，他在教室外远比在教室里有耐心。“很好，”他会说，“离合器再稍微放松一点点。很好，很好，裘德，很好。”

哈罗德说他得去拿一些他送去改的衬衫，然后他们开车到广场边那家小小的、昂贵的男装店，威廉大四时在那打过工。“跟我进去吧。”哈罗德跟他说，“我需要你帮我搬出来。”

“老天，哈罗德，你到底买了多少衬衫？”他问。哈罗德的服装很固定，蓝衬衫、白衬衫、褐色灯芯绒长裤（冬天穿）、亚麻长裤（春天和夏天穿），还有各种绿色和蓝色的毛衣。

“少啰唆。”哈罗德说。

进了店里，哈罗德去找一名店员，他则等着，手指抚过装在陈列盒里的那些领带，一条条卷起来发着亮光，像甜点似的。马尔科姆把自己的两套棉料旧西装给了他，他改过之后，撑过了这两年夏天的实习。但是他去沙利文法官的面试时，就只好跟室友借西装了，而且穿上后，他从头到尾都小心翼翼的，感觉西装太大，毛料还非常精致。

这时，他听到哈罗德说：“就是他。”于是他转身，看到哈罗德身旁站着一个小个子男人，一条皮尺像蛇似的挂在脖子上。“他需要两套西装：一套暗灰色、一套海军蓝，另外给他一打衬衫，两三件毛衣、几条领带、袜子、鞋子，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对着他点头说，“这位是马可，我过两个小时再回来。”

“等一下，”他说，“哈罗德，你这是干什么？”

“裘德，”哈罗德说，“你需要一点像样的衣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不能穿这身衣服去沙利文那里工作。”

他很尴尬，因为他的衣服，因为他的贫穷，也因为哈罗德的慷慨。“我知道，”他说，“但是哈罗德，我不能接受这个。”

他还要说下去，但哈罗德走到他和马可中间，拉着他转身。“裘德，”他说，“接受吧，这是你努力工作赢得的。而且你非接受不可，我才不会让你在沙利文面前丢我的脸。何况，我已经付钱了，不能退款。对吧，马可？”他回头问。

“对啊。”马可立刻说。

“啊，裘德，别争了。”哈罗德说，看到他又要开口，“我得离开了。”然后就大步走出去，没再回头。

于是，他发现自己站在一道三面式镜子前，看着镜中的马可忙着量他的脚踝。当马可的手往上要量胯下到裤脚的内接缝长度时，他反射性地往后缩。“放心，放心。”马可说，好像他是一只紧张的马，然后拍拍他的大腿，也像在对待一只马。当马可量另一条腿时，他又不自觉地半踢了一下。“嘿！你知道，我嘴巴里有针。”

“对不起。”他说，留意着不敢再动。

马可完成后，他看着镜中穿着新西装的自己：这样的无特色、这样的受保护。就算某个人意外轻擦过他的背部，他也穿得够厚，对方绝不会感觉到他衣服底下隆起的疤痕。一切都盖住了，一切都藏好了。如果他站着不动，就可以成为任何人，成为某个空白而隐形的人。

“我想或许再收个半英寸。”马可说，捏起西装外套背后的腰部，又拍掉袖子上的一些线头，“现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好好剪个头发。”

他发现哈罗德在领带区等候，正在阅读一本杂志。“弄完了？”他问，仿佛来西装店是他的主意，哈罗德只是配合的人。

那天他们提早一起吃晚餐。他设法再感谢哈罗德，但每回他开口，哈罗德就阻止他，而且愈加不耐烦。“裘德，有人跟你说过，有时你只要接受就好了吗？”他最后终于问。

“你说过绝对不要凭空接受任何东西。”他提醒哈罗德。

“那是在课堂上和法庭里，”哈罗德说，“不是在生活中。你知道，裘德，在生活中，有时好人会碰上好事。你不必担心，因为发生的概率其实不够高。不过一旦发生了，好人只要说声‘谢谢’，就过去了。或许这么想吧，做好事的人也会从中得到满足感，真的没兴趣听对方讲一堆理由，说自己不配或不值得。”

因此他就闭嘴了。晚餐后，他让哈罗德开车送他回赫里福德街的公寓。“何况，”他下车时，哈罗德说，“你穿新衣服真的很体面。你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希望有人这样告诉过你。”他还来不及抗议，哈罗德又说了，“接受吧，裘德。”

于是他咽下他本来要说的。“谢了，哈罗德，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不客气，裘德。”哈罗德说，“星期一见。”

他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哈罗德的车子开走，才上楼回他的公寓。他住的这栋褐石楼房，隔壁是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兄弟会的会馆。褐石楼房的主人是一位退休的社会学教授，住在一楼，他把剩下的三层楼出租给研究生：四楼住的是桑托什和费德里科，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电机博士；三楼是雅努什和伊西多尔，两个都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雅努什专攻生物化学，伊西多尔则念近东宗教）；二楼则是他和他的室友查利·马（Charlie Ma），他的本名是马谦明，但大家都喊他CM。CM是塔夫茨医学中心的实习医生，两人的作息时间几乎完全相反：他醒来时，会听到CM黏浊的鼾声；等他帮哈罗德工作完，晚上8点回家，CM已经出门上班去了。就他所看到的部分而言，他很喜欢CM（他来自台北，曾就读于康涅狄格的寄宿学校，带着懒洋洋、恶作剧式的笑容，让人不禁也对着他笑），是安迪朋友的朋友，这也是他们认识的缘由。尽管CM总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但他其实很爱干净，也喜欢做菜，有时他回家后会发现餐桌中央放着一盘煎饺，盘子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吃我”；偶尔，他会收到CM的短信，要他睡前把泡在腌酱里的鸡肉翻一下，或是请他在回家路上买一把香菜。他总是照做，然后就会发现家里出现一锅炖鸡，或是他买的那些香菜被切碎放进了干贝煎饼里。每隔两三个月，他们的时间刚好能凑上时，整栋楼的六名房客会聚集在桑托什和费德里科那里（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最大）一起吃东西，玩扑克牌。雅努什和伊西多尔会说他们很担心女生以为他们是同性恋，因为他们两个总是泡在一起（CM朝他看了一眼，他曾跟他赌二十元，说他们其实睡在一起，又努力想假装自己是异性恋者——但无论如何，这种事没办法证明）。桑托什和费德里科会抱怨他们的学生有多笨，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大学部的学生素质跟他们五年前相比，真的是在走下坡了。

他和CM住的那户最小，因为房东把其中一半楼面隔出来当了仓库。CM分摊的房租比他多一大截，所以拥有卧室。他则占据客厅的一角，面对凸窗。他睡在一块松软的、像装蛋托盘的泡棉床垫上，书则排列在窗台底下。另外他有一盏灯，还有一面可以提供一点隐私的折叠纸屏风。他和CM买了一张大木桌放在小餐厅里。此外，还有两张金属折叠椅，一把是雅努什不要的，一把来自费德里科。餐桌的一半归他，另一半归CM，两边都堆着书、纸张以及笔记本电脑，日夜各自发出细小的声响。

来过他们公寓的人总是被里头的凄惨模样吓一跳。多数时候，他不太会在意，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比方现在，他坐在地板上三个放衣服的厚纸板箱前，把崭新的毛衣、衬衫、袜子和鞋子从包装的白色薄纸里拿出来，一件一件放在膝上。这是他拥有过最美好的东西，要把这么精致的衣物放进那些原该放档案夹的箱子，好像很不像话。最后，他又把那些衣物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回购物袋里。

哈罗德慷慨的礼物让他很不安。首先是礼物本身，他从来、从来没有收过这么贵重的礼物。第二，他根本不可能适当地回报他。第三就是送礼这件事背后的意义。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知道哈罗德尊重他，甚至很喜欢有他做伴。但对哈罗德来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人，不只是一个学生而已，而是真正、实际的朋友？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会觉得如此不安呢？

跟哈罗德相处，他花了好多个月才真正感到自在：不光是在教室或他的办公室，而是在教室之外，在办公室之外，或是像哈罗德会说的，在生活中。他去哈罗德家吃过晚餐回来后，会觉得如释重负，而且他知道为什么，尽管他很不想承认。惯例上，男人——成年男人，他还没把自己列入其中——对他有兴趣都是出于一个原因，因此他早已学会怕他们（尽管卢克修士似乎也不是这类令他害怕的男人）。有时候，他好像什么都怕，而且他恨自己这一点。害怕与憎恨，害怕与憎恨，他似乎只有这两种特质，害怕其他所有人；憎恨他自己。

早在认识哈罗德之前，他就知道他这个人了，因为哈罗德很有名。他是个坚持不懈的提问者：你在他课堂上讲的每句评论，他都会抓住不放，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不断追问。他身材高而修长，常常在课堂上绕着小圈圈踱步，每当他提起兴趣或感到兴奋时，上半身就会往前探。

可惜他法学院第一年就上了哈罗德的契约法，有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比方说，他不记得引起哈罗德注意的那篇论文到底写了什么，才导致两人开始在课堂外谈话，最后哈罗德还找他去当研究助理。他不记得自己在课堂上说了什么特别有趣的话。但他清楚记得那个学期的第一天，哈罗德在课堂上踱步绕了一圈又一圈，用他低沉、快速的声音讲课。

“你们是法学院一年级生。”哈罗德当时说，“恭喜各位。在法学院一年级，你们会学习一套很典型的课程，契约法、侵权法、财产法、民事诉讼法，然后明年是宪法和刑法。这些你们都知道了。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套课程完美而简单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架构，以及我们这个社会运转所需的种种机制。要组建一个社会，首先要有一套制度化的框架：这是宪法。要有一套惩罚制度：这是刑法。必须确保有一套适当的制度，可以让其他各种制度运行：这是民事诉讼法。需要一套方法来管理领域和所有权的事务：这是财产法。必须确保人在受到其他人的损害时，施害者会负起财务责任：这是侵权法。最后，必须确保人们会遵守协议，履行承诺：这个，就是契约法。”

他暂停一下。“现在，我不想太简化，但我打赌你们有一半的人会来上法学院，是打算有一天可以从人们身上赚到钱——也就是侵权的人，这没什么好羞愧的！——而另外一半的人来上法学院，是因为你认为你们会改变世界。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梦想在最高法院辩论，因为你们认为法律的真正挑战，就是宪法条文间的空白地带。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并不是。法律最真实、最迷人、最复杂的领域，就是契约法。契约法不光是一堆纸，承诺给你一份工作、一栋房子或一份遗产而已，以最纯粹、最真实、最具概括性的意义而言，契约法统御了法律的每个领域。当我们选择住在一个社会时，我们就选择要在一份契约下生活。这份契约是为我们制定的，我们要遵守其中的规则——宪法本身就是一份契约，尽管是一份有延展性的契约，至于到底可以延展到什么地步，答案就在于法律与政治的交叉点——而在这份契约的规则下，无论规则明确与否，我们承诺不杀人、要缴税、不偷盗。但是就宪法的例子，我们既是这份契约的拟定者，也受到契约的约束：我们认为，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有义务尊重并遵循宪法的条款，没有一天例外。

“在这门课上，你们当然会学到契约的种种机制——如何拟定、如何违反、具有什么样的约束力、如何解约——但我也会要求你们把法律本身视为一连串的契约。有些比较公平——这一回，我会允许你们说公平——有些则不公平。但公平并不是法律唯一的考虑，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法律不见得总是公平，契约也不见得总是公平。但这些不公平有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社会才能顺利运作。在这堂课，你们会学到公平和正义之间的差异，以及同样重要的，公平和必要性之间的差异。你们会学到我们身为社会的一分子，对彼此有什么义务，以及这个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迫使我们尽这些义务。你们会学到把自己的生活，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视为一连串的协议，然后不光重新思考法律，也重新思考这个国家本身，还有你在其中的位置。”

哈罗德的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他。接下来几个星期，他又惊叹于哈罗德的思考方式有多么与众不同，惊叹于他会像个指挥家似的站在教室前方，把一个学生的观点延伸为奇怪而无法想象的结构。有一回，他和哈罗德本来颇为温和地讨论着隐私权——这是宪法的种种权利中最珍贵也最模糊的，根据哈罗德的说法，隐私权的契约定义往往无视常见的疆界，愉快地将自身纳入其他法律的领域中——但后来却演变成他们两个对于堕胎的论辩。他说堕胎在道德立场上站不住脚，但在社会观点上却是必要的。“哈！”哈罗德当时说，他是少数不但对法律论点有兴趣、也对道德论点有兴趣的教授，“那么，圣弗朗西斯同学，如果我们为了治理社会，抛弃了法律中的道德，那会怎么样呢？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应该开始重视社会控制而非道德观念呢？那样的状况存在吗？我不认为。”但他坚持不退让，其他同学也就只能看着他们两人一来一往继续争论。

哈罗德写过三本书，让他成名的是最新的一本《美国式握手：独立宣言的承诺与失败》。在认识哈罗德之前他就读过了。书中以法律的观点诠释独立宣言，哪些承诺兑现了，哪些没有；另外，如果这篇宣言写在今天，经得起当代法学潮流的考验吗？（“简短的答案：不。”《纽约时报》的书评如此归纳。）现在他在帮忙做的研究是针对哈罗德的第四本书，那是《美国式握手》的某种续论，以同样的观点谈宪法。

“但是只谈权利法案，还有比较性感的修正案。”他去应征研究助理职位时，哈罗德这么告诉他。

“我都不知道某些修正案比其他的性感。”

“当然有。”哈罗德说，“只有第十一条、十二条、十四条、十六条是性感的，其他基本上都是过往政治的糟粕。”

“第十三条是垃圾？”他津津有味地问。

“我没说那是垃圾。”哈罗德说，“只是不性感罢了。”

“可是我以为那就是糟粕的意思啊。”

哈罗德夸张地叹了口气，抓起桌上的字典，打开来翻找，研究了一会儿。“好吧，”他说，把字典扔回桌上的一堆纸上，任它滑到书桌边缘，“第三个定义是垃圾没错。但是我指的是第二个定义：剩余物、残屑——过往政治的残余物。这样你高兴了吧？”

“是的。”他说，设法憋住笑意。

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和晚上，他开始帮哈罗德工作，这三天他的课最轻松——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他要去麻省理工学院（他在那里拿到硕士学位）上专题研讨课，晚上在法律图书馆打工。每个星期六，他上午去图书馆工作，下午去医学院附近一家叫“烘焙工房”的面包店工作，他从大学时代就在那里打工，现在负责特殊订单，比如装饰饼干、做几百个装饰蛋糕的翻糖花瓣，以及试验不同的新配方，其中一款以十种坚果为原料的蛋糕后来成为店里的畅销产品。他星期天也在烘焙工房工作。老板艾莉森常把一些比较复杂的订单交给他。有天艾莉森递给他一张订单，上头写着要三打糖霜饼干，还要装饰得像各式各样的细菌。“我想所有人里头，大概只有你能想出办法了。”她说，“那个顾客的太太是微生物学家，他想给她跟她的实验室一个惊喜。”

“我会研究一下。”他说，接过那张订单，注意到顾客的名字：哈罗德·斯坦。于是他就问了CM和雅努什的意见，做出像涡轮图形、流星槌球、小黄瓜的图案，利用不同颜色的糖霜画出上头的细胞质、细胞膜和核糖体，还用甘草糖绳做出鞭毛。他印出一张清单，标明每一种是什么细菌，折起来放进盒子里，盖上盒盖，用绳子绑好。他当时和哈罗德还不熟，但他很乐于替他做些事情，让他印象深刻，即使是匿名。而且他乐于猜测这些饼干是要庆祝什么：论文发表？周年纪念？或者只是宠爱妻子而已？哈罗德·斯坦是那种会无缘无故带着饼干出现在太太实验室的人吗，他猜想说不定真是。

隔周，哈罗德跟他提起在烘焙工房订的饼干太惊人了。几个小时前他在课堂上对统一商业法的热情，这会儿落在了那些饼干上。他坐在那里咬住脸颊内侧，免得笑出来，听哈罗德谈起那些饼干多么天才，还有朱丽娅的实验室被那些饼干的细节和逼真弄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他成了实验室的英雄。“顺便说一声，要让那些人这么惊讶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们暗地里都认为念人文学科的都是智障。”

“听起来，那个饼干师傅真的有强迫症。”他说。他没跟哈罗德提过他在烘焙工房打工，也不打算告诉他。

“那我还真想见见这位强迫症患者。”哈罗德说，“而且那些饼干很好吃。”

“嗯。”他说，想着要问哈罗德什么问题，免得他一直谈那些饼干。

当然，哈罗德还有别的研究助理，两个法学院二年级生和一个三年级生，他都见过，不过他们的上班时间没有重叠。有时他们会用纸条或电子邮件沟通，解释手上的研究进行到哪里，好让下一个人接手继续做。但是到了他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哈罗德派他专门研究第五修正案。“那条修正案很棒，”他说，“性感得不得了。”两个二年级助理被分配到第九修正案，三年级的助理则是第十修正案。他知道这么想很荒谬，但他不禁有种胜利感，好像他得到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他第一次获邀去哈罗德家吃晚饭，是三月一个冰冷而灰暗的傍晚，哈罗德临时起意邀请他。“你确定吗？”他迟疑地问。

哈罗德诧异地看着他。“当然确定。”他说，“只是吃顿饭而已。你总得吃饭吧？”

哈罗德住在剑桥市一栋三层楼房里，位于大学校园的边缘。“我都不知道你住在这里。”他说，看着哈罗德把车子开入车道，“这是我最喜欢的街道之一。我以前每天都会经过，抄近路去校园的另一头。”

“不光是你，每个人都这样。”哈罗德说，“我是在离婚前不久买下这栋房子的。当时这一带房子里住的都是研究生，所有的护窗板都快掉光了，大麻的气味浓得要命，光是开车经过都可能会吸到。”

当时下着小雪，但他很庆幸门前的台阶只有两级，这样他就不必担心会滑倒，或者需要哈罗德帮忙。进屋之后，他闻到奶油、胡椒和淀粉的气味，猜想是在做意大利面。哈罗德把公文包扔在地板上，稍微跟他介绍了屋子：“客厅，后头是书房，厨房和餐厅在你左边。”然后把他介绍给朱丽娅，她跟哈罗德一样是高个子，一头褐色短发，他立刻喜欢上了她。

“裘德！”她说，“终于！我听说了你好多事，真高兴终于看到你了。”他觉得她的口气好像真的很高兴。

晚餐时，他们边吃边聊。朱丽娅出生于英国牛津的学者家庭，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就留了下来。她和哈罗德是五年前经由一个朋友介绍而认识的。她的实验室正在研究一种新病毒，显然是H5N1流感病毒的变种，他们正在想办法绘制出这种病毒的基因图谱。

“微生物学界不是很担心这类基因组有武器化的可能吗？”他问，然后感觉到（而不是看到）哈罗德的目光转向自己。

“是啊，没错。”朱丽娅说，然后跟他解释她和同事们工作上的种种争议。他看了哈罗德一眼，他正抬起一边眉毛看着他，那个表情不知是什么意思。

接着话题转移，他几乎可以看到讨论逐渐离开朱丽娅的实验室，势不可挡地朝他的方向移动，看得出如果哈罗德愿意的话，会是一位多么出色的诉讼律师。他看得出他在引导方向和改变位置方面的技巧，他们的谈话简直是某种液体，他要引导它穿过一连串的水槽和滑道，消除掉任何漏水的可能，直到这些液体达到不可避免的终点。

“那么，裘德，”朱丽娅问，“你是在哪里长大的？”

“大部分是在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他说，并且感觉到自己心底的那只活物站起来，意识到危险，但是躲不掉了。

“所以你爸妈是牧场主人了？”哈罗德问。

这些年来，他已经学会预料这一系列问题，也学会如何转移话题。“不是，”他说，“不过看来那里很多人是。那里的乡下很美。你们去过西部吗？”

通常，说到这里就够了，但是这对哈罗德没用。“哈！”他说，“我好久没看到转得这么顺的技巧了。”哈罗德盯着他不放，而且近得让他垂下目光看自己的盘子，“我想，你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你不会说出你父母是做哪一行的了？”

“啊，哈罗德，别烦他了。”朱丽娅说，但他可以感觉到哈罗德还是盯着他看。晚餐结束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一晚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却也更艰难。他觉得自己唤醒了哈罗德的好奇心，而且他把那好奇心想象成一只活泼、眼睛发亮的狗（一只犬，坚持不懈而敏锐），不确定那是不是好事。他想更了解哈罗德，但是经过那顿晚餐，他又想起要了解一个人的那种过程，其中的挑战性总是比他记忆中大得多。他总是忘记这一点，又总是被逼得想起来。一如过去常常发生的，眼前他真希望这整个过程可以迅速结束，他可以用念力飞到下一阶段，来到彼此关系柔软又有弹性且舒适的状态，双方都了解且尊重彼此的界限。

其他人可能会再试着问他几次，然后就不再烦他了。他以前碰到的人，他的朋友、同学、其他教授，都是如此，但哈罗德可不像其他人那么容易放弃。就连他平时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跟对方说他想听听有关他们的事情，而不是谈他而已。这一招不但是实话，而且很管用）都对哈罗德无效。他从不知道哈罗德什么时候又会突袭，反正每次他都没有准备，而且两人相处越久，他反而越加局促不安，而没有更轻松。

他们会在哈罗德的办公室里谈着某件事情（比方弗吉尼亚大学的招生政策有不够保障弱势族群之嫌，整个案子将进入最高法院），然后哈罗德会问：“那裘德，你的种族背景是什么？”

“很多。”他会回答，然后试着改变话题，甚至不惜把一叠书弄在地上以转移注意力。

但有时那些问题又会没头没脑地随机出现，毫无前奏，根本不可能预料。某天晚上，他和哈罗德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哈罗德点了外卖食物。餐后甜点是幸运签饼和布朗尼蛋糕，哈罗德把装着幸运签饼的纸袋推向他。

“谢谢，我不吃。”他说。

“真的？”哈罗德问，抬起眉毛，“我儿子以前很爱这个。我们以前试过在家里自己做，可是怎么都做得不像。”他把一块布朗尼蛋糕掰成两半，“你小时候，爸妈会常常为你烤糕饼吗？”他问这些问题时总是故作轻松，简直轻松得让人受不了。

“没有。”他说，假装在检查之前的笔记。

他听着哈罗德咀嚼，想着该避开还是继续这段谈话。

“你跟你爸妈常常见面吗？”另一晚，哈罗德又忽然问他。

“他们过世了。”他说，双眼仍看着手上的笔记。

“我很遗憾，裘德。”哈罗德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种真诚的口气让他抬起头，“我父母也过世了，不算太久以前。当然了，我比你老很多。”

“我很遗憾，哈罗德。”他说。然后猜着说，“你跟他们很亲。”

“是啊，”哈罗德说，“非常亲。你跟你父母呢？”

他摇摇头：“不亲，不算亲。”

哈罗德沉默了。“可是我敢说，他们以你为荣。”最后他终于说。每回哈罗德问起有关他个人的问题时，他总觉得一股寒意袭来，仿佛从体内开始结冰，器官和神经罩上一层寒霜。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崩溃了，如果他开口说话，那些冰就会破碎，让他整个人碎裂开来。所以他等了一会儿，直到确定自己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才询问哈罗德剩下的文章要他现在找，还是等到明天早上。可是他没看哈罗德，只是低头对着自己的笔记本讲话。

哈罗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明天吧。”哈罗德低声说。于是他点点头，收拾东西回家，知道哈罗德的双眼一路跟着他一跛一跛地走到门口。

哈罗德想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是否有兄弟姐妹，还想知道他有些什么朋友，跟朋友们一起做些什么，他渴望信息。至少他可以回答最后一题，所以就告诉哈罗德朋友们的事情，他们怎么认识的、现在他们在哪里：马尔科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杰比和威廉在耶鲁。他喜欢回答哈罗德关于这些朋友的问题，喜欢谈起他们，喜欢听到哈罗德为这些朋友的故事开心大笑的声音。他告诉他CM的事情，还有桑托什和费德里科如何跟隔壁栋兄弟会会馆的计算机系大学生闹不和，有天早上他醒来，看到一串用避孕套做成的机动飞船嘈杂地飘过他的窗前，向上飘往四楼，每架飞船底下都有个标语，上头写着：桑托什·贾殷和费德里科·德卢卡有超袖珍老二。

但是当哈罗德问起其他问题时，他就觉得那些问题的重量、出现的频率和必然性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有时他觉得，哈罗德那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把空气变得好热好闷，简直跟问了没两样。人们想知道那么多，想得到那么多答案。他了解，他真的了解，他自己也很想得到答案，他也很想知道一切。然后他就会很庆幸自己有那些朋友，庆幸他们相较之下很少试图从他身上挖出什么，庆幸他们不打扰他，让他像一片空旷无名的大草原，黄色的表面之下有蚯蚓和甲虫在黑色土壤中钻动，让一片片碎骨缓缓钙化为岩石。

