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之国家，最恶报馆，此不独中国惟然，而中国尤甚者也。
——梁启超
一、低下的报人：古典“报刊”从业者
当《清议报》出版到一百期，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感叹道：“罗马并非一日而成，不过发达之迟缓而无力，独未有中国之报馆者。”[1]梁氏对中国报刊迟迟不能走出古代的窠臼，早有体察。在主笔《时务报》时，这位日后中国的舆论巨子抱怨说：“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2]
在古典思想中寻找西方舶来“技器”的中国渊源或“对应物”，为近代中国流行的一种思维，其中既有面对突然而至的“西方”所流露的自信、自卑交裹情绪，也隐含着为各种变革寻找本土正当性资源的意图。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报刊”远非梁启超所谓的几百年前，胡适在论及《吕氏春秋》所载邓析这位古代“思想界的革命家”时，已经将“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解读为“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3]。实际上“县书”（悬书），即“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与《史记晋世家》等中所载的“悬书宫门”差不多，由于交通枢纽处往来者众多，因此“悬书以示人，故周、秦一时风会也”[4]。这种布告可视为古代中国的一种法令公布方式，对围观百姓而言，则有着教化和命令目的。此后出现的“邸报”，亦是中央集权后行政体系扩展下的产物，这种所谓“报纸”，受众范围更小，功能不过是政权内部的信息传达。
中国古典词汇如“采访”或“新闻”[5]，内涵与现代报刊大有差异，区别最大的一点即在于前者多围绕官方展开。古代“采访”指的是采集寻访各类轶事，或用作文学素材，或提供官府考量。例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可视为官员通过民间采集谣谚以了解民情的手段。清代一些地方政府中还有采访局之设，其“职能就是探访、考察民间节妇烈妇一类事迹，汇集至官府以供宣扬表彰”[6]。至于“新闻”，也多源自官方消息的“泄露”，带有相当的猎奇性。[7]
现代报刊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的信息交流媒介，一种非官方社会表达系统，所呈现的是差异和多元事实与观念，而非官方的权威、垄断式真理。以邸报为代表的所谓古代“报刊”，不仅封闭，且消息[8]皆以官方为来源和归依。传统政权为了维护神权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包括日食、地震等异常天象、灾异甚至蝗虫的消息都被禁止在民间传播，如宋神宗之前曾规定蝗灾，须“俟其扑除尽净，方许以闻”。
邸报之谓，只是对官报的一种统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官报名称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名确信在唐代已经出现。[9]著名的敦煌《进奏院状》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报纸。[10]时至宋代，城市商业和印刷技术提升，各种貌似“报刊”的印刷物被更多地提及，名称芜杂，如邸状、邸吏状、朝报、塘报、驿报、邸抄，以及京报、京抄、杂报、条报、报状、宫门抄、辕门抄、谕折汇存等，不过多以官方流通为主，内容可视为传统行政信息的传达。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富有活力的宋代，邸报之外的民间“报刊”开始出现，南宋已出现“小报”一词[11]，从事者开始为接近信息源和驿运之便的“邸吏”或其他低级文吏，目的一是传递给关系密切的官员，二是试图从中发掘商业机会，由此，民间书肆等印刷产业者也参与其中。此后的明代，报房和抄报行甚至已初具“行业面貌”，主要集中在北京，到明末，北京之外的大城市也有报房出现。清代，民间报房更是集中于北京，他们均自谓“京报”。据估计，北京此类“报刊”每期共发行约一万份。[12]
不过从诞生起，无论是宋代的小报，还是明清的小本、小钞、报条，民间报刊多被政府视为浮言惑众的非法之物。早至南宋，官方已多次禁止“小报”，并出现了“定本”这样的预先审查制度，即只能发行官方审定后的邸报样本，不能超过范围。明末规定，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13]清初甚至一度禁止普通百姓阅读邸报，小抄、小报在乾隆年间也曾遭禁，并发生了新闻史上几次著名的处罚事件：如雍正四年，传报雍正游园细节不实，何遇恩、邵南山被处决；雍正五年，四川按察使程如丝在奉旨被处斩的前五天，因得见“小抄”而提前自缢。应该说，对信息的控制并非中国独有，而为前现代社会所常见，不过中国尤为突出而已。清代，这种控制由于统治者“异族”身份的不安而进一步强化。
邸报无疑可视为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或政治权力功能的延伸，传播特点在于垂直、纵向，且相对封闭。虽有民间人士喜欢抄录邸报内容做成各种名目的小报，后者也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而更像秘密复制的地下小册子。这种“办报”颇似一种政治偷窥，以满足体制外人士的猎奇心理。由于此前邸报或京报阅读范围主要局限在中上层官员，这种“阅读”无疑充满了神秘感。因为主要围绕邸报等官方信息进行摘抄甚至演绎、编造，民间小报喜欢自称为邸报或京报[14]，也不无道理，这些所谓民间“报纸”的出版，操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身的采访和独立言论。
不能不说中国早期“报刊”从业者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其传统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带有非法色彩的商贩形象，而非“立言”者。南宋，对小报的打击即有“坐获不资之利”之说，明代这一行业虽一度得以公开化，但却以沿街叫卖人的形象示人。戈公振称，传统贩卖朝报或民间小报者多为“塘驿杂役之专业”，他们“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15]。可以说，上述形象成为西方报刊入华前中国社会对报馆从业者的刻板印象。清代的京报虽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只是强化或提升了商业面貌，如北京的多家报房，冠以商业名号诸如聚兴、同顺、同文、兴业，集中于正阳门大街以西的一些胡同里，从业者多为山东人士。直到上海等开埠城市报纸兴起后的较长时间里，办报仍被视为一种不体面的谋生活动。报人作为“送报人”的底层商贩形象，难以抹去。
