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过的文章中，没有谁像鲁迅一样是写人生孤寂的高手。1922年12月，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1924年9月，他又在《野草·秋夜》一文中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两段话，第一段记鲁迅1912至1919年孤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情形。那时，他在北京的文化圈里还没有什么名声，每天除了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当差，就是闭门“钞古碑”打发时光。青灯古卷，槐蚕掠颈，这样的暗夜配上20世纪初北京城里静到死寂的胡同，其中浸润的人生况味又岂是一个“孤寂”所可尽及！第二段是他在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院居住时看到的墙外之景。那时，他刚刚与周作人夫妇起了大冲突，不得不从新街口八道湾搬出，另觅新居。这个新居的周边风物，在秋天灰暗的天空下已显现出无尽的落寞和萧瑟，再配上作者当时冷如霜凝的心境，大概那孤寂已固化成铁石般的冷峻了。所以，新居墙外，原本无限展开的世界，均按照一种极简主义原则向两棵枣树聚集——“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似乎除了枝叶嶙峋的枣树在无聊地自相重复外，观者的目光已在这个寂寥的城市失去任何凭依了。
同一个时代，同一座京城，朱自清看到的是什刹海拂地的绿杨和清华园里波碧凝痕的荷塘，郁达夫想起的是陶然亭的芦花和钓鱼台的柳影，而鲁迅注意到的则是绍兴会馆里缢死过女人的国槐以及阜城门内枝叶脱尽的枣树。由此可见，世间风景，虽然大自然不择贤愚一概慷慨地给予，但每个人却往往会因为不同的个性、气质及种种的人生际遇，而在心中显现出千姿百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意味着，在观者眼中，自然从来不可能呈现出它的实相，而只可能是一种主观心灵的映象。或者说，人的心灵像一面镜子，它映照着世界，世界也因为它的映照而成为人心灵的表征。
在为这本书写的“前言”中，我之所以开头就以较多的篇幅谈鲁迅的孤寂问题，原因在于许多年来，我总感觉自己中年之后的迁徙路线及心灵体验，与百年前的鲁迅有着冥然的暗合。2007年，由于工作上遇到瓶颈等诸多原因，我彻底告别中原古城移居北京。面对这个巨无霸般的首善之都和仅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新单位，内心的疏离、陌生以及由此带来的无言的孤寂，总时时会对人的心灵产生致命的重击。唯一不同的是，鲁迅是一个性情孤高的勇者，在“钞古碑”之余，他呐喊，他彷徨，他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力让生命像野草一样茂盛生长。而我，则至多也就在侍弄一些古人无聊的美论、艺论之外，弹弄几曲朝花夕拾类的浅吟低唱罢了。
这本书收录的散文或随笔，正是本人2007年至2012年写就的“浅吟低唱”之作。通读此书的有慧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品读出我在这六年之间的情感及思想递变，以及对种种世相人生婉转而深富意味的阐明。从最初的茫然惶惑到后来的淡定明朗，大致可以勾画出一条我对北京这座古城渐生归属感的心路历程。这中间，我和鲁迅相同的是跨越百年也永难祛除的孤寂，不同的则是我对人生的温暖和美好抱有更多的信仰和渴望。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信仰在，我在文中对周围世界抱有更多的善意。有时虽不惮于批评，但更多的时候，则是要在幽然一笑中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肯定和同情。
今天，就职业而言，我在大学的哲学系里做专业理论研究，但业余时间，却一直对自由而散漫的文人式写作未能忘情。记得1982年，我在故乡小县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自此以后，对诗的热爱就没有断绝过。但是，自大学时代起，我逐渐感觉到诗的表达极易使人陷入一种语言和意象的重复，让人厌倦而无法脱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开始转入美学理论的研习。至1998年，又进一步感觉要说清美学问题，并不是美学理论自身可以做到的，而必须诉诸哲学。这是我后来逐步转向哲学的原因。但同样让人遗憾的是，哲学可以讲清美学的问题，但它过于专业的话语却难以给人的情感带来抚慰，或为太过单调枯燥的生活点缀出些许的暖意和亮色。易言之，它可以支撑起研究者的专业工作，但如果想借此使日常生活变得滋润、变得温暖，那一定是大错特错。
正是因此，20余年来，我一直采用一种复调式的方法来经营自己的文字世界。一种是基于哲学的公共式写作，它意在用纯粹思辨或考据解决重大的美学理论问题，像《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庄禅与中国诗学精神》等著作，可归于此类。另一种则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私人式写作，它意在为脆弱而短暂的生命留下一些有迹可寻的印记，并让人借此体验人性的温暖。像《欲望的倾向》，看似学术，其实暗含着我青春时代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诸多迷惑；《太初有言》，则直接是家中小儿的幼年成长记录。现在行将出版的这本，无论涉及居家还是远行，无论风格淡然还是幽默，都是作者居京生涯的所闻所见所感，属于作者的私体验。如果它的格调仍然是美学的，那么我愿意将它称为一种专为自己写就的美学编年小史。同时，该书无论写职业、写生活、写自然，都不是对日常经验的客观记录，而是心灵的镜像形式。或者说，这个带有私人纪年性质的作品，写的是作者心灵镜像中的流年，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际酬唱，迎来送往，这也是该书被命名为“镜像与流年”的原因。
文人没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他的历史就是一个经年累月的孤寂不断被重复的历史。他愈是耽于写作，就愈要把自己深埋在一所几近与世隔离的房子里，去静静经营他用文字构建的精神世界。这大概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象牙塔中人吧。但是我一直认为，在每一个时代，无论它多么喧嚣，多么凡俗，都还需要一些精神的象牙去为人剔去污垢、洞开心灵。这本书如果尚未达到这一目标，我也愿意在此后的岁月中继续努力做到。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贾静和赵雯婧女士，是她们不懈的努力和辛苦劳作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前者长年在外出差，使我能够成功独占家庭空间，这对一个写作者是重要的；后者则每天11点按时入眠，给我腾出了夜半自由驰骋心灵的时间。有人说，上帝从你身边拿走多少，就会用另一种方式给你多少。这是可信的。我愿意将这本小书视为上帝在夺走诸多人生欢愉之后的变相给予！
刘成纪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寓所
2014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