“你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他有次烦得这么回哈罗德。哈罗德问他有没有在跟谁交往，然后他听到了自己的口气，就停下来道歉。当时他们认识快一年了。

“为了这个？”哈罗德说，没理会他的道歉，“我是对你有兴趣，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朋友间本来就会聊这类事情。”

尽管他觉得不自在，还是持续回到哈罗德身边，持续接受他的晚餐邀约。尽管每回碰面，总有那么一刻他希望自己消失，或者担心他会让哈罗德失望。

某天晚上，他去哈罗德家吃晚餐，认识了哈罗德最要好的朋友劳伦斯，还有他太太吉莉安。劳伦斯是哈罗德读法学院时认识的，现在是波士顿上诉法庭的法官，吉莉安则在西蒙斯女子学院教英文。“裘德，”劳伦斯说，他的声音比哈罗德还低沉，“哈罗德跟我说，你同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硕士，是什么硕士？”

“纯数学。”他回答。

“纯数学跟……”吉莉安笑了一声，“跟一般的数学有什么不一样？”她问。

“这个嘛，一般数学或应用数学，我认为可以算是实用数学，”他说，“是用来解决问题、提供解答的，无论是在经济学、工程学、会计学，或任何方面。但纯数学不是用来提供直接、明显、能实际被应用的解答的，那纯粹是一种形式的表达。它唯一证明的，就是数学本身几乎无穷无尽的弹性。当然了，是在我们定义的那套假设里。”

“你是指，比如虚数几何学那一类的？”劳伦斯问。

“当然，包括在内，但不只是那些。纯数学往往只是……只是证明了数学本身那种不可能存在、却始终一致的内在逻辑而已。纯数学领域里还有各式各样的专业，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几何纯数学，但还有代数数学、程序化数学、密码学、信息论，以及我在学的纯逻辑。”

“那是什么？”劳伦斯问。

他思索着：“数学逻辑，或者纯逻辑，基本上是真与假之间的对话。比方说，我可能跟你说‘所有正数都是实数。2是正数，因此2就一定是实数。’但这不见得确实为真，对吧？这是从逻辑上去推演、去假设的。我其实没有实际证明2是实数，但逻辑上这必然为真。所以你就会写出一份证明，从本质上去证明这两种陈述的逻辑确实为真，而且适用于其他无穷尽的情况。”他停下来，“你觉得这样有道理吗？”

“我看到，所以它存在。”劳伦斯忽然用拉丁语说。

他微笑：“那正是应用数学的意义。但纯数学要更……”他又想了一下，然后用拉丁语说，“我想象，所以它存在。”

劳伦斯也朝他微笑点头。“非常好。”他说。

“唔，我有个问题。”哈罗德说，之前他一直默默在旁边听，“你怎么会来读法学院？到底是为什么？”

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也笑了。他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李博士是绝望地问，他的硕士指导教授卡申博士则是困惑地问），而他总是会视谈话对象而改变答案，因为真正的答案——他想找到保护自己的手段，他想确保再也没有人可以找到他——似乎太自私、肤浅又琐碎，这种理由实在说不出口（而且会引起一大堆后续的追问）。此外，他现在已经懂得够多，知道法律的保护很脆弱：如果他真的想安全，他就该成为一个擅长狙击的神枪手，或是成为化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研究毒药。

不过那一晚，他说：“法学跟纯数学其实没有那么不同。我的意思是，理论上，法律可以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不是吗？任何法律都经得起考验、可以适应各种情况。如果这些法律不能为自己涵盖范围内的所有事项提供解答，那就根本不算法律了，不是吗？”他停下来思索自己刚刚讲的，“我想，两者的差异是，法学里，有很多路径通向很多解答；而数学里，有很多路径通向同一个解答。同时，我猜想，法律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真或假，而在于能否用于治理。但数学不必方便或实用，或可以管理，数学只需要为真。

“但我想两者很像的另一点就是，数学跟法律一样，更重要的——更精确地说，是更让人难忘的——不是赢得一个案子，或证明一个定理，而是你的方式有多漂亮、简洁。”

“什么意思？”哈罗德问。

“嗯，”他说，“在法律里，我们会谈到一个漂亮的法庭辩论总结，或是一个漂亮的判决，我们指的当然不光是其中的逻辑性，也是措辞表达的方式。同样，在数学中，我们谈到一个漂亮的证明法，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简单，那种基本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那么费马最后定理呢？”朱丽娅问。

“那是不漂亮证明的绝佳例子。证明出这个定理固然很重要，但是这个证明却让很多人失望了，比如我的指导教授。那个证明长达几百页，涉及了数学中许多迥然不同的领域，而且整个证明的方法太折磨人，简直是曲折。所以，虽然这个定理已经被证明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想用更简练的方式证明出来。一个漂亮的证明就像一个漂亮的裁决，是简洁明白的，只用上四五个跨越数学各领域的不同概念，而且用相对简短的步骤，就可以推导出数学里一个重大而具有普遍性的新定理，它完全可被证明、绝对无法被动摇。而在数学建构的世界里，很少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他停下来喘口气，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讲个不停，其他人都默默地看着他。他可以感觉到自己脸红起来，感觉到那古老的憎恨再度像脏水般淹没他。“对不起。”他道歉，“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样讲个不停的。”

“你在开玩笑吧？”劳伦斯说，“裘德，我想这大概是我在哈罗德家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有启发性的谈话了。谢谢你。”

大家又笑了起来，哈罗德往后靠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很快乐。“看到没？”他不小心看到哈罗德的嘴型，他正无声地对着桌子对面的劳伦斯说话，而劳伦斯点点头。他明白这是在说他，心底忍不住得意起来，同时又觉得害羞。哈罗德跟他的朋友们谈过他吗？眼前这是在测试他，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受测？他很庆幸自己过关了，没有给哈罗德丢脸。同时让他庆幸的是，尽管有时他会觉得不自在，他可能终于在哈罗德家赢得一席之地了，他可能会再度受邀。

随着每一天过去，他就更信任哈罗德一点，但偶尔又想着自己是否在犯同样的错误。去信任别人比较好，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如果你心底有一部分总是在等着对方背叛，这样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吗？有时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利用哈罗德的慷慨，利用他对自己乐观的信心；但有时候，他又觉得谨慎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万一最后结束得很难看，他也只能怪自己。但要他不信任哈罗德真的好难，被哈罗德搞得很难，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也被他自己搞得很难。他想要信任哈罗德，他想要屈服，他想要他心底的那个活物乖乖去睡觉，再也不要醒来。

法学院第二年的某一晚，他在哈罗德家待到很晚，最后打开门要离开时，台阶、街道、树木全都被白雪掩盖，雪花打着旋扑向门，风大得让他们两人都后退一步。

“我打电话叫出租车。”他说，免得哈罗德还要开车送他回家。

“不，不行。”哈罗德说，“你今晚就住在这里。”

于是，他在哈罗德和朱丽娅家二楼的客房过夜。那个房间和主卧室之间隔着有窗子的大书房，还有一条短廊。“这是T恤。”哈罗德说，把一团灰色的柔软物件朝他抛过来，“这是牙刷。”他放在书架上，“浴室里有备用的毛巾。你还需要什么吗？水？”

“不用了。”他说，“哈罗德，谢谢你。”

“别这么说，裘德。晚安了。”

“晚安。”

他好一会儿都睡不着，盖着羽绒被，睡在柔软的床垫上，看着窗子被雪染成白色，听着水龙头咕嘟咕嘟的流水声，哈罗德和朱丽娅交谈的模糊低语，还有其中一人蹑手蹑脚走路的声音，然后，终于，什么都听不到了。在那些时刻，他假装他们是他的父母，而他周末从法学院回家来探望他们。这是他的房间，次日他会起床，做一些成年子女会陪父母做的事情。

法学院第二年结束后的夏天，哈罗德邀请他到他们夫妇位于鳕鱼角特鲁罗的房子玩。“你会喜欢那里的。”他说，“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他们也会喜欢的。”于是九月初劳动节前的那个星期四，他和马尔科姆的实习一结束，他们四个就一起从纽约开车北上去特鲁罗。在那个劳动节的长周末里，哈罗德的注意力转移到杰比、马尔科姆和威廉身上。他也在观察他们，很佩服他们可以回答哈罗德的每一个问题，欣赏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这么大方，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让大家嘲笑，把哈罗德和朱丽娅逗得大笑。他看着他们在哈罗德身边那么自在，而哈罗德跟他们在一起也很自在。他体会到那种奇特的愉悦感，看着他所爱的这些人爱上彼此。那栋房子有一条私人步道，通往一小片海岬上的私人海滩。上午，他们四个会一起走到海滩去游泳（就连他也下水了，穿着他的长裤、汗衫加一件牛津纺衬衫），然后躺在沙子上烤干，感觉黏在身上的衣服逐渐干燥，剥离他的身体。有时哈罗德会过来看他们，或者跟着一起游泳。到了下午，马尔科姆和杰比会在沙丘间骑脚踏车，他和威廉则徒步跟在后头，捡拾贝壳碎片和寄居蟹的空壳，威廉会放慢速度配合他。到了晚上没那么热时，杰比和马尔科姆分别忙着素描，他和威廉则阅读。他觉得整个人被太阳、食物、盐和满足感弄得懒洋洋的，晚上总是很早、很快就睡着，早上他会比其他人先醒来，独自走到后阳台望着大海。

我以后会碰上什么事？他问大海，我现在碰上了什么事？

假期结束，秋天的新学期开始。没多久他就明白，那个周末，他的某个朋友一定跟哈罗德说了些什么，不过他确定不是威廉，他只跟威廉稍微提到一点自己的过去。即使在当时，提到的事情也很少，只有三项事实，一个比一个微小，全都没有意义，加起来连一个故事的开头都凑不出来。就连童话故事的第一句，都比他告诉威廉的三件事要更详尽：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跟他们的伐木工父亲和继母，住在一片寒冷的森林深处。伐木工父亲很疼爱子女，但他非常穷，于是有一天……所以，不管哈罗德得知了什么，都是其他人凭着观察而推测的，只是一些推理、猜想和虚构。但不管是什么，都足以让哈罗德对他的提问（关于他的过去和他的家乡）就此停止。

随着几个月过去，然后是几年，他们发展出了一种默契，从不谈他15岁之前的事情，好像那十五年根本不存在。到了他去读大学时，有人把他从工厂的箱子里拿出来，按下他颈部的开关，他就颤抖着活起来。他知道哈罗德仅凭自己的想象，去填补那空白的十五年，某些想象的片段比他真正经历过的更糟，某些则更好。但哈罗德从没把自己想象的内容告诉他，他也不想知道。

他从不觉得他们的友谊是因为环境而形成的，但他觉得哈罗德和朱丽娅可能会这么想，也有心理准备。于是他搬去华盛顿当法官助理时，以为他们会忘了他，也试着做好失去这对朋友的准备。结果这并没有发生。反之，他们写电子邮件、打电话给他，每次其中一人到华盛顿时就会找他一起吃晚餐。夏天，他和朋友会去特鲁罗度假；感恩节，他们会去剑桥市拜访。两年后他搬到纽约，开始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哈罗德简直替他兴奋到不行，甚至提议让他住他们夫妇在上西城的公寓，但他知道他们常去那里小住，而且他不确定这个提议有多认真，于是就婉拒了。

每个星期六，哈罗德会打电话问起他的工作，他会聊起他的上司，副联邦检察官马歇尔。他的记忆力好得吓人，能背出所有最高法院的决议，闭着眼睛就能随便念上一段，念诵时声音变得呆板而沉闷，但从来不会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他总以为自己的记性很好，但马歇尔的记忆力令他惊奇。

在某些方面，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会让他回想起少年之家，大部分是男性，整个地方有一种特殊而持续的敌对气氛。只要有一群不相上下、好胜心强的人待在同一个空间，而且明白其中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隐隐的唇枪舌剑（不过在这里，他们不相上下的是成就；在少年之家，他们不相上下的是饥渴和向往）。两百个助理检察官似乎都出自同样的五六所法学院，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各校的法学评论学刊编辑，当过模拟法庭辩论赛的代表。他这个小组有四个人，主要负责证券诈欺案件。他和组员各自有着不同的资历和特质，期望能凭借它们略胜别人一筹。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就算没人在乎，好歹也让他与众不同），曾担任巡回法庭沙利文法官的助理，而马歇尔和沙利文法官是好友。办公室里他最要好的朋友西提任则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法律学位，搬到纽约前曾在伦敦担任两年出庭律师。他们三人组里头的第三人罗兹，大学毕业后拿了阿根廷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深造。（他们小组里的第四人是个很懒的家伙斯科特，谣传他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父亲是总统的网球球友）

他平常都待在办公室。有时，跟西提任和罗兹加班到很晚，吃着外卖食物时，他会想起在虎德馆的套房里和室友共度的日子。尽管他也很喜欢跟西提任和罗兹在一起，而且很尊敬他们独特的、具有深度的智慧，但那些时刻，他总会怀念起他的好友。他们的想法跟他截然不同，让他也跟着跳脱框架去思考。有回他跟西提任和罗兹讨论逻辑到一半，忽然想起他硕一那年，为了参加李博士开的纯数学专题研讨课前去面试时，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孔盖是圆的？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很容易回答，但是当他回到虎德馆，把李博士的问题转述给室友听时，他们全都沉默不语。最后杰比终于开口，用流浪说书人那种柔和的口吻说：“很久很久以前，长毛象在地球到处漫步，它们的脚印在地上留下了永恒的圆形凹印。”他们全都大笑起来。想到这件事，他露出微笑，有时他真希望自己有个像杰比一样的脑子，可以编出让别人开心的故事，而不是像他自己这样，总是在寻找解释。解释可能是对的，却缺乏浪漫、想象力，以及才思。

“该去秀一下我们的资历了。”每逢联邦检察官本人来到这一楼，西提任就会偷偷这么跟他咬耳朵。此时，所有助理检察官都会匆忙涌上去，一大群灰色西装像飞蛾见到火似的。他们两个和罗兹也会加入，但即使在那些时候，他也从来不曾提起他的王牌资历，明知这资历不但可以让马歇尔印象深刻，也会让联邦检察官停下来多看他两眼。在他得到这份工作后，哈罗德曾问他可否在亚当（也就是联邦检察官）面前提起他，因为哈罗德碰巧跟亚当认识很久了。但他跟哈罗德说他想靠自己。这是实话，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不确定该把哈罗德的名字当成自己的资产，因为他不希望让哈罗德后悔跟他来往。于是他什么都没提。

然而，感觉上哈罗德好像还是在他身旁。办公室里大家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回忆法学院（还有他们当时参加的活动，吹嘘着各自在法学院的成就）。由于很多同事都跟他上过同一所法学院，其中不少人也认识哈罗德（还有一些人认识他），有时就会听见他们谈到自己修过哈罗德的课，或是为了这门课要做多少准备，听到这些他深以哈罗德为荣，也以自己认识他为荣（虽然他觉得这样很傻气）。次年，哈罗德有关宪法的那本书即将出版，办公室每个人都会读到致谢辞，看到他的名字，知道他当过哈罗德的研究助理，很多人会开始起疑心，他会看到他们一脸担心，努力回想曾在他面前说过哈罗德什么。然而到那时，他会觉得已经靠自己在这个办公室巩固了地位，跟西提任和罗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马歇尔建立了关系。

他很愿意、也很渴望成为哈罗德的朋友，但他还是很谨慎地避免这么宣称。有时他担心两人之间的亲近根本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太过期望，才会在心里让这份交情膨胀，这时他就会（很尴尬地）把哈罗德《美丽的承诺》这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翻到致谢辞那一页再读一次，好像那致谢辞本身就是一份契约，宣告他对哈罗德的感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的。然而他一直准备着：这个月就会结束了，他会告诉自己。然后，到了月底：下个月，他下个月就不会想再理我了。他设法让自己持续处于准备好的状态，他设法让自己做好失望的准备，即使他很渴望最后证明自己是错的。

然而，这份友谊一直持续下去，像一条湍急漫长的河，把他卷入水流中，带着他往下，来到预想不到的地方。每当他觉得到达两人关系的极限时，哈罗德和朱丽娅就会打开另一个房间的门，邀请他进入。有一年的感恩节，朱丽娅的家人从英格兰来访，他因此认识了朱丽娅的父亲（一位退休的胸腔内科医生），以及哥哥（一位艺术史教授）。而哈罗德和朱丽娅来纽约时，会带他和威廉出去吃晚餐，去一些他们听过但吃不起的餐厅。他们夫妇也看过利斯本纳街那间公寓（朱丽娅的态度保持礼貌，哈罗德则吓坏了），恰好那个星期，公寓暖气不知为何刚好坏了，他们把上西城公寓的钥匙给了他一份。他和威廉一进去，就发现里头实在太温暖，刚到的第一个小时，他们就像两个假人似的坐在沙发上，因为暖气重回他们的生活而惊讶得无法动弹。而在哈罗德目睹他疼痛发作的样子之后——事情发生在他搬回纽约后的那个感恩节，当时他正在厨房炒菠菜，绝望中（心知自己绝对没法爬上二楼）他关掉炉火，拖着身子进入食品贮藏室，关上门躺在地板上等待——他们夫妇就重新安排了房子的格局，下回他去拜访，发现楼上客房的家具被移到了一楼客厅后方的套房里，那原先是哈罗德的书房，而那里面的桌椅和书都被搬到了二楼。

即使在这一切之后，一部分的他还总是等待有一天自己会被关在一扇门外，门把转不开。那样他也未必会太介意，因为置身在一个毫无禁区、为他提供一切却不要求回报的空间里，其实有点可怕，又让人焦虑。他设法尽可能地对他们付出，但能给的实在不多。而哈罗德那么轻易地给予他的一切，无论是答案或关爱，都是他无法回报的。

认识他们将近七年的那个春天，有一天他在他们家。那是朱丽娅51岁的生日，前一年她50岁生日时去了奥斯陆参加学术会议，于是决定今年要好好庆祝一番。那天他和哈罗德正在打扫客厅，其实是他在打扫，哈罗德任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告诉他那本书是怎么得到的，或是翻开封面，让他看看其他人写在里头的名字。其中有一本《豹》，书前的扉页写着“劳伦斯·瑞里的财产。不准拿走。哈罗德·斯坦，我就是在说你！！”

当时他威胁要告诉劳伦斯，哈罗德也威胁他：“你最好不要，裘德。这样对你可没有好处。”

“不然呢？”他问，逗着他。

“不然——这个！”哈罗德说着便朝他扑过去，他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哈罗德只是在玩闹，就猛然往后缩，转身想避开哈罗德，却不小心撞上了书架，撞到一个凹凸不平的瓷杯，那是哈罗德的儿子雅各布做的。结果杯子掉到地上，摔成干净利落的三片。哈罗德往后退，接着是一段可怕的沉默，他差点哭了出来。

“哈罗德，”他说，蹲在地上，捡起那些碎片，“我好抱歉，我好抱歉。请原谅我。”他真想把自己打趴在地板上，他知道这是雅各布生病之前帮哈罗德做的最后一件东西。在他上方，他只听到哈罗德的呼吸声。

“哈罗德，请你原谅我。”他又说了一次，手里捧着那些碎片，“不过我想我可以修好，我可以弄得好一点。”他看着马克杯发亮的乳白色釉面，不敢抬头。

他感觉到哈罗德蹲在他旁边。“裘德，”哈罗德说，“没关系，这是意外。”他的声音很轻，“把碎片给我。”他说，但他的动作很轻柔，听起来也不像生气。

他照做了。“我可以离开。”他说。

“你当然不能离开。”哈罗德说，“没事的，裘德。”

“但那是雅各布做的。”他愣愣地说。

“没错。”哈罗德说，“摔破了也还是。”他站起来。“看着我，裘德。”他说。他终于看了。“没事的。来吧。”哈罗德伸出一只手，他握住了，让哈罗德拉他站起来。那时他好想大哭，在哈罗德给了他一切之后，他的回报竟是毁掉他最心爱的人所做的珍贵物件。

哈罗德拿着马克杯碎片上楼回他的书房，他则默默地打扫完客厅。美好的白天逐渐变得灰暗。朱丽娅回家时，他等着哈罗德跟她说他有多愚蠢、多笨拙，但没有。那天的晚餐席上，哈罗德跟往常没有两样。等到他回到利斯本纳街，他手写了一封得体的信，很得体地道歉，然后寄给哈罗德。

几天后，他收到了回信，也是手写的信，日后他将珍藏一辈子。

“亲爱的裘德，”哈罗德写道，“谢谢你漂亮（但是没必要）的信。我感激你所写的一切。你说得没错，那个马克杯对我意义重大，但是你的意义更重大。所以请别再折磨自己了。

“如果我是另一种人，我可能会说，这整件事就是人生大致状况的隐喻：东西会破损，有时能被修复，但大多数情况下，你会明白无论什么被毁掉了，生活都会自我调整，弥补损失，有时甚至是令人惊叹的补偿。

“其实呢——或许我就是那种人。

“爱你的哈罗德。”

尽管他知道不是如此，尽管从他17岁起安迪就一直告诉他那些话，不过几年前，他还抱着某种小小的、坚定的希望，觉得自己可能会好转。尤其在特别糟糕的日子里，他会把费城那位外科医师的话说给自己听，“脊椎有很神奇的恢复能力”，一遍又一遍，简直像在念经。认识安迪几年后他上了法学院，终于鼓起勇气跟安迪提起，把他珍爱且紧抓不放的这句预言说出来，希望安迪会点点头说“一点也没错，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但安迪听了冷哼一声，“他这么告诉你？”他问，“这个状况不会好转的，裘德。等到你年纪大一些，状况还会恶化。”安迪当时正低头看着他的脚踝，用镊子把死肉从一个疮里夹出来。他听了忽然全身僵住，即使没看到安迪的脸，也知道他很懊恼。“裘德，对不起。”安迪说着抬头看，手还握着他的脚，“很抱歉我只能这样告诉你。”看他没回答，安迪叹了口气，“你不高兴。”

没错，那是当然。“我没事。”他设法开口，但还是没有勇气看安迪。

“我很抱歉，裘德。”安迪又轻声说了一遍。即使在当时，安迪就有两种反应模式：凶巴巴和温柔。两种他都常常碰到，有时还是在同一次看诊时。

“但有件事我可以保证。”安迪说，又回去对着他的脚踝，“我永远会照顾你。”

安迪说到做到。就某些方面而言，安迪是他生命中最了解他的人。安迪是他成年后唯一赤身裸体面对过的人，也是唯一熟悉他身体实际状况的人。他们认识时，安迪是住院医生，在研究生时期以及之后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波士顿。后来，他们两人又在几个月内先后搬到纽约。他是整形外科医生，但他会帮他治疗各种状况，从感冒到背痛到腿的毛病。

“哇，”有天安迪看着他坐在诊疗室里咳痰（前一年春天，在他满29岁前不久，办公室的人纷纷染上了支气管炎），不动声色地讽刺说，“我真高兴我专攻的是整形外科，这对我真是个好练习。我想我受的训练就是要我做这个。”

他想笑，但又接着咳了一轮，咳到安迪得用力拍他的背部。“如果有人给我推荐一个真正的内科医生，我就不必跑来找一个整脊师来满足我所有的医疗需求了。”他说。

“哦……”安迪说，“你知道，或许你真的该去看内科医生。天晓得那会节省我多少时间，还有一大堆麻烦。”但除了安迪以外，他绝不会去看其他医生，而且，他认为安迪也不希望他去找别人，只是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问题。

安迪知道他这么多，他对安迪却所知甚少。他知道安迪和他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比他大十岁，也知道安迪的父亲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母亲是威尔士人，而安迪是在俄亥俄州长大的。三年前，安迪要结婚时，他很惊讶自己会受邀参加。那是个小小的婚礼，地点在安迪的岳父母位于上西城的一栋房子里。他找威廉陪他一起去。让他更惊讶的是，安迪跟他们介绍新婚妻子简时，简张开双手抱住他说：“大名鼎鼎的裘德·圣弗朗西斯！我听说过你好多事情！”

“啊，真的。”他说，满心的恐惧像是一群扑着翅膀的蝙蝠。

“不是坏事。”简微笑着说（她也是医生，是妇科），“可是他好喜欢你，裘德，我好高兴你来了。”他也见到了安迪的父母。在那晚婚礼的尾声，安迪一手揽着他的脖子，笨拙又响亮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现在每次碰到他都还会这样。安迪亲他时，表情都很不自在，好像是不得不保持这个固定的仪式，让他觉得好笑又感动。