晚清《东方杂志》对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产生现代报刊，从政治体制上给予如下解释：“中国自古以专制立国者也，士子以闭关自治为宗旨，执政以束缚言论为目的，上下之情惟恐其不壅隔，中外之事惟惧其相过问，斯时固不须有报亦不知所谓报”[16]，可谓切中肯綮。事实上，直到庚子事变之前，新式报刊的油墨味虽已在上海的街弄四处飘荡，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仍几乎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报刊。彼时的社会环境，“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17]。汪康年创办著名的《中外日报》虽已在更晚的时候，也不由感叹“吾中国人之视报务，素不若西人之重”[18]。报人地位的卑下使得新闻业很长时间被视为“莠民贱业”，以至于戊戌政变后慈禧1898年8月24日所下的谕旨中，还习惯性地称报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虽为污蔑之词，也可见报业与落魄、生活无奈紧密联系的陈腐观念，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用梁启超的观察来说，报人在外界眼里，“形同无赖”，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被看作“固无正当之主意也。旨趣既浅，力亦薄弱”[19]。
二、模糊身份：“流动”的群体
有清一代，定期出版物均可称报刊。报人这一称谓伴随近代报刊而来，广义而言，似乎所有报刊从业者都可称之为报人。不过，即使这种较为宽泛的界定，一般也并不包括报业中的体力工作者和不具备主创能力的普通劳动者，如印刷、劳务。报人从事的岗位得到默认的主要为主笔、编辑、撰述或主持报馆的经理、发行人等。[20]
报人的称谓成为投身报业者的代称，一直延伸至民国时期。这一带有职业色彩的称呼，由于跨度宽泛，却成为今天人们描述近代报刊从业者的一个障碍而非便利。它所塑造的形象如此多义而变化，以至于人们可以从花边娱乐小报编辑一直到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皆可混而统称为报人。
对上述现象的理解，需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近代中国新闻业初始，受众和从业者的媒介素养，远非今人所想象。彼时多数人士对新式报刊的想象既带有古代“报刊”（邸报）的比附，也寄托着“清议”“公论”等古典正义的希冀，而并非将其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了解现代意义上报刊所具备的独特功能，及其与政府、社会互相作用的利害所在。早期报人对报纸能干点什么相当迷茫，正所谓“社会不知报章为何物，报人亦藉之发抒郁抑无聊之意兴，茫昧于报纸之职责”[21]。报人对报刊的理解更多的只能来自实践中的缓慢体悟。不过，和所有世界上的大众媒体发展所经历的一样，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其巨大的魔力，正是这种影响力或“新势力”，吸引了大量新旧知识人投身其中。
作为一种身份或职业概念，报人在民国之前尚处于熔铸过程中，直到晚清的最后几年里，才与一种职业的社会形象联系起来，且这种联系仍相当宽泛。职业报人的固化及这一社会角色的确认，虽从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经开始，比如各种以“界”命名的“社会辨认”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中不断出现，如1910年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业社团——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它有着较为完善的章程，1913年出版的《中国新术语》，在“界”一栏下，收有“报界”[22]，但直到进入民国后，报人的“角色”形象仍经常显得模糊。
丰富而多义的报人形象是一种历史现实，那些将报人的定义窄化为一个固定于报馆的职业描述，虽然相对清晰，却无视晚清报业及其从业者真实而丰富的生态，也无疑将一批真正建构舆论、富有影响力的报刊参与者排除了出去；与此同时，报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及同一时期，因从事报刊性质和所展开的言论不同，地位、影响力和社会评价往往大相径庭，将报人视为一个随意组合而不加以区分的混沌群体，显然难以透视这一角色，并由此得观近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因之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由于本书旨在从此视角考察报人的兴起和转变，因此所指涉的报人主要是那些参与新兴政论或综合严肃报刊，通过报刊言论、报道介入社会公众生活，进行舆论建构的人士。上述报刊不以煽情、轰动效应为主要诉求。晚清中国尚存在很多娱乐、言情小报，此类报刊对社会公共利益较少关切，对政治保持较远距离，甚至不涉政治，这种出版物实质上更加接近古典口味印刷品，只是在出版周期、版面形式等方面使用近代报刊模式。“小报”日后虽有发展并出现所谓关注社会的“大报化”之变，不过那是民国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晚清投身“小报”的从业者，明显带有更多传统情趣，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是一种文学型报刊文人，后者更多显示了旧式文人的个人偏好，也基本不涉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
