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
德国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散文集《易经》（本书译为《变易之书》，以区别于中国传统《易经》），我国知道的人未必很多，它在世界布莱希特研究界却是大名鼎鼎。布莱希特的《易经》形式类似阿拉伯世界的“朱哈的故事”，更像中国《墨子》“耕柱”篇里的语录式散文。该散文集为何称“易经”？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讨论清楚的问题。
布莱希特《易经》命名之谜
20世纪20年代，布莱希特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阅读过大量中国古代哲学的德文译本，其中包括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并解释的《易经》。学者们在布莱希特流亡时期的文字档案中，发现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易经”二字。这是人们见到的他第一次关于“易经”的记载，估计是1934年他流亡丹麦之初写的。1939年5月25日，他在《工作日记》中第一次提到《易经》这个书名。布莱希特自流亡之初，便开始了一系列语录式散文写作，并统一命名为《易经》。
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不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很难真正理解布莱希特的作品。布莱希特的散文集《易经》开始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人们试图从它入手，进一步探讨布莱希特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布莱希特文集时，出版家把书名改为《墨子/易经》，这一改动给人们的判断带来麻烦。凭着良好的汉学知识，曾经对布莱希特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这个课题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韩国学者，时至今日也未见对布莱希特的《易经》与中国《易经》的关系发表看法。
以墨子学说表达马克思主义分析
德国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布莱希特的《易经》与中国《易经》没有关系。布莱希特所用的“易”这个概念，其含义不同于中国《易经》的“易”。他的目的在于创作一部以墨子学说为依据的“行为学手册”。他只是借用《易经》这个书名，表达他对墨子学说的研究心得；并进一步在墨子这件“外衣”掩盖下，表达他对当前重要政治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种说法最初见于出版者为布莱希特《易经》写的后记。基于这种判断，出版者将书名改为《墨子/易经》，突出散文与墨子思想的密切关系。这个判断的重要依据是，书中多数散文的主人公都被命名为“墨子”。
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书中有部分散文还涉及其他中国哲学家的思想。我国学者卫茂平教授曾指出，散文中还提到比如孔子、庄子、列子、老子等人的思想。何况散文中的主人公也并非都称墨子，还有不少以中国姓氏命名的人，如卡梅（马克思）、艾福（恩格斯）、米恩列（列宁）、倪恩（斯大林）、徐叶（黑格尔）、费胡旺（孚西特万格）、金叶（布莱希特）、胡易（希特勒）等。
受列宁辩证思维之启发
主张第二种说法的人，首先应注意到布莱希特对“易”这个概念的翻译不同于卫礼贤。布莱希特用德语单词“Wendung”代替卫礼贤的“Wandlung”。这些学者注意到，布莱希特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同时，阅读过列宁在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论文。他认为，列宁关于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思维的智慧和胆识。在他看来，两种译法虽然都有“变易”的意思，但“Wendung”的释义更侧重于“转变”、“转化”，更突出事务变易的渐进性、阶段性，更能反映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事实上，布莱希特的《易经》散文里，有一篇标题为《米恩列关于登高山的比喻》的短文，它就是从列宁当年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评论家的短评》中摘引来的。
“计谋”实为“春秋笔法”
第三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有相同之处，它首先关注的也是布莱希特翻译“易”的概念。不过其论据是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德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即革命者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公开斗争，转变为法西斯时代的隐蔽斗争。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革命者为了避免损失，保存实力，必须转变斗争方式。这种转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这种主张认为，布莱希特用“Wendung”代替“Wandlung”，正是受了革命斗争方式转变的启发。这种说法的有力证据，是布莱希特流亡国外之初，写过一篇题为《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的文章，号召并动员德国知识分子转变斗争方式，运用计谋与法西斯势力进行周旋。“计谋”（List）在德文里是个贬义词，释义为“狡诈”、“狡猾”。布莱希特根据《孙子兵法》，把它改造成一个褒义词。他说的“计谋”，实际上指的是孔子的“春秋笔法”，即寓褒贬于一字之差，迷惑敌人耳目，揭露敌人的真相，使真理得以在世人面前广泛传播。
“历史观念”解读欧洲时事
我认为，布莱希特之所以用“Wendung”代替“Wandlung”，是为了表达他对“易”这个概念更精确的理解。《易经》不是一般地讲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它从时间观念入手探索天地人盛衰沉浮、生长收藏的规律。用西方现代哲学概念来说，《易经》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描述，还具有“异时性”的特点，或称“历史观念”，即随着时间的变化，事物的存在状态也发生变化。根据事物发展“异时性”的特点，人们考察事物，不仅要有“变易、变化”（Wandlung）的观念，还必须有“转变、转化”（Wendung）的观念，这样才能精确理解事物从彼一时到此一时的变化过程。
布莱希特被《易经》所蕴含的辩证法深深吸引，在流亡途中一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一边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笔法，陆续写下自己对欧洲重大政治事件和哲学问题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思考和分析，从而明确自己的行为指南。书中几乎每一篇散文，都洋溢着中国式的辩证法智慧。不过书中正文无一处直接用“辩证法”这个词（只有一次用于标题），而是代之以“大法”（Die Groβe Methode）。在他的《易经》中单是以“大法”命名的散文，就有十篇之多，如《论大法》、《何时产生大法》、《大法的差别律》等。
东方智慧带来的“思维体操”
布莱希特研习和吸纳中国古代哲学，并把自己的心得运用于文学创作，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热情。他最初接触《道德经》时，立刻被其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大道废，有仁义”、福祸相依、柔能克坚等辩证的思维方式所倾倒。墨子“断指存腕”这样的辩证法思想，一再成为他剧本表现的主题，曾经在评论界引起不同解读和热议。他在与朋友交谈时，也常常用“予子冠履，断子手足”这样的比喻，表达他对事物的取舍。
在他的剧目《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庄子·盗跖》对“忠信廉义”的批判、《庄子·人间世》“材之患”的脱身之术等中国哲学元素，并产生了令人瞠目的艺术效果。剧本初次上演，便让那些不熟悉中国哲学、习惯于西方美学理论的评论家，立即经受了一场陌生艺术思维方式的冲击。《易经》里的“身退道不退”、“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思想，启发他创作了《赫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伽利略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等优秀剧作。正如他的音乐家朋友汉斯·艾斯勒说的那样，中国哲学为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启发”，这使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哲理趣味、耐人寻味的东方智慧，给酷爱哲学的德国观众提供了许多思维愉悦和审美享受。他的散文集《易经》就是这样的作品，被学术界誉为“思维体操”。
注释
[1]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6日第36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