他欣赏安迪的很多方面，但最欣赏的就是他临危不乱的冷静态度。他们认识之后，安迪使他很难不持续去看诊，因为在他两次回诊没出现（他没忘记，只是决定不去而已），又不理会安迪打来的三次电话、寄来的四封电子邮件之后，安迪就会去虎德馆用力地敲他们的房门。从此他只好认命，想着有个医生或许不是坏事（毕竟，他还是得看医生），而且安迪可能值得信任。他们第三次见面时，安迪开始记录他的病历，或是他愿意讲的一切，只是记下来，从不评论也毫无回应。

一直要到几年以后（将近四年前），安迪才首次直接提到他的童年，这发生在他和安迪第一次大吵期间。他们之前当然有些小争执或意见不合，而且每年总有一两次，安迪会发表一篇长篇训话（他每六个星期去安迪那里一次，不过最近频率更高了，而且总是能从安迪迎接他和检查时简短、生硬的态度，预测到这回是训话约诊），内容涵盖他不愿意好好照顾自己，莫名其妙且令人愤慨；他拒绝去做心理咨询，令人心烦；还有他不肯吃止痛药，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实在怪异。

那场大吵源于安迪的事后回想，认为他上一次来看诊是自杀未遂。事情发生在新年之前，当时他在割自己，不小心割得太靠近一条静脉，结果流了好多血，弄得一塌糊涂，他不得不找威廉帮忙。那天晚上在检查室里，安迪气得不肯跟他讲话，一边帮他缝伤口一边念念有词，那些缝线整齐又利落，简直像刺绣。

下一次回诊，安迪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他气坏了。他其实考虑过不要回去检查了，只不过他知道如果真的不去，安迪会一直打电话给他，甚至更糟，打给威廉，最后还可能打给哈罗德。一直打到他出现为止。

“我他妈的早该送你去住院。”安迪劈头就跟他说，然后又说，“我他妈的真是个白痴。”

“我觉得你反应过度了。”他开口，但安迪没理他。

“当时我碰巧相信你不是要自杀，不然我会火速把你送去住院，快到让你脑袋都晕了。”安迪说，“只是因为从统计学上说，像你这样割自己割了那么多次、又割了那么多年的人，和一个较少自残的人比起来，通常更没有迫切要自杀的需求。（安迪很喜欢统计数字。他有时怀疑这些数字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可是裘德，这太疯狂了，也太惊险了。你得马上去看心理咨询师，否则我就要强制把你送去住院。”

“你不能这样做。”他说，也火大起来。他知道安迪可以，因为他查过纽约州的非自愿住院相关法律，对自己很不利。

“你明知道我可以的。”安迪说，此时他几乎在吼。他们的约诊总是在正常看诊的时间之后，有时看完后，如果安迪有时间又心情不错，两个人还会聊一下。

“我会告死你。”他荒谬地说，安迪也吼回去：“去告啊！你知道这个状况有多糟糕吗，裘德？你知道我的立场有多为难吗？”

“别担心。”他讽刺地说，“我没有任何家人，不会有人为了过失致死告你的。”

安迪后退，好像想揍他。“你居然敢讲这种话。”他缓缓地说，“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当然知道。“随便你。”他说，“我要离开了。”然后他滑下诊疗台（幸好，他还没换上诊疗的病人袍，因为他没来得及换，安迪就开始训他了），想离开诊间。尽管以他的步伐，离开房间不会太戏剧化，但安迪匆忙冲到门口挡住了去路。

“裘德，”他说，心情突然改变，“我知道你不想离开。这个状况变得太可怕了。”他吸了口气，“你跟别人谈过你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吗？”

“那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他说，觉得好冷。安迪从没提过他告诉他的那些，现在居然提了，他发现自己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没关系才有鬼呢。”安迪说，那种夸张得令人难为情的用词（除了在电影里，真有人这样说话吗？）让他忍不住微微笑了。安迪误以为他在嘲笑他，再度改变了心情。“裘德，你这么顽固，实在傲慢得不可理喻。”他继续说，“你完全拒绝听任何人关于你身心健康的建议，这不是自我毁灭的病理学案例，就是对我们其他人很大的羞辱。”

他被这些话伤到了。“每回我不同意你，你就威胁要把我送去住院，那才是不可理喻的控制狂。尤其这回，我明明跟你说过，那只是愚蠢的意外而已。”他朝安迪大声说，“安迪，我感激你，真的。我不知道没有你的话我会怎么样。但我是成年人了，你不能支配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你知道吗，裘德？”安迪问（现在他又在吼了），“你说的没错，我不能控制你怎么决定，但我也不必接受。你去找其他混蛋当你的医生吧。我没办法替你效劳了。”

“很好。”他凶巴巴地说，然后离开了。

他记忆中，从来不曾为了自己这么生气过。让他生气的事情很多（一般的不公平、无能，还有没选中威廉去演戏的那些导演），但他很少为了自己的事情而生气，他的疼痛、过去和现在，他都设法不去担忧，不花时间去想其中的意义。他已经知道为什么那些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他活该。

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愤怒并不理直气壮。虽然他很气自己这么依赖安迪，但也很感激他，同时他也知道，安迪觉得他的行为莫名其妙。安迪的工作是让人好过一点：安迪看他，就像他看着一份乱七八糟的税法，是必须被理清、被修复的，而他自己是否觉得被修复几乎是不重要的。其实他真正试着修复的东西，就是他背上那些隆起的疤痕。那些疤痕形成一幅可怕、不自然的样貌，皮肤紧绷又发亮，活像只烤鸭。他存钱就是为了这个，但他知道安迪不会赞成的。“裘德，”要是安迪听了他的计划，一定会说，“我跟你保证不会有用的，你只会把那些钱浪费掉而已。别去做。”

“可是那些疤好丑。”他会嗫嚅着说。

“才不丑，裘德。”安迪会说，“我跟上帝发誓根本不丑。”

（反正他不打算告诉安迪，他永远不必跟他进行这段对话。）

过了几天，他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安迪，安迪也没打给他。但好像是上天要惩罚他似的，晚上入睡前，他的手腕就不断抽痛。但是工作时他又忘了，还边阅读边用手腕规律地敲着桌侧。这是他一直戒除不了的恶习。然后他手臂的缝线就会渗出血来，他就得在浴室的水槽里笨拙地清理。

“怎么了？”威廉有天晚上问他。

“没事。”他说。当然，他可以告诉威廉，他会倾听，然后老样子地说“嗯”，但他知道威廉会同意安迪的意见。

在他们吵架一星期后，他晚上回到利斯本纳街。那是星期天，他一路穿过西切尔西走回来，发现安迪在大楼前的台阶上等他。

他看到他很惊讶。“嗨。”他说。

“嗨，”安迪回答，他们站在那儿，“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接我的电话。”

“我当然会接啊。”

“听我说，”安迪说，“我很抱歉。”

“我也是。对不起，安迪。”

“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去做心理咨询。”

“我知道。”

总之，他们设法到此为止：一个双方都不满意的、脆弱的停火，心理咨询的问题是他们两人之间一片广大的灰色非军事区。两人的妥协方式（虽然他也搞不清是如何达成这个一致意见的）就是每次看诊过后，他得让安迪检查两只手臂，安迪会察看上头有没有新的割痕。只要发现一道，安迪就会在病历上记下来。他从来不确定什么又会引起安迪的暴怒：有时新割痕很多，但安迪只是咕哝着写下来；有时只有一道新割痕，安迪还是因此发脾气。“你他妈的把你的手臂都毁掉了，你知道吧？”他会问他。一部分的他明白，如果不让安迪做他的工作——说到底，就是治愈他——是对安迪的不尊重，也害安迪成为他专业上的笑话。对安迪来说，那些割伤的纪录（有时他想问安迪，如果达到某个数字，他是不是能得到奖品，但他知道安迪听了会生气）是假装自己至少能控制状况的一种方式，尽管他根本控制不了。这项信息的累积，是对真正治疗的一种小小弥补。

过了两年，他的左腿上又出现了一个疮，左腿的伤口向来比较棘手，于是他的割伤就被暂时搁置一旁，先处理腿上更紧急的问题。他第一次长这种疮是被车子撞伤后不到一年，很快就痊愈了。“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个费城的外科医生说，“像你受了这种大伤，身上的一切，血管系统、皮肤系统，都受到了损伤，所以你偶尔就会生这种疮。”

这回是第十一个了。尽管他有准备，但他从来不知道成因是什么（昆虫咬伤？刮到金属档案柜的边缘？这类伤口一开始总是小得烦人，但还是有本事轻易地撕开他的皮肤，仿佛他的皮肤是纸做的），而且每次都很扰人：伤口化脓，令人作呕，还带着鱼腥味，小小的切口像个胚胎的嘴巴，里头会冒出黏稠的不明液体。腿上带着这么个怪物和神话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开口走来走去实在很反常，而且这伤口怎么都不肯愈合。他开始每星期五都去安迪那，好让他帮忙清创、清理伤口并除去坏死组织，检查周围的区域，寻找新长出来的皮肤。他得憋着气抓住检查台边缘，尽量忍着不要大叫。

“裘德，你痛了要说。”安迪说过。他满头大汗地吸气吐气，在心里数着数字。“你会痛是好事，不是坏事。这表示你的神经没坏死，还在发挥功能。”

“很痛。”他勉强说了一声。

“从一分到十分，有几分呢？”

“七八分。”

“对不起。”安迪回答，“我快弄完了，我保证。再五分钟。”

等到结束了，他会坐下来，安迪会陪他一起坐着，给他一点喝的，一瓶汽水之类的甜饮料，慢慢地他会觉得朦胧的房间逐渐清晰起来，一点接一点。“慢慢喝。”安迪会说，“不然你会吐出来。”他看着安迪包扎伤口——他在缝合或包扎伤口时向来最冷静——在那些时刻，他觉得自己好容易受伤、好虚弱，不论安迪要求什么，他都会答应。

“你不能再割在两腿上了。”安迪会说，比较像警告，而不是建议。

“对，我不会的。”

“因为那就太疯狂了，即使是你。”

“我知道。”

“你的身体结构退化得太厉害，所以伤口感染得很严重。”

“安迪，我知道。”

他曾在几个不同的时间点，怀疑安迪背着他跟他的朋友谈话，因为有几次，他的朋友会用类似安迪的词汇和措辞讲话。即使在安迪所谓的“严重事件”发生四年后，他怀疑威廉还会在早上翻浴室的垃圾桶，害他在丢刮胡刀片时得采取额外的措施，把它们包在卫生纸和胶带里，带出去丢进上班途中的垃圾桶。“你的组员”，安迪如此称呼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他会问：“你和你的组员最近怎么样？”，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说：“我他妈的要告诉你的组员，让他们好好看着你。”

“安迪，我不准你说。”他会说，“总之，这不是他们的责任。”

“当然是他们的责任。”安迪会反驳。就像很多其他问题，在这件事上他们也无法达成共识。

但最近的这个疮出现至今已经是第二十个月了，一直没有愈合。或者应该说，它愈合了又破开，然后又愈合。他这星期五醒来时，觉得腿上有什么湿湿黏黏的，就在小腿下部、脚踝上方，显然是那道伤口又裂开了。他还没打电话给安迪（他打算星期一再打），但走这趟路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有一阵子没办法再走那么远了，说不定会有好几个月。

他来到麦迪逊大道和75街交叉口，离安迪的诊所很近。他的腿很痛，痛到他不得不走到第五大道，坐在中央公园外墙边的长椅上。他一坐下就体验到那种熟悉的晕眩感和反胃的恶心感，于是他弯腰等着水泥地不再起伏旋转，才有办法站起来。在那几分钟里，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闹叛变，如同他人生最核心、最乏味的挣扎，就是不愿意接受自己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背叛。他根本不能指望自己的身体，但还是要持续维修它。这具躯壳多年前早该烧成一堆炭化的渣滓堆了，但他和安迪还是花了那么多时间，试着修理这无法修复的东西。为了什么？想必是为了他的心灵吧。但这其中有种不可思议的傲慢（就像安迪可能会说的），仿佛他在抢救一辆破车，只因为他对车子的音响系统有特别的感情。

我只要再走几个街区就会抵达安迪的诊所了，他心想，但他绝不会走过去。这是星期天，安迪不必受他打扰，何况他现在的感觉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他又等了几分钟，然后吃力地站起来，站了半分钟，又跌坐回去。最后，他终于可以站起来了。他还没准备好，但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到人行道边缘，举手招一辆出租车，脑袋靠在后座的黑色塑料椅面上休息。他会数着上车要几步，就像他会数着下车到他那栋公寓要几步，然后从电梯走到公寓要几步，进门后到他房间又要几步一样。他这辈子第三次学走路，是在他腿上的撑架拆掉后。当时是安迪帮忙指导物理治疗师（她并不情愿，但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而且就像安娜四年前所做的一样，安迪看着他走过一段十英尺的路，然后是二十英尺、五十英尺、一百英尺。他走路的步态——左脚抬起来跟地面成将近九十度角，胯下形成一个矩形空间，右脚在后头倾斜——也是安迪设计的。他逼他练习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可以自己行走为止。当初也是安迪告诉他，说他觉得他可以不用手杖走路。等到他终于办到的时候，他非常感激安迪。

现在离星期一没几个小时，他告诉自己，同时努力保持站立的姿势。而且安迪不管多忙，一定会像往常那样帮他看诊。“你什么时候发现伤口又破了？”安迪会问，轻轻用一块纱布按着伤口。“星期五。”安迪会很不高兴地说：“那你那时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裘德？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不要再继续进行你那些愚蠢的走路行程了。”“不了，当然不会了。”他会说，但安迪不会相信。他有时很好奇，安迪会不会觉得他只是一个病毒和疾病的组合，如果把这些病痛拿掉，他会变成什么？如果安迪不必照顾他，还会对他有兴趣吗？如果有一天他的身体神奇地健全了，出现在安迪面前，走起路来像威廉和杰比那样毫无窘迫不安，可以靠坐在椅子上让衬衫往上滑，露出后腰也不害怕，或者有马尔科姆的长手臂，手臂内侧光滑得像撒了糖霜，那么，他对安迪来说会是什么？他对其他任何一个朋友来说会是什么？他们会比较不喜欢他吗？或是更喜欢他？或者他会发现——就像他常常害怕的——他以为是友情的东西，其实只是出于他们对他的怜悯？他这个人有多少是源于他的身体障碍？如果没有那些疤痕、割伤、疼痛、伤口、断裂、感染、夹板，以及分泌物，他现在会是什么样？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他永远不会知道了。六个月前，他们设法把那个伤口控制住。安迪检查过，确认再确认，才发出一连串警告，伤口万一再裂开，他该怎么处理。

他没怎么认真听，那天他出于某些原因觉得整个人很轻盈，安迪却猛发牢骚，除了针对他那条腿的长篇训话之外，还因为他的割伤（安迪认为太多了）以及他的整体外貌（安迪认为太瘦了）而教训他。

他当时正在欣赏自己那条腿，转来转去，检查那个终于愈合的地方，同时安迪在旁边讲了又讲。“裘德，你有在认真听吗？”最后他终于问。

“我的腿看起来很好。”他说，没回答安迪的问题，只想要他的保证，“对不对？”

安迪叹气：“看起来……”然后停下，沉默片刻。于是他抬头，看到安迪闭上眼睛，好像要重新对焦，才又睁开来。“看起来很好，裘德。”他轻声说，“的确很好。”

当时他觉得心中涌起满满的感激，因为他知道安迪不觉得他的腿看起来很好，永远不会。对安迪来说，他的身体随时会遭受种种恐怖袭击，他们两个得时刻集中注意才行。他知道安迪觉得他有自毁倾向，或只会妄想，或总是拒绝。

但安迪永远不明白的一点是：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每个月、每个星期，他都选择睁开眼睛，在这个世上再活一天。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他觉得糟糕透顶，有时那疼痛像是把他放逐到另一个状态中，里头的一切，包括他努力想要忘记的过去，仿佛全褪成一片灰色的水彩。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他的种种回忆把其他思绪都挤了出去，他必须很努力、很专心，才能让自己活在当下，尽量不要满怀绝望与羞愧。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尝试让他筋疲力尽，光是醒来和活着就那么费力，因而他必须躺在床上思考要起床再尝试的理由。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他有一个装了棉垫、刮胡刀片、酒精棉和绷带的塑料拉链袋，用胶带贴在水槽底下。他只要投降，去把那个袋子拆下来，一切都会容易太多。那些是非常糟糕的日子。

跨年夜前一天晚上真的是个错误，通常他不会这么不小心。当时他坐在浴室里，用刮胡刀片割手臂。他其实已经半睡着了，但等到他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有一分钟或两分钟（他没算），他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坐在那里，觉得让这个意外自然发展下去好像比较简单，免得还要自己做决定，还要把威廉、安迪扯进来，还要牵连到往后的几天、几个月。

他不知道最后是什么让他抓下毛巾架上的毛巾，包住自己的手臂，然后挣扎着拖起身子去叫醒威廉。但随着每一分钟过去，他离那个抉择就越来越远，之后种种事件的发展速度快得让他无法控制。他好怀念刚被车子撞伤的那一年，在认识安迪之前，当时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好转，未来的自己可能开朗而干净。当时他知道的那么少，却怀着那么大的希望，相信他的希望有朝一日可能会实现。

来到纽约之前，是法学院时期。在那之前，是大学时期。然后在那之前，是费城，以及那段漫长、缓慢的横跨全国之旅。再之前，是蒙大拿州的少年之家，而在蒙大拿之前，是西南部，还有汽车旅馆的房间，以及寂寞漫长的公路和待在车上的时光。再之前，则是南达科他州和修道院。再之前呢？想必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吧。或者更真实一点，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然后，大概只有一个女人。然后是他。

当初是教他数学，而且总是要他别忘记自己有多么幸运的彼得修士告诉他，他们是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他的。“就在一个垃圾袋里，里头有蛋壳、枯黄的莴苣和烂掉的意大利面条，还有你。”彼得修士说，“就在那家药房后头的巷子里，你知道的那家。”其实他不知道，他很少离开修道院。

稍后，迈克修士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才不是在垃圾桶里面。”他告诉他，“而是在垃圾桶旁边。”没错，迈克修士勉强承认，的确有个垃圾袋，但他是在垃圾袋上头，不是里边。无论如何，谁晓得垃圾袋里有什么？而且谁在乎？里头的垃圾更可能是药房扔掉的：纸盒、卫生纸、包装绳和用来缓冲的小块塑料泡沫。“彼得修士讲的话，你绝不能全信。”迈克修士常常提醒他，“你绝对不能沉迷于这种自我神话的倾向。”每回他问起自己来到修道院的种种细节，他就会这样说：“你来了，现在住在这里，然后你应该专注于你的未来，而不是过去。”

他们为他创造出过去。彼得修士说，他被发现时光着身子（迈克修士说，只穿了尿布）。无论是哪种，他们都说，应该是有人把他丢在那里听天由命，因为那是四月中，天气非常冷，一个新生儿在那种天气里活不了多久。总之，他被放在那只有几分钟，因为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体几乎还是暖的，雪花还没填满旁边的轮胎印，或是走到垃圾桶旁又离开的那些脚印（球鞋印，大概是女人的八号鞋）。他很幸运地被他们发现（他们会发现他真是天意）。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名字、他的生日（是推估的）、他的住所、他的这条命——都是因为他们而来。他应该心存感激（他们并不期望他感激他们，而是期望他感激上帝）。

他从来不知道他们可能回答什么、不回答什么。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发现他时，他在哭吗？他身上有纸条吗？他们找过是谁丢下他的吗？），他们可能置之不理或说不知道、不解释；但面对更复杂的问题，他们却会有更具叙述性的解释。

“州政府找不到任何人收养你。”（又是彼得修士说的。）“所以我们决定把你暂时留在这里，然后几个月过去，接下来是几年，然后就是现在了。故事结束了。现在赶紧算完这些方程式，你这样会拖上一整天。”

但是为什么州政府找不到任何收养人？理论一（这是彼得修士最喜欢的）：实在有太多未知的状况，包括他的种族、父母身份、可能有的先天疾病，等等。他是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当地医院都没有符合他外形的婴儿出生纪录。这一点让想要收养的人很不放心。理论二（迈克修士的）：这是一个贫穷的镇，位于一个贫穷的州的贫穷区域。无论一般大众多么有同情心（大家的确很有同情心，他不会忘记这点），要一户人家再多收养一个小孩，就是另一回事了，尤其是一户已经很拮据的人家。理论三（盖柏瑞神父的）：他注定要待在这里。这是上帝的旨意。这里就是他的家。现在他得停止问这些问题了。

然后是第四个理论，几乎是他们所有人在他不乖时一致会讲的：他很坏，从出生就坏。“你一定是做了很坏的事情，才会像那样被丢掉。”彼得修士每次用木条打过他之后，总会这么说，看着他站在那啜泣着道歉时，还会斥责他，“或许是你哭得太凶，他们再也受不了。”于是他哭得更凶，害怕彼得修士说得没有错。

那些修士们都对历史颇感兴趣，但每回他对自己的历史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很烦躁，好像他一直长不大，坚守着一个特别无聊幼稚的嗜好，不肯放弃。很快，他学会不要问，至少不要直接问。不过他总是保持警觉，提醒自己可能在看似不可能的时机，通过不同的来源获得信息。他跟着迈克修士阅读小说《远大前程》时，设法引导修士絮絮叨叨地讲起一个孤儿在19世纪的伦敦生活会是什么样，对他而言，伦敦陌生得就跟一百多英里外的南达科他首府皮埃尔市没两样。那堂课最后演变成一场说教。他早料到了，但在那堂课上，他的确学到自己就像《远大前程》里的孤儿皮普，如果查得到他的任何一位亲戚，他们就会把他送去给亲戚抚养了。显然他没有亲戚，只有孤身一人。

他的占有欲也是个需要矫正的恶习。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想拥有东西，而且希望只有他有、别人都没有。“这里没有人拥有任何东西。”他们告诉他，但这是真的吗？比方说，他知道彼得修士有一把玳瑁梳子，颜色像是树皮上刚流下来的树汁，充满光亮。彼得修士很得意拥有这把梳子，每天早上都要用来梳他的小胡子。有一天那把梳子不见了，彼得修士就闯进他跟马修修士正在上课的房间，抓住他的双肩摇个不停，吼着说他偷走了那把梳子，最好赶紧交出来，否则要给他好看（加布里埃尔神父后来找到了那把梳子，原来滑进了彼得修士的书桌和暖气散热片之间的狭小缝隙里）。马修修士有一本《波士顿人》，是初版的布面精装本，有着磨得柔软的绿色书脊。有回，修士把书举在他面前让他看封面（“不要摸！我叫你不要摸！”）。即使是他最喜欢、很少讲话也从不骂他的卢克修士，都有一只鸟，是大家公认归他的。按照戴维修士的说法，严格说来，那只鸟不属于任何人，但当初是卢克发现那只鸟，予以照料、喂食，而且那只鸟总是飞向他，所以如果卢克想要那只鸟，就可以拥有它。

卢克修士负责照料修道院的花园、菜园，还有玻璃温室。在温暖的季节里，他会帮他做些小差事。他偷听其他修士的谈话得知，卢克修士来到修道院之前很有钱。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或是他做了某件事（谁也不清楚），让他失去或是送掉了大部分的钱。现在他来到这里，跟其他人一样穷，不过卢克修士出钱盖了玻璃温室，也帮忙付了一些修道院的营运费用。从其他修士大半躲着卢克修士的样子，他觉得卢克修士可能是坏人，尽管他一点都不凶恶，至少没对他凶过。

在彼得修士指控他偷了梳子之后不久，他第一次真正偷了东西：厨房里的一包饼干。那天早上，他正要去专门供他上课的房间，经过厨房，里头没人，那包饼干就放在料理台上，他刚好拿得到。于是他一时冲动拿了，抓了就跑，把它塞在身上穿的粗羊毛长袍里（是其他修士穿的袖珍版）。他绕回自己的房间，把饼干藏在枕头下，因此马修修士的课他迟到了，作为惩罚，修士用连翘树枝打他，但那包饼干的秘密让他觉得温暖又喜悦。那天晚上，他独自躺在床上，小心翼翼吃了一片（其实他根本不喜欢），把那饼干用牙齿分成八小片，每一小片都含在舌头上，直到又软又黏，才有办法吞下去。

之后，他偷得越来越多了。修道院里没有什么他真正想要，也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拥有的东西。于是他随机偷拿他所看到的物品，没有真正的计划或渴望，通常是能找到的食物。有回早餐后他到处游荡，在迈克修士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一颗脆硬的黑色纽扣；还有一次，加布里埃尔神父训话训到一半，转身去找一本书，他就伸手摸走了神父桌上的一支笔；而彼得修士的梳子是他真正计划要偷的，不过给他的快感没有更大。他偷火柴、铅笔和纸片（没有用的垃圾，不过是别人的垃圾），塞在内衣底下跑回卧室，藏在床垫下，那床垫好薄，他夜里都能感觉到背部底下的每个弹簧。