欧洲的近代报刊，以哈贝马斯看来，经历了如下历程：第一个阶段，萌芽时期的“私人通信”，此阶段生成的形式是小型手抄行业；此后的第二个阶段转为思想传播（18世纪出现了一批学术、道德和政治刊物），“政治因素”此时占据主导，在这个所谓“个人新闻写作阶段”，说教和政治动机明显，令报刊成为“政治舆论交锋的阵地”；之后的第三个阶段受到广告业刺激，报刊“抛弃了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23]。比较之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业，从晚清到民国，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过“政治写作”更加突出且持续长久。中国知识精英几乎从一开始就对政治论说更有兴趣或心理需求，他们借助报刊论政，乃至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的起点，从维新运动开始几成必经之路。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之后，本土报刊的特色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而不是社会信息交流平台。自晚清始，中国报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著名与否不在于新闻信息的多寡，而在政论倾向和水平，这一点和西方国家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24]
晚清报刊突出的特征是知识媒介和大众传媒的双重面貌，启蒙和导入新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虽然此时有相当数量的娱乐报刊存在，但新闻报道和政治性报刊在家国危亡之际获得了巨大激发，报刊和报人的影响力、社会地位多由此决定。对近代中国而言，严肃报纸既包括那些与消遣小报区别的政论报刊，如维新派报刊《时务报》《国闻报》等，以及后期的立宪派报刊；也包括那些具有相当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综合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等。后者虽呈现商业报刊面相，但具有较好的职业操作标准，政治报道和言论亦是其主要内容，有着相当的公共关切和社会责任意识，富有成效的讨论在这些报刊得以展开，成为影响晚清政治的重要舆论势力。报人凭借上述平台展开了有效的政治参与，无论是日常讨论还是针对重大时政事件的批评，皆有挥之不去的浓重“政治”色彩。从现代媒体的公共性、舆论监督角色等方面看，上述报人与日后的现代媒体人更加接近。人们承认，晚清存在一个可被体察并影响政治进程的“报界”或者说“舆论界”，其中所涉指的人群，基本上正是这部分报人。
与其他历史时期比，晚清报人的“身份”感之所以难以锚定，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流动和“兼职”色彩。此时报刊职业化路径尚未完成，报刊参与者在多数时候更习惯于阶段性投身其中，进入、退出的随意性很大。从官员到改革派知识精英、士兵到职业革命家，都卷入了程度不同的办报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景象。这些人并非皆在本书研究范围内，却充分显示了这一身份的丰富与模糊。由于此时这个群体没有固化为一个阶层，而只是新兴知识精英的一个新的社会角色呈现。因此可以将晚清报人描述为一个非职业化的流动群体。
与日后职业新闻记者、编辑不同，此时的报人如同所处的时代，充满了过渡色彩，他们兼具传统士儒与新闻人的特点，对国家的危机感显然比后世的机构媒体人更为强烈，而在媒介素养、采编规范诸方面距离专业媒体人甚远。实质上，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谓一种特殊的转型文人，依托报刊阐发言论并有政治诉求。他们可视为传统士人于近代转型中，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报刊这一新兴媒介的借用。总体上报刊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工具手段，其价值根据时局和自身的生活、思想的变化不断演变，并由此不断选择进入和暂时退出这一领域。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报刊这一媒介的角色和功能理解，日益加深，投入其中的人群在规模、社会地位等方面，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由此，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媒体精英”，得以在晚清初具雏形。
三、新社会力量与近代社会需求
（一）新身份集团
报人群体的诞生，可视为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一种路径。这一角色的形成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演进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也涉及传统公共精神的早期转型，这段历史发生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背景之下。近代报人通过报刊公开表达的言论，已日益褪去传统清谈或劝谏面貌，而更像波科克意义上的“政治论说”，即“在一定的历史情景中，通过一些在他的历史条件下可获得的交流手段进行演说、写作等活动（并发表其作品）”[25]。
将报人“身份”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裂变之下，不难发现这一新身份的出现，有切实的社会“需求”。传统社会简单的政治共同体对政治体制并无多少要求，而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和社会力量的大量释放，则需依赖更加先进的政治体系加以整合与维系，这对政治运转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既有传统政治的自我调整，更需建立新的制度或引入整合性社会力量。按照亨廷顿的界定，“社会力量就是民族、宗教、地域或社会身份的集团”，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上各种社会力量猛增并多样化，除亲缘、种族以及宗教集团之外，又出现了职业、阶级和技能集团”[26]。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报人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新兴群体。
