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重复计算和价值转移问题影响了双边贸易利益的识别。在多区域投入产出框架下，文章拓展了双边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模型，从总量、国别、产业三个层面解构了1995年至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结论表明：（1）平均而言，中美出口额的23%、进口额的13%、贸易差额的25%是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转移创造的，多边贸易利益已深度融入双边贸易格局；（2）中美双方在2011年互为最重要的中间要素支持国，双边贸易互补性增强，贸易利益相互交织程度增加；（3）中国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增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特别是电子及光学设备等主要顺差的产业，国外贡献率高达33%，而服务产品部门基本呈现逆差状态。所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构建自由开放的外贸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而中国亟需提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含量。
一、引言
贸易利益作为贸易产生的起点和理论分析的落脚点，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从事国际贸易的根本诉求，其大小对于选择国际分工模式、参与商务争端谈判和调整贸易政策至关重要。然而，在当前生产网络全球化背景下，以总值为统计口径的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并不能有效地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出口额3960亿美元、进口额1590亿美元，中国和美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顺差额2370亿美元，占中国总顺差的62%，贸易失衡状况十分严重，也因此招致双边贸易摩擦和商务争端不断。2014年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其中多数产品被裁定征收高额惩罚性税率，同期还发起了12起“337”调查，由于诉讼费用高昂，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和解甚至退出美国市场。
所以，基于增加值视角重新解构中美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的价值来源和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但可以剔除“贸易折返”和“贸易转移”的价值成分，有效识别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中的本国价值总规模和出口盈利能力，为理解双边贸易利益提供更为客观的依据，还可以分析两国对外贸易的国别价值来源和行业结构来源，为双边贸易争端谈判和中国贸易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
二、文献综述
总值统计口径的弊端已为学者们所广泛认同，中美由于巨大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调整。Fung等（2001）认为，中、美两国在进出口价格统计方式中国统计出口时采用FOB价格、进口采用CIF价格；而美国统计出口时采用FAS价格、进口采用FOB价格。上的不一致对双边贸易失衡有重要影响，而两国对于香港地区转口贸易的统计归属差异《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第二阶段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中，自香港和其他地区的转口贸易是导致统计差异的重要因素。放大了双边贸易失衡规模。海关统计差额主要是基于货物贸易，如果考虑到美国在服务贸易上的巨大优势，则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额会大幅缩小。但是，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对华禁售政策加剧了双边贸易失衡度。
目前而言，增加值视角成为研究贸易利益的主流方法。本文的主要特点在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依据1995年至2011年WIOD数据，通过拓展Koopman等模型解构中美双边贸易的总值来源及其归宿、国别价值来源、产业价值来源，在此基础上分析贸易失衡的结构特征，进一步明晰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三、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解构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产品的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在多个国家间完成和实现，贸易利益的识别就不能依赖于总值进出口额，而必须建立在增加值的视角上，其国别分配也不再局限于交易国双方，而必须考虑第三国的影响。本部分将基于GVC分解的视角，从总量、国别、产业三个层面解构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一）中国对美国出口额GVC分解
1995年至201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快速增长，自416亿美元增加到4128.4亿美元，年均增长15.4%，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样本期间，中国国内增加值率呈现“U”型轨迹，由1995年的82.4%下降为2005年的72.3%，达到最低值后开始反弹，至2011年为77.1%，这表明对外开放之初，中美单位商品和服务出口的获利能力急剧下降，国外要素的投入占比大幅增加，而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增加，国内要素竞争能力开始提升，出口国内要素占比也有所增加。
从总量层面解构出口国外增加值国别来源发现：首先，中美出口额的国外增加值率整体保持上升态势，在1995年至2005年间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2011年比重达到22.9%；17年间平均而言，中美出口额的21%是由国外要素贡献的价值。这表明，以“总值”口径来统计中美出口额显著高估了真实水平。其次，国外增加值的主要来源，2008年之前是日本，之后变为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第二大受益者就是美国自身。再次，中美出口额的不断增长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距离较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利好影响最大，但其所占比重有小幅下降；而对于距离较远的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带动作用却不断增强，至2011年已与东亚诸国规模相当。这反映了中美出口规模的扩大已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入，逐渐从最佳国外市场寻求技术、资源及其他中间要素。最后，值得说明的是，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外贸政策，贸易壁垒的提高也限制了国外中间要素的进口。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首先，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美贸易已不单是两国的利益关系，而是伴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利益更大幅度的参与，因而，双边贸易谈判必须顾及多边贸易利益的客观存在，而增加值口径有助于利益关系的厘清与界定。其次，国外增加值占比的增加说明中国外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感应力都在增强，中国有义务建立和维护有利于外贸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尤其是周边贸易环境，这符合各国的整体利益。再者，中国传统优势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并没有如总值出口额显示的那么有竞争力，许多高增加值率的关键要素还必须依赖进口，这不符合中国的贸易利益，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是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多数服务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低，而服务业国内价值投入比重较高，因而有必要成为重点发展的方向。最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各国应努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改革，通过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支持、信息通讯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创造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更好环境。