“别再跑来跑去，不然我就要打你了！”他匆忙冲向房间时，马修修士会这样吼他。

“是的，修士。”他会回答，然后逼自己慢下脚步。

他是在偷他最大的目标——加布里埃尔神父的银制打火机时被抓到的。他是趁他训诫到一半，必须中途停止，去接一通电话时，从他桌上偷走的。当时加布里埃尔神父弯腰越过电话键盘，他就伸手抓了打火机，握着那冰凉沉重的金属，直到终于下课。他一走出神父的办公室，就匆忙把打火机塞进内衣里，尽快走回房间。结果转弯时没看路，跟帕维尔修士撞了个满怀。修士还来不及吼他，他就往后倒下，打火机也摔出来，砸在石板地上。

当然，他被揍了，还被骂了，而且在他以为是最后一次的惩罚中，加布里埃尔神父把他叫进办公室，说要教他有关偷别人东西的一堂课。他看着，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害怕得连哭都哭不出来。加布里埃尔神父折起手帕，凑到一瓶橄榄油的瓶口，然后把油抹在他左手背上。接着，神父拿了打火机——就是他偷的那一个——抓着他的手凑在火焰下，直到那油点燃，烧起来，整只手被一片幽灵似的白光吞没。他尖叫又尖叫，神父因为他尖叫而打他耳光。“别叫了。”他吼道，“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你以后绝对不会忘记不可偷窃。”

等到他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左手被绷带包扎起来。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偷来的东西当然没了，但他自己找到的东西也不见了，那些石头、羽毛和箭镞，还有卢克修士送给他当5岁生日礼物的化石。那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礼物。

自从被抓之后，他被规定每晚要去加布里埃尔神父的房间，把衣服脱掉，由神父检查他身上是否藏了违禁品。后来事情一路恶化时，他会回想起那包饼干，真希望他当初没偷，真希望他没有把自己害得这么惨。

他的暴怒始于加布里埃尔神父的夜间检查。不久后，连彼得修士也在白天检查他。他会乱发脾气，去撞修道院的石墙，用尽力气放声尖叫。他会用烧伤的丑陋手背（直到六个月后，他的手背有时还是会痛，那是一种持续的深层抽痛）去敲木餐桌坚硬的角落，把他的颈背、手肘、脸颊——所有最容易痛、最柔软的部位——对着书桌的边缘撞去。他白天和黑夜都会这样暴怒，自己也控制不了。他感觉到那股怒气像一阵浓雾笼罩他，让他在其中放松，而他的身体和声音的种种活动方式，让他同时感到刺激和反感。尽管事后很痛，但他知道自己把修士们吓坏了，他们害怕他的怒气、大吼和力量。他们用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打他，他们开始在上课房间墙壁的钉子上挂一根皮带，他们会脱下凉鞋打他个不停，害他次日连坐都没办法坐，他们说他是怪物，希望他死掉，说当初应该把他留在那个垃圾袋里不予理会。他也很感激他们这样对待他，那样就可以让他累得筋疲力尽，因为他自己控制不了心底的那头野兽，所以需要他们帮忙击退它，让它往后退回笼子里，直到下次又跑出来为止。

他开始尿床，被迫要更频繁地去找加布里埃尔神父，接受更多的检查，而神父检查他的次数越多，他尿床就越频繁。神父开始在夜里去他房间找他，还有彼得修士，后来又多了马修修士，于是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他们逼他穿着尿湿的长睡衣睡觉，逼他白天也穿着那身衣服。他知道自己身上很臭，闻起来像尿和血，他会尖叫、暴怒、哭号，上课上到一半，他会把桌上的书扫下桌，修士们就立刻开始打他，不再上课。有时他被打得失去意识，后来他开始想念这种滋味：时间在那片黑暗中流逝，但他不在其中，他也不知道别人对他做了什么事。

有时他暴怒的背后有些原因，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自己永远很脏、很龌龊，仿佛他体内有一座破败的建筑物，就像他有回难得离开修道院，被带去看的那座废弃的教堂：屋梁上生着点点霉斑，木椽裂开，上面布满了被白蚁蛀食的孔洞，毁坏的屋顶难堪地露出一块块三角形的白色天空。他在一堂历史课中学到水蛭，知道古时候人们认为水蛭可以从人类身上吸出不健康的血液，愚蠢而贪婪地把疾病吸入肥胖蠕动的身躯中，于是他在自己的闲暇时间——上完课之后，开始做杂务之前——走进修道院产业边缘的那条小溪，寻找自己的水蛭。但他一条都找不到，听修士说那条溪中没有水蛭，他尖叫又尖叫，叫到声音都没了，还是停不下来，即使那时他感觉喉咙里仿佛充满滚烫的血液。

有回他在自己的房间，加布里埃尔神父和彼得修士也都在。他设法不要叫出声，因为他已经学会只要他越安静，事情就会越快结束。此时，他仿佛看见卢克修士像一只蛾似的飞快掠过门框外，他觉得受到了羞辱，尽管当时他还不认识羞辱这个字。于是第二天，他在闲暇时间溜到卢克修士的花园，把每一株黄水仙的花朵都摘下来，堆在卢克修士的园艺工具小屋门口。那管状的花冠指向天空，像一张张打开的鸟喙。

稍后，独自忙着做杂务时，他觉得很后悔，悲伤令他双手沉重。当他把水提到房间的另一头时，水桶落地，他整个人扑在地上，懊恼又自责地尖叫。

晚餐时他吃不下。他寻找卢克修士的身影，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处罚、怎么处罚，想知道什么时候他得向卢克修士道歉。但是他不在。焦虑之下，他手上的金属牛奶壶掉在地上，冷白的液体泼溅在地板上，于是坐在他旁边的帕维尔修士把他从长椅上抓起来，推到地板上。“清理干净。”帕维尔修士朝他咆哮，把一条抹布朝他丢去，“星期五前你都不能再吃东西了。”那天是星期三。“回你的房间去吧。”趁修士改变心意之前，他赶紧跑回房间。

他的房间位于餐厅上方的二楼一角，原来是一间小储藏室，没有窗子，而且窄得只放得下一张行军床。他的房门向来开着，除非有修士或神父在里头，门才会关上。当他上了楼、绕过转角，远远就看到门关着。有一会儿，他默默地在空荡的走廊上逗留，不确定里头有什么等着他：大概是某个修士吧，或是一个怪物。没在小溪找到水蛭，他有时会幻想角落里深暗的阴影就是巨大的水蛭，摇晃着竖直身体，发亮的环状皮肤是油腻的黑色，等着用潮湿无声的重量闷死他。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跑向那扇门，砰一声打开来，里头只有他的床和泥褐色的羊毛毯子，还有纸巾盒，以及书架上的课本。然后他看到房间的角落里，靠近床头处，有一个玻璃瓶插着一把黄水仙，顶端是鲜黄色有褶边的漏斗状花冠。

他坐在瓶子旁的地上，手指抚摸着那天鹅绒质感的花冠。那一刻他的忧伤很庞大、很强烈，他真想把自己给撕开，把手臂的伤疤扯掉，把自己撕成一片片的，就像他对卢克的花做过的那样。

但他为什么要对卢克修士做那样的事？卢克并不是唯一对他好的人。不惩罚他的时候，戴维修士总是赞美他，说他脑子动得很快。就连彼得修士都常常从镇上的图书馆借书给他阅读，等他看完了再一起讨论，认真听他的意见，好像他是个真正的人。但是卢克修士不仅仅是没打过他，而且会努力让他安心，表现出对他的忠诚。前一个星期天，他站在加布里埃尔神父那一桌的桌尾，正要念餐前祷辞时，忽然被一股捣蛋的冲动攫住了，想从面前抓起一把马铃薯块，在餐厅里乱丢。他几乎可以感觉到喉咙叫得沙哑的刺痛、皮带抽着背部的灼痛，还有他即将沉入的黑暗，以及醒来时将会看到白昼的炫目天光。他看着自己一手抬起来，看着手指张开有如花瓣，移向那个大钵。就在此时，他抬头看到了卢克修士。他朝他眨了一下眼睛，严肃而短暂，像照相机的快门般一闪，一开始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然后，卢克又朝他眨了一下眼睛，出于某个原因，这个动作让他冷静下来。他控制住自己，说了餐前祷辞后坐下，平静无事地吃完晚餐。

现在又有了这些花。但他还没想到这些花可能代表什么意义，门就打开了，是彼得修士。他站起来，在那可怕的一刻等待着他的，是他永远没准备好面对的事情，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任何事都可能降临在他身上。

次日，他上完课后直接跑去玻璃温室，决心要和卢克说些什么。但当他走近时，决心就消失了。于是他磨蹭着，踢着路上的小石头，跪下去捡起小树枝，丢向修道院外围的树林。他到底打算说什么？他转身准备离开，走向修道院北端的一棵树，他在那棵树根部的裂缝间挖了个洞，放入一批新的收藏，不过都是他在树林里捡到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小石头、一根形状有点像瘦狗跃起的树枝。平常他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挖出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拿在手里。此时他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发现是卢克。卢克举起一只手打招呼，朝他走来。

“我就觉得是你。”卢克修士说着走近他（太不诚实了，很久以后他才想到，不然还会有谁？他是修道院里唯一的小孩）。无论怎么努力想，他还是想不出该怎么向卢克道歉，真的什么话都想不出来，不知不觉他哭了起来。他以前哭时从不觉得难堪，但那一刻却很难为情，于是他转身背对卢克修士，用有伤疤的那只手背遮着双眼。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好饿，而那时还只是星期四下午，他要等到第二天才有东西吃。

“哦，”卢克说，他感觉到修士跪下来，离他很近，“别哭，别哭。”但修士的声音很温柔，于是他哭得更凶了。

卢克修士站了起来，再度开口时，他的声音比较愉快了。“裘德，听我说。”他说，“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跟我来吧。”修士开始走向玻璃温室，还回头确认他是不是跟了上来。“裘德，”修士又喊，“跟我来吧。”他不禁好奇起来，跟了上去，走向他熟悉的玻璃温室，带着一种陌生的急切感，好像他从没看过温室一般。

成年后，他有时会走火入魔，执迷地想找出事情开始出大错的确切时刻，仿佛他可以将那一刻冻结，保存在琼脂里，拿起来在课堂上教导学生：这就是发生的时候。这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会想，是我偷饼干的时候吗？是我毁掉卢克那些黄水仙的时候吗？是我第一次乱发脾气的时候吗？或是更不可能的：会是我做了一些事、让她把我丢在药房后头那个时候吗？那会是什么事？

但其实他知道：是在他走进玻璃温室的那个下午。是在他放弃一切，愿意跟着卢克修士之时。就是那一刻。从此以后，一切都没再对劲过了。

再走五步，他来到了前门，可是手抖得太厉害，钥匙插不进锁孔里。他诅咒着，钥匙差点掉地。然后他进了公寓，从前门到他的床只剩十五步了，可是走到一半，他不得不停下来，缓缓坐到地上，用手肘匍匐前进，完成最后那点距离。有一会儿他躺在那里，周围的一切旋转着，直到他有力气把床上的毯子拉下来盖住自己。他会躺在那儿直到太阳离开天空，公寓内变黑，最后他会用手臂把自己撑起来，爬到床上。然后他会睡着，没吃饭、没洗脸也没换衣服，他痛得发抖，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会孤单一人，因为威廉演出结束后会跟女朋友出去，要很晚才回家。

他会很早醒来，觉得好过一些，但伤口会在黑夜渗出液体。他星期天上午出门走路（灾难性的散步行程）前换上的纱布会被脓汁浸透，而他的长裤会因为分泌物黏在皮肤上。他会传短信给安迪，得到回复后会再传一则。然后他会冲澡，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上头黏着零碎的烂肉和发黑、黏湿的血块。他会喘着猛吸气，免得叫出声来。他会记得上回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和安迪的对话，当时安迪建议他弄个轮椅以备不时之需。尽管他很不想再用轮椅，可是他但愿现在有一台。他想安迪说得没错，他的市区长途漫步的确代表着他不可饶恕的傲慢，他想假装一切没问题、不肯面对自己的残疾，实在太自私了，因为后果就是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对他慷慨又和善，莫名又没有道理，到现在都快二十年了。

他会关掉花洒的水，放低身子躺在浴缸里，脸颊贴着瓷砖，等自己感觉好一点。他会想起自己受困了，困在这具他痛恨的身体里，怀着他所痛恨的过去，两者他都永远无法改变。他会想哭，因为挫折、憎恨和疼痛，但自从发生了卢克修士的事情以后，他告诉自己再也不可以哭了，从此他真的没再哭过。他会想起自己无足轻重，只是一个空壳，里面的果实早就干瘪，只能发出空洞无用的喀啦声。他会感受到在他最快乐和最难受的时刻都会出现的那种刺痛、打着冷战的厌恶，问他自以为是谁，竟然给这么多人造成麻烦，以为他有权利继续活下去。其实他自己的身体都跟他说该停下来了。

他会坐在那里等待，继续呼吸，然后他会庆幸现在时间还很早，威廉不可能发现他，也就不必再次救他。他会设法拖着身子站起来（虽然事后他不会记得是怎么做到的），爬出浴缸，吃几颗阿司匹林，再去上班。上班时，他会觉得纸上的字模糊地舞动。等到安迪来电时，应该才早上7点，他会告诉上司马歇尔他病了，拒绝马歇尔开车送他，但是如果感觉太难受了，就让他协助他上出租车。去上城的路上，他会经过他前一天才愚蠢地走过的那段路。等到安迪开门时，他会设法保持镇定。

“小裘。”安迪会这般喊他，并且处于温柔模式，他今天不会说教。接着他会让安迪带着他穿过空荡荡的等候室，此时他的诊所还没开门。然后安迪会帮他坐上那张他度过好多个小时、好多天的检查台。他甚至会让安迪协助他脱掉衣服，再闭上眼睛，等着安迪拆开他腿上的胶带，揭开湿透的纱布，露出破皮的伤口，等着那令人晕眩的剧痛袭来。

我的人生，他会想着，我的人生。除此之外没法再想别的，他会一直重复默念这几个字——一部分像念经，一部分像诅咒，一部分像宽慰——同时滑入他经历这类剧痛时会造访的另一个世界。他知道那世界离自己的世界从来不远，但他事后总是想不起来：我的人生。

2

有一回，你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定他的，当时我告诉你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一说出口，我就知道那并非实情。我会这么说，是因为这话听起来很美，像是书中或电影里的角色会说的话。当时你我都觉得很痛苦、很无助，我觉得这样说，眼前的状况可能就不会让我们那么难受。那个状况，我们一直觉得有办法阻止，但还是发生了。那是在医院里，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知道你记得：你那天早上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搭上飞机，跳房子似的经过好几个城市和国家，花了好多时间，降落后停留一整天，然后又离开了。

但现在我想讲得精确一点。因为没有理由不精确，而且我应该力求精确。我一直想要这样，一直试着这样。

我不确定该从哪里讲起。

或许讲些好听的话吧，也的确是事实：第一次见面时，我立刻就喜欢你了。当时你24岁，我47岁（天啊），我当时觉得你很特别。后来，他谈到你的善良，但他从来不必跟我解释，因为我知道你很善良。那个夏天你们四个第一次来我的房子，对我来说，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周末，对他也是。对我，是因为我在你们四个身上看到雅各布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对他，则是因为他原先只把我当老师，但那回他突然看到我穿短裤和围裙，在烤架上烤蛤蜊，还跟你们三个争辩各式各样的话题。一旦我停止在你们脸上寻找雅各布的影子，我就开始享受那个周末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们三个是那么乐在其中。你们不觉得整个状况有什么奇怪：你们三个假设人们会喜欢你们，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你们。而且你们觉得，如果自己礼貌又友善，就没有理由认为对方不会回报。

但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这么想，我是到后来才发现的。然后，我在用餐时观察他，发现争辩特别激烈时，他会往后坐，似乎完全退出战场，然后持续观察你们。你们三个是那么轻松地提出挑战，完全不怕激怒我，也毫无顾忌地动手去拿桌上的马铃薯、节瓜、牛排，还会开口要求自己想要的，并大方接受。

那个周末，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件小事。那天，你跟他、朱丽娅和我，正走在通往瞭望台、两旁种了桦树的小径上（你还记得吗？当时那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茂密的树林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跟他并肩而行，你和朱丽娅在后头。你们不知正在聊什么，昆虫？野花？你们两个总是聊得来，你们都喜欢野外，也喜欢动物。我不明白乐趣何在，但我很喜欢你们两人这一点。你碰触他一边的肩膀，走到他面前，跪下来帮他把松开的鞋带重新绑好，然后回到后头跟朱丽娅边走边聊。整个过程很流畅，只是一个小动作：往前一步，弯下膝盖，又往后退到她旁边。对你来说这没什么，连想都没想，甚至没有中断谈话。你总是留心着他（不过你们三个都是），以十几种小小的方式照看着他，在那短短的几天，我都看到了，但我怀疑你不会记得这起小事件。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他看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我至今无法形容，只知道在那一刻，我感觉心中有个什么崩塌了，就像一座盖得太高的沙塔：为了他，为了你，也为我自己。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呼应我的表情。真不敢相信有人会去帮另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这么不假思索，这么有风度！我看着他，打从雅各布死后，我第一次明白，所谓有个人或有个东西会让你心碎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说法太强说愁了，但在那一刻，我明白那可能是强说愁，但也是真实的。

而我想，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定他的。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为人父母，不是因为我有差劲的父母。事实上，我的父母很棒：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于乳癌，接下来五年只有我和父亲。他是自己开业的家庭医生，总是希望自己可以跟病人一起变老。

我们住在西端大道，靠82街，他的诊所就在我们住的那栋楼的一楼，我放学后常常会进去转一下。他的病人都认识我，我也以身为医生的儿子为荣，跟每个人打招呼，看着他接生的婴儿变成小孩，抬头看着我，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我是斯坦医生的儿子，说我在一所很好的中学读书，是全纽约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还说如果他们够用功，说不定以后也可以去读。“亲爱的，”我父亲会这么喊我。即使我后来长得比他高了，每次放学后去诊所里，他一看到我，就把手掌放在我的后颈，吻一下我的脸颊。“我亲爱的，”他会说，“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我8岁时，他娶了他的办公室主任阿黛儿。我童年的每个时刻她都不曾缺席：她总是带着我去买需要的新衣服，陪着我们父子过感恩节，准备好我的生日礼物。对我而言，不是阿黛尔像母亲，而是母亲就该像阿黛尔。

她年纪比我父亲大，是男人会很喜欢、相处自在，但从来不会想娶回家的那种女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她长得不漂亮。谁需要母亲漂亮呢？我有回问她是不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就是她的孩子，还说她无法想象能有更好的孩子。这说明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关于我父亲、阿黛尔，以及我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使得我从来不曾质疑她那番话，直到我三十几岁，跟我当时的太太为了该不该再生一个孩子（取代雅各布）而争吵。

阿黛尔是独生女，而我是独生子，我父亲也是：一家三口都是唯一的孩子。但阿黛尔的父母当时还健在（我父亲的父母则不在了），我们周末常常到布鲁克林去拜访他们，现在那一带已经被纳入公园坡了。他们住在美国近五十年，还是不太会讲英文，阿黛尔的父亲很害羞，母亲则很勇于表达情感。他们跟阿黛尔一样身材矮壮，而且跟她一样很和蔼。阿黛尔会跟他们讲俄语，然后她父亲（我理所当然喊他爷爷）会张开胖胖的拳头，给我看里头有什么秘密：一只木制鸟笛，或是一大块鲜艳的粉红色口香糖。即使我成年了，读法学院了，他照样会给我一些小玩意儿。他的杂货店老早就关了，这表示他那些玩意儿一定是从别处买来的。但是哪里呢？我一直想象有间秘密商店，里面都是几十年前流行过的玩具，但一些老移民还是忠实地光顾，买店家囤积的那些漆着螺纹的木陀螺、金属玩具兵和抛接沙包，里头的橡胶球在没拆开的塑料袋里就已经黏着污垢了。

我以前一直有个毫无根据的理论，认为男生如果年纪够大（因为此年纪足以做出判断），目睹了他父亲的第二段婚姻，那么他日后娶的太太就会像继母，而非母亲。结果我娶的人并不像阿黛尔。我的第一任太太莉柔，冷静又独立自主。她不像我认识的其他女生，总是把自己缩到最小（包括她们的才智，这是当然了，还包括她们的愿望、愤怒、恐惧与沉着），但莉柔从来不会。我们第三次约会时，才刚走出麦克杜格尔街的一家小餐馆，忽然有一名男子从旁边一处阴暗的走道踉跄走来，吐在她身上。她的毛衣沾了厚厚的橘黄色呕吐物，我清晰地记得其中一大团黏在她右手的那枚小钻戒上头，好像钻石上长出了肿瘤。周围的人猛吸一口气或惊叫起来，但莉柔只是闭上眼睛。换作别的女人，一定会尖叫（换作是我也会尖叫），但我记得她只是打了个明显的寒战，好像她的身体承认那很恶心，也同时摆脱了那种恶心。等到睁开眼睛，她就恢复了。她脱掉那件开襟毛衣，扔进最近的垃圾桶。“走吧。”她告诉我。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那一刻，我想要她，于是我跟着她一直走，最后走到她的公寓，是沙利文街的一个烂地方。从头到尾，她的右手一直微微举着，而那团呕吐物还黏在她的戒指上面。

我父亲跟阿黛尔都不是特别喜欢她，虽然他们从来没这么跟我说；他们很有礼貌，也尊重我的意愿。为了礼尚往来，我也从来没问过他们，免得逼他们撒谎。我不认为是因为莉柔不是犹太人（我父母并不虔诚），但是我想他们觉得我太敬畏她了。这也可能是我年老后才判定的。或许我佩服莉柔的那种能干，在他们眼里却是冷淡或冷漠。天晓得他们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他们对她总是很有礼貌，她对他们也相当客气，但我想，他们比较想要的媳妇，应该会稍微跟他们撒撒娇，让他们讲些我小时候丢脸的故事，可以跟阿黛尔吃午餐，跟我爸下西洋棋。事实上，就像你。但莉柔不是那样的人，也永远不会是。一旦我父母理解到这点，他们就保持一些距离，不是要显示他们不高兴，而是某种自律，好提醒自己应该试着尊重某些界限，比如她的界限。我跟她在一起时总觉得异常放松，仿佛面对她那样强悍的能力，连厄运都不敢来挑战我们。

我们是在纽约认识的，她比我大一岁。当时我在上法学院，她在读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波士顿找到法官助理的工作，她则开始实习。她专攻肿瘤科。当然，我一直很佩服，因为这会让人想到：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想治愈你的女医生更抚慰人心了，你想象她像个母亲般弯腰察看病人，身上的医生袍洁白如云。但莉柔不想被人佩服，她对肿瘤科有兴趣是因为这一科比较难，大家公认比较花脑筋。她和其他的肿瘤科实习生非常瞧不起放射科医生（太唯利是图）、心脏科医生（太趾高气扬且自鸣得意）、小儿科医生（太多愁善感），尤其是外科医生（极度傲慢）和皮肤科医生（不值一评，尽管他们常常和皮肤科医生合作）。他们喜欢麻醉科医生（诡异的书呆子、吹毛求疵，而且有上瘾倾向）、病理学医生（比他们还花脑筋），还有……唔，大概就这样了。有时他们一群人来我们家，吃过晚餐后会一起讨论病例和研究，而他们的伴侣（律师、历史学者、作家和比较次要的科学家）就被冷落在一旁。最后，我们便溜到客厅，讨论日常生活里各式琐碎、比较无趣的事情。

我们是两个成年人，那样的生活也够快乐。我们从不抱怨相处的时间不够多，无论是她还是我。她当住院医生期间，我们继续住在波士顿，然后她在研究生期间搬回纽约，我则留下。当时我一面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面在法学院兼课。我们每个周末会轮流在波士顿和纽约碰面。她完成医生训练后搬回波士顿，我们结婚，买了栋房子（不是我现在那栋），小小的，就在剑桥市的边缘。

我父亲和阿黛尔从来没问我们是否打算生小孩（说起来，莉柔的父母也是；难以理解的是，他们都比她容易动感情得多，我们少数几次去加州圣巴巴拉看他们，她父亲会跟我说笑打趣，她母亲则端上一盘盘切成薄片的小黄瓜和撒了胡椒的西红柿片，都是他们自己菜园里种的，而莉柔会以一脸保持距离的表情看着我们，好像很难为情，至少被他们相对的开朗弄得不知所措。），我想他们以为只要不过问，就还有一点机会。但事实是，我觉得没有生小孩的必要；我从没想过要有小孩，甚至对小孩没特别的感觉。这个理由似乎足够让我们不要生了。我觉得，要生小孩，就应该很想要，甚至很渴望才行。这种事可不是怀着矛盾心理或毫无热情就能去试试看的。莉柔的感觉也一样，或者我是这么以为的。