晚清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走向瓦解，大众社会虽未来临，但人们逐步从国家和传统家族生活中释放出来，分散为诸多团体、个体。这是启蒙所致的个人意识开启，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因为“社会的结构分化是现代社会演化的重要标志，亦是现代性社会实在的基本结构，它表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27]。大众媒体在此转变之中开始成为社会整合的新容器。社会的崛起令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浮出水面，不同于传统士人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以科举为制度手段、以儒家义理的接受为前提的传统精英生成机制已经式微和瓦解，传统士人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治理的衰败，亦导致传统知识指导社会的功用持续衰减，特别是科举制度的瓦解，儒家精英文化的社会化、制度化基础逐步丧失，从此，传统精英文化分散、变异为体制外的多元意识形态，呈现竞争之势，不得不致力于寻找各种新的制度化路径。新兴报刊作为一种开放性很强的新场域，进入其中既是为数不多的现实选择，也可视为知识人在“社会”崛起后试图重新获取新影响力的努力。直到民国大学兴起之前，报界一直是新知识精英重要的栖身之地。
此时的报人，借助西方现代政治和报刊思想，事实上构建着自己的新精英身份，并借此致力于国家救亡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总体而言，媒体精英（详见第三章）作为一种现代大众型精英，与古典的世袭、身份精英比较，其生成方式以及与政府、民众的互动均大异其趣。当然，报人作为新的“报馆大人”出现，乃是一个阶段性历史景观。
与个人间非正式意见交流相比，报刊是一种正式而带有公共色彩的意见交换系统，这种系统因为定期固定出版和产品的技术化（统一印刷品）而带有“制度化”的面貌或暗示。一个面向不特定人群且带有平等色彩的大型意见表达和交换系统，此为传统中国所无，它既带有西式现代出版的形式，又隐含着本土古典政治上下沟通的理想，从而迅速吸引了新旧知识精英的进入。作为戊戌变法的举措之一，官方一度开放言论，以至于出现“野人渔民”上书二尺长条而光绪“不加谴责”的事情。[28]现代报刊和报人，无疑可视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与沟通手段，也是中国由古典转入近代的一种新的准制度性力量，适应了晚清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参与爆发。事实上，从魏源开始，报刊作为西方的一种新式出版，已被描述为百姓政治参与：“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29]。作为新的表达和传播渠道，现代报刊区别于传统书籍的重要特征就是群体表达的面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30]。
与那些体制内建言、清议不同，这种报刊上的言论，由于其媒体属性而势必逐渐转向社会，诉诸大众。因此伴随官方政治的衰败和改良诉求的难以满足，报刊言论与官方日渐疏离，由此而激发相应的社会后果，影响革命的爆发。当然，其中亦可见“近代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为文化革命所指导”[31]。
（二）新式公共知识人
从知识社会学考察，报人的兴起可解释为体制内文人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变的一种路径。所谓“公共”，包括几个重要含义，即“面向公众发言”（to）、“为公众思考”（for）、涉及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about）。“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法式”[32]。就传统士儒来说，涉及公共事务当无问题，他们身上从不缺乏为民思考、传递民意的道统，传统公共性的难题恰是如何解决“面向公众”的渠道和技术手段，近代报刊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这一难题。
把目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历史，余英时认为自明代开始，格局已大异于宋，“得君行道”在朝堂政治的压制和挫折，令士大夫不得不转向下行路线，所谓“觉民行道”[33]。然而此态势并没有得以延展，传统上下格局的“倒转”在近代之前很难实现，因为普通民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得以确立。如徐复观所言，靠统治者道德自觉，即使有圣君贤相，“社会上缺乏迎接呼应承担的力量”，这样“政治上的发动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会”[34]。直到晚清，知识精英才得以真正对接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资源。
民主观念无论是西来者还是传统思想的激发，推进的趋势都是民众势力的增强，民众意见日益成为个人理性的新向导，并实质性进入权力结构之中。虽说晚清中国鼓吹庶民胜利的时代尚未到来，但已无可逆转地转向。在此过程中，传统士人的社会角色和心理无疑大受冲击，为之改变。新思想充盈头脑的新式知识人开始尖锐地掊击旧政治秩序，同时积极向社会传播新的观念意识。“旧式士类的这种变迁，不仅是职业的变化，而且是利益与感情的变化，‘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35]
经由报刊的公共书写和传播，新身份满足了早期报人沟通上下、为民代言、伸张民权等角色想象，其中的思想资源可谓芜杂。不过，他们新政治参与机会本来不多，报刊是能够利用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36]。
就传统渊源而言，这种“宣传”路径却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其来有自。“中国历史上精英分子以宣传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来启发民智或改造人民思想，在社会史与思想史两方面都有其背景”，包括从《皇朝经世文编》开始[37]，已“使知识分子培养出一种透过图书出版而影响他人的习惯”，这使得他们“在新媒体，如报纸、期刊出现之后，很快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而投入新兴的宣传事业”[38]。甲午之役，举国震惊，一批高级士人开始投入报刊，这些人的重要特点是身负进士、举人功名，在传统政治失灵而合法政治参与渠道逼仄的无奈现实下，他们深入开掘报纸价值、功能。尤其在梁启超的言论风行之后，更多的留学生等新知识人积极加入报人行列。
金耀基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从事于创发、诠释、传播及适用具有一般重要性的观念的人”[39]。比较起来，现代公众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众活动，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则是价值和道德优先，而无专业技能，有的只是对典籍的习得和发挥，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以及教化民众的方式主要依赖言论，而非专业知识。据林毓生观察，19世纪90年代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初第二代知识分子虽有很多差异，但多数人都致力于一个共同课题，即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路径”，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优先于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观所引发的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将促进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40]对转型中的士人而言，报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看起来也仍可以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
此外，晚清报人流动性强，自由职业特征相当明显。这个群体如德里达所说，是一个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或类似布尔迪厄描述现代知识分子所言的那种松散的共同体，所谓“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放的圆”。自由职业为知识分子现代特征之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世界范围看，媒体均为早期现代知识分子重要栖身之所。中国早期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为后代树立了榜样”[41]。
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缔造了两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公共领域与民族国家。两者的兴起正需要一个想象的过程，所依赖的媒介主要包括小说和报纸，无论“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还是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42]。如哈贝马斯所言，报刊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43]。
（三）空间转移：都市的机会与挑战
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换，不仅关乎思想，还有生存与行动空间的切实变迁，传统中国人在生活中难于逃脱各种地缘、血缘关系之外，历史和家族是其生存和自我认同的经纬。传统士绅的“学统”活动（私塾、书院）在乡村为中心的熟人社会中展开，出仕者则无论官职高低，亦需叶落归根。在这片土地上，乡村是实际的生活重心，对传统知识精英来说，自己的权力感和社会网络，其根据也在农村。
虽然早至宋代，手工业生产、商品交换已较发达，明代起江南的商业城市也开始崛起，但中国难以出现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那种城市共和国，难以发育与国家相抗衡的市民社会，传统中国的城市为君主政治附庸而非对抗体，虽在少量南方城市出现过士绅自治实践，但城市民间空间总体狭小。文艺复兴后威尼斯等西方城市商业的演化无法同期在中国上演。
不过“都市”的崛起在中国早期传媒业的勃发中也扮演了关键因素，虽然这一时间已较西方大为推迟。近代社会动荡，特别是太平军席卷江南之后，大量乡绅进入城市，面向西方的条约开放城市和租界的出现，使得城市开始凝为新的社会重心，并催生新的市民群体，虽然这一过程是缓慢且有一定的“管理”面貌[44]，但西方“先进”文化的导入和现代生活的便利，对传统精英产生了强大吸附力，令文化产生和社会关系的重心从乡村向城市快速转移。中国城市逐步脱离传统防守封闭型的政治军事堡垒，日趋成为综合复杂的“都市”。这种都市化无疑是西方化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基础在此被消减，文化精英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改宗科技与城市文化”[45]。这里不仅有各种新消费和新生活方式，也伴生了不同的新式职业和社会交往，它们均被贴上先进和文明的标签，从而拥有新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后，中国城市一直保持着对乡村的心理优势，城市人也获取了更多的实际利益。
“城市是一种由小环境组织起来的结构，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更愿意彼此分离。”[46]从空间（space）与地点（locale）相分离来理解现代性，吉登斯认为和社会生活受“在场”支配的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性孕育了“缺场”的各种要素，这令“空间从地点分离”，而“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47]。他将之称为“脱域”，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其中包括两种机制：一种被称为“象征标志”的产生，另外一种为“专家系统”的建立。前者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48]。应该说，都市生活的崛起塑造了远离自然和生活现场的人群，他们更依赖媒介所揭示的间接生活和其中的价值暗示。大众媒体制造出的虚幻世界，某种意义上正是为生活在这类环境中的人们而设。晚清新旧知识人不断进入城市，虽然新的都市如上海，通过行会、同乡会等方式，事实上也移植了大量传统乡土关系甚至有以同乡关系为特征的“国中之国”[49]，保持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半熟人社会”面貌，但这多集中于中低层民众特别是诸如手工业、装卸工等体力劳动群体。对于知识精英而言，都市里虽然也存在同乡团体，但更重要的机会和挑战却是非乡村的，包括新的社群和新的文化生产方式，特别是其中涌现的新社团和新闻、出版机构，后者开始时为西方人所操办。进入近代化都市的知识人，得以首次面对和进入“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50]，“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51]。对很多人来说，开始时更多的是学习和适应，即使如梁启超如此聪明的人物，也须从新的自我启蒙开始，当他在上海读到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才第一次知道现代地理意义上世界各大洲的存在。