但接着，在我31岁、她32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她已经在厨房里等着我。这很不寻常，她的工作时间比我长，通常要晚上8、9点才会到家。

“我得跟你谈一谈。”她说，很严肃，我忽然害怕起来。她看到我的表情，露出微笑；她不是个冷酷的人，我也不想让你以为她没有关怀和柔情，她其实都有。“不是什么坏事，哈罗德。”然后她笑了一声，“我想不是。”

我坐下来，她吸了口气：“我怀孕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一定是有一两次忘了吃避孕药。快八周了。我今天去萨莉那确认了。”（萨莉是她医学院时期的室友，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兼妇科医生。）她说得很快，用不连贯、摘要式的句子。接着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前我还吃了催经药，你知道，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看我没吭声，“你说点话吧。”

一开始我没办法开口，好一会儿才问：“你觉得怎么样？”

她耸耸肩：“我觉得还好。”

“很好。”我愚蠢地说。

“哈罗德，”她说，在我对面坐下来，“你想怎么做？”

“那你想怎么做？”

她又耸耸肩：“我知道我想怎么做，但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你不想留下。”

她没有反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如果我想留下呢？”

她已经有所准备：“那我就会认真考虑。”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莉柔，”我说，“我们应该照你的意思去做。”这不完全是我宽宏大量，多半是出于懦弱。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我乐于让她做决定。

她叹气：“不必今天就决定。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她不必说，我也知道，还有四周的时间可以考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索着所有男人碰到女人跟他说她怀孕了都会想的事情：生出来的婴儿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喜欢他吗？我会爱他吗？然后，更压倒性的是：为人父亲。有那么多责任、条件、烦闷和失败的可能性。

次日早晨我们没有谈这件事，隔一天我们也没谈。到了星期五我们要上床睡觉时，她很困地说：“明天我们得讨论这件事了。”我说：“那当然。”但是我们没谈，一直没谈，然后第九周过去了，接着是第十周，然后第十一周和第十二周也过去了。要做什么都太晚了，不但困难，也不合伦理。此时我想，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时间帮我们做了决定（应该说，我们的不决定，帮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就要有小孩了。结婚以来第一次，我们两人都这么犹豫不决。

我们原先想象会生一个女孩，如果是，我们就要给她取名阿黛尔，沿用我母亲的名字；中间名是萨拉，是萨莉的正式名。但结果不是女孩，于是我们请阿黛尔取首名（她高兴得哭出来，是我极少数看到她哭的一次），萨莉取中间名：雅各布·摩尔。（我们问萨莉，为什么是莫尔？她说是因为托马斯·莫尔的缘故。）

有人觉得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崇高、比较有意义、比较重要、比较了不起，但我从来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也不是）。在雅各布出生之前我不觉得是那样，他出生之后我也没有改变想法。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确很奇特，那种爱的基础不是出于身体上的吸引，也不是出于愉悦感或才智，而是出于恐惧。有孩子之前你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或许就是这种恐惧骗得我们以为这种爱比较重大，但其实恐惧本身才更重大。每一天，你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我爱他”，而是“他怎么样了”，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忽然被重新安排，成了种种恐怖的障碍赛场地。我抱着他等候过马路时，一想到我的小孩或任何小孩要在这样的生活中幸存，真是太荒谬了。那概率就像晚春的蝴蝶存活的概率一样低（你知道，就是那些小小的白蝴蝶），有时我看到那些小蝴蝶在空中摇晃着飞翔，总是差点撞死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另外，让我告诉你我学到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不管子女年纪多大，或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成为你的子女，一旦你决定把某个人想成你的子女，事情就改变了。之前你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一切乐趣，你对他们的所有感觉，全被那种恐惧压过去了。那不是生物学上的恐惧，而是超生物学的。那不是源自要确保一个人的基因密码存活下去，而更接近一种渴望，渴望证明自己不被这个世界的计谋和挑战侵犯，渴望击败那些试图摧毁你所拥有的事物的力量。

第二件事情是：当子女死了，种种预期中的感觉你都会有。这些感觉，有太多人详尽记录下来了，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只不过要说一声，那些关于悲痛的文字都一样，这种一致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那些感受都没有偏离主轴。有时你觉得这种感觉比较多、那种感觉比较少，有时你觉得感觉的顺序不对，有时你觉得某种感觉持续得比较久、另一种感觉比较短暂；但那些感觉总是一样的。

没有人说过的是，当你的小孩死了，一部分的你（非常小、但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从你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一直在你预期中、你日夜担心且为之做好准备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了。

啊，你告诉自己，终于来到了，就是现在了。

之后，你再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几年前，我的第三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问我能否一眼看出学生适不适合读法律。我的答案是：有时候。但往往你会看走眼，上半学期看起来似乎很聪明的学生持续退步，而一个你原先根本没注意的学生却逐渐散发光芒，你想要听他讲出自己的想法。

天资最聪颖的学生，第一年往往过得最辛苦。法学院，尤其是法学院的第一年，真的是不太鼓励锻炼创造力、抽象思考能力和想象力。我常常觉得，在这方面（根据我听说的，并非第一手信息）有点类似艺术学院。

朱丽娅有个朋友叫丹尼斯，从小就非常有艺术才华。他们小时候就很要好，有回她拿他10岁或12岁画的东西给我看，都是一些小素描：几只鸟在啄地，他没有表情的圆脸，或是他的兽医父亲抚摸着一只满脸痛苦的狗。丹尼斯的父亲看不出上绘画课有什么用，所以丹尼斯从没受过正式训练。等到他们年纪稍长，朱丽娅去上大学时，丹尼斯则去了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说，第一个星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画任何东西，教授总是挑出丹尼斯的素描，钉在墙上，供大家赞美与批评。

但接下来，他们开始学习如何绘画：本质上，就是重新学画画。第二个星期，他们只画椭圆：宽的椭圆、胖的椭圆、瘦的椭圆。第三个星期，他们画圆：三维空间的圆、二维空间的圆。然后画一朵花、一个花瓶、一只手，再来是一颗头、一具身体。随着每周的训练，丹尼斯画得越来越糟。等到学期末，他的画就再也没被钉到墙上了。对于绘画，他变得很局促不安。现在他看到一只狗，它尾巴上的长毛轻轻扫过地面，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狗，而是盒子上接着一个圆。当他试着画的时候，他担心的是比例，而不是要抓住那只狗的神韵。

他决定找教授谈谈。我们的用意就是要击垮你，丹尼斯，他的教授说，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才有办法重新站起来。

“那我想我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丹尼斯说。他后来成为出庭律师，和他的伴侣住在伦敦。

“可怜的丹尼斯。”朱丽娅说。

“啊，没事的。”丹尼斯叹气，但我们都不相信他真的没事。

同样的，法学院也会摧毁你的思维方式。小说家、诗人、艺术家通常在法学院的表现都不会太好（除非他们是差劲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但是数学家、逻辑学者、科学家的表现也不见得好。前者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后者失败是因为他们只懂逻辑。

总之，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好学生，杰出得不得了。但是他极力表现得很平凡，因而掩饰了他有多杰出。根据他在课堂上的回答，我就知道他有成为一流律师的所有条件：法律被称为一门买卖（trade）不是意外，就像所有的买卖一样，最重要的是记性要好，这点他有。其次重要的（也跟很多买卖一样）就是要看出眼前的问题所在，然后立刻看出后续可能的影响。那种眼光很像是工程承包商看房子的眼光，他们看到的不光是一座建筑，而是一大堆冬天会结冰的水管、夏天会潮湿胀大的护墙板、春天会涨满雨水的雨水槽、秋天第一波寒意来袭时会冻裂的水泥表面。对律师来说，他们眼中的房子也不是房子，而是一个上锁的保险箱，里面放满合约、留置权、未来诉讼、可能的违法或侵权。这栋房子代表你的财产、东西、你这个人、你的隐私权可能遭受的各种攻击。

当然，你不能真的永远这么想，不然你会把自己给逼疯。对大部分律师来说，一栋房子最终也只是一栋房子，需要放进东西、修理、重新粉刷、清空。但是有一段时期，每个优秀的法学院学生都觉得自己的观点转变了，他们了解到法律是无可逃避的，任何互动、日常生活的任何层面都逃不过法律善于攫取的长手指。一条街道变成一场惊人的灾难，聚集了各式各样的违法案例和潜在的民事诉讼。一场婚姻看起来就是一场离婚案。整个世界一时之间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他做得到，他拿到一个案子，就能看到结果。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你的脑袋必须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所有会发生的后果，然后选择要操心哪些、忽略哪些。但他同时也忍不住会思索案子牵涉的道德层面；这在法学院是没有帮助的。我有一些同事甚至不准学生在课堂上说出“对”和“错”。“对跟这个案子没关系。”我以前的一个教授常常这样对着我们咆哮，“什么是法律？法律上是怎么样？”（法律教授都很戏剧化，没一个例外。）另一个教授每回碰到有人提到“对”或“错”，什么都不会说，只是走到那个犯规的学生面前，递给他一小张纸（他在西装内侧口袋里放了一小叠），上头印着：锥蒙大楼二四一室。那是哲学系办公室。

比方说，有个假设性的案子：某个美式橄榄球队要去另一所学校打客场比赛，但是一辆面包车故障了。所以他们问某位球员的母亲能否借她的车。母亲说没问题，但她不开车，于是她要求助理教练帮她开。结果，那辆车开到一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车子在路上打滑、冲出路面、翻车，车上的人全部死亡。

这里头没有刑事案件。当时路面很滑，驾驶人也没有喝酒或嗑药。那是场意外。但那些死去球员的父母告了那辆面包车的车主。他们主张那是她的车，更重要的是，驾驶人是她指定的。他只是她的代理人，因此要负责的是她。所以结果呢，原告胜诉吗？

学生们不喜欢这个案子。我也不常教，因为太极端了，我认为会掩盖其中的教育意义。但只要我教这个案子，就总是听到课堂上传来一个声音说“可是这样不公平！”这个字眼——公平——听了就让人很烦，但同样重要的是，学生对公平这个概念总是念念不忘。我会告诉他们，“公平”从来不是回答，但他们总会考虑到公平。

总之，他从来不谈公平与否。他好像对公平这件事没有什么兴趣，这点让我非常好奇。因为很多人关心公平与否，尤其是年轻人。公平这个概念是用来教导乖孩子的，是幼儿园、夏令营、游乐场和足球场上的管理原则。雅各布还可以去学校学习事物、还可以思考和讲话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公平，也知道公平很重要，需要受到重视。公平是针对幸福的人，他们有幸过着种种由安全感构筑出来的生活，其中模糊不定的事物比较少。

然而，对与错，就是针对——唔，或许不是不幸福的人，而是有伤痕的人、害怕的人。

啊，这一点，我现在才想到？

“所以原告会胜诉吗？”当时我问。那一年，他的第一年。我在课堂上教了这个案子。

“会。”他说，然后解释为什么，他出于本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胜诉。接着，果然，我听到教室后头传来一个小小的声音：“但是这样不公平！”我还没来得及开始那学期的第一次说教——“公平从来不是答案”云云，他就平静地说：“但这是对的。”

我从来没能问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堂课结束，所有人立刻站起来急着离开，简直是用跑的，仿佛教室里失火了。我还记得当时提醒自己下一堂课（就在那个星期的后几天）要问问他，但我后来忘了。然后忘了一次又一次。那几年，我不时会想起这段对话，每回我都心想：我一定要去问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始终没问，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这成了他的模式：他懂法律，他在法律领域特别有慧根。但接着，正当我希望他停下来不要讲的时候，他又会引入某个道德论点，并提到伦理。拜托，我会心想，拜托不要提道德。法律很简单，不像你想象的需要考虑那么多细节。在现实里，伦理和道德的确会影响法律，但在法学中不会。道德协助我们制定法律，但是道德无法协助我们应用法律。

我当时很担心他会让自己很辛苦，糟蹋自己真正的天赋，只因为思考过度（我很不想这么说自己的专业）。停止！我很想告诉他。但我从来没说，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听他讲自己的想法。

到最后，当然，我其实不必担心，他学会了如何控制，学会了不要提到对与错。一如我们知道的，他这个倾向并不影响他成为了不起的律师。但后来我常常替他难过，也替自己难过。我真希望当初逼他离开法学院，真希望叫他改念哲学系。我教他的技巧根本就不是他需要的。我真希望我把他推到别的方向，让他的思维方式像当初那样柔软有弹性，不必硬逼自己朝乏味的方向思考。我觉得自己把一个原本会画狗的人变得只会画形状了。

谈到他，很多事情让我心生愧疚。但有时无来由的，我最感到愧疚的是：我打开了面包车的车门，邀请他上车。虽然我没冲出路面，但我载他来到一个荒凉、冰冷、没有颜色的地方，还把他留在那里。而他原先上车的地方有一片充满鲜亮色彩的风景，天空爆出五彩烟火，让他惊奇得合不拢嘴。

3

他要去波士顿过感恩节的前三个星期，一个包裹寄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个又大又笨重的扁木板箱，每一面都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他把木箱在书桌旁边放了一整天，直到那天晚上很晚了才有空打开来。

看到寄件地址，他就知道里头是什么了。即使是你不想要的东西，拆开包裹时你还是会有那种不由自主的好奇。箱子里是几层厚厚的褐色纸，接着是几层气泡垫，然后包着几层白纸，最后才是那幅画。

他把画转到正面。“献给裘德，致上我的爱与歉意，杰比。”杰比在画布上这么写着，就在他的签名“让·巴蒂斯特·马里昂”的上方。画框背面贴着一封杰比代理画廊的信封，里头的信件证明这幅画是真迹，并附上日期，信上还印了画廊的地址，以及登记员签名。

他打电话给威廉，知道他已经离开戏院，大概正在回家的路上：“猜猜我今天收到什么？”

威廉只稍微顿一下，就回答：“那幅画。”

“没错。”他说，然后叹了口气，“所以我想，这件事是你在背后操纵的？”

威廉咳嗽：“我只是跟他说，这件事他已经没别的办法了——如果他希望你以后还会跟他讲话的话。”威廉暂停一下，他听得到呼啸的风声，“你需要人帮忙把画搬回家吗？”

“谢了。”他说，“我打算把画暂时留在这里，以后再搬。”他把画包回原来的层层包装里，放进木箱，然后推到办公桌底下。关掉电脑前，他开始给杰比写一条短信，但是又停下来，删掉原来写的，收拾东西回家。

杰比最后还是把这幅画送给他了。他很惊讶，但同时也不惊讶（而且一点都不奇怪是威廉说服杰比这么做的）。十八个月前，就在威廉开始演出《马拉穆定理》之前，杰比接到上东城一家画廊的代理邀约，并在今年春天推出了首次个展“男孩们”。那一系列共有二十四幅画，是根据杰比拍摄他们三个人的照片画出来的。杰比遵守几年前的承诺，让他先看了打算画的那些照片。他同意了其中很多张（很不情愿，同意时还难受得反胃，但他知道这个系列对杰比有多么重要），但结果杰比对他不同意的那些照片反倒更有兴趣，其中少数几张（有一张他蜷缩在床上，双眼睁着但看不见，很可怕，左手很不自然地张得很开，像食尸鬼的爪子），他惊慌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杰比拍过那些。那时他们第一次吵架：杰比一直哄他，接着发脾气，又威胁，又大吼，看他不肯改变心意，就试图说服威廉支持他。

“你知道我其实不欠你什么。”杰比发现说服不了威廉时，这么告诉裘德，“我的意思是，严格来说，我根本不必征求你的同意。严格来说，我他妈的可以爱画什么就画什么。问你一声只是礼貌，你知道。”

他可以说一大堆理由来驳倒杰比，但他实在气得不想说了：“你答应过我的，杰比。”他说，“这样应该就够了。”他还可以补上一句：“你是我的朋友，你本该这么做。”但他几年前就明白，杰比对友谊和随之而来的责任的定义跟他不一样，而且这件事没有讨论的空间：要么你就接受，不然就拉倒，而他当时决定接受。但是最近他开始觉得，要接受杰比和他的种种限制很吃力，似乎让人愤怒、疲倦、辛苦得没有必要了。

到最后，杰比不得不认输。展览开幕前的几个月，他偶尔会暗示被他称为“失去的画作”的那几件作品很伟大，把裘德画得不那么僵硬、胆怯或害羞，而且没那么庸俗（这是杰比最喜欢的论点）。后来，他觉得很难堪，因为自己竟然这么好骗，相信杰比会尊重他的意愿。

画展开幕日是四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四，就在他30岁生日过后不久。那天晚上冷得反常，梧桐树刚冒出来的嫩叶都被冻得碎裂。他转过街角来到诺福克街，停下来欣赏那家灯火通明的画廊，它像个明亮的金色箱子似的，在寒冷单调的黑夜里散发暖意。才刚进去，他就碰到了黑亨利·杨和他们在法学院认识的一个朋友，接着又碰到好多熟人，有大学时代的旧识，也有去利斯本纳街参加派对认识的人，还有杰比的两个阿姨，马尔科姆的父母，以及他好几年没见的杰比老友。因此他花了好多时间才挤过人群，看到那些画。

他一直都知道杰比很有才华。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你偶尔觉得杰比这个人有多么不厚道，他的作品还是可以让你相信你错了，所有你曾认定是他性格上的缺点，都反过来证明了你自己的小心眼和坏脾气，而且你还会相信杰比其实是个非常有同情心、有深度而宽容的人。那一夜，他毫无困难地看到了那些画的强度与美感，对杰比只有单纯的引以为荣和感激：当然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成就，也因为杰比有能力画出那种色彩和影像，让其他的色彩和影像变得黯淡、贫弱，此外杰比也有能力让你用全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那些画排成长长的一列，像五线谱般延伸过几面墙，而杰比创造出的色调——浓密的瘀血蓝和波本黄，仿佛发明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色彩语言。

他停下来欣赏《威廉与女孩》，这幅他在展前已经看过，而且已经买下。画中的威廉并没有面对镜头，双眼似乎转过来直视观者，不过想必是看着照相机后头的一个女孩。他很爱威廉脸上的表情，那是他非常熟悉的：正要微笑、嘴巴还很柔软且尚未启动，但眼睛周围的肌肉已经开始往上拉了。那些画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以排在这幅之后的是几个月前的他（他碰到画自己的作品就快步略过），再下一幅是《马尔科姆与弗洛拉，柏森街》，马尔科姆和他姐姐，他从里头的家具认出这是弗洛拉在西村的第一间公寓，不过她早就搬走了。

他四处看了一圈要找杰比，发现他在和画廊经理交谈。那一刻，杰比拉长脖子看到他，朝他挥了挥手。“天才。”他隔着人群用嘴型向杰比示意。杰比咧嘴笑了，也用嘴型回他：“谢谢。”

接着，他转到第三面、也是最后一面墙，看到那两幅画，都是画他的，两件杰比都没先让他看过。第一幅里面的他非常年轻，手拿一根香烟。第二幅他觉得是根据两年前拍的照片画的，他坐在床沿弯着腰，前额靠墙，双腿和双脚交叉，眼睛闭着——每次他疼痛发作结束都是这个姿势，集中全身的力气，设法再站起来。他不记得杰比拍了这张照片，也的确，这幅画的角度（相机从门框边缘往内窥看）说明杰比不打算让人记得他拍了照，因为根本是偷拍。一时之间，整个展览空间的声音笼罩在他周围，他只能盯着那两幅画看了又看：即使心里很痛苦，他还是明白自己的反应主要不是因为这两个画面，而是画面勾起的回忆和感觉，也明白他因为其他人竟能看到他人生中两个悲惨时刻的记录而产生的被侵犯感，只是个人的感受，只对他自己有意义。对其他任何人来说，这只是两件没有背景的画作，毫无意义，除非他公然说出其中的含义。但是啊，看到这两幅画让他很难受，他忽然急切地希望旁边没有人，只有他自己。

他设法撑过开幕之后的例行晚宴，感觉时间漫长得永无止境，他好想念威廉，但威廉那天晚上有表演，没办法来参加。至少他完全不必跟杰比讲话，反正杰比一直忙着招呼大家。对那些走过来找他——包括代理杰比的画廊老板——跟他说最后那两幅以他为主角的画是全场最佳作品的人（不知怎的，好像他也有贡献），至少他还能微笑以对，说杰比的确是了不起的天才。

但稍后回到家，可以重新控制自己之后，他终于能够跟威廉清楚表达自己遭到背叛的感觉。威廉毫不犹豫地站在他那一边，替他抱不平。因此他暂时消了点气，然后才明白，连威廉都对杰比的欺骗行为感到讶异。

这引发了第二次争执。他们在杰比公寓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碰面，谈话证明杰比就是不肯道歉，顽固得令人火大。杰比只是说了又说，说那两幅画有多棒；说有一天等他克服了自己的那些问题，就会懂得欣赏这两件作品；还说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说他真的得面对自己的不安全感，那种不安全感根本毫无根据，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会证明这件事对他有所帮助；又说除了他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他长得有多好看，这一切难道不能让他明白，或许——不，铁定——他才是错估自己的那个人；最后，杰比还说那两幅画都画出来、完成了，他觉得应该怎么做？把画毁掉他会比较高兴吗？难道要把画从墙上拆下来，拿去烧掉吗？反正大家已经看过了，时间也不可能倒退，为什么他不能干脆接受，别再计较了呢？

“我没要求你毁掉它们，杰比。”他说，被杰比怪异的逻辑和简直就是冒犯人的诡辩气得脑袋发昏，想大叫，“我是要你道歉。”

但杰比没办法，或者不愿意道歉。最后他站起来离开，杰比也没有试图阻止他。

之后，他再也不跟杰比说话了。威廉也去找杰比谈过。根据威廉的说法，他们两个最后就在马路上吼来吼去，然后威廉也不跟杰比讲话了。所以从那时开始，他们主要是靠马尔科姆得知杰比的消息。马尔科姆还是一如往常地不表态，但也坦承他认为这件事错的绝对是杰比，同时又暗示他们两个太不切实际。“小裘，你明知道他不会道歉的，”他说，“这可是杰比啊。你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我要求他道歉过分吗？”跟马尔科姆谈话之后，他问威廉。

“不。”威廉立刻说，“这件事太扯了，裘德。他太扯了，而且他一定要道歉。”

那次展览的画全数卖光。他买的《威廉与女孩》和威廉买的《威廉与裘德，利斯本纳街，II》都送到了他的办公室。《裘德，病后》（他后来知道画名，心底又生起一股怒火和羞辱感，霎时体验到所谓“气得盲目”是什么意思）被某个收藏家买走。他的购买向来被视为祝福和未来获得成功的预言：他只买艺术家首展的作品，而且被他买下作品的艺术家后来大都发展得不错。只有展览中最重要的作品《拿着香烟的裘德》还没确定归属。这是因为一个非常可怕的外行错误：画廊经理把这幅画卖给一位重要的英国收藏家，画廊老板却把它卖给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所以，好极了。”威廉跟马尔科姆说，知道马尔科姆会把他的话转达给杰比，“杰比应该跟画廊说，那幅画他要自己留着，而且应该把它送给裘德。”

“他不能这么做。”马尔科姆说，吓得好像威廉是在建议把那幅画丢到垃圾桶里，“那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啊。”

“谁在乎？”威廉说，“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还是有机会进现代艺术博物馆。不过马尔科姆，我告诉你，如果他想保住裘德这个朋友，真的只有这个解决办法。”

于是马尔科姆传了话。想到可能失去威廉这个朋友，足以让杰比打电话给威廉要求碰面。见面时杰比哭了，还控诉威廉背叛他，总是站到裘德那一边，根本不在乎杰比的事业，而杰比向来很支持威廉的事业。

这一切耗上了好几个月。当春天转入夏天时，他和威廉去了特鲁罗度假，没有杰比（也没有马尔科姆，他说他很怕留下杰比一个人）。杰比跟马尔科姆一家人去马撒葡萄园的阿奎纳过五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和七月四日国庆节假期，而他和威廉则踏上了计划已久的克罗地亚和土耳其之旅。