对较早一批出身于港澳或沿海通商口岸的思想家而言，正是“社会生活变化”，使得把他们生活中所见所感的东西化为歆动一时的思想言论。[52]
进入都市的知识人因此需适应新变化，重新获取、转化文化资本并获得“话语”，将自己提升为熟人社会之外的“公共人”和超越地域的“全国人”。他们新的社交网络是全国性的，所要介入的重大问题也面向全国，对那些家国责任感沉重的儒家思想承继者来说，其中一个绕不开的时代主题当然是面对中国的全面衰落，如何展开国家和社会的改良。与此同时，中国虽素有茶馆这样的传统公共空间，却缺乏市民公共讨论和批评的空间，受益于咖啡馆、沙龙的欧洲在形成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同时，公民文化也得以发育成长。中国市民阶层在晚清尚相当薄弱。传统士人在进入都市后，在朝廷之外的合法公共空间事实上并不大，选择办报和以此身份发声，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为数不多的选择。
就社会交往网络而言，“都市”意味着面对陌生人为主的生活，倘若没有新的社会网络依托，将难以生存或施展自身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比乡村知识分子更需要社会交往”[53]。新式报刊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城市社会交往。围绕新式出版，精英阶层各种资源新的整合机制得以形成。报刊不仅提供了一个纸面上的公共讨论、互动空间，在现实中报刊参与者也构成了事实上的结社，而通过投稿、来函、发行等行动，熟悉和不熟悉的知识人以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得以勾连，一些报馆如《时务报》《时报》上海的办公场所，本身已成为志同道合者聚会的物理公共空间。
由此，报刊提供了一个准制度化的社会交往，将新旧关系整合为一个新的关系网，并由此形成新的行动能力，为报人在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穿针引线提供大量机会。因此不能不说，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新式报馆，成了让传统士人眼前一亮的去处。
四、余论
长远的历史之中，中国的行政官僚体系延伸出自己的内部传播模式，这是一种政治性的传达机制，也事关集权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其中即包括被认为是古代报纸的邸报。与这种封闭传播体系的发达不同，官方之外的民间“报刊”发育缓慢，且长期处于非法之境，这使得晚清之前的印刷品从业者与现代报人的角色相去甚远，前者主要从事印刷品的贩卖，内容则翻印邸报或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毫无疑问，投入这种不无危险的行业，主要为了利润而非政治抱负。他们为报人这一角色在中国的出现，预设了一个传统印象：地位低下、行为非法。
因此对近代报人这一角色如何在中国生成、如何演变，必须放眼过去。在描述近代报人的兴起和演变之中，这种历史的底色，不可不察。后面的几章将会描述这一角色如何逐步获得正当性，他们的地位和言论诉求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在上溯糟糕的历史形象后，本章对晚清报人的身份界定给予了描述，反对将其定义窄化为一个固定在报馆的职业形象，与此同时也将那些远离政治生活的娱乐报刊从业者排除在论域之外，就文字书写旨趣和诉求而言，后者虽在娱乐功能上也面向大众，不过本质上却是一种旧式个人情趣的书写，极少或根本不涉政治参与，那种将冠以报刊之名的从业者均视为报人的界定，不仅经常意味着失效，也将导致因无视现代媒体的公共属性，使晚清的报人概念难以与此后的大众媒介对接，从而将这一人群的描述更多退缩回古典书写情境。当然，需要强调在此历史时期报人的“兼职”色彩和流动性，因此本文将他们称为“流动的群体”。这一描述避免了因流动性而无法对这一人群展开整体观察，同时也意在解释他们的另外一个重要历史特征，即将报刊作为一种工具手段。作为结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大众传媒的力量，此后不仅习惯于通过报刊塑造舆论，进行政治抗争和社会动员，部分人士还选择长期栖身，以为职业。
知识人为什么在此历史阶段热衷于投身报刊？这种变化与晚清社会变迁有着怎样的联系？虽然对此人们也可从不同方面加以回答，但这一变化无疑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报刊言论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表达”，虽继承儒家思想围绕“人民”而展开的传统正当性，但这一传统本质上立于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立场。[54]而报人凭借舆论所施发的力量，是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就其方向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动”。尽管开始时仍带有恳求式的建言色彩，不过很快就超越了这一框架。
人们注意到，近代中国的主流报刊一开始即突显了非商业的政治面貌，将政治参与置于主要诉求，虽然并非所有报纸都是如此（如娱乐小报），但报纸的影响力、动员力以及报人的社会地位，更多地由其公共论说的“政治”面貌决定。晚清几次办报高潮背后乃是时局的跌宕起伏，皆与中国几次政治改革密切相关。报刊的规模化和操作上的民间化对近代中国而言，意义非凡。在风云际会的晚清政治中，报人事实上进行着“认知解放”活动，或费拉利所认为的，革命所要首先经历的“文化思想革命阶段”[55]。
比较之下，欧洲报纸虽从贸易或哈贝马斯所言的“私人信件”中发展而来，早期也一度充当着政治批判功能，但“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56]，具有意识批判的报刊业得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转而从事商业报刊活动。中国君主制的瓦解和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得法治和公共领域较之晚清有着较大的发展，一批政治批判的报人也转向其他领域如大学、政党，政治参与的渠道表面上更加丰富，但从军阀治理直到国民党时期，中国仍处于各种威权和“训政”之下，作为政治功能的公共空间没有完成，因此尽管大众媒体进入民国时代之后日益多元化，但进行批判和抗争的报人，作为一股势力一直突出存在，从《独立评论》到《观察》，莫不如此。
注释
[1]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7页。
[2]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67页。
[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4～55页。“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当然，也有学者如廖名春，认为“县书”是互相致书。
[4] 此外《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悬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参见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第2178页）
[5] “采访”一词首见于东晋干宝讲述神怪故事的《搜神记序》。“新闻”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神龙年间（705—706年）孙处玄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一句。
[6] 李斯颐：《新闻事业发展史纲》（拟）未刊书稿。
[7] 公认最早的“新闻”与古代“报刊”发生联系的文献为南宋赵升的《朝野类要》，称“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梦，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8] “消息”一词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以后仅《三国志》一书中，就有20多次使用“消息”，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9] 唐德宗时期，一位看了邸报的访客夜间告知韩翃后者被任命的消息：“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参见《全唐诗话》卷十三）
[10] 876年和887年（唐僖宗），由驻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南公和张义则分别发回沙州的敦煌《进奏院状》。唐设节度使后，各节度使在京城设邸，由派驻的进奏官负责，后者向各地报送信息的媒介用进奏院状、进奏院状报、报状、上都留后状等称呼。
[11] 周麟之：《海陵集·论禁小报》：“比年来事之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辈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海陵集·论禁小报》，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页）小报利用各州府设在京城的进奏院这一传报系统，将“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下》）
[12]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4页。
[13]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9页。
[14] 从同治年间起，京报普遍有了封面和固定的报头，都叫作“京报”，竖式开本，每日一期，活字或雕版印刷，每期数页至十数页。通常各家封面右上角和左下角用红色分别钤印“京报”和“某某报房”字样，内容主要是宫门钞、上谕和章奏。
[1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16] 《论政府拟设检报局》，《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期。
[17]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18] 《读上谕催办官报局恭注》（《中外日报》），《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5页。
[19]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67页。
[20] 经理等此时与作为采访与撰写者的报人，尚没有日后的严格区分和专业化，而经常同时兼有撰述与经营角色，比如《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是该报言论刊发数量仅次于梁启超的主要作者之一。
[21]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6页。
[22]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3]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19～221页。
[24] 参见李斯颐：《新闻事业发展史纲》（拟）未刊书稿。
[25] 波科克称，如果要把政治思想真正当作历史学对象，那么我们必须把它定义为“政治论说”。把政治思想看成政治论说就是要把它看成一种体现于政治作品中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思想意识，虽然它仍被包括在内），把政治思想家看成历史演员或历史活动家。（参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约翰·波科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2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页。