然后是秋天，威廉和杰比第二度碰面。在此之前，威廉很意外地获得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片约，饰演格林童话改编的《银手姑娘》里的国王，一月就要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拍片；他在工作上获得晋升，全纽约最好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之一克瑟葛罗的一位合伙人也来找他加入，但同时，他偶尔不得不开始使用安迪在五月帮他买的轮椅。此外，威廉和交往一年的女友分手，开始跟服装设计师菲莉帕在一起；还有他以前当法官助理时的同事克里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人，在信中出柜，同时还谴责了保守主义；哈罗德一直在问今年感恩节有谁会来，还问他同行的人离开之后，能不能留下来住一夜，因为他和朱丽娅有事要跟他谈谈。这几个月，他和马尔科姆去看舞台剧，和威廉去看画展，另外还读了几本小说。以前他都是跟杰比讨论，因为四个朋友里就他们两个最爱看小说。有好多事情以前他们四个会一起讨论，但现在都是其中两个或三个人讨论。一开始他们有点无所适从，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四人行，但他逐渐习惯了，而且就算他想念杰比——包括他的机智和自我中心，他有本事只看到这个世界可能影响他的事情——他也发现自己无法原谅他，甚至他已经完全可以接受没有杰比的生活。

而现在，他想他们的吵架结束了，这幅画是他的了。那个星期六，威廉跟他去办公室，他把画拆开来靠在墙上，两人沉默地看了好久，好像那是一只不会动的动物园动物。这幅画曾登上《纽约时报》的艺评版，稍后《艺术论坛》也有报道，但是直到现在，它平安地抵达他的办公室之后，他才有办法真正欣赏它。如果他能忘记里头画的是自己，他几乎可以看出这张画有多美好，也明白杰比为什么会被这个画面吸引：画中的陌生人一副害怕又提防的模样，无法分辨是男是女，衣服像是借来的，模仿着成人的动作和姿态，但显然对两者一点也不了解。他对画中那人再也没有任何感觉，但这种没感觉是刻意靠意志才办到的。就像你常常在街上碰到一个人，却故意不去看，随着一天天过去，都假装看不到，直到有一天，你真的看不到此人了，或者你让自己相信你看不到。

“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幅画。”他向威廉坦承，他很后悔，因为他不想要这幅画，而且很内疚威廉之前为了他跟杰比绝交，为了一个他知道自己不会再看的东西。

“嗯，”威廉沉默了一会儿说，“反正你可以送给哈罗德，我很确定他一定会很喜欢。”他这才明白，威廉或许一直都清楚他不想要这幅画，而且他不在意，也不后悔选择了他而非杰比，更没有因为必须做这个选择而怪他。

“是啊。”他缓缓地说，但他知道他不会这么做。哈罗德会很喜欢这幅画（他当初看展时就非常喜欢了），还会把画挂在显眼的位置。这么一来，每回他去拜访哈罗德都会看到。“对不起，威廉。”最后他终于说，“我很后悔把你拖过来。我想我要把画留在这里，等到我想出该怎么处理再说。”

“没关系。”威廉说。于是两人又把画包回去，放到办公桌下。

威廉离开后，他打开手机，终于写了一则短信给杰比。“杰比，”他写道，“很谢谢你的画，也谢谢你的道歉，两者都对我意义重大。”他暂停下来，想着接下来要说什么，“我一直很想念你，想知道你的近况。”他继续写，“等到你有空碰面时，记得打个电话给我。”这些都是实话。

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处理这幅画了。他查到杰比那家代理画廊的登记员地址，写了一封短信给她，谢谢她把《拿着香烟的裘德》寄来，说他想把这件作品捐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问她能不能帮忙促成这件事？

后来回头看时，他把这起事件当成某种转折点，是一段人际关系从此改变的关键：适用于他和杰比的友谊，这很自然，但也适用于他和威廉的友谊。在他二十来岁时，有时他会看着自己的朋友，感觉到一种非常纯粹、深厚的满足。他恨不得环绕他的世界当场停止，没有一个人必须离开那一刻，因为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他对他们的情感也是最完美的。当然，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片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那个时刻悄悄消失。

如果说在这起事件之后，杰比对他来说没有以前那么重要，未免太夸张、太决绝了。但他的确第一次有办法理解，自己多年来信赖的人有一天可能会背叛他。这很令人失望，但是也无法避免。人生会持续推着他前进，就算每个人都可能在某方面辜负他，但至少有一个人永远不会。

他认为哈罗德总有把感恩节搞得太过复杂的倾向（朱丽娅也赞同）。自从他第一次受邀到他们家过感恩节起，每年哈罗德都跟他保证（通常在十一月初，此时他还对计划充满热忱），今年他要彻底翻转美国最逊的烹饪传统，让他大吃一惊。哈罗德一开始总是野心十足：九年前他们共度的第一个感恩节，也就是他读法学院的第二年时，哈罗德宣布他要做法式橙汁煎鸭，不过要用金桔来取代柳橙。

但是他带着前一晚做的核桃蛋糕抵达哈罗德家时，只有朱丽娅来门口迎接他。“别提鸭子的事。”她低声说，然后亲吻他的脸颊来打招呼。厨房里，愁眉苦脸的哈罗德正把一只大火鸡从烤箱里拿出来。

“一个字都不准说。”哈罗德警告他。

“说什么？”他问。

今年，哈罗德问他觉得鳟鱼怎么样。“在鳟鱼里塞其他馅料。”他补充。

“我喜欢鳟鱼。”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但是你知道，哈罗德，我其实喜欢火鸡的。”他们每年的对话都大同小异，哈罗德会提议把各种肉类和蛋白质主菜作为火鸡的改良菜色，有蒸乌骨鸡、菲力牛排、豆腐木耳、熏白肉鱼自制黑麦沙拉。

“裘德，没人喜欢火鸡啦。”哈罗德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想干吗。别假装你喜欢火鸡，因为你不认为我有本事做别的，那是侮辱我。我们要吃鳟鱼，就这样。另外，你可以做去年做的那种蛋糕吗？我觉得跟我准备的这种葡萄酒很搭。把你需要的材料开清单给我就是了。”

他总想，最令人不解的是，大体上哈罗德对食物（或葡萄酒）不是那么有兴趣。他的品位其实很糟糕，常常带他去价钱很贵的二流餐厅，还开开心心地大吃烧黑的肉，吞下缺乏想象力、黏糊糊的意大利面。他和朱丽娅（同样对吃的兴趣不大）讨论过哈罗德每年感恩节这种奇怪的执迷：哈罗德迷过的东西很多，有些难以理解，但感恩节大餐尤其如此，能持续这么久更是诡异。

威廉觉得哈罗德会展开感恩节挑战，一开始有点为了耍宝，但经过这么多年，他变得更加认真，他现在真的停不下来了，即使知道自己从来不会成功。

“可是裘德，你知道，”威廉曾说，“这都是为了你。”

“什么意思？”他问。

“他在表演给你看。”威廉说，“他用他的方式告诉你他很关心你，才会试着让你刮目相看，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他立刻摒弃这说法：“威廉，我不认为是这样。”有时，他会假设威廉说的可能有道理。这个想法让他乐坏了，觉得自己又傻气又有点可悲。

今年感恩节，威廉是唯一陪他去过节的朋友。因为等到他和杰比和好时，杰比已经说好要带马尔科姆去他阿姨家；他试着取消，但两个阿姨非常不高兴，他只得放弃反抗。

“今年会做什么主菜？”威廉问。感恩节前夕的星期三，他们搭上北上的火车，“驼鹿肉？鹿肉？龟肉？”

“鳟鱼。”他说。

“鳟鱼！”威廉回答，“唔，鳟鱼很简单。今年我们说不定真能吃到鳟鱼。”

“不过他说他打算塞一些馅料。”

“那收回刚刚讲的话。”

晚餐席上总共有八个人：哈罗德和朱丽娅夫妇、劳伦斯和吉莉安夫妇、朱丽娅的朋友詹姆斯和他的男友凯里，以及他和威廉。

“哈罗德，这是炸药鳟鱼。”威廉说，手上正切着他的第二片火鸡肉，全场大笑起来。

他很好奇，要到什么时候，他在哈罗德家吃晚餐才能不再觉得这么紧张、这么格格不入？当然，他的朋友帮了他忙。哈罗德喜欢跟他们争论，试着挑衅杰比说出过分又逼近种族歧视的话，问威廉他什么时候要定下来，跟马尔科姆辩论结构和美学趋势。他知道哈罗德喜欢跟他那些朋友互动，他的朋友也乐在其中，这给了他机会，只需聆听他们发挥本色，不必觉得非得参与不可；他们是一群鹦鹉，对彼此摇晃着一身鲜亮的羽毛，把自己展示给同伴看，丝毫没有畏惧或隐瞒。

那顿感恩节晚餐的主要话题是詹姆斯的女儿，那年夏天刚结婚。“我老了。”詹姆斯抱怨道，劳伦斯和吉莉安也发出同情的叹息声，因为他们夫妇的两个女儿还在念大学，这个感恩节去了加州卡梅尔的朋友家过节。

“这个让我想到，”哈罗德说，看着他和威廉，“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要定下来？”

“我想他指的是你。”他说，看着威廉微笑。

“哈罗德，我今年32岁！”威廉抗议道，每个人又大笑起来。哈罗德一嘴食物，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威廉？算是解释吗，还是答辩？你又不是16岁！”

他那天晚上过得很开心，但心底有一部分还是很焦虑，担心哈罗德和朱丽娅次日要跟他谈的事情。在搭火车北上的途中，他终于跟威廉提了。之后在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片刻（填火鸡料、把马铃薯烫了去皮、在餐桌上摆好餐具），他们设法猜想哈罗德可能要跟他谈什么。晚餐后，他们穿上大衣到后院坐着聊天，又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至少他知道他们没事，他第一时间就确认了。哈罗德跟他保证他和朱丽娅都很好。那会是什么事呢？

“或许他觉得我太常跟他们在一起了。”他跟威廉说。也许哈罗德只是厌倦他了。

“不可能。”威廉说，快速又肯定，这让他松了口气。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或许他们其中一个在别处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要搬家？”

“这个我也想过。但我觉得哈罗德不会离开波士顿。朱丽娅也是。”

到最后，可能的选项实在不多，至少没那么多需要跟他谈的事情：或许他们要卖掉特鲁罗的房子（他很喜欢那栋房子，但为什么得跟他谈？）。或许哈罗德和朱丽娅要分开了（可是看起来他们的互动还是老样子）。或许他们要卖掉纽约的公寓，想问他有没有意愿买（不大可能，他很确定他们绝不会卖掉那间公寓）。或许他们要整修公寓，需要他帮忙监工。

之后，他们的猜测变得更具体也更不可能：或许朱丽娅要出柜（或是哈罗德）。或许哈罗德皈依了福音教派（也许是朱丽娅）。或许他们要辞掉工作，搬去纽约州北部的静修处。或许他们要成为苦行者，搬去克什米尔的偏僻小村定居。或许哈罗德成了共和党员。或许朱丽娅发现上帝了。或许哈罗德被提名为检察长，又或许哈罗德要代表社会党竞选总统。或许他们要在剑桥市广场开一家餐厅，只卖塞入肉类馅料的火鸡。此时，他们两个已经笑到不行，既是出于对未知的紧张、无助和自我纾解，也是出于这些猜测的荒谬性。总之，两人笑到坐在椅子上直不起腰，用大衣领子捂住嘴巴好闷住声音，笑出的眼泪把脸颊都冻得发痛了。

夜里躺在床上，他又开始想这件事。那些思绪有如触须般从他心底的某个黑暗空间悄悄爬出来，像一根细细的绿色藤蔓，缓缓钻进他的意识里。或许他们其中一人发现了他的过去。或许他们会把证据拿出来给他看，一份病历、一张照片，甚至是一段影片（这是他最大的噩梦）。他已经决定不去否认、争论，也不会为自己辩护。他会承认那是真的，他会道歉，解释他不曾故意欺骗他们，并且主动表示再也不会和他们联络，然后他会离开。他只会要求他们帮他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练习说那些话：对不起，哈罗德。真的很对不起，朱丽娅。我从来没有故意要让你们难堪。当然这样的道歉毫无作用。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但结果没有区别：他会让他们难堪，他已经害他们难堪了。

威廉次日早晨离开了，当天晚上他有演出。“你一知道就打电话给我，好吗？”威廉问，他点点头。“裘德，一切都会没事的。”威廉保证，“无论是什么，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别担心，好吗？”

“你知道我无论如何一定会担心。”他说，试着响应威廉的微笑。

“是，我知道，”威廉说，“但努力看看，还有记得打给我。”

剩下来的白天，他一直忙着打扫（屋子里总是有很多要打扫的，因为哈罗德和朱丽娅都不太注重整洁）。等到他们一起坐下来，提早用晚餐，吃着他做的火鸡肉炖菜和甜菜沙拉时，他整个人简直紧张得像浮在半空中，只能假装在吃东西，把食物在盘子里移来移去，像罗盘的指针般乱晃，同时希望哈罗德和朱丽娅不会注意到。吃完后，他把盘子堆起来，准备收到厨房去，但哈罗德阻止了他：“裘德，先搁着吧。”他说，“或许现在我们该谈谈了？”

他觉得自己恐慌得手忙脚乱。“我真的应该先把盘子冲一下，不然剩下的汤汁会凝结在上头。”他无助地反抗，觉得自己好愚蠢。

“别管那些盘子。”哈罗德说。他知道哈罗德真的不在意盘子上的汤汁是否凝结，但一时之间他想到自己无所谓的态度是否太随意了。这样轻松的假象太不真实了。但最后，他没办法，只能放下盘子，跟着哈罗德走进客厅。朱丽娅正在给自己和哈罗德倒咖啡，同时给他倒茶。

他坐在沙发上，哈罗德坐在他左边的椅子上，朱丽娅坐在他对面那张饰有中亚手工刺绣的软凳上：他们总是坐在这样的老位置，三人中间是一张矮几。他真希望这一刻能冻结，因为这可能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刻。他最后一次坐在这个温暖而昏暗的房间里，有好多书，还有酸甜的苹果汁的气味；茶几底下是海军蓝和暗红色相间的土耳其地毯，蜷曲得皱成一团；沙发抱枕上有几处被磨得很薄，都能看到底下衬的白色薄布。他曾被允许珍爱这一切，因为它们是哈罗德和朱丽娅的，而他允许自己把他们的房子当成他自己的。

有一会儿，他们兀自喝着咖啡和茶，不看彼此，他也试着假装这只是个寻常的夜晚。但如果这是个寻常的夜晚，他们不会这么沉默。

“好吧。”哈罗德终于开口，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做好准备。他提醒自己，无论哈罗德说什么，他都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无论哈罗德说什么，只要接受就好，然后谢谢他所做的一切。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这件事很难启齿。”哈罗德接着说，一手转着马克杯，他逼自己静心熬过哈罗德的下个停顿。“我本来都准备好讲稿了，对不对？”他问朱丽娅，她点点头，“但是我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紧张。”

“我知道。”朱丽娅说，“但是你做得很好。”

“哈！”哈罗德回答，“你这样撒谎，真是太好心了。”还朝她微笑。此时，他感觉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时之间，他们根本忘了他也在场。但接着哈罗德又沉默了，努力试着说出他想说的话。

“裘德，我已经，我们已经，认识你快十年了。”哈罗德终于说了，他看着哈罗德的双眼转向自己，随即又别开，转到朱丽娅头部上方，“这些年来，你逐渐成为我们非常关心的人，对我们两个都是。当然了，你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觉得你对我们不只是朋友而已，而是更特别的人。”他看着朱丽娅，她再度点点头，“所以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件事太，太冒昧，但我们在想，你或许愿意考虑让我们，呃，收养你。”现在哈罗德又转向他，露出微笑，“你会成为我们法律上的儿子，也是法律上的继承人。有一天，这一切……”他空着的那只手挥向空中，滑稽地模仿豪爽的姿势，“都会是你的，如果你想要的话。”

他没吭声。完全讲不出话来，无法回应，他的脸颊麻痹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这时朱丽娅也匆忙补充：“裘德，”她说，“如果你不想，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完全理解。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如果你拒绝，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感觉。对吧，哈罗德？你在这里永远、永远都会受到欢迎，而且我们希望你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老实说，裘德，我们不会生气，你也不该觉得难受。”她看着他，“你需要一点时间考虑吗？”

这时，他才感觉到麻痹消退了。好像出于补偿似的，他的双手开始发抖，他便抓了一个抱枕用双臂抱住，好掩饰自己的颤抖。他试了好几次，才有办法开口。可是说话的时候却无法直视他们任何一个。“我不必考虑。”他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奇怪又虚弱，“哈罗德、朱丽娅，你们在开玩笑吧？这是我这辈子最渴望的，绝对、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我只是从没想到……”他停下来，觉得自己的话变得破碎。一时间，三个人都沉默下来，最后他终于有办法看他们两个：“我还以为你们要告诉我，你们再也不想跟我当朋友了。”

“啊，裘德。”朱丽娅说。哈罗德一脸困惑不解：“你怎么会这样想？”

他摇摇头，无法跟他们解释。

他们又沉默了，然后所有人都露出笑容——朱丽娅望向哈罗德，哈罗德朝他看，他则对着怀里的抱枕，不确定该如何结束这一刻，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办。最后，朱丽娅两手一拍站起来。“香槟！”她说，随即离开客厅。

他和哈罗德也站起来，看着彼此。“你确定吗？”哈罗德低声问他。

“跟你一样确定。”他也低声回答，脑中浮现一个显然很没创意的笑话——这整件事还真像是求婚，但他实在不忍心开这玩笑。

“你知道，这样你就会一辈子跟我们绑在一起了。”哈罗德微笑，一手放在他肩膀上。他听了点点头，希望哈罗德一个字都别说了。要是说了，他就会哭出来、吐出来，或是晕倒、尖叫，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多疲惫、多精疲力竭，因为过去几个星期的焦虑，也因为过去三十年那份强烈的渴念、期盼、奢望，即使他一直告诉自己他不在乎。等到他们三个向彼此举杯，先是朱丽娅拥抱他，然后是哈罗德——被哈罗德抱住的感觉熟悉又亲密，搞得他差点要扭动起来。哈罗德叫他别去管那些该死的盘子，赶快去睡觉，他才松了一口气。

等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了半小时后，才想到要去拿手机。他需要感受身子底下那张床的结实、棉被贴着脸颊的丝滑，以及他在床上挪动时床垫那种熟悉的凹陷。他需要跟自己保证这是他的世界，他还在其中，而且刚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忽然间，他想起自己以前跟彼得修士的一段对话。当时他问修士他有没有可能被收养，修士大笑，“不。”修士说，太斩钉截铁了，从此他再没问过。当时他年纪一定很小，但他清楚记得修士那坚定不移的态度，反倒增强了他寻求的决心。不过当然，这种事根本不是他能控制的。

他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打电话时都忘了威廉这会儿已经在台上了。不过威廉在幕间休息时间回电时，他还躺在床上原来的位置，处于同样类似昏迷的状态，手机还握在手里。

“裘德，”威廉喘着气听他说。他听得出威廉有多么替他高兴，只有威廉知道他成长过程的大致状况（还有安迪，以及哈罗德，在某种程度上）：修道院、少年之家、寄养的道格拉斯家。至于对其他人，他都尽可能避开不谈，到最后他会说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后来是在寄养家庭长大的，这样对方通常就会停止追问。但威廉知道更多的真相，还知道被收养是他最不可能、却也最热烈的渴望。“裘德，这真是太好了。你有什么感觉？”

他设法挤出笑声：“觉得我会搞砸。”

“不会的。”两人都沉默了。“我还不知道可以收养成年人。”威廉说。

“可以的。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不常见，不过可以的。只要双方同意。这类收养的目的大都是为了继承。”他设法再度挤出笑声（他暗骂自己，别再试着发出笑声了），“我以前修过的家庭法都快忘光了，不过我知道我会拿到一张新的出生证明，上头有他们的名字。”

“哇。”威廉说。

“我知道。”他说。

他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喊威廉的名字，口气很威严。“你该挂电话了。”他告诉威廉。

“该死。”威廉说，“不过裘德，恭喜你。没人比你更有资格了。”然后朝吼他的人喊了一声。“我得挂电话了。”他说，“我想写信给哈罗德和朱丽娅，你不介意吧？”

“当然没问题。”他说，“不过威廉，先别跟其他人说，好吗？我想自己先沉淀一下。”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明天见。还有裘德……”但他没说完，或是没办法说下去。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威廉。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爱你。”威廉说。他还没回应，威廉就挂断电话了。每回威廉跟他说这句话，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总是渴望听到威廉这么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夜晚，他挣扎着不想睡，尽可能保持清醒和警觉，好好享受并一再回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辈子的向往，在短短几小时内成真了。

次日回到纽约的公寓，看到威廉留下的字条，要他晚上等着，先别去睡。威廉回到家时带着冰淇淋和胡萝卜蛋糕，两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甜食，但他们都吃了；还有香槟，虽然他隔天得早起，但他们也喝了。接下来几个星期飞逝而过。哈罗德负责处理文书部分，寄来了一些表格要他签字，包括收养申请书、更改出生证明的宣誓作证书、查询他潜在犯罪记录信息的请求书，这些文件他趁午餐时间带到法院公证了；同事间，他只告诉了马歇尔、西提任、罗兹，他不希望其他任何人知道。他也告诉了杰比和马尔科姆，他们的反应一方面跟他预期的一模一样：杰比讲了一连串不好笑的笑话，速度快得简直像抽筋，好像最后总会有一个好笑的；马尔科姆则提出了各种他无法回答的假设性问题，一个比一个粗糙。另一方面，他们也真心为他兴奋不已。他告诉了黑亨利·杨，他在法学院时修过哈罗德的两门课，一直很佩服他；还告诉了杰比的朋友理查德，他和理查德相熟是因为一年前埃兹拉家一个漫长无聊的派对，当时他们两个从法国的福利制度聊起，然后转入各式各样的话题，成了派对上仅有的两个没醉倒的人。另外，他也告知大学时代认识的菲德拉，她听了开始尖叫；还有另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友伊莱贾，也是听了直尖叫。

当然，他告诉了安迪。安迪一开始只是瞪着他，然后点点头，好像他在问安迪有没有多的绷带好让他带回去备用。但接着安迪开始发出一连串海豹似的怪异声音，既像吠叫，又像在打喷嚏，不久他才明白安迪在哭。那幅景象让他又惊骇又有点歇斯底里，不确定该怎么办。“你出去吧。”安迪哭到一半命令他，“我说真的，裘德，他妈的滚出去。”他照做了。次日上班时，他收到一大把像栀子花灌木的玫瑰花束，上面附了一张短笺，是安迪愤怒的粗体手写字：

裘德，我他妈的糗到简直没法写这张字条了。拜托原谅我昨天的表现。我真是太为你高兴了，唯一的问题是他妈的哈罗德怎么会拖到现在。我希望你把这件事看作一个讯号，务必更认真地照顾自己。这样等到哈罗德一千岁又失禁的时候，你才会有力气帮他换成人尿布。因为你知道，他才不会像正常人那样死在一个体面的年纪好让你轻松。相信我，父母就是这样烦死人了（不过当然，他们也很棒）。爱你的，安迪。

他和威廉一致同意，这是他们看过写得最棒的信之一。

但接着，狂喜的一个月过去了。到了一月，威廉去保加利亚拍戏，古老的恐惧又回来了，还伴随新的恐惧。他们预定二月十五日要到法院完成正式的收养程序。哈罗德告诉他，经过一些安排，劳伦斯会负责主持。现在时间这么接近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无法避免地毁掉这件事，于是他开始回避哈罗德和朱丽娅，一开始是不自觉的，然后是刻意的。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太常被提醒、太认真去思考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就会改变心意。于是一月的第二周，他们来纽约看一场表演时，他假装去华盛顿出差；每个月通电话时他的话都很少，而且尽量简短。在他心中，每天的情势似乎变得越来越消极，而且越来越真实；每回他经过建筑物侧面，看到玻璃上映出自己丧尸般丑陋的跛行身影，就觉得很想吐。真的，谁会想要这个？自己可能成为别人的儿子，这个念头似乎越来越荒唐可笑，只要哈罗德多看他一眼，怎么可能不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知道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不该这么大——毕竟，他是成年人了，他知道收养的仪式性质大过实际的社会意义——但他是这么想被收养，简直违反逻辑。现在，他受不了这个机会被夺走，不只因为每个他在乎的人都这么替他开心，也是因为他已如此接近了。

之前他也曾接近过，就在他抵达蒙大拿州那一年。当时他13岁，少年之家参加了一个三州合办的领养会。十一月是全国领养月。于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他们被命令穿得干净整齐，搭上两辆校车巴士，坐了两小时的车到米苏拉市。下车后，他们被带到一家饭店的会议厅。他们的巴士是最晚到的，整个会议厅里已经坐满了儿童，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会议厅中央是一排长桌，他走到男生那一边时，看到桌上堆着贴了标识的活页文件夹：男，婴孩；男，学步幼童；男，4-6岁；男，7-9岁；男，10-12岁；男，13-15岁；男，15岁以上。他们得知，文件夹里是每个人的简介，有照片、姓名，还有他们的资料：来自哪里、族裔、在校成绩、喜欢的运动、才华和兴趣等。他很好奇，他那张纸上写了些什么？他们会编出他有什么才华，是什么族裔跟什么出身？