[27] 〔美〕亚历山大：《分化理论：问题及其前景》，《国外社会学》，1992年第1期，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65页。
[28]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201页。
[29] 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上》，《海国图志》卷五十一，岳麓书社，1998年，第1421页。
[30]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
[31] 《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32] 参见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10页。
[33] 参见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0页。
[34]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35]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3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06页。
[37] 从1826年开始到《民国经世文编》，达二三十种。
[38]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46页。
[39]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言心出版社，1977年，第56页。
[40] 林毓生认为，这个观念更多的是受到传统一元论和唯智论影响，而非西方思想，社会政治条件对这种理念的形成也非决定性。儒家经典如孟子的“心”等后世被朱熹等解释为“心智”，强调心的职能——道德功能是中国两个主要理学派的共同出发点，不过如何发挥心功能的渠道方面，朱熹强调通过格物，即心通过对外部事务的审查，而王阳明则是通过自己心的思考。（参见〔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46页）
[41]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40页。
[42] 《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1～273页。
[43]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0页。
[44] 如中国早期城市的公共空间更具有管理的特征，即城市绅商作为官方助手或参与者，进行治安、消防等治理，虽然具有相当的自治色彩，不过作为自由和抗争的独立公共空间却很难出现。投入城市实业界的绅商多少与官方勾连，难以独立发出批判声音。
[45] 许倬云：《说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
[46]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菎、许荣译：《权利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3页。
[47] 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对多数人和多数情况下，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17页）
[48] “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系中脱离出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第19页）
[49]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地人涌入上海，构成工人低层。早期移民多为农村移民。他们只能求助同乡，消除城市陌生感，因此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一个“国中之国”（同乡关系为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认为，农村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城市中，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现代的，封建特征在大机器的运转下消失。不过中国早期城市却与乡村有着相当的勾连，典型如上海，是个资本、农村文化混杂的城市，那些源自农村的传统不仅作为古风遗韵存在，而且成为工人生活的主要组织功能。原籍和职业之间产生了某种奇妙关系，这里形成了南方（江南）占据着稳定、高报酬职业。苏北人等则仅够糊口度日，职业多为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和纺纱工人，行会的垄断和保护巩固了这种关系，如宁波木匠“鲁班殿”、印刷公所菊社（白铁工人）。在江南制造总局，白铁一般为无锡人，其锅炉车间的学徒工，不仅要是无锡人，还必须是无锡锅炉工的亲生儿子。（参见〔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至第三章）
[50]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1]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3页。
[52]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2003年第14卷第4期。
[53]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4] “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6页）
[55] 费拉利认为的四个阶段分别为文化思想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由政治革命的过激所激发的反革命阶段以及由温和革命分子最后完成革命的阶段。（转引自《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237～238页）
[56]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