年纪较大的男孩，被归在“15岁以上”的活页夹里面，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被收养，所以等到育幼院的辅导员一转身，他们就从后门溜了出去，大家都知道他们去嗑药了。婴儿和学步幼童就继续当婴儿和学步幼童，他们会是最先被挑走的，但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当他慢慢退到角落观察，看到某些男孩——那些年纪够大、参加过至少一次收养会，但还小得足以抱有希望的——就很有策略。他看着他们阴郁的脸转为笑脸，粗暴和霸道变成逗乐和玩闹，在少年之家彼此痛恨的男孩，现在玩耍逗趣的方式看起来很友善。他看到那些平时对辅导员很粗鲁、总是在走廊上彼此骂粗话的男生，现在满脸笑容地和穿梭在会议厅里的养父母候选人聊天。他看到男孩中最凶悍、最残忍的那个（是个14岁、名叫肖恩的，有回他在浴室里把他按在地上，膝盖用力压进他的肩胛骨）对着刚刚讲过话、这会儿正走向活页夹的那对男女指着自己的名牌。“肖恩！”他在他们身后喊道，“肖恩·格雷迪！”从那充满希望的沙哑声音，他听得出来肖恩竭力让自己不要听起来抱有任何希望，他头一次为肖恩感到难过，也很气那对男女。他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在翻“男，7-9岁”的档案夹。但那些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因为那些日子里他设法不要有任何感觉：不要有饥饿，不要有疼痛，不要有愤怒，不要有忧伤。

他没有花招，不会讨人欢心。他刚到少年之家时，整个人还很麻木，所以前一年十一月院方没带他出席领养会。但是一年之后，他不确定自己有任何好转。没错，他越来越少想到卢克修士，但他在教室外的日子一片模糊；大部分时间他觉得自己像在飘浮，只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他。好多事发生在他身上，他不像以前那样会反抗；有时他被伤害，身上仍有意识的那部分会很好奇以前那些修士现在会怎么想他：他的暴怒、乱发脾气、挣扎全消失了。现在他成了当年他们一直期盼的乖小孩。现在他希望成为一个飘浮的人，又薄又轻又不重要，仿佛毫无实体。

所以当天晚上，当他得知有一对黎瑞夫妇选中他时，觉得很惊讶，辅导员们也很惊讶。他注意到一对男女看着他，甚至朝他微笑吗？或许吧。但那天下午就像大部分下午，过去后一片模糊，甚至在回程的巴士上，他已经开始忘却一切。

感恩节假期前的那个周末，他会去黎瑞夫妇家试住，让他们看看彼此是否适合。那个星期四，一个叫博伊德的辅导员载他去黎瑞家；博伊德平常负责教工艺和水管配修，跟他不太熟。他知道博伊德了解某些辅导员对他做的事情，尽管他从没阻止他们，但也没参与。

当他在黎瑞家（一栋砖造平房，四面是休耕的黑暗田野）的车道下车时，博伊德抓住他的前臂，把他拉近，吓得他警觉起来。

“你他妈的别搞砸了，圣弗朗西斯。”他说，“这是你的机会，听到没？”

“是的，先生。”他说。

“那就去吧。”博伊德说着便放开他。他走向黎瑞太太，她正站在门口。

黎瑞太太胖胖的，而她先生纯粹就是魁梧，那双大大的红色手掌看起来像武器。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二十来岁、嫁人了。他们觉得家里如果有个男孩应该不错，可以帮黎瑞先生（他专门修理大型农业机具，自己也务农）做些田里的活儿。他们说，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安静、有礼貌，他们可不想要一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他们想要一个勤奋、懂得感激有个家的人。他们看过活页夹里的数据，知道他懂得干活儿，会打扫，而且听说他在少年之家的农场表现很好。

“你的名字可真不寻常啊。”黎瑞太太说。

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名字不寻常，但还是说：“是的，夫人。”

“或许换个名字，你觉得怎么样？”黎瑞太太问，“比方叫科迪呢？我一直很喜欢科迪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唔，比较像我们家的孩子。”

“我喜欢科迪。”他说，其实他一点意见也没有。不管裘德还是科迪，对他来说，叫什么根本没差别。

“唔，很好。”黎瑞太太说。

那天夜里独自一人时，他对着自己说出那个名字：科迪·黎瑞，科迪·黎瑞。他走进那栋房子后，整个地方被施了魔法，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吗？就这么简单、这么快吗？裘德·圣弗朗西斯不见了，连带的，卢克修士、彼得修士、加布里埃尔神父、修道院，还有少年之家的辅导员以及他的羞愧、恐惧和污秽，全都一起消失。他会变成科迪·黎瑞，有父母，有自己的房间，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

那个周末接下来的时间都平静地过去了，平静得让他觉得随着每个小时、每一天过去，心底的自己也逐渐苏醒，可以感觉到他刻意收拢在自己周围的那些云散开、消失，可以感觉到未来，可以想象自己在其中的位子。他尽力保持礼貌，并且勤奋工作，这并不难：早上他很早起床，给黎瑞夫妇做早餐并洗碗（黎瑞太太大声又夸张地夸赞他，让他害羞得对着地面微笑），帮黎瑞先生的工具去除油污，重新接好一盏灯的电线。虽然有些事情他并不喜欢，例如星期天上教堂做无聊的礼拜、睡前还要在他们夫妇面前祈祷，但这些事不会比少年之家那些他不喜欢的事情更糟，他知道自己做得到，绝不会露出怨恨或不知感激的神情。他可以感觉到，黎瑞夫妇不像课本里描述的父母，也不是他渴望中的那种父母，但他懂得如何勤奋工作，懂得如何让他们满意。他还是很怕黎瑞先生那双红通通的大手，每回谷仓里只剩他们两人时，他就会发抖、充满警觉，但至少要怕的只有一个黎瑞先生，而不是好几个——就像之前那样，或像在少年之家那样。

博伊德星期天晚上来接他时，他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高兴，甚至很自信。“状况怎么样？”博伊德问他。他可以很诚实地回答：“很好。”

从黎瑞先生告别时跟他说的话——“科迪，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再看到你了”，他很确定他们星期一就会打电话来，很快，甚至星期五之前，他就会成为科迪·黎瑞，而少年之家就可以成为另一个他抛在脑后的地方了。但星期一过去了，接着是星期二、星期三，然后是第二个星期，他都没被叫去院长办公室，他寄去黎瑞家的信也没人回，而且每一天通往宿舍的那条车道依然漫长、空荡，没有人来接他。

最后，试住的两周之后，他知道星期四晚上博伊德会在工坊待到很晚，就跑去门口等他。他从晚餐时间起就在冰冷的户外等候，脚下的积雪嘎吱作响，直到博伊德走出门来。

“天啊。”博伊德一看到他就说，转身时还差点踩到他，“圣弗朗西斯，你不是应该回宿舍吗？”

“拜托，”他哀求道，“拜托告诉我——黎瑞夫妇要来接我了吧？”他看到博伊德的脸之前就知道答案了。

“他们改变心意了。”博伊德说。虽然辅导员和男孩们都公认博伊德不是个温柔的人，那一刻他几乎温柔起来，“结束了，圣弗朗西斯。他们不会收养你了。”他朝他伸出一只手，但他身子一缩躲开了。博伊德摇摇头走开。

“等一下。”他喊道，总算回过神来，吃力地跑过雪地追上博伊德，“再让我试一次。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我会再努力的。”他可以感觉到那久违的歇斯底里又降临了，心中那个乱挥拳乱叫、尖叫得吓呆全场的男孩又冒出头来。

但博伊德再度摇头。“圣弗朗西斯，没有用的。”他说，停下来直视他，“听我说，再过几年，你就可以离开这里。我知道感觉好像很久，但其实并不是。然后你会成为大人，做你想做的事情。只要撑过这几年就好。”说完他又转身，这回很坚决地迈着大步离开了。

“怎么撑？”他在博伊德后头大喊，“博伊德，告诉我怎么做！怎么撑，博伊德，怎么撑？”他都忘了该尊称他为“先生”，而不该直呼“博伊德”。

那一晚，他多年来第一次乱发脾气。这里的处罚跟修道院一样，大同小异，现在却不能给他解脱，给他那种飞翔的感觉：现在他更懂事了，他的尖叫改变不了什么，他的怒吼只是召回原来的自己，召回过往的一切。于是每一种伤害、每一次侮辱，都变得更尖锐、更鲜明、更难受，而且比以往更刻骨铭心。

他永远、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黎瑞夫妇家的那个周末做错了什么。他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事。多年来，他一直想忘却修道院和少年之家的种种，但他最努力忘记的是那个周末。因为他想忘掉那特别的耻辱：当时他竟然相信自己可以去当另一个人；他明明知道那不是真正的自己。

但现在，随着去法院的日子只剩六星期、五星期、四星期，他一直想着这件事。现在威廉不在家，没人监视他的作息和活动，他总是熬夜不睡，在家里打扫，用牙刷清理冰箱底下的空间，把浴室瓷砖的每一道小缝隙都漂白一遍，直到太阳开始照亮天空。他打扫是因为这样他就不会割自己，他割得太多了，就连他也知道自己有多疯狂、多具毁灭性；甚至他都被自己吓到了，包括自己做的事，还有自己的无力控制。他开始一种新的自残方法，把刀片一角放在皮肤上，然后往下压，尽可能深入，这样抽出刀片时（像斧头砍入树干般卡住），就会有半秒的时间可以拉开肉的两侧，出现一道干净的白沟，像是培根的侧面，然后血才开始涌出来，填满那道口子。他觉得晕眩，好像身体里充满了氦气。食物在嘴里总是有腐烂的气息，于是他停止进食，除非必要。他留在办公室加班，直到夜班清洁工开始在走廊上走动，胶底鞋摩擦地板发出有如老鼠的吱吱声，他才回家。有时他突然醒来，心脏跳得好快，得深吸几口气才能平静下来。只有工作和威廉的电话才能逼着他恢复正常，否则他永远不会离开屋子，会割自己割到手臂上的肉一块块掉光，然后冲进马桶里。他幻想着一刀刀割掉自己的肉，先是手臂，然后是双腿，然后是胸部、脖子和脸，直到只剩骨头，成了一具空荡、脆弱的骷髅，四处移动、叹气、呼吸，摇摇晃晃地过日子。

他每六周该去安迪那看诊一次，但最近两次都拖着没去，因为他很担心安迪可能会说的话。但最后，离法院公证日期不到四周时，他终于去了安迪那里，坐在一间诊室里，直到安迪站在门口说他晚一点才有空。

“你慢慢来，没关系。”他说。

安迪打量着他，稍稍眯起眼睛。“不会太久的。”他终于说话了，但随即就走开了。

几分钟后，他的护士凯莉进来。“嗨，裘德。”她说，“医生要我帮你量体重；可以麻烦你站到体重计上吗？”

他不想，但他知道这不是凯莉的错，也不是她的决定。于是他慢吞吞地下了检查台，站到秤上，没看数字。这时凯莉把数字写在他的病历表上，谢谢他，就离开了。

“那么，”后来安迪进来，看着他的病历表说，“首先我们要谈什么？你体重一下子减轻太多，还是你太常割自己？”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为什么觉得我太常割自己？”

“我一向看得出来。”安迪说，“你眼睛下头有点——有点发青。你自己大概没注意到。另外，你在病人袍外穿了毛衣。每回状况糟糕的时候，你就会这样。”

“啊。”他说，他以前都没意识到。

他们都没说话，安迪把凳子拖近检查台，问他：“是哪一天？”

“二月十五日。”

“啊，”安迪说，“快了。”

“对。”

“你在担心什么？”

“我在担心……”他开了口，接着停下来，又试着开口，“我担心如果哈罗德发现我的真面目，他就不会想……”他又停下了，“而且我不知道哪种状况比较糟糕：如果他在收养前发现，那表示这事就不会成了；倘若事后才发现，他会明白我一直在欺骗他。”他叹了口气；之前他一直没法讲清楚，现在说出口，他才明白自己害怕的是这个。

“裘德，”安迪小心翼翼地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那么糟，糟到让他不想收养你？”

“安迪，”他恳求，“别逼我说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做过的那些事。我因此染上的疾病。”他结巴了，非常恨自己，“那太恶心了，我太恶心了。”

“裘德，”安迪再度开口，每说几个字就停下来，他可以感觉到安迪谨慎地挑选着字眼，像在一片布满地雷的草坪，极其谨慎缓慢地往前走，“你当时年纪很小，是个小孩。那些事情是别人对你做的。你没有什么可以怪自己的，完全没有，从来没有，绝对不可能有。”

安迪看着他：“就算你当时不是小孩，只是个精虫上脑的男人，看到什么都想上，结果得了一大堆性病，那也没有什么好羞愧的。”他叹了口气，“你能不能试着相信我？”

他摇头：“我不知道。”

“我明白。”安迪说。他们沉默下来，“裘德，我真希望你去做心理咨询。”安迪又补了一句，声音好忧伤。他无法回答。过了两分钟，安迪站起来。“好吧，”他说，口气很坚定，“我们来看看那些割伤吧。”于是他脱掉毛衣，伸出双臂。

根据安迪的表情，他看得出状况比他预期的更糟。当他视线往下移，试图客观地看自己的手臂时，在几个短暂的瞬间，他瞥见安迪所看到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团隆起的绷带贴着新的割伤，而半愈合的割伤，脆弱的缝线底下是尚未完全成形的疤痕组织，还有一个感染的割伤，上头干掉的脓已经结成厚厚的一块。

“那么，”安迪沉默许久才开口，此时他几乎检查完了他的右手臂，清理了那个感染的割伤，又在其他割痕上擦了抗生素药膏，“你的体重一下子减轻是怎么回事？”

“我不认为是一下子。”

“裘德，”安迪说，“不到八周瘦了十二磅[10]，这就叫一下子。而且你原本就没那么多体重可以减。”

“我只是不饿。”最后他终于说。

安迪没再说别的，默默检查完两只手臂，叹了口气再度坐下来，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字。“裘德，我要你每天吃完整的三餐。”他说，“外加这个清单上的每一样，每天吃。这个是标准三餐外要补充的，懂了没？否则我就要打电话给你的组员，叫他们在每一段用餐时间陪着你，看你吃。相信我，你不会想要这样。”他从笔记本撕下那张纸递给他，“另外，我要你下周再来这里。不准有借口。”

他看了一下清单——花生酱三明治、奶酪三明治、牛油果三明治、三颗鸡蛋（要有蛋黄！！！！）、香蕉冰沙——然后折起来塞进长裤口袋。

“另外我还要你做一件事。”安迪说，“你睡到半夜醒来、想割自己的时候，我要你改成打电话给我。我不在乎几点，反正打给我就是了，好吗？”他点点头。“我是说真的，裘德。”

“我很抱歉，安迪。”他说。

“我知道你很抱歉。”安迪说，“但你不必觉得抱歉，总之不必对我抱歉。”

“对哈罗德吧。”他说。

“不。”安迪纠正他，“也不必对哈罗德抱歉，只要对你自己。”

他回家后吃了一根香蕉，觉得像在吃泥巴。然后换了衣服，继续刷洗客厅的窗子。他是前一夜开始洗的，他刷着，把沙发拖到窗前，这样就可以站在沙发的扶手上，也不管爬上爬下时背部的阵阵剧痛。接着，他把那桶灰色的脏水缓缓拖到浴缸倒掉。等他清理完客厅和威廉的房间，已经痛到只能爬到浴室。割完自己之后他打算休息一下，一只手臂举到头上，把地垫拖过来盖住自己。手机铃响时，他坐起身，茫然不知身在何处，接着才呻吟着移向卧室——里头的钟显示是上午3点，然后听到安迪非常暴躁（但警觉）的声音。

“我太晚打了。”安迪猜，他什么都没讲，“听我说，裘德。”安迪继续，“你再不停止，我就得把你强制送医了。而且我要打电话给哈罗德，告诉他为什么。我说到做到。”他暂停一下，“除此之外，裘德，你不累吗？你知道你不必对自己这样。你不必的。”

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或许只是安迪声音里的冷静，那平稳的口气让他明白这回安迪是前所未有的认真；或许他只是发现，没错，他累了，累得终于愿意接受他人的命令——下一个星期，他乖乖遵照安迪的话。他每顿饭都吃，尽管那些食物被某些奇怪的魔法变成了泥巴和被丢弃的动物内脏，他仍逼自己咀嚼后吞下去，咀嚼后吞下去。他吃得并不多，但好歹都吃了。安迪每天晚上12点会打电话来，威廉则是每天早上6点打来（他无法鼓起勇气问是不是安迪联络过他，威廉也从没主动说）。12点到6点之间是最难熬的。他无法完全不去割自己，但他设下了限制：割两道，就停下。不割自己的时候，他觉得有一股力量把他拖向更早的惩罚——在他被教导割自己之前，有一段时期他会站在他和卢克修士住的汽车旅馆房间外，一次又一次朝墙壁撞，直到他最后垮在地上，筋疲力尽，身体左侧永远是一块块蓝色、紫色、褐色的瘀伤。他现在不会去撞了，但他记得那个感觉，那种身体撞在墙上的满足感，把自己摔向一个固定不动的物体时所产生的可怕愉悦感。

星期五他去看安迪，他并不满意（他的体重完全没增加），但也没跟他说教（也完全没减轻），次日他飞到波士顿。他事先没告诉任何人他要过去，连哈罗德都没说。他知道朱丽娅正在哥斯达黎加参加学术会议，但哈罗德会在家。

六年前他有回要去过感恩节，因为抵达时他们夫妇碰巧都在各自的部门开会，于是朱丽娅事先配了一副钥匙给他。这回他自己用钥匙开门进去，倒了一杯水，边喝边看着后院。此时不到中午，哈罗德还在打网球，所以他走到客厅等候。但他睡着了，醒来时，哈罗德正摇着他的肩膀，着急地猛喊他的名字。

“哈罗德。”他说，坐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先打电话的。”

“天啊。”哈罗德喘着气说，身上一股冰冷、辛辣的气味，“你还好吧，裘德？出了什么事？”

“没事，没事。”他说，还没说出口就觉得自己的解释很荒谬，“我只是想过来看看。”

“唔。”哈罗德说，顿了一下，“看到你，我很高兴。”他坐下来看着他，“过去几个星期，你有点像陌生人。”

“我知道。”他说，“对不起。”

哈罗德耸耸肩：“不需要道歉。我只是很高兴你没事。”

“是啊。”他说，“我没事。”

哈罗德歪着头：“你看起来不太好。”

他微笑：“我之前得了流行性感冒。”他往上看着天花板，好像他的台词就写在上头，“外头的那些连翘树篱都快垮了，你知道。”

“我知道，今年冬天风很大。”

“我可以帮你把那些木桩撑好，如果你想的话。”

哈罗德看了他半天，嘴巴稍微动了一下，好像同时想说话又不想说话。最后他说：“好啊，我们去弄吧。”

外头的寒冷简直是折磨，他们两个人都开始吸鼻子。他把木桩摆好，哈罗德用槌子把它敲进土里，冰冻的泥土像碎陶片般往上裂开。等到木桩敲得够深，哈罗德就把一段段绳子递给他，他再把灌木树篱中央的树干绑在木桩上，必须绑得够紧才好固定位置，但也不能紧到限制树的生长。他慢慢绑好，确定那些结打得很紧，又折掉几根太弯、无法挽救的树枝。

“哈罗德。”他说，此时他们已经处理完一半的灌木树篱，“我想跟你谈一件事，但是……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真蠢，他告诉自己。这个主意真蠢。你太蠢了，居然以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他张开嘴想继续说，随即又闭上，然后又打开：他是一只鱼，傻乎乎地吐着泡泡。他真希望自己根本没来，根本没有开口谈。

“裘德，”哈罗德说，“告诉我吧，不管是什么事。”他暂停一下，“你改变心意了吗？”

“没有。”他说，“不，不是那样的。”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那你呢？”

“没有，当然没有。”

他绑完了最后一个结，吃力地站起身子，哈罗德刻意不帮他。“我不想跟你说这件事。”他说，低头看着连翘，那些光秃而细瘦的树枝好丑，“但是我一定得讲，因为，因为我不想欺骗你。哈罗德，我想你以为我是某一种人，而我不是。”

哈罗德沉默了一会：“我认为你是哪一种人？”

“好人。”他说，“像样的人。”

“唔，”哈罗德说，“没错，我是这样想的。”

“但——我不是。”他说，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双眼发热，尽管天气很冷，“我做过一些事情是，是好人不会做的。”他小声地说，“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关于我的这一点。我做过很可怕的事，让我羞愧的事。你要是知道了，会很后悔认识我，更别说跟我扯上关系了。”

“裘德，”哈罗德终于说，“我无法想象你做过的任何事会改变我对你的感觉。我不在乎你以前做过什么。或者应该说，我其实在乎，我很想听听你认识我以前的人生。但我总有个感觉，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你绝对不想谈。”他停下来等着，“你想现在谈吗？你想告诉我吗？”

他摇摇头。他想谈，也不想谈。“我做不到。”他说。在他后腰下方，他感到第一股不舒服开始出现，一颗发黑的种子伸出它带刺的树枝。不要现在发作，他向自己哀求，现在不要。那恳求就像他真正的意思一样不可能：现在不要，永远都不要。

“唔，”哈罗德说，“因为缺乏确切的细节，我也没法确切跟你保证，所以我就给你一个概括性、全方位的保证好了，而且我希望你能相信。裘德：无论是什么事，无论你做过什么，我跟你保证，无论你以后会不会告诉我，我想让你成为我家里的一分子，绝对不会后悔。”他深吸一口气，举起右手，“裘德·圣弗朗西斯，我以你未来父亲的身份，在此赦免你——赦免所有你想寻求赦免的事情。”

这就是他想要的吗？赦免？他看着哈罗德的脸，熟悉得连闭上眼都记得他脸上的每道沟纹；尽管刚刚的宣告那么夸张又那么正式、严肃、毫无新意。他能相信哈罗德吗？最难的事情不是找到答案，卢克修士有回跟他坦承自己很难相信上帝之后这么说，而是找到之后要相信。他觉得自己再度失败了：他没有适当地坦白一切，没有事先确定自己想要听到哪种答案。如果哈罗德跟他说他是对的，说他们或许应该重新考虑收养的事情，那么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不是会比较好过吗？当然，他会非常震惊，但那是以前就体验过、已经了解的感觉。哈罗德不肯放开他，就等于提出一个他无法想象的未来；在那个未来中，某个人可能真的希望永远接纳他。但那种现实是他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所以他毫无准备，没有路标可以参考。于是哈罗德走在前面领路，他跟在后面。直到有一天他醒来，哈罗德不见了，他会毫无防备地被困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中，没有人可以指引他回家。

哈罗德等待他的回答，但他已经痛到无法忍受，也知道自己必须休息。“哈罗德，”他说，“对不起，我想，我想我最好去躺一会儿。”

“去吧。”哈罗德说，并没有不高兴，“去吧。”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薄被上，闭上眼睛，但直到疼痛发作结束，他还是筋疲力尽。他告诉自己只能小睡几分钟，就要起来看哈罗德家里有什么材料，如果有红糖，他就要烘焙点心，厨房里有一钵柿子，或许他可以烤个柿子蛋糕。

但是他没有醒来。一个小时后，哈罗德进来查看，把手背贴在他脸颊，然后帮他盖了条毯子，他没有醒；晚餐过后，哈罗德又进来查看了一次，他也没有醒。他一直没有醒来，半夜12点电话响了，然后是清晨6点，同时固定电话在12点半和清晨6点半也都响过，于是哈罗德先是跟安迪、接着跟威廉讲了电话。他一直睡，睡过了上午，睡过了午餐时间，直到最后，他感觉到哈罗德的手放在他肩膀上喊他的名字，跟他说他的航班再过两三个小时就要起飞，这才醒来。

醒来之前，他梦到一个男人站在一片田野里。他看不到那个男人的脸，但是那人高而瘦，正在帮另一个比较老的男人把一台曳引机的笨重车壳钩在一辆卡车后头。他知道地点是在蒙大拿州，因为有一片发白、圆碗状的辽阔天空，还有那种独有的寒冷：完全没有湿气，比他去过所有地方的冷都更纯粹。

他还是看不到那个男人的脸，但他觉得自己知道他是谁，认出了他长长的步伐和双臂交抱听老男人讲话的姿势。“科迪。”他在梦中喊道。那男人转身，但他离得太远了，不太确定那男人棒球帽的帽檐底下，是不是一张跟他一样的脸。

二月十五日是星期五，这一天他请了假。本来大家考虑在星期四晚上举行晚餐派对，但最后还是决定在仪式（杰比这么称呼）之后再办一场早午宴。法院排定的时间是10点，等程序结束，大家就回到哈罗德家吃饭。

哈罗德本来想找外烩厨师，但他坚持要做菜，于是整个星期四傍晚他都在厨房里忙。当天晚上他做了烘焙——哈罗德喜欢的巧克力核桃蛋糕；朱丽娅喜欢的反转苹果塔；酸面团面包则是他们夫妇两个都爱的——然后把十磅螃蟹的蟹肉剔出来，加上鸡蛋、洋葱、西芹和面包丁，做成蟹肉饼。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又迅速刷好胡萝卜，切掉抱子甘蓝的梗，这样次日他只要用油拌过、放进烤箱就好了。他把几盒无花果倒进一个大钵，打算烤过后，放在冰淇淋上，再淋上蜂蜜和意大利陈年酒醋酱。这些都是哈罗德和朱丽娅最喜欢吃的，他很高兴能准备这些，很高兴自己有东西可以送给他们，无论是多小的东西。一整夜，哈罗德和朱丽娅不时走进厨房逗留。尽管他叫他们不要管，他们还是在旁边帮忙洗他用过的盘子和锅子，倒水或葡萄酒给他，还问能不能帮上忙，不管他一直要他们放轻松。最后他们终于去睡觉，他保证他也会去睡。结果他继续熬夜，在明亮寂静的厨房里小声唱着歌，双手忙碌着，防止自己陷入疯狂。

过去几天非常难熬，有些甚至可以列入他记忆中最难熬的时刻。他难受到有天夜里接到安迪12点的查勤电话后，又打过去。安迪提议凌晨2点跟他在一家小餐馆碰面，他接受了，只想赶紧逃离他的公寓，因为里头忽然充满种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当然有刮胡刀片，但也有刀子、剪刀、火柴，还有可以让自己摔下去的楼梯。眼前是在哈罗德的厨房里，他知道如果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就无法阻止自己直接进入浴室。他一直在里头藏了一个袋子，里头装的东西跟利斯本纳街那个袋子一模一样，就贴在水槽的底架上。他的手臂渴望得发痛，但他决心不要投降。他还剩下一些面团和面糊，决定加上松子和蔓越莓做一个水果塔，或许再做个圆形海绵蛋糕，覆上柳橙片和蜂蜜。等两个都烤好，应该就快天亮了。那样他就可以度过危险，成功拯救自己。

马尔科姆和杰比明天都会搭早班飞机去法院跟他们会合。倒是本来该到场的威廉却不会来了，他上星期打电话来，说拍片进度延迟，要十八日才能回家，而不是原定的十四日。他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威廉的缺席还是让他难过得要命：这么重大的一天却少了威廉，一切简直变得无意义了。“结束后马上打电话给我。”之前威廉跟他说，“真受不了，我居然没办法赶到。”

不过，他有次在午夜的谈话开口邀请了安迪。他逐渐喜欢上这段时光：在那些谈话里，他们会讨论日常、平静、普通的事情，例如刚被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最近的医疗法案（他赞成，安迪则不）、一本他们都读过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传记（他喜欢，安迪则不）、安迪和简正在重新装潢的公寓。他喜欢听到安迪带着真正的愤慨说“裘德，你他妈的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感觉很新奇，因为他以前听到安迪讲这句话，总是在质问他的割伤，或是看到他外行的包扎技巧，而不是听到他发表关于电影、市长、书籍，甚至油漆颜色的意见。一旦他知道安迪不会利用这段谈话时间斥责他，或跟他说教，他就放松了，甚至得知了更多安迪本人的事情：安迪谈到他的双胞胎兄弟贝克特也是医生，心脏外科医生，住在旧金山；安迪很讨厌他的男朋友，正在设计甩掉贝克特；谈到简的父母要把长岛东端谢尔特岛的房子送给他们；谈到安迪高中时加入美式橄榄球校队，这种极富美国人风格的运动使他爸妈很不安；还谈到他大三时曾到意大利锡耶纳当交换学生，他在那里跟一个来自卢卡的女孩交往，胖了二十磅。他们以前不是没谈过安迪的私生活——每次约诊都会聊——但通过电话，他们谈得更多，也可以假装安迪只是他的朋友而非他的医生，即使安迪打电话来的前提恰恰可以推翻这个错觉。

“当然，你不必觉得有义务要来。”他邀请安迪去法院观礼之后，又匆忙补了一句。

“我很愿意去。”安迪说，“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才要邀请我呢。”

他觉得很愧疚：“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害你的生活这么麻烦了，不希望你额外花更多时间在这个怪病人身上。”

“裘德，你不光是我的怪病人。”安迪说，“你也是我的怪朋友。”他暂停一下，“至少，我希望你是。”

他对着电话微笑，“我当然是。”他说，“我很荣幸能成为你的怪朋友。”

于是安迪也要来了，他当天下午就会飞回纽约，不过马尔科姆和杰比会留下来过夜，他们四个会在周六一起离开波士顿。

一到哈罗德家，看到哈罗德和朱丽娅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彻底，而且一副得意的样子，他很惊讶，也很感动。“你看！”总有一个会说，得意地指着平常堆放书籍或期刊的桌子、椅子或地板的角落，现在所有的凌乱都被清理了。到处都有鲜花——冬天的花：几棵叶牡丹、整枝白蕾山茱萸和白水仙，散发着甜美、微带粪便的芳香——书架上的书也排得整整齐齐，就连沙发上快磨穿的地方都修补好了。

“你看看这个，裘德。”朱丽娅说，挽着他的手臂，带他去看走廊桌上那个青瓷钵。从他认识他们以来，那个钵一直是破的，侧边两块断掉的破片永远放在碗里，积了厚厚的灰尘。但现在修好了，洗得干净发亮。

“哇。”他说，他们指什么给他看，他就惊叹，咧嘴傻笑着，因为他们这么开心，他自己也开心极了。他从来不在乎他们家是否干净，就算他们家里的《纽约时报》堆得像一根根柱子，脚下有成群胖嘟嘟的老鼠钻来钻去吱吱叫，他也无所谓。但他知道他们以为他在乎，还误以为他不断勤勉地到处打扫是一种责备，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跟他们保证不是。他现在打扫是为了分心，阻止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但他读大学的时候，帮其他人打扫是为了表达感激：那是他可以做的，也做习惯了，而且他们给了他这么多，他给他们的却这么少。杰比向来脏习惯了，从来没注意到。马尔科姆从小家里就有管家，所以他向来会注意到，也会跟他说谢谢。只有威廉不喜欢他这样。“别打扫了，裘德。”有天威廉说，在他捡拾杰比扔在地上的脏衬衫时抓住他的手腕，“你不是我们的佣人。”但他没能停止，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等到他最后一次把料理台擦干净时，已经快4点半了。他踉跄走进自己的房间，写短信给威廉叫他别打电话来，就倒下去短暂、狠狠地睡了一觉。起床后，他把床铺好，冲完澡，换好衣服又回到厨房。哈罗德正站在料理台前，喝着咖啡看报。

“唔，”哈罗德说，抬头看他，“你看起来可真帅啊。”

他下意识地摇摇头。其实，他买了一条新领带，而且前一天才去剪了头发，觉得自己就算不帅，也至少清爽像样，这是他始终努力做到的。他很少看到哈罗德穿西装，但今天他也穿了西装。想到这个场合的郑重程度，他忽然害羞起来。

哈罗德朝他微笑：“你昨天夜里显然很忙。你有睡觉吗？”

他也微笑：“睡了。”

“朱丽娅正在准备。”哈罗德说，“不过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给我？”

“没错。”哈罗德说，从装咖啡的马克杯旁拿起一个皮革小盒，大约像棒球那么大，然后递给他。他打开来，里头是哈罗德的手表，白色的圆形表面和朴素、清楚的数字，不过换上了一条崭新的鳄鱼皮表带。

“这是我30岁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哈罗德看他没说话，便开口说，“现在是你的了。而且你现在正好还是30岁，我至少还没破坏其中的对称性。”他把他手上的盒子拿过来，取出那支表，翻过来让他看背面刻的缩写：SS/HS/JSF。“索尔·斯坦（Saul Stein），”哈罗德说，“是我父亲。HS是我，JSF是你。”他把表递还给他。

他用拇指指尖轻轻拂过那行缩写。“我不能收，哈罗德。”他总算开了口。

“当然可以。”哈罗德说，“裘德，这是你的了。我已经买了新表，你不能再还给我了。”

他可以感觉到哈罗德在看他。“谢谢你。”最后他终于说，“谢谢你。”他好像说不出别的话了。

“这是我的荣幸。”哈罗德说。然后有几秒钟他们都没吭声，直到他回过神来，解下手上的手表，把哈罗德的表（现在是他的了）戴在手腕上，朝哈罗德举起手臂，哈罗德点点头，“不错。”他说，“你戴起来很合适。”

他正要回答些话，这时他听到、然后看到杰比和马尔科姆，两人也穿了西装。

“门没锁。”杰比说，马尔科姆吐口气。“哈罗德！”他拥抱他，“恭喜！是个男孩！”

“我很确定哈罗德没听过这个梗。”马尔科姆说，然后跟正要走进厨房的朱丽娅挥手打招呼。

下一个抵达的是安迪，接下来是吉莉安，他们会在法院和劳伦斯会合。

门铃又响了。“还有其他人要来吗？”他问哈罗德。哈罗德耸耸肩：“裘德，你能不能去开门？”

于是他打开门，外头站着威廉。他瞪着威廉一秒钟，然后，他还来不及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威廉就像一只麝香猫似的跳上来拥抱他，抱得很紧，让他一时之间很怕自己会往后倒下。“吓了你一跳吧？”威廉在他耳边说，他可以听出来他在微笑。这是今天早上他第二次说不出话来。

在法庭里将会出现第三次。他们坐两辆车过去。在他那辆车上（哈罗德开车，马尔科姆坐在前座），威廉解释他离开剧组的日期的确是延后了，但后来又改回来了。他没告诉他，只跟其他人说了，好给他一个惊喜。“是啊，谢了，威廉。”马尔科姆说，“我还得像中央情报局职员似的盯着杰比，好确定他不会说漏嘴。”

他们没去家事法院，而是来到了彭伯顿广场的上诉法院。里头是劳伦斯的法庭，今天大家都穿着正式服装，穿上法官袍的劳伦斯看起来有点陌生。他和哈罗德及朱丽娅对彼此说了誓词，劳伦斯从头到尾都在微笑。正式程序走完之后，有一小段混乱的拍照时间。每个人都忙着帮其他人拍照，于是有了各种组合和位置。他是唯一完全没拍摄的人，每一张照片里都有他。

他正和哈罗德跟朱丽娅站在一起，等着马尔科姆搞清楚那台巨大而复杂的相机该怎么操作，此时杰比喊他的名字，他们三个人同时朝杰比看，杰比便拍了照。“好了，”杰比说，“谢了。”

“杰比，这张你最好不要拿去……”他开口说，但马尔科姆宣布他要按快门了，于是他们三人又乖乖转向马尔科姆。

他们在中午前回到哈罗德家。很快地，人们陆续抵达——吉莉安、劳伦斯、詹姆斯、凯里，还有朱丽娅和哈罗德的同事，有些人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就没见过了。他以前的歌唱老师也来了，还有他的数学教授李博士、硕士指导老师卡申博士、以前烘焙工房的老板艾莉森，以及他们四个在虎德馆的老友莱诺，他现在在韦斯利学院教物理学。一整个下午，人们来来去去，去上课、开会、审判，或是下课、下班后赶来。他原先不太希望有这样的聚会，有这么多人——哈罗德和朱丽娅成为他的养父母，不就会激起、甚至鼓励人们提出问题，问他原先为什么没有父母呢？——但时间逐渐过去，没有人问任何问题，总之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他需要新的父母，于是他也忘了原先的恐惧。他知道告诉其他人关于收养的事情，仿佛是在自夸，而这种自夸会造成一些后果，但是他忍不住。就这么一次，他恳求某个为了他的不乖而处罚他的人，不管那是谁。就这么一次，让我庆祝这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

这样的派对没有既定的送礼准则，于是客人们便自行挑选：马尔科姆的父母送了一大瓶香槟，还有一箱很棒的托斯卡纳葡萄酒，产自意大利蒙塔尔奇诺附近、他们家也有股份的一家酒庄；杰比的母亲要他转交一麻袋稀有的水仙球根给哈罗德和朱丽娅，还有给他的一张卡片；杰比的阿姨们则送了一盆兰花；联邦检察官送了一大箱水果，附上一张卡片，马歇尔、西提任和罗兹也在上头签了名；还有很多人带着葡萄酒和鲜花来；艾莉森几年前就曾跟哈罗德说细菌饼干是他做的，这回她带了四打他当初设计的饼干来，他脸红了，朱丽娅则开心得大叫起来。接下来众人就大吃各种甜食，他那天做的每件事都很完美，他说的每句话都很得体。有人过来找他时，他没有移动或躲开；别人碰触他时，他就由着他们。他笑得脸都发痛了，二十几年来的认可和关爱全都被塞到这个下午，他大口吞下，被所有这一切的陌生感搞得晕头转向。他不小心听到安迪和卡申博士为了印度北部城市古尔冈（Gurgaon）要兴建一个大型垃圾掩埋场而争辩，看着威廉耐心听着他以前的侵权法教授说话，还偷听到杰比跟李博士解释为什么纽约艺术圈烂到无可救药，暗中留意到马尔科姆和凯里试图抽出最大的那块蟹肉饼，又不想把整堆弄垮。

等到傍晚，每个人都离开了，只剩他们六个人四肢大张地坐在客厅里：他和哈罗德、朱丽娅、马尔科姆、杰比和威廉。房子里又是一片混乱。朱丽娅提到过晚餐，但每个人（包括他）都吃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包括杰比）愿意去想晚餐。杰比送了哈罗德和朱丽娅一幅他的肖像，在递给他们之前说：“这张不是根据照片画的，而是根据速写。”这幅画用水彩和墨水画在硬纸上，主要包括他的脸和脖子，不同于他熟悉的杰比风格，更加简约也更具动势，而且以灰色调为主。画中，他的右手悬在喉咙上方，好像要掐住自己的脖子，而他的嘴巴微开，瞳孔非常大，像黑暗中的猫眼。画中人无疑是他——他甚至认出那是自己的手势，不过那一刻，他想不起那个手势的含义，或者伴随着什么情绪。画中的脸比真人略大一些，他们所有人都沉默地盯着那张画。

“这真的是一件好作品。”杰比最后终于说，口气很满意，“哈罗德，万一你想卖，一定要通知我。”然后，每个人终于都笑起来。

“杰比，这真是太美了，真谢谢你。”朱丽娅说，然后哈罗德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一如往常，在面对杰比画他的那些作品时，总觉得很难把作品本身的美和他对自己影像的厌恶分开来，但他不想没礼貌，也跟着附和那些赞美。

“等一下，我也有个礼物。”威廉说，走向卧室，然后拿着一尊木雕回来，大约十八英寸高，是一个大胡子男人穿着绣球花蓝的长袍，一缕火焰有如响尾蛇昂起的头般环绕着他的红发。他的右手臂斜举在胸前，左手臂垂在身侧。

“妈的这位老兄是谁啊？”杰比问。

“这位老兄，”威廉回答，“是圣裘德（St.Jude），又称朱达·撒迪厄斯（Judas Thaddeus）。”他把木雕放在茶几上，把它转向朱丽娅和哈罗德，“我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家小古董店买的。”他告诉他们，“店家说这是19世纪晚期的作品，可惜我不懂，我想可能只是民间雕刻。不过我很喜欢。这尊木雕英俊又庄严，就像我们的裘德。”

“我也觉得。”哈罗德说，把那尊木雕握在手里。他抚摸着木雕打褶的长袍，还有头上的那圈火，“为什么他的头发着火了？”

“是要象征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不自觉地说了起来，旧日的知识从不曾远离，塞满他心中的地窖。“他是十二位使徒之一。”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马尔科姆问，坐在他旁边的威廉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当然知道了。”威廉轻声说，“不像我总是忘记。”他忽然满心感激威廉，不是因为他记得，而是因为他忘了。

“他是绝望处境的主保圣人。”朱丽娅说，从哈罗德手中接过那尊雕像。他脑中忽然浮现出句子：为我们祈祷，圣裘德，绝望的协助者与守护者，为我们祈祷。在他小时候，这是他夜里的最后一段祷词。后来大一点，他才会以自己的名字为耻，以这名字向世界所宣告的意义为耻，他很好奇修士们是否故意给他取这个名字（他很确定别人都是这么看的）：是一种嘲笑，是一种诊断，是一种预言。但有时他又觉得，这个名字是唯一真正属于他的名字，尽管他曾有过一些机会可以、甚至应该改名，但他从来没改过。“威廉，谢谢你，”裘德说，“我很喜欢。”

“我也是，”哈罗德说，“各位，你们真是太好心了。”

他也带了一个礼物要给哈罗德和朱丽娅，但随着时间越来越晚，他觉得这个礼物似乎愈发渺小、愈发愚蠢了。几年前，哈罗德提过他和朱丽娅去欧洲度蜜月时，曾在维也纳听过一系列舒伯特早期独唱曲的表演。但哈罗德不记得他们喜欢的是哪几首，于是他自己列出一份清单，加上他喜欢的几首歌（大都是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租了个小录音间，录制了一张自己唱这些歌的光碟；因为每隔几个月，哈罗德就会要他唱给他们听，但他总是因为太害羞而没唱。如今，他感觉自已搞错了，这份礼物不仅没价值，还是一种可耻的自我夸耀。他为自己的妄自揣测感到难堪，但是也无法鼓起勇气把礼物丢掉。于是，趁每个人都站起来伸懒腰、互道晚安之时，他溜到一旁，把那张光碟，外加他分别写给朱丽娅和哈罗德的信，塞进下层书架上的两本书之间（一本破烂的《常识》和一本翻得很旧的《白噪音》）。这份礼物放在这里，可能几十年都不会有人发现。

在通常的状况下，威廉会跟杰比睡楼上的书房，只有他忍受得了杰比的鼾声，而马尔科姆则跟他睡楼下。但那天晚上，大家各自回房休息时，马尔科姆自愿跟杰比同房，好让他和威廉可以多聊聊。

“晚安啦，情人们。”杰比在楼梯上往下喊。

他们准备上床睡觉时，威廉告诉他更多拍片现场的趣事：女主角很会出汗，每拍两个镜头整张脸就要补粉；演恶魔的男主角总是想巴结摄影和灯光设备等器材组人员，买啤酒请他们喝，还邀他们一起打美式橄榄球，但有回他想不起台词，就乱发了一顿脾气；那个演女主角儿子的9岁英国童星，有天走到点心桌旁找威廉，跟他说他真的不该吃那些苏打饼干，因为都是没有营养的热量，难道他不怕发胖吗？威廉说了一件又一件，他洗脸刷牙时边听边笑。

可是等关灯以后，他们躺在黑暗里，他睡床上，威廉睡沙发（他本来想让威廉睡床，两人还争执了一番），威廉轻声说：“公寓里真他妈的干净得要命。”

“我知道，”他皱了一下脸，“对不起。”

“不必对不起，”威廉说，“但裘德——状况真有那么糟吗？”

此时他明白，安迪的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威廉，至少是一部分。他决定诚实回答。“的确不太好。”他承认，然后，他不希望威廉觉得内疚，便说，“不过也没那么恐怖啦。”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真希望当时陪着你。”威廉说。

“你是陪着我啊，”他跟他保证，“威廉——我想念你。”

威廉很小声地说：“我也想念你。”

“谢谢你赶回来。”他说。

“我当然要赶回来，小裘。”威廉在房间那头说，“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

他没说话，细细体会这个保证，决心牢牢记住，这样日后最需要的时刻他就可以想起来。“你觉得这事情进行得还好吧？”他问。

“那还用问？”威廉说，他听得出他坐起身来，“你没看到哈罗德的脸吗？他看起来像是得知绿党候选人首次当选总统，外加宪法第二修正案被删除，外加红袜队拿到总冠军，全都发生在同一天。”

他笑了：“你真这么觉得？”

“我非常肯定。裘德，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他爱你。”

他对着黑暗微笑。他想听威廉一次又一次说着这样的话，不断地保证与确认，但他知道这样的愿望太自我耽溺了，于是改变了话题，两人聊起了一些琐碎小事，直到威廉睡着，接着是他。

一个星期后，他的晕眩感转变成了一种满足的宁静。过去一周，他每晚都一觉到天亮，梦到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有关工作的蠢梦，关于朋友的可笑荒唐梦。自从他学会割自己，这是将近二十年来，他头一次整整一个星期没在半夜醒来，头一次觉得他不需要刮胡刀片，于是他有勇气这么想：或许他痊愈了，或许他一直需要的就是这个；现在发生了，他就好转了。他觉得很棒，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完整、健康又冷静。他是某人的儿子，有时这件事太难以抗拒了，他想象这件事是有形的，会显现出来，仿佛有金黄发亮的东西写在他的胸膛上。

他回到了他们的公寓，威廉跟他在一起。他带回来的第二尊圣裘德像放在厨房里，但这个圣裘德比较大，是中空的瓷制塑像，后脑勺有一道窄窄的开口。他们每天回家都会把零钱塞进去；他们决定，等到满了，就要去买一瓶很好的葡萄酒来喝，然后再从头开始存。

此时他还不知道，接下来几年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测试哈罗德对他宣称的种种关爱，会不惜拼上性命去考验他的种种承诺，看这些承诺有多么坚定。他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反正他就是会，因为一部分的他永远不会相信哈罗德和朱丽娅；就算他很想相信他们，而且觉得自己相信，但他就是不会，他永远认为他们最终会厌倦他，有一天会后悔收养他。所以他会挑战他们，因为当他们的关系无可避免地终止时，他就可以回顾过去，确定是自己造成的，不仅如此，连造成的确切事件都清楚。这样他永远不必好奇或担心他做错了什么，或是该如何做得更好。不过那是未来的事情了，眼前，他的幸福完美无瑕。

从波士顿回来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如常去菲利克斯家当家教，贝克先生请他提早几分钟来。他们短暂谈了一下，然后他去音乐室，菲利克斯正在里头等他，一边叮咚弹着琴键。

“菲利克斯，”他说，此时他们刚上完钢琴课和拉丁语，要休息一下再学德语和数学，“你父亲跟我说，你明年要离家去住校了。”

“是啊，”菲利克斯说，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九月。我爸以前也读那个学校。”

“我听说了。”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菲利克斯耸耸肩：“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爸说你今年春夏会帮我补课，让我赶上进度。”

“没错。”他保证，“我会帮你准备得很好，吓得他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菲利克斯还是垂着头，但他看到他的脸颊上方微微鼓起，知道他笑了，只是微微地笑。

他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说了接下来的话：是他希望的移情作用，或者只是在炫耀、刻意地宣告他人生过去一个月来所经历的难以置信并且奇妙的转折。“菲利克斯，你知道，”他说，“我以前也没有朋友，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直到我比你大好几岁的时候。”他看不到菲利克斯，但可以感觉到他警觉起来，而且在认真听，“当时我也一直想交朋友，”他继续说着，而且说得很慢，因为他想确保他正确传达了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一直很好奇自己会不会找到朋友，会怎么找到、什么时候找到。”他的食指抚过深色的胡桃木桌面，往上划过菲利克斯数学课本的书脊，再往下停在装了冷水的玻璃杯上，“然后我去上大学，碰到一些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决定当我的朋友，而且他们教了我所有的事——真的，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到今天还是如此。

“你现在不会了解我的意思，但有一天你会懂的。我想友谊的唯一诀窍，就是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不是更聪明、更酷的人，而是更善良、更慷慨，也更宽容的人——然后为他们能教你的一切而感激他们。当他们建议你做一些事情，无论是坏是好，都要认真听，同时要信任他们。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棒的。”

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听着节拍器的滴答声；这个节拍器有点毛病，有时关掉后，还是会随时动起来。“菲利克斯，你会交到朋友的。”最后他终于又开口，“你会的。你不必太努力去寻找，不像日后要维系那么努力。不过我跟你保证，这是值得付出的努力。比很多其他事都更值得努力，比方拉丁语。”此时菲利克斯抬头看着他，露出微笑，他也对他笑。“好吗？”他问他。

“好。”菲利克斯说，还在微笑。

“那接下来你要先学什么，德语还是数学？”

“数学。”菲利克斯说。

“选得好。”他说，然后把菲利克斯的数学课本拉过来，“看上回教到哪里，我们接着上吧。”于是菲利克斯翻到那一页，他们开始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